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幟鮮明地反對“倒退”!
徐漢成
一、改革的兩種不同前途
改革與革命的意義相近,社會就是在不斷的革命與改革中前行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通過“土地改革”、社會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等一系列的改革中建成的。
但改革與革命又是有所區別的:其一,革命是階級斗爭,需要暴力,需要奪取政權,然后才能改革,而改革有時雖屬于階級斗爭,但不一定施以暴力,相反,可以通過和平與演變調整階級利益,實現政權更迭。其二,革命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一般都是進步的,而改革就不同了,權力者的利益集團有可能以改革為名,而實現這個利益集團的某種目的。
中國封建時期的改革就不下數十次。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了,不同的改革將為國家帶來不同的前途,為人民帶來不同的命運,有可能將歷史推向前進,有可能將社會拉向倒退。延緩了歷史的發展進程,如西漢末年的王莽改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西漢末年,身為王莽女婿的漢平帝被鴆殺,攝政王王莽扶漢平帝幼子、自己的外孫劉嬰即位,此時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十分尖銳,京城五十萬人上書王太后,要求攝政王王莽做皇帝,王莽當上皇帝后,老百姓寄予厚望。隨后,王莽將《周禮》等儒家經典作為改革的理論基礎,發動了托古改制,其目的是恢復奴隸社會的分封制。由于私有制已有了較大的發展,王莽推行的滯后的、不切實際的改革損害了廣大民眾的實際利益,將改革者推到了廣大民眾的對立面,王莽推行的改革推行幾年后,即遭到了全社會的猛烈報復。在人們心目中,打著改革旗號的王莽新朝還不如前期的漢王朝,于是就產生了懷舊心理,加上已失去政權的西漢王朝宗室的煽風點火,王莽統治的合法性產生了動搖,王莽稱帝十七年,農民起義把王莽送上血腥的祭壇。至此,王莽的改革宣告失敗,新朝也宣告結束。
在中國近代史上,袁世凱復辟“帝制”也是一種典型的“改革”,有人說,袁世凱復辟“帝制”怎么能和“改革”掛上鉤呢?不然!人們之所以稱袁世凱為“復辟”,是因為袁世凱所要實行的“帝制”在中國已經有了多少年,到了1917年,這種“帝制”已經被時代摒棄了,被人民推翻了,中國社會已進入中華民國年代,而身為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非要過一把皇帝癮,重新建立這種封建落后的政治制度,因此,恢復“帝制”是一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倒退行為,當然要被人們稱之為“復辟”了,所以,袁世凱復辟“帝制”就是一種典型的失敗了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后,就面臨著兩條道路的抉擇:第一條路是循規蹈矩,當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徒弟,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二條路是信仰馬克思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屬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飽經戰亂、人口眾多、經濟落后,如果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只能使極少數人富裕,大多數人貧窮,階級斗爭、社會矛盾將日趨激化,社會必然長期處于動亂狀態,反過來又會延誤經濟的發展,其次是資本主義制度日趨成熟,中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能是跟在西方發達的國家屁股后面爬行,仰人鼻息,看別人的臉色行事,極有遭受喪失主權與領土的完整的威脅。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黨,是社會主義的政黨,馬克思主義就是為著廣大的勞動人民謀利益的,因此,無論是放眼政治還是經濟,無論是放眼國內還是國際,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的必然選擇,是中國人民的選擇。對于中華民族,這雖是一條前人未有走過的路,一條艱難曲折的路,但同時又是一條引領人類社會進步的光明之路。
當代中國的改革,同樣面臨著兩種不同的前途和命運,一種前途是社會主義的完善,另一種前途是資本主義復辟。改革一開始,為了防止改革誤入歧途,鄧小平就反復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第3卷第142頁1985年9月23日)“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鄧小平文選《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第3卷第158頁1986年4月4日)
二、拯救誤入歧途的改革
中國的社會主義自建成之日起,兩條道路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國內外顛覆社會主義的活動一刻也沒有停息,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有一批右派分子向共產黨、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進攻,中央發動的反右斗爭粉碎了右派的陰謀。改革之初,又有人妄圖借鄧小平倡導的改革為契機,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說:“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現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謂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言論。一定要徹底駁倒這種言論。首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中國離開社會主義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絕大多數人決不允許歷史倒退。其次,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現在還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事實。但是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從根本上說,是解放以前的歷史造成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造成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7頁)
