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哪些重大危機,又如何解決?
田忠國
中國面臨重大危機,這是左右兩派都感覺到的,但導致重大危機的原因,因左右兩派的立足點不同(一方站在勞動者的立場,站在中國必須自強快速發展的立場,另一方則站在權貴資本的立場),看到危機的原因也不同。一方認為,中國的危機源于路線,另一方則駁斥前者思想落后,全是政治體制惹的禍。“先進者”的解決方案,一是回到幾千年前的私有制,實行精英民主,也就是股份制民主。什么是股份制民主呢?誰的錢多誰當家就是股份制民主。“落后者”則認為,中國只有實行人民群眾也就是勞動者當家作主的民主,取消私有化改制,捍衛憲法權威,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也是化解各種危機的正確選擇。
我屬于落后者之列,贊成毛派共產黨人的觀點。
其實,我既非毛派共產黨人,也非食利者階級,而是一個無門無派、捍衛立國原則的獨立、自由思索者。我之所以說獨立的原因,就在于我的思考,全由自己做主,自由呢,就是說我的思索不羈而行,橫沖直撞,既可能惹煩左派,更會惹惱右翼,右翼官員欲致我死地的電話,就是明證。惹煩左翼朋友的原因,在于我的話有的太新,觀點也太新潮,比如我對文革的理解,就認為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的原因,在于想建構一套完整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秩序,并經過實踐,由價值秩序再轉化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秩序,兩個秩序合成一體,也就形成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機制。我之所以這樣認為的原因,就在于主席生前曾說,文革他只進行了一半,另一半交給后人了。前一半主席完成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秩序建構起來了,那么另一半是什么呢?回想主席曾說文革錯誤的話,全面內戰,我就想,怎么才能避免“全面內戰”呢?
制度秩序。
所以我說,主席所說文革的另一半任務,就是制度秩序。因為,只有價值秩序和制度秩序合二而一,人人遵守,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也就完整的建構起來了。可惜他的后人不僅沒有為建構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秩序而努力,相反,還把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秩序拆除了,并且把文革定性為十年動亂。毛主席為之付出后半生的心血隨之付之東流。不僅如此,“結束十年動亂”后,左派批右派罵,結果把毛澤東留給中國人民的最大一筆政治遺產弄得面目全非。事到如今想一想,左派成了右派最強也是最得力的幫兇。這樣說我并非為了洗清自己,其實,我也和所有左派一樣,也是右派最得力的幫兇,只是現實教育了我,讓我讀懂了毛澤東而已。 史鐵生先生曾經說過,不經歷有的書是讀不懂得,懂得的時候就不用讀書了,或許這就是人類難以逃脫的悖論(大意如此,不是原話),何況毛澤東是本最深奧難懂的天書,比如,“走資派還在走,走資派就在共產黨內”。現在有人認為理解了,因為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這個偉大論斷。
但是真正懂了嗎?我看未必。因為,不論過去和現在看,主席說的走資派,因為當時他們一無資本,二無資本支持,應不屬于走資派之列。但為什么主席還要說走資派還在走呢?我個人認為,是主席看出了他們資本主義思想,而不是看到他們擁有多少資本。從思想到實踐,也就是一步之遙,也就是說,思想指導實踐,實踐源于思想,因為,思想是指導社會實踐的理論基礎,特別是對于決策者來說,決策者具有什么樣的思想,就會做出什么樣的價值判斷和決策,因為,價值判斷是決策的基礎,是基本條件。沒有價值判斷,就根本不可能有決策。價值判斷源于什么?源于思想。因此,現在看改革的沖動,主要源于剝削思想在黨內占了上風。也就是說,有人認為,剝削與掠奪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佳機制。
所以,我認為,剝削思想主導中國決策是中國最大的危機。
也就是說,中國到了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社會主義思想與剝削思想大決戰的關鍵時候了。在此前,我們看到右翼黑惡勢力在網上聲言,用毛主義者的頭祭奠改制的大旗,加快推進改制進程。右翼黑惡勢力之所以敢在網上公然向全國人民挑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權力精英、知識精英與外國資本勢力形成了利益聯合體,并形成了潛在的互動機制。我之所以說形成潛在互動機制原因,在于他們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通過改制,徹底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自由掠奪全國人民財富。因此,我個人認為,這是中國的第二大危機。
如果說中國的第一個大危機是思想上的話,第二個重大危機就是行動上的了。
或許有人問,中國有沒有第三大危機呢?我認為有,這個第三大危機就是政治制度改制和修改憲法。有人可能認為,中國不可能發生前蘇聯解體的事,但是,請千萬不要忘了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人急匆匆給經濟改制,我想,在國有經濟萎縮到僅有20-30%的情況下,其目的恐非單純的從中獲利吧?記得2007年底或2008年初,我曾寫過“警惕經濟學研究背后的政治陰謀”,旨在提醒人們,防止有人以經濟為手段,達到推翻共產黨的目的。恩道爾先生在文章中說,金錢就是權力,令人驚醒。但令人遺憾的是,為政者中誰能傾聽到這句話呢?
