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資改派，清晰的路線圖　　

位卑未敢忘憂國　　

前些日子，對山東相對貧困地區的農村和城市中部分國企由盛到衰的歷程做了些調查，很多內容可謂觸目驚心。這些由親歷者口述出來的信息，一方面印證了我近兩年來在網絡上所閱讀的左翼文章的客觀可靠，另一方面結合著農村和城市的漸次變化，我得出了一個駭人的結論。　　

這個結論的直接由來是在聽一個原濟南火柴廠的老職工的口述時產生的。這個老人曾經是濟南火柴廠的某位領導，并在企業倒閉后帶領工人上訪十余年。他親口訴說了這樣的事實：作為亞洲甚至世界最大的濟南火柴廠是被人為搞垮的。為什么說是人為的呢？因為火柴廠在88年之前效益很好，每年的合同金額很輕松就可以達到上千萬美金。但是火柴廠的位置是濟南市區的黃金地段，有好多家單位都想吃這塊肥肉，比如渤海集團（姜春　云的　夫人李月娥為其終身董事長）、濟南鋼鐵廠、人民商場等。市政府曾對赴任火柴廠的書記明言“你上任的任務就是把火柴廠搞垮，搞垮了你就到北交熱電當書記，沒搞垮你就下臺走人”，還曾對赴任的副廠長也如此交代，只不過搞垮后會給他安置到某個研究所當所長。最終這個廠93年被當時僅7個人的皮包公司渤海集團吃掉了。　　

那一天我所接觸的另一個老國企濟南水泥廠在被賣掉之前也是效益很好的企業，利稅在濟南市名列前茅，只不過是在所謂“藍天工程”的名義下被強行遷建了。所謂遷建，按道理應選好新建的廠址并做了必要的建設工作之后才可以動遷。孰料濟南水泥廠的遷建卻是被賣掉被兼并的結局。　　

這不禁讓我想起在農村調查得來的信息。好多農村的包產到戶其實在基層是被堅決反對和抵制的，所以很長時間沒有分田，直到上級下了行政命令：要么把田分了要么換人。而我所調查的淄博淄川區東下冊村據稱是周圍實行包產到戶最晚的村子，因為當時集體搞得很紅火，勞動日已達一元多，機械化、水利化、副業等都已具雛形，單干風是被干部群眾堅決抵制的。　　

如此明顯荒謬的事情為何成為了現實？把火柴廠搞垮符合誰的利益呢？只要神經和智力正常的人都會明白，這不符合國家的利益，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工人的利益，也不符合正直的負責任的各級官員的利益。若講符合，它只能符合那些腐敗的貪官污吏的利益，符合國內外一切反動派的利益，服從于要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搞垮、把共產黨搞垮、把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置于中外反動統治奴役剝削的目的。　　

所以，在結束了對這些工人的調查后，綜合我頭腦中已經有所認知的資改的歷程，我產生了一個大膽的結論：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后，中國的所謂私有化市場化，是行走在一條清晰可見的毀滅社會主義復辟最黑暗的封建資本主義的路線圖上。資改派的確高明無比！　　

不是嗎？讓我們站在資改的起點，試以毀滅社會主義復辟封建性資本主義為根本目標，再現我們的資改進程。　　

農村的復辟之路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村經歷了土地革命后，耕者有其田的夢想已經成為現實。但是怎樣保住勝利的果實使農村不再出現貧富分化、不再出現新的地主階級、不再出現失地農民呢？在正確的革命政策落實的地方，農民或自發或被順利引導而組織起來，從換工組到互助組，從低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終于使土地這個最核心的生產資料歸于集體所有，集體化的道路是一切有識之士也是一切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對待農業的共識。　　

然而，農民的小私有者意識也是最根深蒂固的，所以必須歷經長期的建設時期，以集體化農業發展取得的相對于小農經濟不容置疑的成就來使農民逐步轉變私有觀念，從而確立農業集體化的穩固基礎，并通過水利化、機械化、電氣化等一切措施提高勞動生產率，解放大批農業勞動力，形成農業產業工人化，集體所有制最終轉向全民所有制。農民這個階級最終變成工人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的發展道路是真正社會主義的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必不可少的一個步驟。　　

可是，我國建國后的農業發展，不能夠按部就班的如此發展。因為始終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解決路線問題，因此政治運動就必不可免。而廣大農村的發展也因其領導人的思想狀況、政治傾向而各有差異。所以，在之前，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廣大農村，發展的好的、中等的、發展的不好的都各占三分之一。但是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無可置疑快速發展的農業基礎，并且大力推行的政治教育，使集體化的道路基本上為絕大多數民眾所接受。　　

到1978年，人民公社存在整20年，人們接受的集體主義教育盡管有一定基礎但還遠未將舊有的私有觀念清除殆盡；農村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存在相當大的影響力，并通過各種手段和不良作風敗壞農民的積極性和對集體化道路的認同；新中國的建設時期太短，工業化的積累是依靠剝奪農業實現的，所以盡管農業在快速發展，但農民的生活沒有相應得到改善，老百姓沒有看到集體化道路帶給自己切身利益的明顯益處；集體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還處在并存時期，農民還有一定數量的自留地自留園；等等。凡此種種，對于復辟者而言，農村是一個社會主義力量相對薄弱的環節，所以，他們的首要目標是對農村的復辟。　　

但是，集體化下的農村，農民還是被組織起來的，以生產隊為基層單位實行集體勞作，公私是分明的。要搞復辟，必須解散集體所有制，才能把被組織起來的農民分散成一個個的個體。　　

所以，包產到戶必須推行。因為衡量要不要集體化的的標準不是以農業的健康發展為標準，而是以怎樣有利于復辟為標準。于是，人民公社農業搞得不好的要推行，經過實踐證明人民公社的集體化農業道路是正確的也要推行。明著來的政策文件人民可能不答應，那就依靠強權來口頭的、暗示的，直到要么分田要么換人（撤職），使包產到戶推到全國（1982年），并徹底瓦解了人民公社（1984年）。　　

