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的戰爭威脅和中國的應對策略
田忠國
12月10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演講中，認為戰后60多年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是依靠“美利堅合眾國公民的鮮血和軍力”實現的，同時聲稱“對于那些不遵守規則和法律的國家”，以及那些“殘酷壓榨本國人民的人”，有必要進行武裝干預和采取戰爭手段，而后指向中國，認為“鑒于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會晤似乎不可饒恕”（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與毛澤東會晤）。這是張宏良先生在“準確驚人的歷史預見，曠古絕倫的理想悲劇”一文中，為我們描繪的奧巴馬在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演講時的情景。
如果我們再聯系到2007年，美國財長鮑爾森就說的“今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什么進展，如果中國停滯改革開放的步伐，將會對中美關系造成實質性傷害”，“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的話，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對中國的戰爭意志正趨于強烈。不僅如此，鮑爾森的話也直白的告訴世人，中國是為美國利益而改革開放的。所以，正確反思改革開放，中國才有出路。
我們的基本判斷是，繼續否定文革，并繼續為美國利益改革開放，中美就不會發生戰爭。如果停止為美國利益的改革開放，對中國改革開放進行徹底改革，戰爭就可能降臨到中國頭上。但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這取決于兩國領導人戰爭意志的較量，同時取決于中國對美國利益代言人的態度。忍之則禍起，除之，奧巴馬失去在中國的眼睛和助手，其對中國的戰爭意志必然銳減。
一、決定兩國是否發生戰爭的是戰前的意志較量
國家與國家的對立、對抗乃至發生武裝沖突是正常現象。也是不同階級或同一階級的對抗形式，因為，不同的國家性質代表的是不同階級。戰爭不過是試用各種解決方法失效后的最后解決利益矛盾的途徑。所以，戰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害怕戰爭。一般而言，國家與國家領導人之間的戰爭意志，既是可能對戰爭的發生產生助推作用，也可能因戰爭意志的較量避免戰爭的發生。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戰爭意志，一方面取決于建立在個人品格基礎上的意志強弱，另一方面也與國內的現實有關。從世界歷史上看，一個真正偉大的政治家，也往往是偉大的戰略家、軍事家，但同時也是民眾共同意志的調動者，因為，戰爭的本質是軍、民共同意志和軍事實力、戰爭能力的較量。但是，軍事裝備并不代表軍事實力和戰爭能力，但軍事實力和戰爭能力必須有軍事裝備為支撐點。
從鮑爾森狂言，到奧巴馬發出強烈的戰爭信號，我們感受到我國戰爭意志的弱化。我國戰爭意志弱化的原因，一方面與國內矛盾激化有關，另一方面，也是最為重要的方面，與我國后三十年的國家戰略調整有關。有人稱后三十年的戰略叫“韜光養晦”，但“韜光養晦”只能做好暫時的應對之策，而不能作為國家戰略。因為，“韜光養晦”的要義在于隱藏戰略目標，等待時機，一旦時機成熟就奮起一擊，并且一擊成功。隱藏戰略目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它只能作為暫時的應對之策。但是，三十年的“韜光養晦”就向全世界不宣而告了一個事實：國家戰爭意志的消失。胡錦濤總書記宣告，中國必須有打贏局部戰爭的能力，這既是對原有戰略調整的信號，也是戰爭意志的恢復。
但是，一個殘酷的事實是，貪腐成性的資改精英和知識精英并不希望國家恢復戰爭意志，因為，戰爭意志的恢復，就可能意味著憲法的系統還原能力的恢復，而憲法的系統還原能力的恢復，就可能導致全國人民對資改精英和知識精英違憲罪的追究。或許，奧巴馬正是認準了這一點，才敢向全世界放出對華戰爭的強烈信號。當然，現在還只是戰爭威脅。因為，中美是擁有核彈的國家，除非奧巴馬明確判斷出中國完全失去戰爭意志，同時又失去了核反擊能力，奧巴馬的對華戰爭意志就無法轉化為戰爭決心。
二、文革是整合價值目標共識和共同意志的價值機制運動
中國的表達戰爭決心的途徑，并非需要向奧巴馬直接通報，只要向全世界宣布文革是有效維護無產階級政權的價值機制就行了。有人可能認為，中國經濟面臨崩潰的風險，社會矛盾，特別是官僚資產階級，也就是資改派同勞動大眾的矛盾勢同水火，尖銳對立，如果宣布文革是正確的，豈不會引爆全國？其實，文革是整合價值目標共識、形成全民共同意志、純潔無產階級政權性質的價值機制運動，而這個價值機制一旦運作起來，中國就會再次進入不可戰勝狀態，這也是為什么奧巴馬恐懼“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其實，并非奧巴馬恐懼文革，而是他背后的資本勢力恐懼文革。
有人可能認為，中國已經有了個官僚資產階級，不可能發生文革，這是一。其二，如果一旦發生文革，中國就會失去控制。其實，文革從來就不是一種控制下群眾運動，而是群體控制下的價值運動。
所以，只要有一個人民大眾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通過思想文化的斗爭，調整利益結構，就能在動態價值機制中完成價值目標的整合。