現在從加快改制步伐上看,我的這個判斷快到用事實證明的時候了。
再一個危機是,中國的救富方案,不僅不起到扼阻貧富差距的作用,相反,為加速拉大貧富差距安了力量巨大的助推器。全國各地,群樓狂舞,一個足可以炸掉整個中國經濟的房地產泡沫,正在不斷膨脹。而占有率的膨脹,和普通民眾的生存困境,也正在瘋狂的吞噬民眾的精神承受能力。也就是說,由經濟危機和經濟改制形成的民眾反抗情緒,正如地火一樣悄悄運行。通鋼事件、林鋼事件、成都信用社事件以及鄧玉嬌事件,不過是地火拱出一個個象征性的小泡。這要算第四大危機了。
或許有人說,中國有四大危機,太多了,所以沒有其它危機了。其實,環境危機、資源危機、國際關系危機以及國土被弱國蠶食、美國對中國實施戰略包圍等等,綜合起來算第五大危機吧。這五大危機就擺在全國人民面前,擺在中央領導層面前,也擺在毛派共產黨人面前。因為,這五大危機,是個亡國滅種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利益失衡的問題。
中國往何處去?
請看中國“頂級智庫”的“頂級智慧”:
“目前存在一種認識上的誤區,即認為提高退稅率無助于出口,是補貼外國人。但實際上,出口退稅本身是中性政策,不是補貼,少退就是向外國消費者征稅,提高出口退稅率的目標是保住市場,外國進口商要求分享利益的前提是購買我國的產品,我國出口企業是否讓利取決于每個企業的議價能力,只要產品賣出去,政策目標就實現了。并且最終受益的是中國的企業和勞工,職工有了工作和收入才能消費,這是拉動內需的基礎。”
其實,不用頂級智慧,就用我這個笨腦子,也知道出口退稅是為了保生產,保就業,在低工資下補貼外國國民。當然,這并沒算完,而是再把中國掙得的微薄利潤(低工資,無保障做代價),送到美國,讓美國人用中國人的錢消費,于是中國就發展了,就成經濟大國了。呵呵,這就是中國知識精英的發展思維,而這個發展思維或者說大國思維,也就是中國很致命的第六大危機吧。
那么,面對這些問題,這么多危機,中國該如何解決呢?