包產到戶對農業的發展危害是巨大的。它終止了已在廣大農村開始起步的機械化進程，使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至今，轟轟烈烈的農田水利建設被拋棄，適用于集體的揚水站、氨水池等水肥設施逐漸失修或荒廢。無數山林被強行開荒，濫砍亂伐肆虐，農林牧副漁協調發展的大農業變成了只顧眼前私利的生態災難。　　

包產到戶對農業發展短期內并不會讓老百姓見到巨大的利益。怎樣才能讓農民心甘情愿的走上這條不歸路呢？　　

資改派們的確高明，他們深知小農意識的短視，于是用眼前利益來收買人心。從1977年起，國家采取了大量進口糧食的政策。1977—1983年年平均進口104．　　5億公斤　　，是建國以來的最高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糧食統購價從1979年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再加價50％，糧食征購指標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穩定在1975年的基礎上并減少25億公斤。　　

這個政策對農民的實際生活的確是好啊。此前征購較高，余糧較少（深挖洞廣積糧了嘛），現在自己家里的余糧不夠就少交點，先攢夠能應付災荒年景的余糧再多銷糧。價格上漲的幅度這么大，糧食賣掉之后手里的錢自然要多好多，農民心里真是樂開了花，資改派的政策真是好啊！感謝資改派！讓我們生活一下子變的好了！　　

然而，國家的代價呢？農民兄弟不會去算這筆帳。這實際上是國家把用于長遠發展的資金直接向農民發放，從而造成資金短缺（此前或同步進行的還有大幅度提高企事業單位職工工資，大肆修建樓堂館所，落實歷次運動中所謂冤假錯案及資本家的待遇和補償等），影響了國家工業化的健康發展，并產生了內外債。1968年我國以往國債本息還清后，一直到1981年國家再沒有發行國內公債。 1981年以后，我國開始每年發行國債。外債的第一批日元貸款正是從1979年開始的。　　

集體化道路時期，基層政權通過公社、生產隊等各種組織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政治學習、農田水利建設，空余時間還可以進行健康的文化娛樂活動。包產到戶之后的農閑季節，此類公共活動逐漸消失，初步形成的集體主義覺悟被空閑的時間渙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賭博、封建迷信、以及桃色新聞的層出不窮。農民重又變成了一個個的沙子。　　

包產到戶之后，農村的貧富分化成為必然，而政府對萬元戶等致富者的大力宣傳，使曾經付出艱苦努力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走向瓦解，致富、掙錢成為目標，一切向錢看成為共識。人的私欲就此成功復活了。　　

貧富分化中的富裕者，在完成了資本積累后必然要走向發展資本主義，而要發展資本主義必然要雇傭剝削勞動力。這對于有著二十多年社會主義教育的中國人而言實在是個不可接受的事物。怎么辦？　　

　　1981年5月29日　　，《人民日報》發表《關于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介紹陳志雄承包集體魚塘并雇工的情況，展開了歷時三個月的討論，最后一篇帶有總結性的文章《進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經濟》認為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剝削，因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勞多得，是無可非議的”。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經濟學家林子力，從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算例推出結論：“八個人以下就叫做請幫手，八個人以上就叫雇工，八個人以下不算剝削。”由此，中央當時就出臺文件，規定家庭專業戶、個體經營戶，雇工不能超過八個，超過八個就要限制。1987年，在中央5號文件中去掉了對雇工數量的限制，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徹底放開。1988年6月，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對私營企業的活動作了法律規范，而與之相伴隨的雇工自然也合法化，獲得了“準生證”。從此共產黨在中國堂而皇之的表明不是為消滅階級和剝削而奮斗而是恰恰相反。　　

另一方面，失去了集體的農民，也就失去了養老、醫療以及地方健康發展的切實保障（農閑時期的集體勞作是原始投入，其成效是在日后逐漸顯現的，取消之后這種利益也就取消了；而且集體化時期農村基層普遍出現了社辦企業，消化富余勞動力；集體化農村的福利保障也已經形成并日漸加強，如赤腳醫生的合作化醫療，五保政策，教育的投入等），一切只能從承包土地里的莊稼獲取，而農作物在改革開放后日益變成了市場定價，在國際資本運作下的國際糧價日益形成對發展中國家的擠壓（他們依靠對本國農業的大額補貼維持農產品低價，增強競爭力和壟斷市場），僅僅依靠糧食生產已經不能保證正常的生活，所以農民工、小姐等等就從農村走出來了。　　

就這樣，我們看到了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農村一步步被資改派引領走向了一個小農經濟的、貧富分化持續發展的、城鄉差距日益擴大的、衰敗的農村，其封建性和資本主義是共生的。　　

現在我們再來回顧毛主席(1958年)在井岡山和當時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談話，會產生怎樣的感嘆？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毛主席還說：“事情不是那么簡單，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　　

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正如主席在臨終那年說的：“永不翻案靠不住，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改也難，走資派還在走”。資改派們依然在做毛主席的學生，規規矩矩的做一個人民的反面教員，讓勞動人民以沉重的代價去深刻領悟主席的預言。　　

城市的復辟之路　　

一、把持話語權進行思想輿論方面的嚴格控制　　

農村相對于城市，政治運動的深入和普及程度還是要低很多，而且封建性的宗族觀念還依然起作用，文革時期的運動并沒有在根本上沖擊農村的大多數當權派而流于形式。但城市就不同，作為國家行政管理的主體，各級城市是各級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工業交通及經濟中心，因此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爭就極為激烈，城市人民群眾對文革、對兩條道路斗爭的理解也更為深刻。所以，要想在城市范圍內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必須首先淡化并逐漸瓦解人們的社會主義思想認識和政治熱情。　　

對于資改派而言，他們也有著強大的力量和一定優勢。文革的斗爭對象——官僚集團，并沒有喪失陣地尤其牢牢掌握著軍權；人民并沒有看到走資派的真面目，也就很難領會文革的進步意義和必要性，而且，在歷經十年之久的頻繁的政治運動之后，普遍產生了疲憊甚至反感，期盼過一種安定的生活。　　

