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通鋼血案”看國企改制中的隱性成本

陳季冰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993166.html

上周五（7月24日）吉林發生令人震駭的“通鋼血案”，現在看起來，是以一種快刀斬亂麻式的簡潔方式被處理的——
新任通化鋼鐵公司總經理陳國軍于7月24日上午10點半左右被參與抗議的人群劫持的，之后不到12個小時，亦即當晚約9時，趕到通鋼的吉林省高層領導便在現場做出決議，宣布建龍集團退出通鋼集團。而據吉林省國資委于當天較晚下發的“吉國資發直改[2009]105號”文件稱：“方案公布以來，很多干部員工及離退休人員不理解、不贊成。經認真研究并報請省政府同意，決定終止建龍集團控股通鋼集團的方案，不再實施。”（不知道吉林省國資委這樣的草率決定是不是已經構成了商業上的單方面違約？）此消息發布后，圍聚的工人逐漸開始散去，武警和公安得以進入現場，搶出躺倒在地的陳國軍，此時陳國軍已經死亡。據媒體報道，當晚10時，通化鋼鐵完全恢復了生產。
3天以后，即7月27日下午，吉林省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了一場不安排記者提問的新聞發布會，向社會通報這一事件經過。根據吉林省國資委副主任王喜東的說法，建龍集團對通鋼集團的增資擴股方案，符合國家法律規定。“通鋼血案”是通鋼個別內退人員及退休人員制造謠言，激化矛盾，鼓動一些不明真相人員所致。這一“定性”暗示，雖然亂拳打死陳國君的兇手們可能永遠也無法查找到了，但官方顯然已經基本鎖定了所謂“個別人員”的范圍，估計會有幾位以往在工廠里有鬧事“前科”的企業領導眼里的“刁民”將被繩之以法。
然而，這事真的就這么解決了嗎？就像報道所說的，“經過吉林省政府工作組、通化市委市政府、省市公安部門及通鋼集團的積極努力，目前事態已經得到控制，通化鋼鐵股份公司生產、生活秩序恢復正常”？
在仔細梳理了許多相關報道后，我覺得這樁喋血悲劇的根源和導火索都是相當容易找到的，當然，這里面都是既有事實的一面，也有謠言挑動的另一面。

根源是民營建龍集團的“吃回頭草”。

建龍是從2005年9月起參與重組通化鋼鐵集團的，改制啟動之初，吉林省國資委保留了對通鋼集團的相對控股地位，建龍集團以現金加資產的方式進入，擁有“新通鋼”36.19%的股份，并在企業內部引入市場化機制。這次改制曾長期被吉林省視為國企改革的成功案例，在當地素有“陽光改制”之稱。2007年10月，吉林省副省長牛海軍說，“經過一年多來的實踐證明，通鋼是吉林省國企改制的成功典范。”
但是，2008年宏觀形勢發生較大變化后，鋼鐵行業一度出現全行業虧損，通鋼改制中一些深層次問題呈現出來，改制成敗也爭議再起，勞資摩擦時有發生。今年以來，企業虧損前景愈加明顯，建龍提出增資并實施控股，否則選擇分立退出。吉林省國資委今年3月與建龍集團初步達成分手意向，隨后雙方進行分手的具體方案談判。但正值談判期間，鋼鐵業形勢好轉，一直虧損的通鋼集團也在6月實現盈利4279萬元。這當口，吉林省國資委與建龍集團達成新的協議，由建龍集團控股通鋼集團。根據新方案：建龍集團以10億元現金和其持有的通鋼礦業公司股權，向通鋼集團增資控股，持股66%，吉林省國資委直接持有通鋼集團的股權降至34%。
正是這一紙協議，被一些原本就對建龍管理方懷有敵意的通鋼職工（及其家屬）視為是“當初背信棄義、如今又來摘勝利果實”的不義之舉。而從吉林省國資委與建龍集團分手、到再次同意其控股，整個談判過程未能與通鋼集團職工良好溝通，又大大增添了上述傳言和情緒的分量，并為日后的悲劇埋下了隱患。
導火索應該是建龍方委派的新任總經理陳國軍的不明智言論，雖然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還原當時的現場。
建龍重新入主通鋼的決定，是7月22日晚上吉林省國資委負責人在通化賓館召集通化鋼鐵副總經理以上干部舉行的會議上宣布的。這個會議一直開到當晚12時以后才結束。次日早上8時，通鋼召開副處級以上干部大會，傳達了上述建龍控股方案。由于事前未與工人充分溝通，消息宣布后，立即在相當一部分工人中引起軒然大波。23日當天，已有近千人在廠區聚集。
7月24日，建龍集團董事長張志祥及董事兼副總裁李明東、陳國軍等人，分別與職工就建龍集團控股通化鋼鐵一事談話。這也是作為通化鋼鐵總經理的陳國軍第一天走馬上任，他的談話對象主要是煉鐵廠和焦化廠職工。也就是在當天上午大約10時30分，陳被抗議職工劫持為人質并最終被毆打致死的。
按理說，初來乍到的陳國軍應當不太可能與圍攻他的職工有太多直接沖突和恩怨，何以竟遭如此兇殘對待？假如互聯網上一些帖子反映的是真實情況的話，陳國軍對本來就怒火中燒的職工態度蠻橫，而且說了非常不聰明的話。據說，陳國軍表示，他要“讓通鋼姓陳”，并解雇全部員工。期間有人故意端出的一對戲劇化的比較數字顯然把參與職工的情緒煽到了極點：通鋼退休職工每人每月僅領取300元（一說200元）生活費，而陳國軍的年薪高達300萬人民幣！
這分明就是土地改革運動時對收租院的控訴的現代翻版，在那一瞬間，陳國軍這個殘酷剝削工人階級的資本家的典型代表，是死有余辜的。另據報道，在7月26日那天，也就是事件平息、秩序恢復后的第二個工作日，通化鋼鐵集團的生鐵產量達到1.496萬噸，創歷史新高。這似乎讓我們再次看到了幾十年前的書本里隨處可見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和“覺悟”。