國人理當記憶猶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盤西化的呼聲甚囂塵上,推翻共產黨與社會主義的叫囂此起彼伏,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成災,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置若罔聞,推波助瀾,中國出現了極不穩定的動亂跡象,胡耀邦下臺后,趙紫陽重蹈覆轍,繼續放縱資產階級自由化,推行“資改”路線,終于釀為波及全國的大動亂,幸虧老革命家力挽狂瀾,平息了那場動亂,挫敗了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顛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陰謀。
胡耀邦、趙紫陽的倒臺,迫使國內外顛覆社會主義的勢力改變了策略,將一步到位顛覆社會主義改為兩步走的分步實施,第一步就是打著改革的旗號,以發展生產力為幌子,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全面推行市場化,大力培植私有經濟,分化瓦解公有制經濟,摧毀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由于私有制的復興,產生了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生的資產階級,不幸的是,黨和國家失去了權威的人物,經過近二十年的折騰,資改派們第一步推翻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目標已基本實現。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第2卷第110頁)根據鄧小平的論述,中國的改革已走上邪路。
面對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社會矛盾烽煙四起,叢生的貪污腐化,各種各樣的社會丑惡現象,社會主義的改革者與資改派的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的改革者們在反思改革的失誤與失敗,而倒退復辟的資改派們不僅不是去反思,反之誣賴說各種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是由于改革不徹底造成的,要挾中共高層繼續深化改革,要求進行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的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同于鄧小平所說的體制內改革,而是要共產黨改名換姓、解體、下野,徹頭徹尾的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多黨制與總統、議會制,從“零八憲章”到李銳的“憲政開張”,從中國政法大學“四教授”反毛、污毛的惡劣表演,到街頭政治流氓李悔之要共產黨“易名”的“七一獻禮”……,猶如為共產黨套上一條白綾,端上一碗砒霜,逼共產黨自刎了斷,這就是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顛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第二步!
因此,捍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拯救誤入歧途的“改革”的歷史使命又一次落到了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切信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一切熱愛社會主義的人的肩上。
三、旗幟鮮明的反對倒退的“改革”
改革應該回歸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應該回歸社會主義!這是歷史與時代的要求,是最廣大人民的心聲,因此,我們應該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反對倒退的“改革”,反對借“改革”為名的資本主義復辟。
一、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以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理論抵制倒退的“改革”。
二、旗幟鮮明的反對篡改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反對篡改中國革命史,反對污蔑、抹殺建國以后三十年的偉大成就,反對為國民黨招魂鳴冤,為蔣介石樹碑立傳。
三、立場堅定的反對借“深化”改革之名,徹底摧毀公有制經濟,全面私有化。
四、堅決反對將新生的資產階級稱為“新經濟組織”與“新社會階層”,反對將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以“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名義吸納到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中來,削弱無產階級政權。
五、高舉革命的批判旗幟,揭露批判西方的偽民主、偽自由,批判普世價值,謹防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名,要挾中國共產黨下野,警惕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警惕蘇聯解體、蘇共下野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四、反倒退的政治基礎與社會基礎
旗幟鮮明的反對倒退的“改革”既不是缺乏理論基礎的蠻干,也不是缺乏政治與社會基礎的誤打誤撞,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政治基礎與社會基礎的:
一、理論基礎
改革是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的,打著改革旗號進行復辟的資改派之所以打著燈籠向右拐,不敢明火執仗的復辟資本主義,不承認中國的改革走上了資本主義的歧路,就是因為缺乏理論基礎,他們的理論基礎就是崇洋與復古,既沒有前瞻性的理論,也沒有明確的目標,更是不敢公開闡明其目標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因此,旗幟鮮明的反對倒退的“改革”,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這種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理論,毛澤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72頁)時至今日,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而倒退的改革者又是根本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所以,旗幟鮮明的反對倒退的“改革”我們應該理直氣壯!