所以，在以一種保持安定的面目出現后，贏得了當時人民的一片歡呼，也就贏得了輿論上的主動。所謂的安定就是再也不搞什么政治運動了。不搞運動，其實就是要人民遠離政治不問政治。不搞運動，就是要強化官僚集團的利益，阻止人民通過運動來監督并清算官僚集團的非法行為。　　

但長期以來的政治教育，形成了人民關心政治的習慣和敏感性，怎么辦？看看毛主席逝世后的歷史就可以看到他們做得多么高明。　　

他們首先是把毛主席的核心力量打掉。然后，那些真正理解，并有能力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各級干部，都被以所謂清理三種人的方式徹底終結了政治生命，并形成了一種政治高壓——只要在實質上堅持革命思想的就被打擊為毛主席余孽，永不續用。這樣革命群眾就失去了主心骨，成了一盤散沙了。　　

接下來，強化勞動紀律和規章制度，強化領導的權威性，弱化普通職工參與國家和企事業管理的民主權利。邊緣化工會、共青團的作用使其成為黨政的附屬物甚至擺設，使普通職工失去表達意愿的重要平臺。　　

大幅度提高職工工資，鼓勵計件工資制，以獎金等手段實行物質刺激，使廣大職工得到眼前利益，穩定了民心，爭取了政治上的支持和主動。　　

一箭雙雕改變知青政策。停止知青下鄉，并實行知青返城。一方面給當時的華國鋒出了大難題造成大量失業，一方面以關心知青解決知青實際困難的面目繼續贏得人心。知青返城后，一定程度上使知青人數多的城市短期內出現社會秩序混亂、勞動生產率下降、社會問題集中出現等現象。結合政治路線的轉變，信仰的初步缺失，自由化的逐漸彌漫，給此后的嚴打埋下伏筆。　　

嚴打，86尤其xx，使人民在事實上徹底接受了過問政治的教訓，從此一心聽從強權，追逐個人的利益。　　

要達到人們在政治上的麻木和混亂，就必須否定原先的毛澤東時代的思想觀念，同時宣揚有利于資改派復辟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所以，在輿論宣傳上，明暗結合，進行了非毛化和西方民主化的思想戰役。　　

在思想控制取得成效后，就開始了洗腦運動。首當其沖的是非毛化，就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晚年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探索，否定毛主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偉大功績，顛覆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為此，他們精心組織炮制了張志新平反，鼓勵各種文學刊物登載傷痕文學、回憶錄等攻擊文革，并把反右擴大化、大躍進時期浮夸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種種錯誤大量栽贓毛澤東，同時污蔑文革時期是崩潰是倒退是浩劫。這場戰役資改派們是相當成功的。　　

在教育方面，表面上依然讓學生從小就接觸和學習馬克思主義，但剔除了其中的靈魂，只剩下枯燥、呆板和教條，讓學生從心里反感和厭惡。與此同時開始大量謳歌西方，西方的社會秩序、生活質量、民主自由，讓學生從小時候起就向往西方崇尚西方。　　

在文藝方面，全面否定無產階級文藝的方向，扶持縱容飽含資產階級腐蝕力的文藝占領文藝陣地。如，宣揚愛情至上和肉欲的小說、歌曲，宣揚封建思想和個人至上的影視劇，宣揚無視歷史真實為蔣介石及帝國主義唱贊歌的歷史題材文藝作品等。　　

這場戰役打下來，老百姓的思想徹底混亂，信仰崩潰，毛澤東時代世界首屈一指的民族凝聚力被瓦解了。　　

二、組織戰線——培養官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　　

對資改派而言，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人民中國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是一場艱難的長征。毛主席講，政治路線確立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對于反革命事業亦然。所以，他們要建立自己的最可依賴的干部主力軍。　　

這支隊伍的第一部分，是中國革命的元老派，是那些沒有進化到社會主義革命狀態的民主革命者，這些人不理解或者盡管有一定理解但不接受文化大革命，他們因其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巨大貢獻，在黨和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這些人很多在文革中受沖擊。資改派以平反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為名，恢復其權位，并落實各項政策，補發工資及相關待遇，并輔以高標準的住房（大建樓堂館所的一部分）等，使其與資改派結成利益統一體。當然，這一步驟是與清理毛澤東余孽密切結合的。　　

這支隊伍的第二部分，來自反右運動的一風吹摘帽中的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他們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是準確無誤的，因為他們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官僚或知識分子，他們人生的奮斗目標和資改派們是完全一致的。　　

僅有這兩部分顯然不夠，因為老百姓能夠看明白——這是對毛主席時代政治運動的反攻倒算。怎么辦？必須培養新生力量。　　

這個新生力量，就是通過抹殺共產黨的黨性原則和宗旨，強化社會的功利意識調動各級官僚的私欲，逐步擴大企事業各級領導的權力，弱化群眾的民主和監督權力等，來塑造一個一心往上爬、一心謀私利、逐步明確地奔向資本主義的新官僚體系。這個步驟大致如此：通過逐步取消正常的黨內及政府民主生活來減少來自基層的民主壓力，恢復并強化官本位意識，簡政放權，價格雙軌制，政企分開，廠長負責制，承包，管理層收購等，使腐敗大肆橫行，利用物質牢牢控制了官僚隊伍的階級立場——官僚權貴資產階級立場，打造了一個在中華大地身體力行英勇善戰的復辟干部大軍。　　

通過吸納資本家入黨、清理工農黨代表等舉措，變共產黨為空殼，行資產階級政黨之實。踐踏黨內民主，破壞民主集中制，形成黨委一言堂，造成各級黨員干部成為馴服工具　　

三、篡改憲法和加強所謂法治建設　　

以完善和強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為名，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和管理，篡改了歷史上最能體現勞動人民權力的75憲法。取締或限制人民通過革命爭取到的民主權利，如取締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罷工，限制游行、集會、結社等。　　