“通鋼血案”被披露以后，我讀到很多相關分析評論。其中站在工人利益一邊的大多認為目前的國企改制普遍漠視底層職工的權利，壓制群眾的合理訴求，是釀成此次慘劇的根源；“市場化”的擁護者則多因為這個案子所呈現出來的復雜性而哀嘆，今后“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將會更加艱難。就我個人所看到的而言，此案再次將國有企業以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許多隱性成本（負擔）以一種尖銳的形式呈現在世人眼前。
國有企業內部的許多成本（或者說并不應該由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所承擔的社會性福利），是長期以來人們心知肚明的。問題在于，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這部分成本應當怎樣定性和定價，一直是一個十分模糊的領域，因而也就缺乏一個制度化的解決方案。
不管有多少市場派人士為此感到揪心，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通鋼不是被建龍而是被一家像寶鋼這樣的國企兼并的話，就不會有現在的這場血案。事實上，吉林省國資委與建龍集團談判之際，也曾與寶鋼集團、中鋼集團等多家國有鋼鐵企業接觸，試圖尋求其他企業重組通鋼集團。然而，這些實力雄厚的國有大企業開出的價碼都比民營的建龍集團要高得多，想必這也是吉林方面最終還是選擇了后者的主要原因。
很明顯，同為國有企業的寶鋼、中鋼等比民營的建龍更加深諳國企內部的這種隱性成本，而且它們的領導人還深知，這種隱性成本其實是企業根本沒有能力掌控的制度性成本，換言之，是一種政治成本。

在我看來，通鋼血案與近年來不少城市頻繁發生的因房地產開發中的舊區動拆遷而引發的流血沖突在性質上是一回事。長期以來，城市政府將一塊土地批租給開發商時，往往將該地塊上原有居民的補償安置、基礎設施和市政公建配套的建設等所有相關任務也一并“批租”給了商業性的房地產開發企業。而從開發商的比較單純的商業立場出發，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他當然會千方百計把這些附帶的“成本”壓到最低。這就是圍繞動拆遷過程中的補償問題以及商品房建成后的公建配套問題產生的糾紛中不可能克服的根本性悖論——被動拆遷的居民如果認為補償不到位、購買了商品房的業主如果認為小區排污設施達不到要求，他們本來應該去找的，是將維護公共利益作為自身最高準則的政府；但是，政府卻在此之前就把這些社會功能一攬子承包給了以追求經濟利益為天經地義的房地產開放商。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政府已經從日益尖銳化的社會矛盾中吸取教訓，認識到如果真的因此發生了重大社會事件，它實際上是推卸不了責任的。于是，許多地方開始逐漸擯棄上述這種“生地批租”的模式，在土地公開拍賣前先完成居民動拆遷等所有社會功能，亦即所謂“熟地批租”。這種轉變的實質是，政府將過去推卸給了開發商的矛盾重新背負起來。雖然居民圍繞補償之類問題也會與政府討價還價，但根本的不同在于，政府并不以經濟利益為追求目標并擁有開發商所沒有的行政權威。這就使得上述社會成本的處置有望在一個法治化的框架內進行——政府應當是按規則辦事，而不是與民眾去談買賣。
我認為，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也應當逐漸參照這種城市舊區改造的新模式進行轉變。通鋼血案不應該給國企轉制的方向蒙上任何陰影，但它警示我們，今后國企在進行兼并重組的產權改革之前，政府必須先將隱性的政治和社會成本從企業資產中剝離出來。實際上，這些社會成本是計劃經濟造成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發生的制度性成本），因而也只可能由政府這種排他性的權力機構承擔起來。退一步說，即使政府想要卸去這部分社會負擔，真的發生了通鋼血案這樣的事情，恐怕它不僅不可能推掉任何責任，反而會極大地損害它在民眾心目中的威信。
寫于2009年7月29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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