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今年的“通鋼事件”，激起了媒體和網絡的廣泛報導。在吉林省政府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國資委官員聲稱此惡性事件的原因之一是通鋼職工中存在著“國有情結”，因此被人利用了。這位國資委官員的說法多少讓人覺得怪怪的，因為按照國資委的職能，他們應該有比職工更濃厚的“國有情結”，可是這位官員卻表現出了對“國有情結”的厭惡。
不過經過這次記者招待會，“國有情結”一詞爆紅，現在也有人稱之為“國企情結”。中國左派們立刻在網上為“國有情結”歡呼吶喊，甚至認為“國有情結”就是社會主義情結。我在網上還看到一本《通鋼事件與國有情結》一書，這本書是媒體網友的評論資料匯編，書中都是為“國有情結”鼓與呼的。當然右派們，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者大部分對“國有情結”這一話題保持沉默，一小部分表示“憂慮”。
不知大家想過沒有，如果真有什么“國有情結”，那以前為什么從沒見人提過？左派號稱最關心工人階級，為什么沒有發現國企職工中存在著“國有情結”？這個詞偏偏是一個要讓國企私有化的政府官員說出來的，這是為什么？依我看，這個“國有情結”根本不存在，這個政府官員說出這個詞，其實是為自己的行為引起的嚴重后果尋找借口，而左派卻把它當成了寶。
我本人是一個國企的干部，我大學畢業后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國企度過的，我想我雖然不懂理論的東西，但國企職工的身份讓我多少有點發言權。我剛畢業工作的那家國企公司，曾有一個和一家德國公司合資的機會，這家德國公司在行業里也算是知名公司了，當時合資的條件是我們公司要裁員三分之二，當然裁減下來的人并不下崗，我們母公司承諾接收，安排工作。剩下的三分之一進入合資公司，德國公司承諾新公司人員的工資比現在要提高至少一倍。當時我考慮到自己的能力和工作表現，認為自己進入合資公司沒有問題，為此我還興奮了不少日子。我們公司的其它人也是很想進合資公司的。可是后來因為意想不到的原因，合資沒有搞成。當時我可看不到一點“國有情結”。
既然沒有什么“國有情結”，為什么通鋼工人會激烈的反對企業改制呢？我們也應該注意，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職工的不滿和反對。而當“國進民退”時，卻似乎從沒有發生過私企職工的反對。這些年“國退民進”的過程中，國企職工的反抗越來越激烈，有很明顯的暴力化趨勢。不僅通鋼，在河南林鋼的國企私有化過程中，職工綁架了政府官員，要求終止企業的私有化。就在前幾天，我還從網上看到一家國企在私有化后，職工封鎖了廠門，阻止那家私企的人員進入工廠。
既然我認為沒有什么“國有情結”，那上面發生的事情如何解釋呢？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現實教育了廣大的職工，企業私有化后，自己會有什么下場。有關這些的描述已經多如牛毛了，其中的血和淚我就不多說了。當然，我不能否認，的確有不少職工對國企有很深的感情，他們有的甚至兩三代都在一個企業度過，但這種感情不是“國有情結”，而是很簡單的“日久生情”，這其實是人之常情。比如，日本企業有個特點，企業一般不裁員，員工一般不跳槽。那些在公司里干了一輩子的日本人對公司有感情的多了，但一般也上升不到“民營情結”。
因此，國企職工反對企業私有化的原因不是“國有情結”，而是為保衛自己和家人能過一個安安穩穩的日子，還有的甚至并不是反對改制，而只是要求得到合理的補償，而這一點政府官員和資本家都不愿意做，繼而引發了暴力反抗。今日的國企職工的反抗暴力化的趨勢，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被逼出來的。職工并不是一開始就使用暴力，基本上大家剛開始都是反映情況，或者采取請愿和靜坐的方式，但是這樣做的效果如何，當然沒用。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極端手段就成了一個選項。
在通鋼事件發生后，圍繞著這一事件中國的左右兩派都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有的要“保衛國企”，有的擔心妨礙了“私有化”的大業。左右兩派的爭論我挺失望的，他們的爭論與其說是為國為民，不如說是為了意識形態而爭論。在經濟自由主義者眼里，中國不論什么時間，什么地點，發生什么情況，私有化總是對的，而左派則反其道行之。對意識形態，主義的崇拜已經把他們都變成了教條主義者。
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對私有化情有獨鐘，為了把中國占有絕對優勢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他們也提出了不少的理論，有了種種形象的說法，結論是只有國企私有化才有出路。有的甚至說：“人間正道私有化”。中國經濟自由主義者的這些觀點其實政治自由主義者也是認同的，不過政治自由主義者“未顯惡跡”，今天主要說經濟自由主義者。
