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　　

1 8 7 0——1 9 6 0　　

列寧論無產階級革命　　

和無產階級專政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論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本   書   正   文　　

一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　　

政權從一個階級手里轉到另一個階級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標志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一點，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　　

摘自“論兩個政權”（1917年4月9日“真理報”第28號）。見“列寧全集”第24卷第18頁

無論從革命這一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里轉到另一個階級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標志。　　

摘自“論策略書”（1917年4月8—13日間）。見“列寧全集”第24卷第24頁　　

如果認為，只要階級斗爭是屬于政治范圍內的，它就成為真正的、徹底的、發展的階級斗爭，那還是不夠的。因為，在政治上，可能局限于細小的枝節問題，也可能深刻些，直到涉及根本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當階級斗爭不僅屬于政治范圍，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質的東西即國家政權機構時，才是充分發展的、“全民族的”階級斗爭。　　

摘自“論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概念”（載于1913年5月“啟蒙”第五期）。見“列寧全集”第19卷第107頁　　

毫無疑問，任何一個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政權在哪一個階級手里，這一點決定一切。俄國主要執政黨的報紙“人民事業報”最近（第147號）埋怨大家爭論政權問題而忘了立憲會議和糧食問題，我們要回答社會革命黨人說：你們還是埋怨你們自己吧。要知道，“更換閣員的把戲” 耍個不休，召開立憲會議的日期無限期地拖延下去，資本家對通過的和擬定的關于糧食壟斷和保證國家糧食供應的措施加以破壞，這一切主要應該怪你們黨的動搖和猶豫。　　

政權問題是不能回避、不能撇開不管的，因為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它決定著革命的發展和革命對內對外政策中的一切問題。　　

摘自“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載于1917年9月27日“工人之路報”第10號）。見“列寧全集” 第25卷第357頁　　

沒有政權，無論什么法律，無論什么選出的機關都等于零　　

孟什維克新火星派的代表會議恰好犯了自由派即解放派經常犯的錯誤。解放派空談“立憲”會議，羞答答地閉著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權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實，忘記了要“立”出東西來，就需要有力量來立的道理。代表會議也忘記了，任何代表的“決定”和這個決定的實現都還有一個很長的距離。代表會議也忘記了，當政權還在沙皇手中的時候，任何代表的任何決定，都會和德國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蘭克福議會的“決定”一樣，成為無聊而可憐的空話。當時，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馬克思在他主編的“新萊茵報”上，非常尖刻地譏笑了法蘭克福的自由主義“解放派”，因為他們說了許多漂亮話，通過了各種各樣的民主主義的“決定”，“立了”各種各樣的自由，而事實上卻讓政權留在國王手中，并沒有組織武裝斗爭去反對掌握在國王手中的武裝力量。當法蘭克福的解放派還在那里空談時，國王卻抓住了時機，加強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而反革命便依靠實際的力量，把民主派和他們的一切美妙的“決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摘自“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1905年6—7月）。見“列寧全集”第9卷第18頁　　

革命教導著人們。革命給各階級人民和各民族上了關于憲法實質的最好的一次實物課。革命是這樣教導人們的：它最鮮明最觸目地提出各種應當解決的當前的政治任務，使人民群眾深刻地感覺到這些任務，使得不解決這些任務人民就無法生存下去，用事實揭穿一切掩飾、遁詞、諾言、承認都是一錢不值的東西。“給了我們一切，但是我們一無所有”。因為“給予”我們的只是諾言，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的權力。我們已經接近自由了，我們已經迫使所有一切人，甚至迫使沙皇都承認自由是必要的了。但是我們需要的不是承認自由，而是真正的自由。我們需要的不是答應給人民代表以立法權的一紙空文。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民專制。我們愈是接近人民專制，就愈加感到沒有人民專制是不能忍受的。沙皇的詔書愈是美妙動聽，沙皇的政權就愈加不能容忍。　　

斗爭接近總解決的關頭了，接近解決是不是讓實權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這個問題的時候了。至于說到承認革命，那么現在所有的人都承認它了。司徒盧威先生和解放派很早以前就已經承認了，現在維特先生也承認了，尼古拉·羅曼諾夫也承認了。沙皇說，你們要求什么，我就答應什么，不過請你們保留我的權力，讓我自己來執行我的諾言吧。沙皇的詔書歸根到底就是這個意思，因而這個詔書顯然不能不導致堅決的斗爭。沙皇說：除了政權，一切我都給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說：除了政權，一切都是幻影。　　

摘自“總解決的關頭快到了”（載于1905年11月16日“無產者報”第25號）。見“列寧全集”第9卷第437頁　　

人民根據經驗確信，如果人民代表機關沒有充分的權力，如果它是由舊政權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舊政權還是完整的，那末人民代表機關就等于零。事變的客觀進程提到日程上來的，已經不是這樣或那樣地來修訂法律和憲法的問題，而是政權問題，實際的權力問題。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么法律，無論什么選出的機關都等于零。　　

摘自“杜馬的解放和無產階級的任務”（1906年7月）。見“列寧全集”第11卷第98頁　　

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現是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黨堅持這種看法，即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領袖的作用，為了把革命進行到底，無產階級必須和農民共同行動，革命階級不奪取政權就不可能取得勝利。社會民主黨如果拋開這個真理，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動搖，從事“無目的的運動”，有時甚至鼓吹無原則的妥協，這樣實際上也就是做立憲民主黨的俘虜，讓工人階級聽任自由保皇派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擺布。　　

摘自“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斗爭目標”（載于1909年3月9日和3月21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號和第4號）。見“列寧全集”第15卷第352頁　　

要完成這個社會革命，無產階級應當奪取政權，因為政權會使他們居于主人的地位，使他們能夠排除走向自己偉大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在這個意義上說來，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革命必要的政治條件。　　

摘自“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領草案”（1902年1月底—2月初）。見“列寧全集”第6卷第11頁　　

“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的這個理論同他關于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割的聯系。這種作用的最高表現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摘自“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392頁　　

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內容是階級斗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觀點，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偷偷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斗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圈子。用階級斗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無怪乎當歐洲的歷史在實際上向工人階級提出這個問題時，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的“考茨基主義者”（動搖于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摘自“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398—399頁　　

克里斯平同志現在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什么新東西，又說，“我們一直主張奪取政權”，這就是回避問題的實質。承認奪取政權，但不承認專政。所有社會主義的文獻，不管是德國的還是英國和法國的都證明，機會主義政黨的領袖，如英國的麥克唐納，都是贊成奪取政權的。他們可真是忠誠的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既然我們有一個很好的、不愧稱為共產黨的革命政黨，那就應該與第二國際的舊觀念有所區別，就應該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克里斯平同志抹殺了這一點，把它掩蓋起來，這也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錯誤。　　

摘自“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于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發言”（1920年7月30日）。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216頁　　

龍格派事實上仍然同從前一樣，是用革命詞句掩飾著的改良主義者，不過現在他們使用的革命詞句是一個新的字眼：“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領袖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以及英國獨立工黨的領袖一樣，無產階級是不需要的。無產階級不能擁戴著這樣的領袖實現自己的專政。　　