此后，加快引用資產階級法制步伐，新的法律條文層出不窮。一方面，不斷強化法的威嚴，強化執法者的權利空間即腐敗空間，一方面通過所謂法治，將人民的民主扼殺，穩固統治秩序。　　

四、外交的投降主義　　

毛澤東時代，我國奉行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原則，對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無私援助，因為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必須依賴于全世界無產者的徹底聯合和共同解放。這實在是摧毀資本主義體系的最根本的策略。　　

資改派們也是很清楚的看到這一點，所以上臺后，果斷終止了對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及兄弟黨的援助，聲稱不當頭，要韜光養晦。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此陷入低潮。　　

同時，積極尋找靠山，以確保復辟大業的順利進行。這也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應用——結成反革命的國際主義陣線。為此，投靠山姆大叔，以入侵越南為投名狀，一箭多雕。既轉移國內視線把握住軍權坐穩了位置，又替美國出了氣讓美國放心，還耗用了大量的毛時代積累加劇財政負擔，給資改引進所謂外資找理由。　　

為了與美國建交，表明自己要踏入資本主義下流陣營的決心，默許美國對臺軍售，使解決臺灣問題從此陷入停頓和后退。請看中國外交部自己關于臺灣關系法的敘述：《與臺灣關系法》是美國總統卡特于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簽署生效的一項立法。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同時美國政府宣布與臺灣斷交、終止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從臺灣撤出美國軍隊。一月二十六日卡特總統提出《與臺灣關系法》議案，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分別于　　三月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予以通過。《與臺灣關系法》聲稱："美國作出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決定是以臺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種期望為基礎的；凡是企圖以和平以外的方式來解決臺灣題的努力，都將會威脅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并提出要向臺灣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會危及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這個法案繼續將臺灣當作"國家"對待，違反了中美兩國建交時雙方同意的原則以及美方的承諾，是對中國內政的公然干涉。　　

眾所周知，1972年中美上海聯合公報明確提出中美建交三原則，斷交廢約撤軍，非如此建交則不可能。同樣，建交之后，如果違背建交原則，則中方應立即責成美方糾正錯誤行徑否則就應終止外交關系。然而這三十年來是怎樣的呢？那些外交抗議到底是給誰看的呢？欺騙中國人民掩蓋事實真相到底符合誰的利益？能夠說明什么呢？這不恰恰說明了資改派與美國的共同利益嗎？不恰恰反映了國內外的反動勢力相勾結共同對付中國人民嗎？　　

此外，我國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轉向。全民一體的對外警戒體系被放棄，基本放任外國各類情報人員混跡來訪游客等進行間諜工作。而我國對外的情報工作也由中調部派往海外使領館的人員從事，變成了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專項職能。情報工作變成了只與官方有關而無需全民參與的事情。　　

五、國防的主動退卻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一個八億人民八億兵的時代，是眾志成城萬眾一心的時代，是任何外國敵對勢力都不敢輕言冒犯的時代。這一方面靠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形成的堅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一方面靠矢志不渝地大力加強國防建設和高精尖科技探索。兩彈一星核潛艇等，盡管只是主要的代表，卻足以讓國人振奮讓敵人膽寒。為了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毛澤東時代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并具備了良好的發展空間和勢頭。　　

對于復辟者而言，這卻是復辟大業的障礙，也是外國主子的心頭大患。所以，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現實：http://bbs.cqzg.cn/thread-652590-1-1.html　　

這里僅記錄的是毛澤東逝世后下馬的尖端軍工項目，不包括眾多的重大民用工業和科技項目的下馬,比如船舶、數控機床，大型工程裝備等等。在下馬風的同時，國防科研部門在全民經商，國防靠后的熱潮中推行市場化、自負盈虧、軍轉民等，一些有豐富經驗的科技人員在一片“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宣揚聲中，被迫向外流失。最終使中國至今仍臣服于外國產品面前，巨額外匯白白花掉。　　

1、運10飛機下馬。　　

2、截至1982年，中國空軍總計下馬原定項目31項，其中主要有：　　

⑴、遠程轟炸機；⑵、對地強擊機；⑶、空中優勢戰斗機；⑷、大型軍用運輸機；⑸、武裝專用直升機；⑹、地空遠程、中程、近程導彈。　　

3、截至1982年，中國海軍總計下馬原定項目11項，其中主要有：　　

⑴、包括現在才出來的“093，094”；⑵、“092G”大型導彈SLV驅逐艦；⑶、中國早期航母　　

4、截止1982年，第二炮兵部隊下馬原定項目多達45項，其中主要有：　　

包括了多彈頭形式的“DF6A”固體發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直－7下馬；直－8下馬；殲10擱；多項核潛艇被PK；DF7慘遭肢解被銷毀；大型驅逐艦計劃。　　