經濟自由主義者推行的私有化可以說是成果顯著，他們的理論得到政府的認同，政府推進私有化，經濟自由主義者提供使之合法化的理論，資本從中牟利。經過三方的合作，今天中國的公有經濟（包括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和集體企業）最多只占總經濟的32%。因此，非公經濟已經占有了絕對的優勢，經濟自由主義者們還煩惱什么？非要把剩下的國企都私有化才痛快嗎？看來是這樣的。在這次通鋼事件中，我們可以來看看經濟自由主義者言行，應該說，他們的言行是一貫的，是長期保持一致的。
中國的媒體，自由主義的傾向是非常明顯的。在這次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像《財經》、《經濟觀察報》、《環球企業家》等報刊的描述和評論，這些媒體基本上屬于自由主義媒體。這些媒體的調查報導，有的描述事件是“不明真相”的工人被利用了，有的描述建龍的無辜及受到的傷害，有的斥責吉林省的投資環境等等。說實話，這些媒體的報導我一點也不奇怪，他們報導的基調不是事實決定的，而是立場決定的。我們反過來假設這是一起職工激烈的反對“國進民退”的事件，結果打死了政府或者國企派來的經理，那么這些媒體的報導和評論就會完全站在工人一邊，不過這樣的事在中國還沒有發生。這些媒體和經濟自由主義者的口徑是一貫的：政府及它所代表的權力是壞的，越小越好；資本是好的像個天使，歌頌都來不及；人民是“不明真相”的，不知道那些經濟自由主義者和資本都是為了他們好。
其實我不太明白經濟自由主義者及其媒體為什么會使勁的批判公權力太大。我覺得全中國的人都可以批判權力，只有經濟自由主義者不行，因為他們不配。經濟自由主義者的私有化的主張靠什么推進的，難道不是依靠太大的公權力嗎？沒有權力的強力推進，私有化就根本推行不下去，這時候，那些自由主義者們為什么不嫌公權力太大了？還有，那些國企職工的反抗是被人煽動的，是不明真相的，這些自由主義媒體的調調和政府的話語何其相似。那些職工真的不明真相嗎？這些年來的私有化進程中的種種真相大家還沒瞧夠嗎？如果企業私有化后，大家的待遇會更好，誰不急著私有化？那時候他們會反抗國有化。
我再說一遍，我不明白經濟自由主義者為什么會罵權力，因為他們的主張都是依賴權力實現的。2004年，因為“郎顧之爭”而引發了中國改革的“第三次大爭論”（吳敬璉語），非主流經濟學家在網絡民意的支持下，向經濟自由主義學者（也稱為主流經濟學家）發動了猛攻，對主流經濟學家有關國企的種種批判和理論進行了系統的駁斥，這些經濟自由主義者實際上處于下風。這時他們做出了一個讓我大為驚訝的舉動，那就是尋求那個他們唾罵的公權力來壓制辯論對手，有主流經濟學家上書中央，要求中央“應明確表態，及時撥正中國前進的方向”，要重申鄧小平的“主要是防止左”的教導。用權力來判定思想領域的是非不是自由主義者最為不齒的嗎？怎么自己好意思去干呢？中央很快就做出表態了（態度可想而知，他們不能自我否定），一位經濟學家看到報導，連夜趕寫評論文章，發給了《南方周末》，據說《南方周末》打破慣例，把已經定稿的文章拿下來，把這篇以《形成改革共識，再鑄改革輝煌》為題的文章發出去。由于政府的出面，輿論認為，這場持續兩年的中國改革第三次爭論落下了帷幕。因此，現在當我看到經濟自由主義者批判公權力太大時，只覺得世界真是荒謬。
自由主義者還有一個論調，那就是國企職工反抗改制是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而已。那么，一個社會上的大部分人成為既得利益者，這不是很好嗎？也許有人說，工人是社會既得利益者，農民吃虧了。那好吧，如果國企改制是犧牲工人的利益，讓農民得到好處，那我就不說什么了。可是，國企改制農民得到了什么？我想大家心知肚明。我倒想問問那些大學者們：為什么改制讓極少數人成為既得利益者比多數人是既得利益者好呢？難道鄧小平說的共同富裕是錯誤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不是聲稱他們也關注公平嗎，那經濟自由主義者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經濟自由主義的路子，反對權力卻美化資本，難道中國現在權力和資本不是穿一條褲子嗎？憑什么“國退民進”就具有完全的正當性？就是死人了，“通鋼血案不應該給國企轉制的方向蒙上任何陰影”（陳季冰）。權力和資本互相勾結把職工推向社會，誰也不管。經濟自由派一個大問題就是把死死糾纏在一起的兩個事物硬生生拉開，打擊一個卻謳歌另一個。一般的老百姓對經濟自由派的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只有本本上的主義，缺少起碼的同情心，看看那位陳先生的話。
通鋼事件告訴我們，再也不能隨隨便便的犧牲誰了，再也不能藐視普通人了。如果還像以前那樣，陳國軍就白死了。希望他的死引起政府，資本家以及經濟自由主義者的注意。
當年，夏衍在《包身工》中，警告“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今天，我想到黑磚窯里的殘疾人，小說《那兒》中的舅舅，南方冰冷機器上的斷指，我想說：當心啊！當心革命的到來，革命的到來不是取決于你們“告別革命”的曲子唱的如何好聽，它取決于你們做了些什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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