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并不是說任何時候都一定要進行沖擊，實行起義。這樣說是胡說八道。要實行成功的起義，必須進行長期的、精細的、頑強的、犧牲巨大的準備工作。　　

承認無產階級專政，這意味著堅決地、無情地、而主要是完全自覺地、完全徹底地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改良主義、不徹底性和軟弱性實行決裂，同那些不能不繼承舊傳統的領袖，同老的（不是指年齡，而是指手段）國會議員、工會和合作社的官僚等等實行決裂。　　

應當同他們決裂。憐憫他們就是犯罪，因為這意味著為了幾萬或十來萬的渺小利益而出賣千百萬工人和小農的根本利益。　　

承認無產階級專政，這意味著根本改變黨的日常工作，深入下層，到千百萬沒有蘇維埃、不推翻資產階級就不能擺脫資本主義災難和戰爭的工人、雇農和小農那里去。應該向群眾、向千百萬人民具體地簡明地講清這一點。應該對他們說，他們的蘇維埃應當掌握全部政權，他們的先鋒隊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領導斗爭，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摘自“政論家的短評”（1920年2月14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325—326頁　　

二  要為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奮斗，　　

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執政者　　

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必須打碎，必須摧毀　　

關于這個使我們感到興趣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拿破侖第三政變記”中總結1848—1851年的革命時寫道：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在前進中不斷鍛煉自己。它在有條不紊地執行自己的任務。在1851年12月2日（拿破侖第三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完成了準備工作的前一半，現在正在完成后一半。它首先使議會權力臻于完備，以便有可能推翻這個權力。現在，它已經做到了這一點，它就使行政權力臻于完備，使行政權力達到最純粹的表現形式，孤立起來，成為自己面前唯一的靶子，以便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行政權力”（著重號是我們加的）。“當革命完成后一半準備工作時，歐洲就會跳起來歡呼說：老田鼠挖得好呀！　　

這個行政權力擁有龐大的官僚組織和軍事組織，擁有極復雜的人為的國家機器，擁有50萬官吏隊伍和50萬軍隊——這個像密網一樣纏住法國社會的軀體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君主專制時代即封建制度崩潰的時候產生的，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集中制，“.但同時又擴大了政府的職權范圍，增加了行政人員。拿破侖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實行更大的分工以外，沒有增加任何新東西” ……　　

……“最后，議會制共和國在其反對革命的斗爭中，除采用高壓手段以外，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不得不使國家權力更加集中。迄今一切政變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著重號是我們加的），“那些爭奪統治權的相互更替的政黨，把奪取這個龐大的國家建筑看成是自己勝利時的主要戰利品。”（“拿破侖第三政變記”1907年漢堡德文第四版第98—99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出色的論述里比在“共產黨宣言”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該書中，國家問題還提得非常抽象，還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這里，問題已經提得具體了，還做出了非常確切、肯定、實際而具體的結論：過去一切革命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但是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正是這個基本的東西，不僅被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黨完全遺忘，并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公然歪曲了（這點我們在下面還要講到）。　　

摘自“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392—393頁　　

馬克思認為對“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據巴黎公社社員的革命經驗而作出的。　　

在“共產黨宣言” 德文新版上由兩位作者簽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1872年6月24日寫成的。在這篇序言中，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的綱領“現在有一些地方已經過時了”。　　

他們又說……“特別是巴黎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　　

這段引文中單引號內的話，是兩位作者從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借用來的。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這個基本的主要的教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共產黨宣言”再版時，他們就把這一點加進去作為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這個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歪曲了。“共產黨宣言”的讀者，大概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了解這個修改的意義的。我們在下面專論歪曲的那一章里，還要對這種歪曲加以詳細說明。現在只需指出，對于我們前面印證的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流行著一種庸俗的“了解”，認為馬克思在這里是強調緩慢發展的思想，不主張奪取政權等等。　　

實際上恰巧相反。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和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摘自同上，第401—402頁　　

現在我們來概括地看一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先進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過程在更加廣闊的場所更緩慢更多樣地進行著：一方面，在共和制的國家（法國、美國、瑞士）和君主制的國家（英國、一定程度上的德國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各國）里正在形成“議會權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職位“贓物”的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在不改變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上為爭奪政權進行著斗爭，最后，“行政權力”及其官吏機關和軍事機關日益完備和鞏固起來。　　

毫無疑問，這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整個進化過程的共同特征。在1848—1851這三年內，法國迅速地、尖銳地、集中地表明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固有的那種發展過程。　　

特別是帝國主義時代，銀行資本時代，大資本主義壟斷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國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國家，由于要對無產階級進行鎮壓，“國家機器”就大大加強起來，它的官吏機關和軍事機關也就空前地擴大了。　　

現在，整個世界歷史無疑將在比1852年更加廣泛的范圍內把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去“摧毀”國家機器。　　

摘自同上，第397頁　　

資產階級議會制的國家的全部歷史表明，資產階級立憲國家的歷史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表明，更換部長的意義是非常小的，因為實際的管理工作完全掌握在大批的官吏手中。這支官吏的隊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識，同地主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各方面都依賴他們。這支隊伍的周圍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氣氛，他們呼吸著這種空氣，他們停滯了，硬化了，僵化了，擺脫不了這種空氣，他們的思想、感情、行為不能不是老樣子的。對上司畢恭畢敬的習氣和“國家”職務的某些特權把他們拴住了，通過股票和銀行，這支隊伍的上層分子完全成了財政資本的奴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利益的代表者和影響的傳播者。　　

企圖通過這種國家機構來實行無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或糧食壟斷制等等改革，只能是最天真的幻想，最荒謬的自欺欺人之談。這種機構能夠為共和派資產階級服務，建立起像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那樣的“沒有君主的君主制”共和國，但是，要對資本的權利和“神圣的私有制”的權利實行一種并不是消滅而只是嚴重地削減或限制的改革，這種國家機構是絕對辦不到的。因此，結果往往總是這樣，無論在哪一種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的“聯合內閣”里，哪怕其中個別的人的確是十分真誠的，這些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都是資產階級政府的裝飾品和屏風，是這個政府躲避人民憤怒的避雷針，是這個政府欺騙群眾的工具。1848年的路易•勃朗是這樣，后來英國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幾十次參加內閣也是這樣，1917年初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之流參加內閣也是這樣。只要資產階級制度存在，只要舊的、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國家機構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過去是這樣，將來還是這樣。　　

摘自“革命的一個基本問題”（載于1917年9月27日“工人之路報”第10號）。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359—360頁　　

不用暴力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機器代替它，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　　

摘自“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見“列寧全集”第28卷第219頁　　

必須創立新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　　

不是利用舊的國家政權機關，而是粉碎它，徹底摧毀它（不顧那些驚慌失措的小市民的號泣和怠工者的恐嚇）并創立新的國家機關。這個新的國家機關是適合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是適合于無產階級為爭取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的。這個新的機關不是什么人臆想出來的，而是從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從這個斗爭的普及和深入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這個新的國家政權機關，這個新型的國家政權就是蘇維埃政權。　　