一,我以為應該重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舉起這個旗幟,中國人民就有主心骨、方向感,也有了希望、有了奔頭。剔除剝削思想主導中國經濟發展。
二,正確的解釋科學發展觀,而不是強詞奪理,歪解為私有制就是科學發展,如果私有制就是科學發展,幾千年前就科學發展了,就沒有朝代更替、人亡政息了。所謂科學發展,就是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只有正確的解釋,才可能有正確的執行。
三,端正思想,確立正確的路線,因為,路線正確的前提是思想正確,也就是說,中國的發展必須由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來主導,而不能用“國富論”、“自由經濟學”來主導。主導思想問題解決了,路線問題也就不難解決了。
四,重新建構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秩序,完成毛主席交給后人另一半任務,破除權力精英、知識精英與外國資本勢力的利益聯合體,扼阻經濟改制。當然,有人說我反對經濟改制思想落后,其實,黨的執政基礎一是人民大眾,二是公有制,三是人民大眾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經濟機制。公有制是人民大眾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基礎,也是能不能彰顯公平公正、形成共同理想、共同價值目標、共同意志的前提條件。
五,恢復毛主席制定的干部路線,選拔一批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到各級政府機關,實行輪換制,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來。
六,為防止干部隊伍的思想蛻變,制定思想標準,對各級領導干部實行思想理論評議制,凡是按照標準,經民眾評議不合格的,一律下崗另謀職業。
七,在理論上開展一次思想文化革命。
八,人民大眾反應強烈,要求免除職務的干部、知識分子,一律下崗,另謀職業。
九,廢除干部年齡限制,任期限制,建立民眾政績評議機制。也就是說,一個干部能不能繼續任職的條件,不是年齡也不是任期,而是民心所向。
十,全國人大成立憲法審查領導小組,凡是違憲的決定、法律,一律廢除,凡是違憲的干部,不管職務多高、權力多大,一概免除職務,并追究違憲責任,集體決定的,全部免除,避免以集體決定的名義逃脫行政責任或法律責任。
十一,為落實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總書記、國家主席可以在黨章、憲法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根據情況,實行最后一票否決制。
十二,為防止決策失誤,實行黨內和人大辯論制,關系國計民生、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決策,凡不屬于國家機密的,實行網上辯論。
十三,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勞動人民的先鋒隊,所以,凡是造成官民對立的地方,一律實行先由民眾公開評議再任命的辦法。
十四,全國人民選擇了毛澤東,如果說在中國的前三十年,全國人民是一種情感選擇的話,現在則是理性、精神和價值目標的重新選擇,是民心、民意、民志所歸。因此,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在今天就不是簡單的政治符號問題,而是個走什么路、舉什么旗,全國民眾是支持還是反對的問題。當然,有人會說,民眾反對不影響執政權,對于這樣的官員、學者,用 張宏良 先生的話說就是,你媽喊你吃飯,快滾回家吃飯去吧(不是原話,大意如此)。世界歷史證明,任何政治集團,一旦其價值目標,也就是理想追求和人民大眾所對立,必將被人民大眾所拋棄。
十五,考驗一個政黨執政能力的,一看對立國原則、黨的宗旨和憲法的維護能力、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持續力。二看能否把大多數人的共同追求迅速轉化執政目標。三看破除權力精英、知識精英與外國資本勢力利益聯合體的破除能力。
十六,建立階級分析價值判斷體系,因為,歷史的最終結果,往往是人民大眾最初的價值選擇決定的,也就是說,是價值邏輯的必然。現在人們嘆服毛主席對未來的預言,嘆服古人對未來的預測,但就是不知道他們是怎么預測的,其實,他們就是根據價值選擇、價值目標的社會支持比率(階級支持)和價值目標管理的持續力,實現能力和社會支持比率的增減變化預測的。毛澤東之后,中國就失去了對未來的預測能力,現在到了重建中國預測能力的時候了。
十七,建構突發事件立體應對機制,提升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應對突發事件能力不是鎮壓民眾的能力,而是消除導致產生突發事件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要和毛澤東一樣同人民大眾站一起,打擊混進黨內、政府內以改革為名實施經濟改制的黑惡勢力。只有清理了肌體內的有害物質,才能健康發展,這是其一。其二,對于外國反華勢力操縱的國內動亂事件,要發動人民群眾,打人民戰爭。其三,建立中央表態制,對于類似于通鋼事件,中央應在可控的時間內,站在維護憲法尊嚴、維護黨的宗旨、維護人民大眾根本權利的角度,表明自己堅定的立場,給人民群眾以希望和信心。
十八,正確分析經濟危機形成的制度機制原因,糾正錯誤的制度機制,消除占有率膨脹和堵塞向外輸出利益的管道,加快培育內需步伐,擺脫經濟危機。但從現在的救市措施看,只是為更大的經濟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以上問題解決了,再大的困難、再大的危機,對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說,都算不了什么。但是,最難解決的恐怕不是危機問題,而是思想路線問題。
200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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