防止有人打著“幸福、尊嚴、公正、和諧”的旗號渾水摸魚

李定凱（2010.3.8）　　

一、實事求是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里說了一句很有抒情散文韻味，很能讓人動情的話：“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從報紙和電視節目中可以看到，這句話當時在會場里就激起了熱烈的掌聲，發表后更是博得了中外各色人等的如潮好評。　　

實際上，當前中國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并不那么幸福，活得并不太有尊嚴，社會上還有許多不公正，不和諧的現象時常發生。對此，重要的是如何使不幸福變得比較幸福，使缺少尊嚴變得比較體面，使不公正得到糾正，使不和諧得到遏制。如果基本的“幸福、尊嚴、公正、和諧”還沒有做到，卻侈談什么“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更加公正”、“更加和諧”，豈不是舍近而求遠，向公眾描繪著水中月鏡中花？比如：　　

關于“幸福”  ——　　

幾千萬被下崗、買斷、失業的原“4050”國企職工和他們的家庭生活還很拮據。　　

上億的農民工離鄉別土外出打工，他們年長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留守故土，億萬人民難團圓使各個年齡段的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　　

就學、醫療、住房仍是許多城鄉居民家庭經濟支出的沉重負擔。　　

億萬中小學生被考試、分數壓得直不起腰來，睡眠不足，缺少快樂，成百上千萬大學生難過就業關。　　

……　　

關于“尊嚴” ——　　

我們的大中小城市里都有為數不少的老中青少流浪乞討者。　　

純粹和變相的賣淫（新潮精英們稱之為“性工作者”的職業）、賭博、吸毒和販毒這些社會的毒瘤還在擴散。　　

童工、黑磚窯現象并沒有絕跡。　　

在許多私營企業里，“8小時工作制”依然是雇傭勞動者的神話。　　

在高房價的重壓下，許多向往“小資生活”的“白領”們被無情地拋入了“蝸居”、“房奴”、“蟻族”的行列。　　

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中的資源和勞動密集型企業，耗費著有限的本土資源，破壞著脆弱的本土環境，勞動者集體充當著發達國家的“打工仔”角色，而經濟利潤、資源和環境紅利卻被跨國公司拿走了。　　

中國作為一個對世界負責的主權大國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卻屢屢受到美國當局向臺灣售武、支持達賴藏獨勢力一類的欺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　　

關于“公正” ——　　

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加劇，我國高低收入兩個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費能力長期不振的同時，我國的奢侈品消費近兩年卻年均增長22%，升至世界第二。　　

農村經濟繼續相對滑坡，2009年城市和農村的人均收入差距達到了新中國歷史的最大值3.33倍。　　

男女同工不同酬，甚至女大學生的就業都比男大學生困難。　　

司法公正也是一件讓人頭疼的事，像重慶那樣打擊黑惡勢力，特別是黑惡勢力在司法界的保護傘，在全國仿佛是一個孤例。　　

在此我想特別強調一件政治上不公正的事，就是長期推銷新自由主義、鼓吹民主社會主義和普世價值的某方報系、某某春秋、某某衛視在中國大陸暢行無阻，而堅持宣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對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中流》、《真理的追求》卻被粗暴、蠻橫地查封，這個天大的錯誤和冤案，至今尚未糾正。這能算“每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權利，國家要保護每個人的自由和人權。無論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嗎？照此下去，怎么“讓人民批評政府、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　　

關于“和諧” ——　　

至今，官員、企業高管中的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的痼疾還沒有治愈的良方，嚴重損害著黨和政府的威信，削弱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維穩”仍是各級黨和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國企改制、農村占地、城市拆遷、訴訟不公、突發事件等引起的罷工、維權、上訪時有發生，引起社會的不安。　　

假冒騙詐成為社會公害，甚至知識界、學術界也造假成風，導致斯文掃地，社會道德水準大面積滑坡。　　

……　　

以上只是我隨便想到的在“幸福、尊嚴、公正、和諧”方面一些突出的矛盾現象，這些現象已經存在多年了！人民迫切要求盡快緩解和解決這些矛盾，他們急需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　　