摘自“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1919年12月16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232頁　　

只有蘇維埃國家組織才能真正一下子粉碎和徹底摧毀舊式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僚的、法官的機關，這些機關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中都保存著，而且必然保存著，他們實際上是實行工人和勞動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礙。巴黎公社在這條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第一步，蘇維埃政權走了第二步。　　

摘自“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1919年3月4日）。見“列寧全集”第28卷第443頁　　

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代替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來實現的，　　

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靠暴力革命來實現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在下面我們還要更詳盡地說明這一點。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來實現的，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靠暴力革命來實現。恩格斯對暴力革命的頌揚同馬克思的屢次聲明完全符合（我們可以回憶一下，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這兩部著作的結尾部分，曾自豪地公開聲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我們還可以回憶一下，約在30年以后，馬克思在1875年寫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曾無情地抨擊了這個綱領表現的機會主義），這種頌揚絕不是“迷戀”，決不是夸張，決不是論戰伎倆。必須不斷教育群眾，使他們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而且只能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流派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現在這兩個流派都把這方面的宣傳和鼓動忘記了。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必須通過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革命形勢，分析每一個革命的經驗教訓時，總是詳細而具體地發揮了他們的這些見解。　　

摘自“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387—388頁　　

不能這樣設想社會主義，不能認為社會主義者先生們會將現成的社會主義托在盤子里奉獻給我們，這是不會有的事。在歷史上，沒有一個階級斗爭的問題，不是用暴力來解決的。如果暴力是勞動群眾和被剝削群眾用來反對剝削者的暴力，那末我們是擁護這種暴力的！有些人有意無意地站在資產階級方面，或者被資產階級嚇得非常驚慌，被資產階級的統治壓迫得非常厲害，以致于他們現在一看見這種空前尖銳的階級斗爭，就驚慌失措，痛哭流涕，忘記了自己的一切前提，向我們提出了不可接受的要求，要求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剝削者進行斗爭，不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去取得完全勝利。這些人的哀號，絲毫不會使我們感到不安。　　

摘自“全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關于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1918年1月11日）。見“列寧全集”第26卷第430頁。　　

三  通常是反動階級首先使用暴力，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無產階級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權，資產階級卻不會自動地讓出來　　

“工人思想報”的編輯們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得到的東西算作工人社會主義，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這種縮小社會主義和把它變成庸俗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做法，又是背棄俄國全體社會民主黨人和絕大多數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觀點而倒退了一大步。當然，工人階級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權（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只有受過階級斗爭鍛煉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才能奪取政權），但是無論從理論上或從政治實踐上來看，無產階級放棄用革命的方法奪取政權，就是輕舉妄動，就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有產階級的可恥讓步。資產階級不會對無產階級實行和平的讓步，一到決定關頭，他們就會用暴力保衛自己的特權，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極其可能的。那時，工人階級要實現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別無出路。“工人社會主義”的綱領只是一般地談奪取政權，而不確定奪取政權的方法，正是因為選擇哪一種方法，這取決于將來的情況，而將來的情況如何我們現在不能肯定。但是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為無產階級唯一的活動方式，那末我們再說一遍，就是任意縮小工人社會主義的含義，并且把工人社會主義這一概念庸俗化。　　

摘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1899年底）。見“列寧全集”第4卷第242—243頁　　

革命在不同的國家里是按照不同的方式發展的。革命總是長期的和艱苦的。糟糕的社會主義者總以為資本家會立刻放棄自己的權利。這是不會的。世界上還沒有這樣善良的資本家。社會主義只有同資本主義作斗爭才能發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不經過斗爭就自動下臺的統治階級。　　

摘自“在勃列斯尼亞區工人代表會議上的演說”（1918年12月14日）。見“列寧全集”第28卷第340—341頁　　

各國人民生活中的大問題，只有用強力才能解決。各反動階級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發動內戰，“把刺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俄國專制制度就這樣做過，而且從1月9日起就在全國各地一貫而頑固地繼續這樣做。既然已經形成這樣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經真正擺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義已經成了必然的和刻不容緩的事情，那末立憲的幻想和小學生做作業似的在議會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飾資產階級出賣革命，掩飾資產階級“退出”革命的作用。這時，真正革命的階級所應當提出的正是專政的口號。　　

摘自“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1905年6—7月）。見“列寧全集”第9卷第117—118頁　　

專政就是社會上一部分人對整個社會實行統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為了推翻資產階級、擊退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嘗試，就必須建立無產階級這個唯一徹底的革命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誰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或僅僅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誰就不配做社會民主黨的黨員。然而不能否認，在某些個別例外的情形下，例如，在某一個小國家里，當它的大鄰國已經完成社會革命時，如果這個國家的資產階級知道反抗已沒有用處，而為了保存自己的腦袋，它可能和平地把資產階級的政權交出來。當然，更可能的是，即使在小國家里，不進行國內戰爭，社會主義也不能實現，因此，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唯一綱領必須承認這種戰爭，雖然對人們使用暴力并不是我們的理想。　　

摘自“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1916年8—10月）。見“列寧全集”第23卷第64頁　　

從資本主義社會在和平時期會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我們除了提高生產率外，當然沒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務。不過應當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會主義以和平方式產生，資本家先生們也是不愿意讓它這樣產生的。這樣說還有點不夠。假使連戰爭也沒有，所有的資本家先生也會采取種種辦法制止這種和平發展。偉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國大革命那樣以和平方式開始，也是以反革命資產階級所發動的瘋狂戰爭而告終。如果從階級斗爭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而不是從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整個“民主派”用以款待我們的關于自由、平等、勞動民主和多數人的意志的市儈的愚蠢的空談來看，也不可能是另外一種情況。以和平方式發展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摘自“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1919年5月19日）。見“列寧全集”第29卷第326頁　　

被壓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學會掌握武器，獲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當做奴隸使喚。我們如果不想做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就不能忘記，我們是生活在階級社會里，除了進行階級斗爭以外，我們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擺脫這個社會的出路。在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隸制、農奴制或現在的雇傭勞動制上，壓迫階級總是擁有武裝的。不僅現在的常備軍，而且現在的民警——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例如在瑞士——也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武器。這個道理很簡單，幾乎用不著做特別的說明。這里只要指出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使用軍隊鎮壓罷工者的現象就夠了。　　

資產階級用武裝鎮壓無產階級，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最嚴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實。面對這樣的事實，有人竟勸告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提出“廢除武裝”的“要求”！這就等于完全放棄階級斗爭的觀點，放棄一切革命的思想。我們的口號應當是：武裝無產階級，以便戰勝和剝奪資產階級，解除這個階級的武裝。這是革命階級唯一可行的策略，是從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整個客觀發展中產生并為這個發展所決定的策略。無產階級只有把資產階級的武裝解除以后，才能不背棄自己的世界歷史任務，去銷毀一切武器。無產階級無疑會做到這一點，但是這只能在那個時候，決不能在那個時候以前。　　