此外還有國防及民用尖端技術被自動放棄，如：長城、曙光大型計算機項目，工業自動化項目，數字焊接系統等。　　

試想，沒有這些對國防的削弱和路線的傾覆，怎會有使館被炸、飛機被撞、商船被查等等國恥？　　

通過如此行徑，讓國防和科技自廢武功，民族工業也從此無力創新迎接外資企業的挑戰。　　

六、制造民族問題埋下分裂的種子　　

毛澤東時代，堪稱民族團結和融合的典范，各族人民友好相處，真誠和睦，都把自己當做中華大家庭的一員，有各種文字及文藝資料作為證據。　　

在西藏，59年叛亂被鎮壓后，隨之進行了民主改革，摧毀了西藏延續千百年的封建農奴制度。短短幾年內，改變了生產資料的領主所有制。翻身后的農奴迸發出極大的熱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勞動，促進了生產力迅速發展。在翻身農奴當中，共產黨通過各種渠道大力培養當地民族干部。從1964年起，中共西藏工委就開始了在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準備工作。至1975年底，在西藏除阿里地區之外的將近2000個鄉中，先后建立了1921個人民公社。1975-1976年，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又領導了全區范圍內對城鎮商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由于反動統治階級被消滅，藏獨失去底層民眾的支持。不僅如此，達賴失去了宣傳藏獨的途徑，藏傳佛教也在人們頭腦中一度有所淡化。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農奴充滿解放的喜悅，還有誰一定要依靠宗教呢？在很多貧苦農奴看來，毛主席成為他們心中的神，在文革中他們敢于去摧毀過去被視為無比神圣的寺廟。達賴喇嘛，無論是在西藏還是在國際社會，那時都處于幾乎被人遺忘的狀態，而藏人對漢人也普遍融洽友好，今天經常制造麻煩的“民族問題”那時幾乎可以不考慮。同時，在中美修好的大背景下，達賴集團的籌碼作用降低。1972年美國撤銷了負責達賴流亡人員救濟的難民事務專員公署，停止援助，并一再拒絕達賴訪美；尼泊爾調動1萬多軍警，消滅并解散了盤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崗”衛教軍；不丹逮捕了達賴派去的骨干分子，限令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國籍，否則驅逐出境。達賴只能哀嘆：“美國自從70年代承認中共，就斷絕了對西藏的支持——這證明了他們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環，而不是真心實意要恢復西藏獨立。”自此，達賴窮途末路，開始試探我國政府的態度，甚至多次暗示他將返回祖國。　　

資改派是怎樣推進他們的事業的呢？請看：　　

1980年胡耀邦要求解決六件大事，：一是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干部要敢于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二是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征購；三是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切合實際的經濟政策；四是大幅度增加中央給西藏的財政撥款；五是加強藏文化的地位；六是漢族干部要讓位給藏族干部。胡的講話總結起來是三點：一是由中國政府給西藏更多的錢。文革期間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均增長9.09%，而胡許諾年增10%。二是大批內調漢干，大量提拔藏干。三是大力發展西藏文化，其核心是恢復宗教信仰。自此，治藏方式發生再次轉折。　　

平反的貴族、農奴主與達賴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是藏獨的階級基礎。早在x接見嘉樂頓珠后很短時間內，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亂”參加者共376名被提前釋放，已經刑滿釋放但仍然“戴帽”進行“監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胡耀邦落實宗教政策期間，平反了802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錯案，對文革中查抄財產予以清退。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達賴時代的官員﹑貴族﹑上層喇嘛﹑新老活佛等）被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特權。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層人士當官，他們的子女也被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鍍銀鍍銅，畢業后也當干部。1959年時的叛軍司令拉魯，曾坐過六年牢，然后當過十年農民，后來當上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協常委，兒子是自治區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長；昔日的貴族吉普，曾是噶廈政府的五品官，則成為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這就是所謂的“落實統戰政策”。　　

資改派的政策引發了新一輪的宗教狂熱，藏傳佛教成為藏獨的重要宣傳途徑。藏人被告之信仰毛主席是錯誤的，藏人就應該信仰藏傳佛教（達賴就是藏傳佛教的化身），因此，達賴喇嘛再次成為藏人心中的偶像與神，從而增強了達賴的影響，在與中央交涉過程中達賴口氣越來越大、態度越來越硬。向群眾煽動時，有人喊出了“西藏獨立”﹑“漢人滾蛋”等口號。自此，分裂勢力通過復興宗教自然而然的擺脫了70年代走投無路的窘境，重新成為帝國主義對中國施壓的一枚棋子。胡耀邦說漢干進藏30年了，他們的歷史任務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萬里則說要占80%，漢干撤出西藏。根據西藏統計年鑒，1980年在藏漢族干部職工12.2萬人，到85年僅剩7.1萬人，此后很長一段時期漢干低于7萬人。　　

藏獨勢力復興根源于錯誤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階級政策實質并未根本改變。其次，在民族政策上“抑漢捧藏”，不斷給予藏人提干、生育、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照顧，形成了排斥漢族干部的藏干“特殊利益群體”。再次，在階級政策上，上層路線未改變，翻身農奴重新淪為“弱勢群體”。更為嚴重的是，隨著解散人民公社，當年在“平叛”、“民主改革”、砸寺廟過程中沖在前面的農奴“積極分子”失去原有地位，大多淪為貧困階層。藏北一位基層干部這樣講述：文革時期，當年的領主在路上與翻身農奴相遇時，領主遠遠就要側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彎腰吐舌——那是舊時代下等人對上等人的禮節——等翻身農奴過去后才敢繼續走自己的路。現在則變了，又變成當年的農奴在路邊彎腰吐舌，給當年的領主讓路。從這個小動作的變化，折射出了時代的大變遷。　　

藏獨的終點在哪里？藏獨為什么會得到資改派的默許并迅猛發展起來？藏獨、資改派、西方反華資本主義勢力之間是怎樣的利益關系？這些問題稍微一思考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　　　

七、瓦解社會主義企業的經濟基礎和勞動者主人翁地位　　

其一、創造瓦解條件，為改革公有制企業打基礎　　

　 前面鋪墊的一切舉措無不是為了最后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公有制。但是，僅就社會主義的企業而言，不管是集體所有制還是全民所有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直在健康地發展，充分展現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活力。要想改變這個經濟基礎，就得讓它們的優越性和活力喪失掉。請看設資改派是怎么做的。　　

1、前面已經說過，在把持的輿論上大肆灌輸非毛化和西方民主化，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污蔑社會主義的企業沒有活力和效率。在反復的宣傳下，并且在官僚作風日漸普及工人積極性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相當多的人信以為真了。　　

2、在前述中，我們知道為了收買人心，在農村是提高糧食收購價和降低收購額，使農民改善了生活得到眼前利益，在城市提高職工工資、福利、獎金收買人心，對老干部落實政策提高待遇，對新官僚體系進行物質誘惑和操控，并在全國范圍內大建樓堂館所，這些都要造成比毛澤東時代大得多的財政支出，此外，還打了一場越戰。這樣，就吃掉了歷年的積累，吃掉了毛時代的“廣積糧”，吃沒了沒有內外債的局面。但是正常的經濟運營還要進行（否則人民就看明白了不能答應了），資金的缺口就要解決。　　

