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四化：三十年最深刻之變遷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9-10-08　　

（本文大意：觀察工農民眾及其他底層勞動者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是觀察一個社會，一種制度，一個人最根本的方法。產業工人貧民化，集體農民流民化，工農民眾邊緣化，工農底層勞動者馴服工具化，是三十年來最深刻的社會變遷。這是與無論冠以什么名堂的社會主義制度都格格不入的。工農底層勞動者的“四化”，是在迎風飄揚的“五面紅旗”下發生并隨著生產資料私有化改制而成形的。無論什么力量什么方法也無以阻擋占人口90%以上的工農民眾底層勞動者成為社會的主人。）　　

       三十年來，最深刻的社會變遷是工農“四化”。　　

       一，產業工人貧民化。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進行全國一盤棋式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私有化改制，數千萬產業工人被改變身份，被剝奪了生存資料穩定來源，淪為平日里只能依靠掃大街、看大門、擺地攤的零打碎敲，或開黑車、玩碰瓷、拉皮條的歪門邪道生存，關鍵時求得官家一點施舍救急的城市貧民。都市中的燈紅酒綠、車水馬龍、西裝革履、洋房別墅，與他們毫不相干。　　

二，集體農民流民化。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人民公社被全國一盤棋式解散，公社社員淪為分田單干的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土地經濟”大規模發展以來，他們又成為失地農民，也就是貧農或雇家，并以每年近千萬規模增加著。他們隨著“經營城市”“外向型經濟”浪潮在全國范圍內顛波流離，數十億人次的“農民工大遷移”，一年一度，規模愈來愈大，“二戰”結束以來，世界絕無僅有。他們無產無業，做工與生存均無定所，上不能瞻養雙老，下不能呵護子女，本人受傷患病或力衰年長，即陷入無以賴生存的絕境。　　

三，工人農民邊緣化。貧民化的原產業工人與流民化的原集體農民，按有勞動能力者計算，大約在3.5億左右，如果連他們父母子女也計算在內，恐怕要有接近8億之巨。如果按官方認定的“新階層”有1.5億的數據來推算（據新華網 《統戰部：新的社會階層指6種人約1.5億 尚需健康發展》  2007年02月16日 ），“新階層”之外的工人農民加上城市貧民、城鎮店員、中小學教員、鄉村醫生等， “舊階層”則可佔到總人口的90%以上。而這接近90%的工人農民，“政協”里沒有他們的委員，“人大”里沒有他們的代表，黨委里沒有他們的書記，海外華人里沒有他們的親戚。最近的全國人大會議，最撐門面的數字也就是出現了農民工的三個代表。60年國慶游行彩車上的演員，據說只有一個農民工。觀禮臺上到底有沒有，官方新聞中則連提及仿佛也沒有提及。至于在這三十年的文藝作品中，尤其是傳播量最大的影視作品，其主人翁、謳歌形象，除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之外，就是地主財主豪門惡少，幾乎沒有一個工人農民，還不如上個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藝。“笑星”以糟蹋農民起家，“你個臭農民！”成為新潮國罵。以工人農民為基本載體的社會風氣，如崇尚勞動，贊美簡樸，節約惜物，誠以待人，已經蕩然無存。在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圈子中，極難找到工人農民底層勞動者的身影，他們被遠遠地邊緣化了。　　

四，工農民眾馴服工具化。工農民眾，包括還有點沾沾自喜的“小白領”，在教化成“會說話而不準說話”的馴服生產工具。政府官員在徹底清算他們的“國有情結”。法學家熱衷討論他們的“惡意討薪”。社會學家的研究成果是“自殺作秀”。“外向型經濟”破產，改革家要他們“返鄉創業”，為“產業轉型”讓路。多“退稅”換來了新訂單，“企業家”又要他們“離鄉就業”，為“民工荒”補缺。中央政法委在教導工農民眾：“越級上訪、邊打官司邊上訪不利于解決問題”，并出臺了“進京掛號”“惡意掛號”“違法鬧訪”三個新罪名。各地各級政府機構相繼設立了“維穩辦”，北京周邊六省市挖深拓寬了“護城河”。“群體事件”后，應當承擔根源責任的官員被“嚴重警告”或“撤銷職務”，“信謠”“傳謠”“偏激”“參與打砸搶燒”的“不明真相群眾”，輕則給予“法制教育”，重則“依法”送進班房。雖然經濟建設是中心，但“維穩”卻是硬任務，對“惡意討薪”“自殺作秀”“違法鬧訪”幾種人懲治力度越來越大。在國家政策、主流輿論、屬地政府的多重教化下，已經貧民化、流民化、邊緣化的工農民眾，絕大多數成為“新階層”的馴服生產工具。　　