摘自“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1916年9月）。見“列寧全集”第23卷第77頁　　

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壓制人民，才出現了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　　

在歷史急劇轉變的關頭，往往連先進的政黨也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能理解新的局勢而重復舊的口號，這些口號在昨天是正確的，但在今天已經失去任何意義。歷史的轉變來得如此“突然”，這些口號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義。　　

顯然，全部國家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也會遇到這樣的情形。在我國革命過去的一個時期，這個口號是正確的。現在，它顯然已經不正確了。不懂得這一點，就根本不能了解當前的迫切問題。每一個口號都應當根據一定政治局勢的整個特點來提出。而目前7月4日以后俄國的政治局勢，同2月27日—7月4日這段時期的局勢是根本不同的。　　

那時候，政權處于不穩定的狀態。臨時政府和蘇維埃雙方同意分掌政權。蘇維埃是由不受任何外力壓制的自由群眾和武裝的工人以及士兵的代表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壓制人民，——這就是問題的實質。這就提供了并保證了整個革命有和平發展的可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就是在這條和平發展的道路上跨出第一步、跨出直接能夠實現的一步的口號。這是革命和平發展的口號，在2月27日至7月4日這段時期內，和平發展是可能的，而且確實是最合乎愿望的，但是現在，革命無疑已經不可能和平發展了。　　

摘自“論口號”（1917年7月中旬）。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173—174頁　　

現在俄國革命發生了一個十分急劇、十分奇特的轉變，使我們能夠以政黨的資格建議實行自愿的妥協，誠然，不是向資產階級，向我們直接的主要的階級敵人建議，而是向我們最接近的政敵，向“居領導地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建議。　　

只是作為一種例外，只是由于情況特殊（顯然，這種情況只能持續極短的時間），我們才能向這些政黨建議妥協，而且我認為這是我們所應該做的。　　

從我們這方面來說，妥協就是回到七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政府對蘇維埃負責。　　

現在，只是在現在，也許總共在幾天或一兩個星期的時間內，這種政府會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鞏固。它會保證（帶有極大的可能性）整個俄國革命和平地向前推進，保證全世界爭取和平和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運動有最好的機會大踏步前進。　　

我認為，只是為了革命的這種和平發展（這種可能性在歷史上是非常小的，是非常可貴的，簡直是小到了極點的），只是為了這種可能性，主張世界革命，主張采取革命方法的布爾什維克才可以而且應當謀這種妥協。　　

…………　　

                  ﹡              ﹡              ﹡　　

本文是在星期五（9月1日）寫的。由于偶然的原因（歷史證明，在克倫斯基執政時不是所有布爾什維克都能享受遷徙自由的 ），本文沒有在當天送到編輯部去。看了星期六和今天星期天的報紙以后，我對自己說：也許建議妥協已經晚了。也許革命還有和平發展的可能的那幾天也已經過去了。真的，據各方面看來，那種日子已經過去了。不管怎樣，克倫斯基一定會脫離社會民主黨，一定會因社會革命黨人毫無作為而離開他們，拋棄他們，去投靠資產者而鞏固起來……真的，據各方面看來，和平發展的道路偶然成為可能的那幾天已經過去了。只好把這篇短文加上“過時的思想”的標題送到編輯部去……有時候知道知道過時的思想也許不是沒有意思的吧。　　

摘自“論妥協”（1917年9月1—3日）。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300—301、304—305頁　　

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我寫這幾行字是在24日晚上，情況已經萬分危急。非常清楚，現在拖延起義真的就等于死亡。　　

我盡力向同志們說明，現在正是千鈞一發的關頭，目前提上日程的問題決不是會議或代表大會（即使是蘇維埃代表大會）所能解決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眾，只有武裝起來的群眾的斗爭才能解決。　　

科爾尼洛夫分子展開的資產階級進攻，維爾霍夫斯基的離職，都說明等待是不行了。無論如何必須在今晚逮捕政府人員，解除士官生的武裝（如果他們抵抗，就消滅他們），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會喪失一切！！　　

…………　　

等待10月25日不一定舉行的表決，就是拘泥于形式，就是自取滅亡；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不用表決，而用強力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指導自己的代表，甚至最優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們。　　

這是各次革命的歷史所證明了的，如果革命者知道挽救革命、提出和約、挽救彼得堡、擺脫饑餓、把土地交給農民等事業都取決于自己，可是放過了時機，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　　

政府正在動搖。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徹底擊潰它！　　

拖延發動就等于死亡。　　

摘自“給中央委員的信”（1917年10月24日）。見“列寧全集”第26卷第214—215頁　　

現在聚集在伯爾尼的、打算以著名的外國人拜訪俄國來給我們增光的黃色社會主義者，最喜歡說“布爾什維克相信暴力萬能”這類話。這只證明說這句話的人在激烈的革命斗爭中完全為資產階級的暴力所壓倒（請看德國的情況），不善于教導本國無產階級掌握必要的暴力策略。　　

有些場合，暴力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有些場合，暴力卻不能產生任何效果。但事實證明這種區別并不是人人都懂得的，因此有必要來談一談。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蘇維埃政權推翻了資產階級，驅逐了舊政府。　　

為什么呢？第一、因為群眾已經組織在蘇維埃中了；第二、因為敵人即資產階級經過2月至10月這一漫長的政治時期，已經像春水沖擊下的冰塊，搖搖欲墜了，站不住腳了，它已經外強中干了。由于這些原因，即使同目前德國革命運動比起來，十月革命的運動也是很容易地使我們的革命暴力獲得了完全的輝煌的勝利。　　

摘自“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1919年3月—4月發表）。見“列寧全集”第29卷第38—39頁　　

四  應該以革命精神利用資產階級議會，　　

把階級斗爭局限于議會斗爭實際上就是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　　

利用議會講壇，揭穿資產階級騙局，教育廣大群眾　　

議會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在我們還沒有力量解散資產階級議會的時期，我們就不能把它一筆抹殺。只有去當資產階級議會的議員，才能從現在的歷史條件出發，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社會和議會制的斗爭。資產階級在斗爭中使用的工具，無產階級也應該加以利用，當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你也不能說不是這樣的，如果你想否認這一點，那你就是要把世界上一切革命實踐的經驗一筆抹殺。　　

摘自“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于議會斗爭問題的發言”（1920年8月2日）。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221頁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斗爭是復雜的、困難的、長期的，它有多種多樣的形式，有無數急劇的變化、轉折和從一種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的轉變；如果仔細研究一下這個斗爭的歷史，就能清楚地看到，有些人想要“禁止”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反動工會、沙皇或謝德曼派的工長委員會或工廠委員會等等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產生，是由于工人階級中最忠誠最堅定的英勇的革命者缺少經驗。因此，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1919年1月的做法是萬分正確的，當時他們看到了這種錯誤，指出了這種錯誤，但是仍然寧愿同這些在不很重要的問題上犯錯誤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在一起，而不愿同社會主義叛徒謝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在一起，這些叛徒雖然在參加資產階級議會的問題上沒有犯錯誤，但已經成了市儈民主派和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不再是社會主義者了。　　