二、防止有人利用“幸福、尊嚴、公正、和諧”的說辭渾水摸魚　　

從這幾天關于人大會議的輿論報道看，有人企圖利用溫家寶總理有關社會公平和“分蛋糕”的提法把人們（尤其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視線和注意力，甚至是黨和政府的決策引上錯誤的方向。這些人打出了兩張牌，一張是抨擊國企的“壟斷”，另一張是聲討現行的城鄉戶籍政策。而他們的這些招數，不過是他們歷來推進的攻克國企最后“堡壘”，擴大私有化和乘隙埋下社會不穩定的種子，使政府喪失執政能力的故伎重演。　　

關于第一張牌。　　

新聞輿論在報道兩會代表和委員討論平抑社會分配不公時，只強調銀行、電信、能源等壟斷性國企對公共資源的占有和工資總額及水平的偏高，而對大量的私有制企業對本屬全民所有的資源的占有和資本家對雇傭勞動者的超額剝削卻諱莫如深，三緘其口。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人文科學學院的蔡繼明教授說，更必要的是打破壟斷，讓民間資本進入不該由政府壟斷的行業，通過行業之間的競爭，工資水平自然會逐漸趨于平衡合理。眾所周知，通過30年的市場化改革，我國的大部分國民經濟領域，第一產業如農、林、牧、副、漁和食品，第二產業如機械制造、鋼鐵冶金、煤炭、電子電器、新能源、家用電器、日用化工、造紙、服裝紡織、房地產，第三產業如商業貿易、公路交通、餐飲、酒店、旅游、文化演出早已走向了市場化，不存在國家壟斷了。具有實際意義的國家壟斷性質的少數幾個領域僅有金融、電信、電力、石油、天然氣、石油化工、鐵路、民航、國防工業、教育、醫療和體育等。在這些具有國家壟斷性質的領域，只有金融、電信、電力（電網部分）、石油、天然氣、石油化工幾個部門有顯著的盈利；而電力（電源部分）、鐵路、民航則盈虧不定，隨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起伏；至于國防工業、教育、醫療和體育則需要國家大量的財政投入。統計數據表明，在我國的企業數量、GDP產出、勞動力就業人數，甚至實收資本方面，私有制成分都超過了公有制成分。誠然，在國有制企業中，確實存在官僚資本化的傾向，如全民財產的部門化，企業管理層脫離廣大職工的高薪化，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亟待扭轉。但這不是貧富分化，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私有化。　　

過去的一二十年間，我國的GDP越增越多，經濟“蛋糕”越做越大，與其并行的是國有經濟的“抓大放小”、“國退民進”（實際上是公退私進），同時造成了國民收入的相對萎縮和勞動者的相對貧困。據報載，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的GDP增長了15.4倍，而城鄉居民人均（高、中、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僅分別增長了8.1倍和6.3倍；從1992年到2007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68.6%下降到52.3%；從1995年到2007年，我國勞動者占有的報酬比例從51.4%下降到39.7%。這說明，在國民經濟私有化的背景下，“蛋糕”雖然大了 —— 這不是私有化的功勞，而是生產力提高和社會財富累積增長的效應 —— 普通勞動者和居民分得的那份卻相對小了，這再次證明了馬克思的在資本統治下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的正確性。　　