工人農民以及其他底層勞動者，這個社會最大多數群體的“四化”，是與無論冠以什么名堂的社會主義制度都格格不入的。看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偉人還是小人；看一件事是好事還是壞事，是奮斗還是折騰；看一個制度是民主還是專制，是進步還是倒退，唯一的標準就是看工人農民以及其他底層勞動者有還是沒有最受統治集團崇尚、保證、保護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以崇尚、保證、保護工人農民以及其他底層勞動者這樣一種地位的，如果是人，他就是好人、偉人；如果是事，它就是好事，是奮斗；如果是制度，它就是進步制度、民主制度。他今天崇尚、保證、保護工人農民以及其他底層勞動者了，他今天是好人，是偉人，他明天反其道而行之了，他就是壞人、小人。他昨天這樣做了，他就是做了好事，是在為民奮斗，他今天反其道而行之了，他就是在做壞事，是在折騰。以前有這種制度，那個社會就是進步的，民主的，今天沒有了，這個社會就是倒退的，專制的。有的人，嘴上說的；有的事，表面辦的；有的制度，自我標榜的，那是不算數的，得看這個人底下的工人農民，得看這個事后面的底層勞動者，得看這制度給工人農民以及其他底層勞動者帶來了什么。所以，高樓再高，我未必以為其高；盛典再盛，我未必以其為盛；口號再響，我未必以其為響。我要看工農底層勞動者“四化”能不能消失，消失得如何。　　

工農底層勞動者的“四化”要得以消失，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為，“五面紅旗迎風飄揚，改制歌聲多么嘹亮”，工人農民底層勞動者的貧民化、流民化、邊緣化、馴服工具化，就是在迎風飄揚的五面紅旗下發生的，就是在深化改革的歌聲中，在反腐打黑的槍聲中形成的。工農民眾底層勞動者的“四化”將一些人與事的脈絡映襯得縷絲畢現。“實踐標準”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為“不分社資”“不分公私”的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鋪平了道路。這是為什么不斷地紀念“實踐標準大討論”的一個根本原因。連續三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非正常更替之后，必然就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南巡講話”。現在更名為“南方講話”則別有一番滋味。“三個代表”之所以乏于“準確解讀”，無非是因為執政黨所想代表的與它所能代表的并不一致，縱然巧舌如簧也無濟于事，它在普通民眾與改革精英中同時遭遇“冷場”。裝備精良的武裝警察“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義形于色的黑衣法官宣判“惡意討薪”“違法鬧訪”，則表明曾經的國家機器發生了怎樣的變異。在工農底層勞動者貧民化、流民化、邊緣化、馴服生產工具化中起決定作用的則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被全面私有化“改制”。在私有制成為“官制”的制度下，工農底層勞動者必然如此淪落，絕不會有另外一種地位。所以，我覺得，不能以為舉一舉紅旗，唱一唱紅歌，反一反貪官，打一打黑幫，或者搞一搞“減租減息”，工農底層勞動者的“四化”就會跟著消失了，不可能的。王進喜只能產生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大慶油田里，“非公經濟”實體老板、工頭手下的“農民工”“合同制”，朝不保夕，時刻準備著“返鄉創業”，怎么會成為“鐵人”？“踐行著科學發展觀”縣委書記們，正在一心一意流轉土地、買賣山林，心無旁鶩迎接“民間資本”大舉下鄉，永遠也成不了焦裕祿。所以，舉旗，唱歌，反腐打黑，只要沒有工農底層勞動者并肩其間，或者只聽到他們的感恩戴德，那么，這一切，大約只能算是執政者的自我調整。國慶盛典的四個方陣作前后走，看似和諧，其實卻貌合神離，走的并不是一條道。　　

但是，工人農民這些最底層勞動者的貧民化、流民化、邊緣化、馴服工具化，是一定要終結的。毛澤東去世了，學習實踐他的思想的人在。學習實踐他思想的“老頭老太太”死完了，革命自有后來人。唱歌呀，跳舞呀，旅游呀，圣誕呀，談情說愛呀，埋頭學問呀，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尤其是年青人。誰也知道享樂是多么令人愉悅的事情，對中國事情感興趣的內外勢力正在用享樂來爭取他們。然而，這不僅需要欲望，還需要金錢，而金錢并不會憑空光顧所有年青人，“老頭老太太”死完了，他們“啃老”的嘴巴就得閉上。到了年青人只剩下享樂欲望而沒有了金錢墊底的時候，社會就會變得非常煩躁，現在的社會就在天天發著無名火，將歡樂的場子限定在護城河之內。看看城鄉到處都是的游來蕩去的“學子”，有良心的社會學家未免仰天長嘆，無良心的社會學家就要一跑了之。信心是比黃金還要貴重的，但官家、商家、藝術家的信心加起來有幾成金？據媒體透露，單是“官娘子”“高衙內”先跑為快的，至少也有一百萬。反腐打黑之余，還要“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公職人員管理”。“老頭老太太”總是要死的，但也并非所有的年青人都有幸活成“老頭老太太”。 《法制晚報》披露，“自殺已經成為我國15歲到34歲的青壯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在這個時分，那就什么力量，什么方法，也阻擋不住“四化”了的工農底層勞動者，以及在自殺門口徘徊的年青人，想一想這到底是為什么，應當怎么辦。什么樣的上層盛典也阻不住這種底層地火的運行。那時，煩躁社會就會尋到出路，無名業火就會燒毀腐朽，“老頭老太太”死光了，中國卻會得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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