但錯誤終究是錯誤，錯誤必須受到批評，必須得到糾正。　　

摘自“向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的共產黨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42頁　　

只要我們還沒有力量來驅散資產階級議會，我們就應當實行內外夾攻。只要還有相當一部分勞動者（不僅是無產者，也有半無產者和小農）相信資產階級用來欺騙工人的資產階級民主工具，我們就應當正是利用這個講臺來揭穿這種騙局，因為這個講臺是工人中的落后階層、特別是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的落后階層最重視和最信賴的。　　

只要我們共產黨人還沒有力量來奪取政權，還不能做到僅僅由勞動者來選舉他們反對資產階級的蘇維埃，只要資產階級還掌握國家政權，還號召各階級參加選舉，我們就必須參加選舉，以便不僅在無產者中間，而且在全體勞動者中間進行鼓動。只要資產階級議會還在欺騙工人，用“民主”的詞句掩蓋種種貪污和賄買的行為（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議會中比任何地方更廣泛地使用“巧妙”的方式來收買作家、議員和律師等等），我們共產黨人就應當在這個似乎代表人民意志而實際上是掩蓋富人欺騙人民的機構中不斷地揭穿這種謊言，揭穿倫納之流投靠資本家來反對工人的每一件事實。資產階級黨派之間的關系正是在議會中暴露得特別明顯，而這些關系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各階級之間的關系的反映。因此我們共產黨人恰恰應當從資產階級議會內部向人民說明階級同政黨、地主同雇農、富裕農民同貧苦農民、大資本同職員和小業主等等之間的關系的真相。　　

摘自“給奧地利共產黨人的信”（1920年8月15日）。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235頁　　

認為利用投票方式取得多數然后才去奪取政權，這是絕頂的愚蠢或絕頂的虛偽　　

為了通過選舉和各種黨派在議會中的斗爭達到教育群眾的目的，參加資產階級的議會活動對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來說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階級斗爭局限于議會斗爭，或者認為議會斗爭是最高的、決定性的、支配著其余一切斗爭形式的斗爭，那就是實際上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而反對無產階級。　　

摘自“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1919年12月16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241頁　　

還應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認為，普選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他顯然是估計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長期經驗，他說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的指標。在現代國家中，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都希望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普選制“在現代國家中”真正能夠體現大多數勞動者的意志，并保證實現這種意志。　　

摘自“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381頁　　

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內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　　

摘自同上，第409頁　　

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也是這樣。如果今天還不具備革命形勢，還沒有激發群眾和提高他們積極性的條件，今天交給你選票，你就拿過來，好好地加以組織，用它來打擊自己的敵人，而不是為了把那些怕坐監牢而死抓住安樂椅的人送到議會里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剝奪了你的選票而交給你槍支和最新式的速射炮，那你就把這些屠殺和破壞的武器接過來，不要去聽信那些害怕戰爭的多愁善感的頹喪者的話；為了工人階級的解放，世界上得用炮火和刀槍來消滅的東西多著哩；如果群眾的仇恨和絕望日益增長，如果有了革命形勢，那就著手建立新的組織，使用這些十分有利的屠殺和破壞的武器來反對本國政府和本國資產階級。　　

摘自“第二國際的破產”（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見“列寧全集”第21卷第230頁　　

只有壞蛋或者傻瓜才會認為，無產階級應當首先利用資產階級壓迫下和雇傭奴隸制壓迫下進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數，然后才去奪取政權。這是絕頂的愚蠢或絕頂的虛偽，這是用舊制度舊政權下的投票來代替階級斗爭和革命。　　

無產階級在進行階級斗爭的時候，并不要等待投票以后才發動罷工，雖然要取得罷工的完全勝利需要大多數勞動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數居民）的同情。無產階級在進行階級斗爭來推翻資產階級的時候，并不要等待任何預先的（由資產階級主持并在其壓迫下進行的）投票，雖然無產階級清楚地知道，要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要順利地推翻資產階級，絕對需要大多數勞動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數居民）的同情。　　

摘自“向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的共產黨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40頁　　

伯恩施坦主義者過去和現在接受馬克思主義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們不是把議會斗爭看做專門適用于一定歷史時期的一種斗爭手段，而是看做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斗爭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奪取”、“專政”了。布蘭克之流的先生們以及其他頌揚普列漢諾夫的自由主義分子現在轉運俄國來的，正是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們非常習慣于這種歪曲，竟認為在革命旋風時期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原則被遺忘是連證明也用不著的。　　

摘自“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1906年3月24—28日）。見“列寧全集”第10卷第219—220頁　　

五  必須利用一切機會獲得大量的同盟者　　

工農聯盟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　　

無產階級要成為真正革命的階級，成為真正按社會主義精神行動的階級，就只有作為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先鋒隊，在推翻剝削者的斗爭中作為他們的領袖來出現和行動；但是如果不把階級斗爭引到農村去，不把農村勞動群眾團結在城市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周圍，不由城市無產階級來教育農村勞動群眾，這個任務也是不能完成的。　　

摘自“土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年6月初）。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132頁　　

只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才能保證土地法獲得鞏固的成就和得以全部實現。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就是各先進國家的被剝削的勞動農民同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結成緊密的聯盟。今后俄羅斯共和國的所有的國家機構和管理工作，自上而下，都必須以這個聯盟為基礎。這種聯盟將清掃一切直接和間接地、公開和隱蔽地恢復已為實際生活否定的同資產階級及其政策的奉行者妥協的企圖，只有這種聯盟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取得勝利。　　

摘自“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決議草案”（載于1917年11月15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226號）。見“列寧全集”第26卷第302—303頁　　

但是必須弄清楚什么是最能把我們團結起來的基本因素，弄清楚從我國整個革命和一切未來社會主義革命（就全世界范圍來說）中最重大最根本的問題來說，什么是最重要的東西。　　

這個最根本最重大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同農民的關系問題，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問題，也就是經過大工廠長期的艱苦的然而有收獲的鍛煉的先進工人，是否能夠把那些被資本主義和地主、被自己貧困簡陋的舊經濟壓得透不過氣來的農民群眾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是否能夠向他們證明，無論在工農聯盟這條道路上會遇到多大的困難（這種困難很多，我們不能閉上眼睛不看），只有工農聯盟才能使農民擺脫地主和資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壓迫。只有鞏固工農聯盟，人類才能普遍擺脫像不久以前那樣的帝國主義屠殺，才能普遍擺脫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野蠻矛盾，在那里為數極少的幾個最有錢的強國富得要命，而地球上廣大居民則貧苦不堪，無法享受現有的文化和由于缺乏周轉而沒有出路的財富。　　

摘自“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關于共和國的對內和對外政策”（1921年12月23日）。見“列寧全集”第33卷第128—129頁　　