其實國家的財政來源，大部分來源于全民所有制企業的上交，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資金都是調撥的，其利潤都要上交國家，其流動資金和擴大再生產所需資金也由國家撥入。但是資改派要進行他們的偉業把企業上繳的資金都安排了用場，沒有可以撥付給企業發展的資金了，怎么辦？　　

第一，撥改貸（1979年實施）。即原來由國家財政撥付企業的資金（全民所有制企業，理應由全民公有之財政負擔），現在停止了，企業自己向銀行貸款解決吧。后來又把上繳利潤變成上交所得稅（1983年），即利改稅。這樣一種政策規定，實際上是要國營企業代替國家完全承擔出資者的經濟責任，國家成為既不出資、也不對投資經營后果承擔責任的出資者和所有者。把國家與國營企業的分配關系通過稅收關系固定下來。用稅收這種法律手段來規范國家與企業的利潤關系，解決所謂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問題。可是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必須經營有利才上繳。多利多繳，少利少繳，無利不繳。作為所有者的國家是要承擔這個風險的。而稅收卻是依法必須繳納的。將投資收益變為強制性的稅收，實際上把風險完全給了企業，國家作為所有者變成只有贏不會輸的固定收益者。社會主義的企業就此變成了沒奶吃的娃。資改派的心里話是：看你還怎么有活力？！——夠毒的吧？　　

可是，資金還不夠，怎么辦？　　

第二，向外國貸款，即辦理日元貸款，第一批1979——1983年3309億日元（當然是貸款是有一定的附加條件的，比如購買日本的過時設備和生活工業品等），開創自虐式引進外資的先河。　　

可是還不夠而且越來越不夠怎么辦？　　

第三，發行國庫券。1981年起開始每年發行國庫券，向人民借債。　　

3、實行殖民地式開放政策，便利國際資本入侵，并給以極大的政策優惠，以便在競爭中擊垮國營企業。　　

為什么在沿海呢？因為沿海距離外國最方便最節省成本啊。　　

實行開放后，我們國家內部就有了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有國營（全民）的，有集體的，有本國先富起來的人等開辦的私人或合營企業，有外商獨資企業，還有中外合資企業。我們清楚地看到：　　

凡是非公有制企業都享有政策優惠。在開放之初的1983——1988年，公有制企業要上交55%的所得稅，后來變為33%，但是其他企業卻享有年數不等的免稅和減稅待遇，或遠遠低于公有制企業的低稅率。　　

非公有制企業不承擔公有制企業所必須承擔的社會保障職能，如職工的免費醫療、醫院、教育、職工子弟學校、住房、離退休人員費等等。　　

非公有制企業不必嚴格遵守公有制企業正規的勞動紀律。公有制企業基本上是執行8小時工作制的，但是非公有制企業延長勞動時間加重勞動強度卻是司空見慣的。　　

此外，由于公有制企業的管理相對正規，對于地方官員而言，非公有制企業更給他們以灰色收入的便利因而也為其大開綠燈，使各項優惠的條件政策等都向其傾斜。——這也是響應資改派的號召，招商引資加快發展嘛！說白了就是促進國企垮臺，加快復辟步伐。　　

在這種種簡直有天壤之別的起跑線上，如果公有制企業反而能競爭得勝豈非出鬼了？但是，正是這種順理成章再正常不過的失敗，被稱為在公平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了，這還講一點道理嗎？！　　

4、在公有制企業競爭鐵定失敗的基礎上，大造輿論，為改變公有制基礎做準備，同時發起管理層化公為私中飽私囊的動員令。　　

在這一點上，資改派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資改派的兒子、親朋好友們成為先富起來的第一批，而且是狂富暴富。價格雙軌制啦，走私熱啦，下海啦，就是這些富豪們的發財軌跡。　　

而各級公有制企業的管理者們也無不大顯身手，以權謀私，甘當蠹蟲，為日后的山雞變鳳凰狂積能量，扎扎實實地履行復辟主力軍的職責。　　

在這種內外夾攻的形勢下，公有制企業的競爭失敗就成為必然了。競爭的失敗，就是所謂深化國企改革的最好理由。　　

其二、堅定不移地推進所謂國企改革的過程及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變化 　　　

1、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步棋是擴大企業自主權，簡政放權、減稅讓利。這是1978年提出的。資改派稱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同資本主義企業比不像“企業”，不是自己到市場上去自主經營、自找飯吃，而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必須改變這種狀況。卻從不向人民說明國家的大鍋飯是從哪里來的。　　

擴大企業自主權，結合著前述強化勞動紀律規章制度，弱化普通職工參與企業管理的民主和監督權力，使企業的領導者凌駕于群眾之上　　

2、擴大企業自主權剛要試點，還沒有眉目的情況下，1979年卻匆匆忙忙作出了一個極端的、從此使國有企業一蹶不振的給企業“斷奶”的決定----“撥改貸”，直接把企業打入了困境，耗盡了建國以來的積累，許多企業出現了停產、半停產，延續到后來的砸三鐵，導致大量工人下崗、領不到工資，生活陷入困境。　　

3、在“撥改貸”保持長期影響的情況下，1983、1984兩年，國家又搞了兩步“利改稅”。　　

4、利改稅被證明失敗后，國家決定從1987年下半年起全面推行承包責任制。到當年年底，全國實行各種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國營大中型工業企業已達到82%，國營大中型商業企業也達到60%以上。　　