有人可能說，現在國家正調整消費結構，所以，不用啟動價值機制也一樣。但是，事實上，消費結構調整了好多年，貧富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相反。為什么會這樣？吳敬璉說這是改革不徹底的原因，把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了問題就解決了。在他看來怎么才算改革徹底呢？全部私有化就徹底了。怎么才叫全部私有化徹底呢？由少數人掌握全部財富就叫徹底。正寫到此處的時候，我們讀了鄭永年和孫立平二先生的文章，前者說中國的GDP主義導致了道德淪喪，后者談了中國社會的全面潰敗。對 于兩位 先生的判斷我是贊同的，但對于導致道德淪喪和社會全面潰敗的原因和解決方案卻不敢茍同，因為，在我們看來，不論是道德淪喪也好，社會潰敗也罷，都是恢復剝削制度與清除社會主義價值秩序、價值機制的必然，而非沒有西方式民主的結果。價值秩序是中國前三十年大眾民主的文化現象，價值機制則是前三十年大眾民主也即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運行狀態。
社會主義價值秩序、價值機制的形成，使中國的政治文明、經濟文明和社會文明達到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也使中國數百年來又一次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成為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
但隨著復辟潮的興起，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自然成了主流精英共同聲討的對象，這就為美國資產階級聲討中國創造了條件。奧巴馬對文革的控訴，一是出于美國資產階級對文革的恐懼，生怕中國重啟文革引爆美國民眾的反抗，二是向中國武力威脅，避免中國順應民眾要求重啟文革，從而失去向美國輸送利益的管道，三是為美國派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打氣，繼續加快為美國利益的改革開放，打消中國左轉的念頭。
所以，重啟文革，讓民眾整肅美國利益代理、代言人，是打破奧巴馬戰爭夢想的第一步。
三、兩國戰爭能力評估
中國只要有對美堅定的核戰意志、核戰決心，中美之間就不會有戰爭。
但是，一怕中國失去核戰意志、核戰決心。因為，一旦中國失去核戰意志、核戰決心，中美之戰就為期不遠了。二怕美國誤判中國的核戰意志、核戰決心，如果美國誤判了中國核戰意志、核戰決心，中美之戰也不遠了。
因為，核戰爭是兩國俱亡的戰爭，而美國發動戰爭的本質是控制世界資源，控制世界財富流向美國，而不是為了自取滅亡。所以，中國的核戰意志、核戰決心只可加強，不可松動，更不可消失。
擦槍也有走火的時候，誤判也屬于美國智力的正常范圍，因為，當占有欲望占居美國決策理性時，美國那只邪惡的戰爭之手就會按動戰爭的按鈕。所以，作好戰爭準備并非為了戰爭，而是為了避免戰爭的發生。避免戰爭的發生也非失去戰爭意志，更非削弱或解除戰爭能力，而是強化戰爭意志，強化戰爭能力，迫使美國那只邪惡的戰爭之手不敢伸向戰爭按鈕。
避免戰爭的途徑也并非只有亮出武器，更多的則在世界這個大棋盤中。
如果每個棋子都是自由的哲學表達，每個棋子又都凝聚著所有棋子的力量，奧巴馬必定會再次走進國家領導人的書房，帶著小丑似的拘束不安（如果說尼克松是帶著紳士的拘束不安進入毛主席書房的話，奧巴馬必定帶著小丑似的拘束），向胡主席請教戰略哲學問題。
（一）、美國的優勢與死穴
美國的優勢就是科技先進，武器裝備先進，電子化水平高，而且具有很強的立體作戰能力，特別是空中打擊能力和海上打擊能力，這是美國的系統優勢。但美國最怕的是大眾民主。所以，大眾民主是美國的死穴。敲擊美國的死穴，就足可以致癱美國財團組成的黑惡勢力。
（二）、中國的優勢、潛在優勢或死穴
美國的優勢恰恰是中國的弱勢，但中國人的戰神精神卻會把有限的裝備發揮到極致，這就是中國的優勢。而潛在的優勢則在于復制社會主義的能力。但中國的死穴是有一個官僚資產階級，而且，官僚資產階級依伏于美國，主流知識精英依伏于官僚資產階級，形成了西方學者所謂的利益相關體，并形成了從理論到操作的潛機制。 孫立平 先生認為破除這個潛機制的途徑是“民主自由”，但我卻認為，“民主自由”形成剃頭式政治機制，前門趕出狼，后門又進來了虎。恐怕真正有效的方法唯有“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大眾民主。有人可能認為社會轉型大眾民主代價太大，但世界歷史證明，大眾民主是代價最小，也是最有效的轉型途徑。
結束語
奧巴馬的戰爭信號（ 張宏良 先生稱為戰爭威脅），說明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十分險惡，并非某些人判斷的越來越好。險惡的國際環境和惡化的國內環境，其根源在于立國原則的改變，或者說是對立國原則和對大眾民主價值機制全面否定導致的后果，但同時也為中國的社會轉型提供了機遇。因為，危為機之始，機為安之初，內為外之基。固基在民均，民均則志同，志同則外敵不敢存妄動之心也。由此觀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大眾民主的價值機制，是毛主席留給中華民族內固國基，外御強敵之精華，亦是應對戰爭威脅之策略。
奧巴馬怒指之處，必是奧巴馬所懼之處。
敵懼則固之，敵愛則革之，敵怒則樂之，敵樂則怒之，是為馭敵之道。
馭敵有道，敵必敬之，敵強而擊之，敵必畏之。
敵強己弱，敬之則危，擊之則安，這就是核時代的戰爭哲學。
200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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