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不是一切被壓迫者和不滿者的群眾斗爭的爆發。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落后的工人，必然會參加這種斗爭，——沒有他們的參加就不能有群眾性的斗爭，就不能有任何的革命——因而他們必然會把自己的成見、反動的幻想、弱點和錯誤帶到運動中來。可是客觀上他們是向資本進攻的，而覺悟的革命先鋒隊，先進的無產階級，則會表現出這種各式各樣的、五光十色的、復雜的、表面上分散的群眾斗爭的客觀真理，它能夠統一和指導這個斗爭，奪取政權，奪取銀行，剝奪大家所憎恨的（雖然憎恨的原因各不相同！）托拉斯并實現其他的專政措施，以求最后推翻資產階級和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社會主義的勝利遠不是一下子就能“清除掉”小資產階級的渣滓的。　　

摘自“關于自覺問題的爭論總結”（1916年7月）。見“列寧全集”第22卷第351頁　　

必須同殖民地億萬人民聯合起來共同發動革命進攻　　

社會革命只能在各先進國無產階級為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國內戰爭已經同不發達的、落后的和被壓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運動（其中包括民族解放運動）聯合起來的時代中進行。　　

摘自“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1916年8—10月）。見“列寧全集”第23卷第54頁　　

社會主義革命不會僅僅是或主要是每一國革命無產者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斗爭。不會的，這個革命將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國家和一切附屬國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斗爭。在我們黨去年3月通過的綱領里面，我們在說明世界社會革命日益接近的時候說，各先進國家的勞動人民反對帝國主義者和剝削者的國內戰爭正開始同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結合起來。這一點正由革命進程所證實，并且今后會得到更多的證實。　　

摘自“在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19年11月22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137頁　　

這次代表大會，已經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無產者，同那些沒有或者幾乎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的革命群眾，同東方各殖民地國家的被壓迫群眾聯合起來了。但是進一步加強這種聯合，完全要靠我們今后的努力，我相信，我們一定會做到這一點。一旦各國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擊敗了市儈分子的抵抗，肅清了一小撮工人貴族上層分子的影響，同迄今還站在歷史外面、只被看做歷史客體的億萬人民聯合起來，共同發動革命進攻，世界帝國主義就一定會滅亡。　　

摘自“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于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1920年7月19日）。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204頁。　　

必須極精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　　

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　　

為了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之間通常進行的最頑強的戰爭還要困難百倍，費時百倍，復雜百倍。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拒絕隨機應變，拒絕利用敵人之間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設法跟各種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嗎？這豈不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崎嶇險阻、未經勘察、人跡未到的高山，卻預先拒絕有時要迂回前進，有時要向后折轉，放棄已經選定的方向而試著向各種各樣的方向走嗎？而那些如此沒有經驗、如此沒有覺悟的人（如果這真是因為他們年輕，那還算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在一定的時間內說這種蠢話的），居然還能得到一些荷蘭共產黨黨員的支持——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樣！！　　

在無產階級進行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之后，僅僅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又因為在這個國家里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小商品生產者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發地、不斷地恢復和再生，所以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間內，依然要比資產階級弱一些，要想戰勝比較強的敵人，只有盡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極精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本國資產階級各集團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害沖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根本不懂得現代的科學社會主義。誰要是沒有在實踐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相當復雜的各種政治情況中，證明他確實會運用這個真理，誰就沒有學會幫助革命階級去進行斗爭，使全體勞動人類擺脫剝削者的壓榨而獲得解放。以上所說的一切，對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后的時期，都是一樣適用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并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卡爾·考茨基、奧托·鮑威爾這類“享有專利權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錯誤和最大罪惡，就是他們不懂得這一點，不善于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應用這一點。馬克思以前的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常說：“政治活動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條筆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潔、寬廣而平坦）自車爾尼雪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由于忽視或忘記了這個真理，付出了難于估計的代價。我們無論如何要使左派共產黨人以及西歐和美國忠于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致于像落后的俄國人一樣，付出那樣昂貴的代價來領會這個真理。　　

摘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間）。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51—53頁　　

不是“絕對不妥協”而是要善于通過必要的妥協來鞏固和發展革命事業　　

馬克思和恩格斯被認為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人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是各種空談的死對頭。他們教導大家要科學地提出社會主義問題（其中包括社會主義的策略問題）。19世紀70年代，當恩格斯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國布朗基分子的革命宣言時，恩格斯曾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他們“不作任何妥協”的聲明是一句胡吹的空話。決不能發誓不妥協。由于所處的情況，有時甚至連最革命的階級的最革命的政黨也不得不實行妥協，問題在于要善于通過一切妥協來保持、鞏固、鍛煉、發展工人階級及其有組織的先鋒隊即共產黨的革命策略、革命組織、革命意識、決心和素養等。　　

摘自“論妥協”（1920年3—4月）。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450頁　　

為了同別的政黨達成協議而在某些要求上讓步或放棄自己要求的一部分，這在政治上叫做妥協。　　

庸人對布爾什維克一般有這樣的看法（這種看法得到專事誹謗布爾什維克的報刊的支持），認為布爾什維克是任何時候都不愿意對任何人作任何妥協的。　　

這種看法對我們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一種頌揚，因為它證明，連敵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忠于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根本原則。但實際上應該說，這種看法是不符合真實情況的。恩格斯對布朗基派共產主義者的宣言（1873年）批評得很對，他說他們聲明“決不妥協！”是可笑的。他說這是空話，情況的變化經常不可避免地迫使政黨在斗爭中采取妥協手段，絕對拒絕“分期收債款”是荒謬的。真正革命的政黨的職責不是宣揚根本做不到的“絕對不妥協”，而是要通過各種妥協（在它們不可避免的時候）忠于自己的原則、自己的階級、自己的革命任務，忠于準備革命和教育人民群眾走向革命勝利的事業。　　

摘自“論妥協”（1917年9月1—3日）。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299頁　　

結論很清楚：“原則上”反對妥協，不論什么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簡直是難于當真看待的孩子氣。愿意做一個有利于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家，就應當善于辨別在哪種具體情況下，妥協是機會主義和叛賣的表現，因而是不容許的，并且對這種具體的妥協全力展開批評，最無情地加以揭露，毫不調和地同它作戰，決不許那班老于世故的“求實主義”的社會黨人以及議會掮客，拿“一般妥協”的空談來支吾搪塞，脫身卸責。現在英國工聯“領袖”們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的“領袖”們，正是這樣來卸脫他們實行叛賣，實行這種實際上是最惡劣的機會主義、叛賣和變節的妥協所應負的責任。　　

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于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于的禍害，以便后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　　

摘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間）。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19頁　　

六  反對修正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的一個必要條件　　

修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歧，正在于和平轉變同暴力轉變的對立　　

考茨基為了掩蓋他的叛徒立場，只好處處玩弄欺騙手段！　　

但是，請看他在這里怎樣無意地露出了自己的馬腳。他說：“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 ！　　

在給專政下定義的時候，考茨基拼命對讀者隱瞞這個概念的基本標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現在真相大白了：問題正在于和平轉變同暴力轉變的對立。　　

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考茨基需要運用一切遁詞、詭辯和捏造，正是為的避開暴力革命，為的掩蓋他背棄這種革命的行為，掩蓋他轉到自由主義工人政策方面即資產階級方面去的行為。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　　