此時，就企業內部勞動人事制度而言，一般是由企業主要負責人或領導班子同企業上級行政機關簽訂承包合同。許多承包合同“暗箱操作”，不經職工民主決定。承包人一經確定，為了達到“優勝劣汰、減員增效”的目的，整個企業由承包人“重新組閣”、“競爭上崗”，企業原有干部、職工由承包人重新選聘、雇傭，許多干部、職工因此下崗失業。承包人成了“老板”，干部職工的去留全由“老板”決定。誰上誰下，許多企業實際是由同承包人的關系疏密好壞決定的。一些企業實行全員抵押承包，或要求職工入股，職工只有繳納了抵押金或股金才有上崗的權利，不然就不能上崗。職工們憾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一些企業承包以后并沒有搞好，職工們的抵押金、股金也泡了湯。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工人階級的主人地位第一次受到全面性的沖擊。　　

5、出臺破產法。　　

在推行承包制之前，即1985至1986年間還發生過一個急于要搞國有企業破產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前，某個國有企業沒有搞好，但只要它有搞好的必要，就要加強其領導，進行整頓、改進，直到切實搞好。如果這個企業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那就是關停關轉；生產資料、債權債務等由上級機關處置，職工另行安排工作，并無難處。　　

但是，在復辟者們眼中，要撼動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不改變工人階級做為主人翁的天然勞動權是不行的，所以，必須循序漸進的推行企業破產，采用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破產的辦法來處理這些國營企業。因此，急不可耐地要求制訂一部《破產法》。但是，當時我國還沒有一部全面規范工業企業的完整法律，破產只是企業法制中的最后一個問題，應當先制定《工業企業法》，在此基礎上再制訂后為其子法的《企業破產法》。而當時主持改革的領導人刻不容緩，先推動沈陽市制定了一個地方的行政法規，向五家企業發出破產的“黃牌警告”，并在一年后的1986年8月對沈陽防爆器械廠實行了破產。然后，急促全國人大常委會于　　1986年12月2日　　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該法附加一條：《破產法》要等《工業企業法》實施三個月后才得試行。當時，《工業企業法》還沒有討論。一部已經最高立法機構通過的子法律要等尚未經最高立法機構討論的主要法律生效三個月后再試行，這是中國立法史上僅有、世界立法史上僅見的現象。　　

從此，對于中國廣大工人階級群眾來說，企業破產，職工失業好像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懸在了頭上。　　

6、改革勞動用工制度，提出所謂優化勞動組合。從1985年開始，北京、沈陽、青島和株州四城市先后在部分企業進行優化勞動組合的試點。1986年，國務院發布《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度皆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等改革勞動制度的四個規定。這是對建國以來我國勞動制度的重大改革，其深刻的內涵就是把工人階級作為改革對象。　　

“優化勞動組合”的最主要之點就是企業的全體人員，從干部到工人，人人取消原有的職務、工資，摔掉“鐵飯碗”；根據精簡機構的要求，重新競爭上崗，優勝劣汰；分配拉開差距，獎勤罰懶。　　

勞動合同制，通過人人都同企業簽訂一份勞動合同，明確了職工與企業之間只是雇傭與被雇傭的契約關系，職工與企業的生產資料無關了，職工的企業主人地位也就不復存在。在此基礎上經過優化勞動組合，在崗的“鐵飯碗”砸掉了；干部職工都能上能下、能進能出，一大批人下崗失業了。這是工人階級主人地位喪失的又一大過程。資改派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7、物價改革。198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急風暴雨的一年。資改派下決心要在這一年闖一闖物價改革這一關。結果，闖出了一個全國搶購商品、擠兌銀行存款的風潮；闖出一個官倒泛濫風潮；闖出一個皮包公司擾亂市場風潮；闖出xx年的大動亂。然而，資改派的意志是不可動搖的。稍一穩定，又抓緊推進改革，并進一步明確了不要問姓社姓資，中國要實行市場經濟。　　

與此相配套，工人階級的地位還必須進一步改變。　　1992年1月25日　　，勞動部、國務院生產辦公室、國家體改委、人事部、全國總工會聯合發出《關于深化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制度的意見》，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以來，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整體上看，企業內部“鐵交椅”、“鐵飯碗”、“鐵工資”弊端沒有完全破除，影響了職工主人翁責任感和積極性的充分發揮。深化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在企業內部真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的機制，成為當前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重要任務。國務院批轉的《國家體改委關于一九九二年經濟體制改革要點》也指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能高能低的內部分配制度；打破“鐵飯碗”，建立能進能出的勞動用工制度；打破“鐵交椅”，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管理制度；建立企業內部分配和建設投資約束機制，不斷完善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根據這兩個文件的精神，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破三鐵”運動。據統計，全國進行三項制度改革試點的企業達6萬多戶，涉及3000多萬職工，占職工總數的30%。　　

8、推進市場經濟改革，圖窮匕見。　　

黨的十五大決定：“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形成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　　

從此，中國工人階級隊伍出現了大面積的、深刻的分解。像這樣在短短時間中就把全國范圍的、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從崗位上剝離下來，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人類歷史上亦屬罕見。并且，這是把原來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主人的工人階級成員一下子變成為除了自身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這更是社會主義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悲劇！　　

資改派現在可以大刀闊斧的向著目的地進軍了——1992年他們如此說：“十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所以沒有達到預期目標，是因為迄今為止的改革都是在維持傳統體制框架（引者注：指社會主義公有體制）不變的前提下所進行的利益關系調整，沒有觸及到傳統企業（引者注：指國營企業）的制度基礎，在深化企業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深層次矛盾，無一不與傳統的企業制度有著直接關系。要解決這些矛盾，就應該從制度建設入手，把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從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性調整轉變到以理順產權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上來，變革微觀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代企業制度。”他們把“現代企業制度”用16個字來概括：“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　　

人類歷史上，即使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領域中，并沒有一種什么“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王玨杜撰“創新”出來的，實際上誰也不知道是什么東西。其實，就是要建立一種資本主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企業，那樣企業才具有 “精英”們所說的企業生機和活力。　　

怎么實現這種轉變呢？　　

進入21世紀是：　　

“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　　

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　　

進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逐步推進服務領域開放。通過多種方式利用中長期國外投資，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國有企業重組改造結合起來，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農業、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　　