那些反對國有企業對公共資源“壟斷”的人們，一方面否認這種“壟斷”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人民大多數對集體資源的合理占有，另一方面就是在肯定少數私有的資本家群體對集體資源的不合理占有。被媒體頌揚的“‘猛開’的鄂爾多斯”（見2010年2月23日《文摘報》轉引的《新周刊》2010年第一期文章），從1993年到2000年，全市180家國企一個不留地“完成改制”，全部蛻化為“民營企業”，政府完全、徹底地“退出市場”（沒有國有資產可以管理了）。這些“民營企業”實際上占有了8.7萬平方公里鄂爾多斯土地上巨大的“羊（絨）、煤、（稀）土”資源，這些資源本應屬于國家（全民）所有，結果卻成了各路商人（包括過萬溫州商人）和資本口中的肥肉，從而造就了全球頂尖建筑師要云集鄂爾多斯為富人設計并建造100棟別墅，成就鄂爾多斯“迪拜夢”的奇觀，也造就了一批當日飛行往返于鄂爾多斯和北京之間購物的億萬富翁。作為反襯，在不足150萬人口的鄂爾多斯，城鎮居民人均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不過大約1600元，只比全國平均數高出300元，農村居民的收入恐怕就更少了；2009年，鄂爾多斯市政府令人害羞地扶持了6500個貧困戶，約20000人口，還有多少貧困人口等待扶助則不得而知。在由資本決定的規則下，巨大的“蛋糕”怎么切，可不是由窮人說了算的！還有一個說明資本力量的例子。近日，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臺興房產公司董事長王超斌“自拆別墅建‘民間限價房’”被傳為佳話。這位億萬富翁，為了響應溫總理的號召，決心“身上流著道德的血液”，拆掉了離鄭州火車站、長途客運站都不遠的占地30畝的私家別墅，在原地建起了3棟31層、共1596套、總建筑面積16萬平方米的“限價樓”，以低于該地段商品房的市價出售，因此博得一片喝彩聲。可是我們從另一方面想，這位王委員當初占有的供自己和家人享用的可是1596戶的住房土地資源啊！憑什么呢？不就是握有資本的力量嗎？現在他不花土地費，在“自己的”30畝地上蓋上“限價房”，售樓收入高達6億多人民幣，錢生錢，利滾利，這個生意做得合算啊！道德的血液也流了，存在銀行里的資本更多了，社會地位和名聲更高了，可以把更有利于房地產開發商的提案“親手遞交”給溫總理了，多么好的皆大歡喜呀！　　

至于說競爭可以使工資水平自然地逐漸趨于平衡合理，出自社會學者之口，不可能是無知，只可能是有意欺騙。現實告訴人們，競爭只能導致勞動者工資的低平均化。珠江三角洲十幾年來經濟大發展，競爭白熱化，可是農民工的工資實際上所增無幾。在我國，有些大學本科生面對競爭就業崗位的殘酷現實，不得不靠“零工資”來積累就業必須的“工作經驗”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調節社會收入差距，保障社會福利，要靠征收高所得稅、累進稅和遺產稅，而不是僅僅靠競爭機制。　　

總之，精英們的反對“壟斷”云云，不過是要求深化國企私有化的借口而已。　　

關于第二張牌。　　

長期以來，自由派人士為了否定計劃經濟和國家工業化的政策，完全不顧新中國在建國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人口的大多數生活在農村，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和農村生產力低下的現實，以人權和平等為幌子，攻擊 50、60年代實行的所謂“二元戶口政策”，挑撥農民與黨和政府的關系。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農業國家要順利實現大部分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非有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不可。這個過程是和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過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為發展老城市、建立新城市提供了物質和文化基礎，從而為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向城市轉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向城市的轉移速度也受到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程度的制約。試想，在一個工業基礎極為薄弱的國家，如果大量的農村人口無序、無節制地流向數量少的城市，怎么能保障他們有充分和有質量的就業、居住、生活、交通、接受教育、接受醫療的條件？如果那樣，產生大量的城市貧民窟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我國目前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力的條件下，也不可能讓大部分農村人口都轉移到城市從事生產和生活。不應忘記，我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國家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才能達到總體的小康水平，現實的國力水平不允許不切實際的快速城市化。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地區差別必然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說什么“確保所有人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待遇”之類的昏話，是想討好輿論嗎？是想籠絡人心嗎？多了不說，即使要“確保”全國現有的在城市勞動謀生的全體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女都享有和所在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和待遇”，我以為許多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很快就會在不堪重負下垮臺！理性的戶籍政策還是要統籌兼顧、循序漸進，引導和幫助農村勞動力和人口離土不遠離鄉，認真總結和推廣江蘇華西村、河南南街村和劉莊、山西大寨村、四川寶山村、河北周家莊等自主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先進典型，才能逐步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以至最終解決“二元戶籍問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