“歷史學家”考茨基無恥地偽造歷史，竟“忘記”了一件基本事實：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它的全盛時期也正是在19世紀70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濟特點（這種特點在英美表現得特別典型），比較地說，最愛和平，最愛自由。但是帝國主義，即在20世紀才完全形成的壟斷資本主義，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濟特點，則最不愛和平，最不愛自由，到處發展軍國主義。在談論和平轉變或暴力轉變是怎樣標本或怎樣可靠的問題時，竟“注意不到” 這一點，那就等于墮落為資產階級最下流的奴仆了。　　

摘自“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見“列寧全集”第28卷第220—221頁　　

考茨基繼續寫道：……“群眾罷工的任務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是破壞國家政權，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個問題上讓步，或用一個順從(ent-gegenkommende）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敵視無產階級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這” （即無產階級對敵對政府的勝利）“不能導致國家政權的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某種變動（Verschiebung）……因此，我們政治斗爭的目的，和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議會中多數的辦法來奪取國家政權，并且使議會變成駕于政府之上的主宰。”（第726、727、732頁）　　

這就是最純粹最卑鄙的機會主義，口頭上承認革命，實際上卻背棄了革命。考茨基的思想僅限于要有一個“順從無產階級的政府”，這與1847年“共產黨宣言”所宣布的“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比較起來是倒退了，落到了庸俗的地步。　　

考茨基一定會同謝德曼、普列漢諾夫和王德威爾得之流實行他所愛好的的“統一”，因為他們都贊成爭取一個“順從無產階級的”政府。　　

我們卻要同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決裂，要為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奮斗，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執政者。這就是“二者之間莫大的區別”。　　

考茨基一定會成為列金、大衛、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的親密伙伴，因為他們完全同意為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變動”而斗爭，為爭取“議會中的多數和駕于政府之上的全權議會”而斗爭，——這是一個多么崇高的目的，它是機會主義者完全可以接受的，一點沒有超出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范圍。　　

我們卻要同機會主義者決裂；整個覺悟的無產階級會同我們一起進行斗爭，不是為了爭取“力量對比的變動”，而是為了推翻資產階級，破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摘自“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476—477頁　　

這位極善良的好心人大概是一位最慈祥的家長，最誠實的公民，學術著作的最忠實的讀者和作者，但他忘記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用這種“調節”和“調整”的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抽象地說，這種過渡無疑對“人民”是最有利的）的前提是，無產階級勝利已絕對鞏固，資本家的處境已絕對沒有希望，資本家已絕對必須并且也愿意老老實實地服從。　　

這樣湊巧的事有可能嗎？　　

從理論上來說，即在這件事上完全抽象地來說，這當然是可能的。例如，假定在九個國家里，包括所有強國在內，威爾遜、勞合•喬治、米勒蘭之流以及其他資本主義的英雄的處境已經與我國的尤登尼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及其部長們的處境相同。假定在這以后，第十個小國的資本家向工人提議：好吧，讓我們自愿地幫助你們吧，服從你們的決定，用“調節”的方式和平地（毫無破壞！）“剝奪剝奪者”，第一年我們可以拿原來收入的九分之五，第二年拿九分之四。　　

在我上面所說的條件下，第十個國家的資本家在一個最小的和“和平的”國家里提出這樣的建議是完全可以設想的，這個國家的工人如果能切實討論這個建議（要講講價錢，因為商人是不可能不討價的）并接受這個建議，也不會有絲毫壞處。　　

現在，經過這一番通俗的解釋后，也許連學者奧托·鮑威爾和哲學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當哲學家像當政治家一樣走運）都已經明白問題究竟在哪里了吧？　　

還沒有？還不明白？　　

請你們想一想，最親愛的奧托·鮑威爾，最親愛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目前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及其領袖的處境與俄國的尤登尼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處境相同嗎？　　

不，不相同。在俄國，資本家在拼命的反抗之后已被擊潰。但是，在全世界，資本家還掌握著政權。他們還是統治者。　　

假如你們，最親愛的奧托·鮑威爾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到現在還不明白問題在哪里，那我再給你們通俗地說明一下吧。　　

請你們設想一下，當尤登尼奇兵臨彼得堡城下、高爾察克占領了烏拉爾、鄧尼金控制著整個烏克蘭的時候，當這三位英雄的口袋里裝滿了一束束威爾遜、勞合•喬治、米勒蘭之流打來的關于運送金錢大炮、派遣軍官士兵的電報的時候，——請你們設想一下，在這樣的時候，俄國工人的代表走到尤登尼奇、高爾察克或鄧尼金面前，向他們說：我們工人是大多數，我們把你們收入的九分之五給你們，以后我們用“調節”和和平的方式把你們的收入全部沒收。一言為定，“沒有破壞”，你們干不干？　　

如果這位工人代表穿得很平常，并且接見他的只是鄧尼金之類的俄國將軍，那末將軍大概會把這工人送到瘋人院，或者干脆把他趕跑。　　

但如果工人代表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知識分子，而且是一位頗受尊敬的父親的兒子（像善良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那樣），并且接見他的不是鄧尼金一個人，還有法國或英國的“顧問”在座，那末這位顧問無疑會對鄧尼金說：　　

“喂，將軍，要知道這個工人代表很聰明，他正適于當我們的部長，正如英國的韓德遜，法國的阿爾伯·托馬，奧國的奧托·鮑威爾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一樣。”　　

摘自“政論家的短評”（1920年2月14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328—330頁　　

戰勝修正主義就能爭取工人群眾，就能把人民引向無產階級專政　　

準備無產階級獲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進行長期的、頑強的和無情的斗爭，去反對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社會沙文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資產階級影響和思潮。這些影響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無產階級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中行動的。不進行這種斗爭，不預先完全戰勝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就根本談不上無產階級專政。如果布爾什維主義沒有在1903—1917年預先學會戰勝孟什維克，即戰勝機會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并把他們從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中毫不留情地驅逐出去，那末它就不能在1917—1919年戰勝資產階級。　　

摘自“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1919年12月16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243—244頁　　

反對社會主義的叛徒，反對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這條政治路線在一切斗爭領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應當推行。這樣做了，我們就能爭取到工人群眾。而無產階級先鋒隊即集中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就能同工人群眾一起，穩穩地把人民引向戰無不勝的無產階級專政，引向無產階級民主以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引向蘇維埃共和國，引向社會主義制度。　　

摘自“向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的共產黨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見“列寧全集”第30卷第43頁　　

機會主義是我們的主要敵人。工人運動中的上層分子的機會主義，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實證明：由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派別活動家來維護資產階級，比資產者親自出馬還好。工人要不是由他們來領導，資產階級的統治就無法維持了。不但俄國克倫斯基統治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就是社會民主黨政府領導的德國民主共和國，以及阿爾伯·托馬對資產階級政府的態度，也證明了這一點。英國和美國的類似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這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必須戰勝這個敵人。我們在離開大會的時候，應該下定最大的決心，把各個黨內的這一斗爭進行到底。這是主要的任務。　　