二、政治基礎
反對倒退的“改革”,有著深厚的政治基礎,鄧小平說:“自從十月革命以來,更證明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9頁)“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鄧小平文選《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3卷第195頁1986年12月30日)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其根本宗旨就是帶領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共產主義,胡錦濤總書記說“決不改旗易幟”,中國共產黨有七千萬的黨員,是當今世界的第一大政黨,雖然,一部分黨政領導權被資改派篡奪,一部分黨員已蛻化變質為資產階級分子,但是,無數革命先烈、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后繼有人,他們也不會對于倒退的改革者坐視不管,在七千萬的共產黨員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擁護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
三、社會與實踐基礎
反對倒退的“改革”,不僅有著敦實的理論基礎、厚重的政治基礎與廣博的社會基礎,還有著雄辯有力的實踐基礎。國人皆知,在近二十年的改革中,產生了嚴重的階級分化,對于新生的資產階級,雖然,資改派為了掩人耳目,混淆視聽,抹殺階級和階級斗爭,玩起了偷換概念的文字游戲,將資產階級說為“新經濟組織”、“新社會階層”,將資產階級分子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還為這一類靠掠奪國家資財、剝削人民血汗的資本家套上“黨的先進分子”、“人民的先進分子”的光環,拉進黨和政府的各級權力機關,參政議政。但是面對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面對群體的暴力與非暴力事件,他們已是坐臥不寧、寢食難安,而解決這些問題又是力不從心,根據鄧小平的論述,大量的事實充分說明:中國的“改革”就是已經走上了邪路。雖然改革開放三十年,但是,富起來的分化為資產階級與蛻變為權貴的既得利益者不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廣大勞動人民,在醫療、住房、教育新的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早已對現狀深惡痛絕,盼望中國共產黨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因此,反對倒退的“改革,其廣博的社會基礎就是全國的億萬人民群眾,人民不愿意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需要資本主義的偽民主,假自由,不愿意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五、要敢于質疑與問責
鄧小平說:“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同志說: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并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鄧小平文選《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2卷第117頁)“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 (鄧小平文選《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第3卷第137頁1985年8月28日)
由于改革走入了歧途,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日益增多,資改派不敢承認中國產生了一個資產階級,不敢承認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不敢承認中國有一個 “資改派集團”,不敢承認中國有一個“右翼資改復辟路線”……。人們的質疑、問責的呼聲也日漸高漲,這就促使資改派的御用文人赤膊上陣、氣急敗壞壓制人民,他們害怕人民質疑,害怕人們問責,害怕人民懷舊,誰要是對“改革”提出質疑,反對改革的棍子便打將過來,文革余孽、極左思潮的帽子便戴將起來。從洛陽的劉三英宣傳毛澤東思想遭群毆。到金牌民工的質疑“資改”被抓捕,從張宏良和黎陽的博客、文集被封殺,博客被關,到中國庚友、雨夾雪被威脅,直到烏有之鄉因為發表關于轉基因真相的文章被威脅關閉網站……,種種跡象表明,資改派已是黔驢技窮。
在復辟需要的時候,他們不是搬出“創新”的招牌,就是打出“解放思想”的幌子。到了人民質疑的時候,就又打出了“文革余孽”的棍子,當人們問責的時候,就又戴上了極左思潮的帽子,奇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不是被質疑了嗎?文革不是被質疑了嗎?九大、十大的路線不是都遭受質疑了嗎?難道倒退的改革就不能質疑嗎?難道鄧小平去世后的一切就不能質疑嗎?改革已歷時三十多年,諸多的改革既已有了過程,亦已有了結果,難道就沒有絲毫的失誤嗎?難道就是絕對的完美無缺嗎,難道還要人民摸著石頭過河嗎?難道人們思想的解放只能向右而不能向左嗎?“右翼資改復辟路線” 難道是子虛烏有嗎?難道不該批判嗎?難道不能問責嗎?毛澤東去世后,“大躍進”不是被問責了嗎?“反右”不是被問責了嗎?文革不是被問責了嗎?怎么到了改革開放后的今天,到了民主與法治的中國,到了民主與自由的現代,就不準人民問責了呢?難道改革后的路線一貫正確嗎?歷屆政府沒有絲毫的過錯嗎?不符合邏輯吧!不符合辯證法吧!那一朝那一代的律法規定,只有領導人去世后才能問責?活著的人就不能問責嗎?在資改派與右翼分子的心目中,人民只能做順民、當順奴。
中華民族再一次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切忠于和信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人,一切有良知有正義的知識分子、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民群眾,一切追求進步的青年們,起來吧!義無反顧地誓死捍衛這個偉大民族吧!
二0一0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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