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3年，各地進一步對中小國有企業采取改組、聯合、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種形式的放開搞活，國有小型企業的改制達81.6%。相當一批國有企業關閉破產，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實施政策性關閉破產項目3307戶，涉及職工600萬人。初步估算，全國正有一半以上需要退出市場的國有大中型特困企業和資源枯竭礦山實施了關閉破產，一些沿海地區長期積累的需退出市場的國有企業絕大多數已經關閉破產。　　

2004年，出現了一場被稱為“郎咸平旋風”的關于國有企業改制中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大討論。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批評在“國退民進”的改革中存在國有資產被大量侵吞的現象。他根據對格林柯爾、海爾、TCL等案例的分析，指出在改革過程中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了，并指出現在是國有企業老總和民營企業老總正在聯合起來，“‘合法地剝削’國有資產”。 郎咸平教授的批評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得到經濟界、理論界和廣大群眾的認同，當然也遭到有關的相反方的強烈反討，引起了一場對立性強烈的大論戰。其中，因為郎教授對格林柯爾及其負責人顧雛軍的違法行為進行揭發，格林柯爾和顧雛軍個人先后向郎咸平發出律師函并正式以“誹謗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訴訟，使“郎、顧之爭”成為“郎咸平旋風”中的一個主要內容。富于戲劇性的是，　　2005年4月5日　　，顧雛軍被公安機關拘留，使顧雛軍用9億多換取并控制的資產總額超過136億元的違法行為得到了證實。而其間為國有資產損失買單的不是銀行便是政府。“郎、顧之爭”也就此劃上了句號。“郎、顧之爭”以至“郎咸平旋風”讓我們看到，國企改制，賤賣國企，培養了一代資本騙子。　　

謊言被揭穿，但復辟大業怎可叫停？2005年2月，下發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和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共三十六條。這個《若干意見》強調要“貫徹平等準入、公平待遇原則。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未禁止的行業和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社會事業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這個《若干意見》確實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清除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確立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實現公開競爭”了。　　

9、不計代價，鉆進歐美的貿易圈wto，與國際接軌。實際變成了西方國家和平演變中國的利器，和中國健康發展的枷鎖。我國各種優勢貿易屢屢被西方制裁逼到墻角里。　　

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成立于　　1995年1月1日　　。其宗旨是：促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和貿易發展，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保障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長；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合理利用世界資源、擴大商品生產和服務；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大幅度削減和取消關稅及其他貿易壁壘并消除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待遇。　　

從中美WTO協議有關細節內容 http://www.gycity.com/zyhxoldbbs/bbsall/78551.html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國家要加入WTO就是要放棄和瓦解國內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體制，建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并允許外資進入市場的各個商業領域。----------這就是要建立所謂的完全開放的市場化國家，即建立私有制下的開放的市場化國家。　　

這就是我們的國際接軌，這就是我們的資改！直至目前，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公有制殘存的基礎面臨的被逐步吞噬的趨勢。憲法所明文規定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基礎早已成為一紙空文，工農聯盟的人民民主專政基礎變成了對工農的專政。復辟者的大業已經接近完全成功。　　

10、利用民生政策掩蓋調和階級壓迫　　

三十年的改革，在工人階級從主人翁到弱勢群體的道路上，血淚斑斑。　　

勞動就業的天然合法權利被勞動合同取締，勞動者淪為雇傭工人出賣勞動力；　　

社會主義的免費醫療、義務教育、免費公住房被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和住房產業化所取代成為壓在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退休保障需要靠自己前期投入。　　

不過，為了避免老百姓在殘酷的生存狀態中奮起反抗，資改派以高超的手段推行一些民生措施安撫民意，調和階級矛盾。比如，成立再就業服務中心拉，建設社會保障體系啦，取消農業稅啦，建設廉租房啦，設定低保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而且，政府推行的一切措施都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的，老百姓，你們要怨恨就去恨社會主義吧！　　

綜上所述，資改派絕非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有著明確的路線圖，這個路線圖的終點就是全面的資本主義，但不可能是發達的資本主義，而是封建性的殖民地型的資本主義，并且，依照其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特征，很有可能要把中國搞個四分五裂使中華民族徹底解體才算達到目的。　　

對為資改派辯護的反駁　　

很多善意的人總是以為資改派改革的初衷是好的，的確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才造成改革的諸多失誤，實在大謬！　　

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姑且不論周圍有多少高參、政策研究人士、發展預測人士，單就他個人的從政經歷和智慧，也足可以預見到各種政策所能造成的短期和長期結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是用來搶班奪權搞的，而并非來指導實踐的。否則，經過實踐證明相對于集體化的農村道路，分田單干引起倒退為何不總結不糾正？如果改革開放造成兩極分化，產生了資產階級，就證明改革開放失敗了，為什么不總結不糾正？共產黨人是襟懷坦白堅持真理的，而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可資改派為何要求不爭論？如果爭論會出現什么情況？　　

其實，當資改剛剛進行不久的時候，我們黨內那些真正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家和學者就已經看出了問題，并提出了解決之道且一再呼吁。如果真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有無數次的改正錯誤的機會，但是為什么從未有過反思和糾正呢？反而一再告訴人民，改革出現的問題要依靠繼續深化改革來解決，這是什么邏輯？！　　

路線圖到底有沒有似乎用不著再糾纏了吧？　　

在這個路線圖存在的基礎上，我們該明白為什么現在漢奸何其多了吧？可以解釋內政外交的種種不可理喻的現象了吧？可以解釋wto自套枷鎖、銀行賤賣、海外利益輸送、甚至亡國滅種的轉基因了吧？明白中國正在往何處去了吧？　　

明白之后，作為一個中國人要喝問：怎么辦？！　　

怎么辦？！　　

這是需要每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都要勇敢面對的問題。　　

歡迎瀏覽本人博客：http://juju-04.blog.163.com/edit/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本文引用了國企改革與當代中國工人階級主人地位的喪失 （韓西雅   陳寒鳴著）的相關內容，在此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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