摘自“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于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1920年7月19日）。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203頁　　

七  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斗爭的結束，而是階級斗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斗爭的結束，而是階級斗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取得勝利、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來反對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絕跡、沒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　　

摘自“‘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見“列寧全集”第29卷第343頁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愿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來拼命斗爭，想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保護他們從前過著甜蜜生活、現在卻被“平凡的賤民”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從事“平凡的”勞動……）的家庭。　　

摘自“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見“列寧全集”第28卷第235—236頁　　

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任何過渡中，由于兩個主要原因，或者說在兩個主要方向上，必須有專政制度。第一，不無情地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戰勝和鏟除資本主義，因為不能一下子就把這些剝削者的財產，把他們在組織上和知識上的優勢完全剝奪掉，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他們必然企圖推翻他們所仇視的貧民政權。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即令不發生對外戰爭，也決不會不經過國內戰爭，而國內戰爭造成的經濟破壞比對外戰爭造成的更大，國內戰爭中會發生千百萬種動搖和倒戈事件，會造成方向極不明確、力量極不平衡的混亂狀態。舊社會的各種壞分子，數量當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與小資產階級有聯系的（因為一切戰爭和一切危機，首先使小資產階級破產，首先摧殘他們），這些人，在這種大轉變的時候，自然不能不“露頭角”。而這些壞分子“露頭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為、流氓行為、賄賂、投機及各種壞事增多。要消除這種現象，就必須花費時間，必須有鐵的手腕。　　

     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沒有不本能地感覺到這一點，沒有不表現其除惡滅害決心、把盜賊就地槍決的。從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眾努力地無情地鎮壓壞分子的那種革命熱忱，未能長久堅持下去。當時群眾革命熱忱之所以這樣不能持久，其社會原因，即階級原因，就是無產階級本身還不強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經有充分的數量，充分的覺悟和充分的紀律）才能把大多數被剝削勞動者（如果更簡單更通俗些說，就是大多數貧民）吸引過來，才能掌握政權在一個足夠長的時間內來徹底鎮壓一切剝削者和一切壞分子。　　

     歷次革命中這個歷史意義的經驗，這個世界歷史意義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教訓，馬克思把它總結了，給了一個簡單、嚴格、準確、明顯的公式：無產階級專政。　　

摘自“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1918年3—4月）。見“列寧全集”第27卷第242—243頁　　

我們的任務不只是要戰勝資本家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戰勝資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深刻、最強烈的反抗。　　

摘自“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20年11月3日）。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336頁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陷入了馬克思所評述的資產階級立場，因為這個機會主義把承認階級斗爭的范圍局限于資產階級關系的領域以內。（在這個領域、這個范圍內，任何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斗爭！）機會主義恰巧在最主要的問題上不承認階級斗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在推翻資產階級并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有階級斗爭。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斗爭空前殘酷、階級斗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國家（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專政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　　

其次，一個階級專政，不僅一般階級社會需要，不僅推翻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需要，而且，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無階級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都需要，只有了解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復雜，但本質是一個，不管怎樣，所有這些國家總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多種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摘自“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399—400頁　　

只有無情地鎮壓剝削者的反抗，才能戰勝和鏟除資本主義　　

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摘自“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見“列寧全集”第28卷第218頁　　

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見光明。匈牙利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與俄國截然不同：資產階級政府自動辭職，工人階級的統一、社會主義的統一立刻在共產主義綱領上恢復起來。蘇維埃政權的實質現在表現得更加明顯了；現在除了蘇維埃政權而外，除了無產階級專政而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種政權是得到以無產階級為首的勞動者擁護的。　　

這個專政必須采取嚴酷無情和迅速堅決的暴力手段來鎮壓剝削者、資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沒有資格當無產階級的領袖或顧問。　　

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不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實質在于勞動者的先進部隊、先鋒隊、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無產階級的目的是建成社會主義，消滅社會的階級劃分，使社會全體成員成為勞動者，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的基礎。這個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實現的，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因為改組生產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根本改變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時間的，因為按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巨大的習慣力量只有經過長期的堅忍的斗爭才能克服。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時期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摘自“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見“列寧全集”第29卷第351頁　　

無產階級專政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　　

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　　

只有自覺的資產階級奴仆，或是政治上麻木不仁、被資產階級書籍蒙蔽而看不見實際生活、腦子里充滿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因而在客觀上變成資產階級走狗的惡人，才會看不到這一點。　　

只有不能站在被壓迫階級的立場上提問題的人，才會看不到這一點。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里，哪一個國家的中等普通工人，中等普通雇農，或一般的農村半無產者（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壓迫群眾），能夠多少像在蘇維埃俄國一樣，享有在最好的大廈里開會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紙庫來發表自己的意見、保護自己的利益的自由，享有選拔本階級的人去管理國家、建設國家的自由呢？　　

在任何一個國家內，考茨基先生要想從一千個略知時務的工人和雇農中間，哪怕找到一個在回答這問題時表示懷疑的人，都是絕對不可能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從資產階級報紙上看到一鱗半爪的真實報道，就本能地同情蘇維埃共和國，因為他們看到它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是窮人的民主，而不是富人的民主；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都是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們（和“建設”我們國家）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吏，資產階級的議員，資產階級的法官。這是所有資產階級國家（包括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在內）被壓迫階級中的千百萬人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知道、每天感覺到和體會到的淺顯明白的真理。　　

而在俄國，則完全摧毀了官僚機關，趕走了所有的舊法官，解散了資產階級議會，建立了工農容易參加的代表機關，用工農蘇維埃代替了官吏，由工農蘇維埃監督官吏，由工農蘇維埃選舉法官。單是這件事實，就足以使一切被壓迫階級承認蘇維埃政權這一無產階級專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　　

摘自“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見“列寧全集”第28卷第230—231頁　　

八  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便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消滅階級不僅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還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于這種人既不能驅逐，又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只有通過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才能抵制這種惡劣影響，才能使無產階級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這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斗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斗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斗爭中百煉成鋼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于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是不可能的。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在幫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　　

摘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間）。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25—26頁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并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領導建立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在沒有資產階級參加并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一群脫離群眾而代表工資優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茍且偷安”，為了一碗稀飯而出賣長子的權利，即放棄權利不當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　　

摘自“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見“列寧全集”第25卷第391—392頁　　

馬克思主義教導說——這種教言不僅已經由整個共產國際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1920年）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作用的決議中加以肯定，而且也已經為我國革命的實踐所證實，——只有工人階級的政黨，即共產黨，才能團結、教育和組織成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的先鋒隊，也只有這個先鋒隊才能抵制這些群眾中不可避免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抵制無產階級中不可避免的種種行會狹隘性或行會偏見的傳統和惡習，并領導全體無產階級的一切聯合行動，也就是說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并且通過無產階級領導全體勞動群眾。不這樣，便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摘自“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關于我們黨內的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決議草案初稿”（1921年3月）。見“列寧全集”第32卷第233頁　　

統一書號：1001·486　　

定價：0.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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