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有個原則，即“無罪推定”，這個原則在西方也許真的很適用，所以被西方社會普遍接受。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中國，“無罪推定”就得靈活掌握。比如，對老實巴交的農民和工人，“無罪推定”就絕對不會錯。中國老百姓天性懦弱，不逼到“兔子急了”的程度，絕不會討法律的野火。小偷小摸因為窮，殺人越貨是逼上梁山，但能像程咬金賣草筢子也能填飽肚皮，中國社會都不會有人造反。

　　當然了，問題還要辯證的看，倘或這些老實巴交的工人農民一不留神中了五百萬大彩，那就得另眼相看。俗話說男人有錢就變壞，金錢本身雖說就是個交換的媒介，但誘生魔鬼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們身邊這樣的活教材比比皆是，窮困潦倒的時候，見到街道上戴著紅胳膊箍的老頭、老太太都低眉頷首，可有了錢、有的大錢，天王老子就都不入眼了，因為，——不差錢。

　　經濟暴發戶的丑陋嘴臉已經讓人不齒，政治暴發戶比之更甚。林嘉祥是深圳海事局黨組書記紀檢組長，眾目睽睽之下，在酒店大堂猥褻女童。酒店的監控錄像上顯示，林嘉祥犯罪證據確鑿，但在錄像帶神秘失蹤后深圳警方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林嘉祥的行為僅僅屬于酒后行為不當。前者猥褻女童，后者猥褻法律，丑陋之嘴臉丑得讓人不敢瞅。這到讓法律專家們犯難了，該怎樣從法律上界定呢，“無罪推定”或“有罪推定”都不合適，最合適的界定是“有罪推無”，可惜法律上沒這個術語。

　　周“至尊”由于明目張膽的保護地產商，被網友們有罪推定，果然有罪。目前人“肉搜索”的功能還有很大局限，倘或多增加些功能，一萬個周“至尊”也能有罪推定出來。

　　原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廣播電視局局長張小川包養70個情婦，也只是個小巫，大巫要數原天門市委書記張二江，108個情婦。但108個情婦也不是記錄，原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擁有146位情婦。看到這個數字，就算皇帝來了，也難免不發“崔顥題詩在上頭”的哀鳴。

　　像這些壯陽藥和壯膽藥通吃的官員，法律若強調無罪推定，毋寧說是堅持不作為。

　　法律并非形而上的東西，法律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是公正和民意的統一，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在司法實踐中，不能為了維護一個空洞的好看的形式，就忽略了法律所要體現的價值。事實上，任何一種法律、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遵循自然趨向正義的原則。

　　在西方的司法實踐中，默認正義是法律的貞操，是法律天經地義要恪守的司法倫理。具體的講，那些民憤極大的殺人犯、強奸犯，如果受到來自法律之外力量的嚴懲，對于后者的違法行為，法律就會保持沉默。即便有人追究，這樣的案子也會因久拖不決而失去實際意義上的訴訟效果。在美國，社會懲罰通常是在高速公路上制造車禍，在歐洲往往借助黑手黨或其他什么異質的社會力量。

　　這種非對稱性質的司法操作，對維護社會正義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種心理上的強烈震懾，對于遏制潛在罪犯們的犯罪惡念，比之機械的操作法律，的確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從這里看，法律同樣是不作為，但前者如深圳警方那樣的的“無罪推定”，就大面積生產罪犯，而后者的不作為亦即以拖制訴，就成功的遏制了犯罪。

　　一般的觀點認為，在西方司法實踐中，律師常常鉆法律的空子，實際上卻是雙向的，法律也常常鉆律師們的空子，不是不辦，調查階段，證據不足，不能結案。

　　法律鉆律師空子這個功能，無疑彌補了西方法律的某些局限。用中國老百姓的眼觀看，這實際上就是裝250以邪制邪。中國法律雖然越來越健全，但司法腐敗的普遍存在，早已使法律背離了初衷。尤其是在反腐敗問題上，指望借助司法力量，不啻與虎謀皮。十個法官九個黑，一個不黑沒人勒，面對這種司法現實，只有另辟蹊徑，從法律之外著手，才能對癥下藥，徹底解決中國社會的腐敗現象。

　　這些天電視上正在熱播《李衛當官》第二部，其中有這樣一段劇情耐人尋味，果親王去西安逮蛐蛐，被年羹堯罷了官的琦良求果親王給想個轍，果親王說，他連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我哪能有什么轍，你找李衛去想轍吧。琦良搖頭說，李衛就一個小混混，走的是旁門左道，不行不行。果親王說，現在正道根本就走不通，你說不走旁門左道還能走什么道。

　　今日中國社會正如此，走正道循規蹈矩的按章辦事，在簡單的事情也辦不成，反過來再大的事，大到人命關天，玩點貓膩就辦成了。比如說，有些貪官黑白通吃，判十次死刑還綽綽有余，但背后一搗鼓，就成了死緩和無期。而有的人，明明沒罪，只因有人老“惦記”他，在背后一搗鼓，就判了死刑。

　　從技術上分析，中國反腐敗本不是什么難事，貪官都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事，存款都不必查，只要查一下誰家都有幾套房子，買的是什么車，十有六七的正廳級官員和十有三四的正處級官員，準定構成犯罪事實。

　　問題旨在于，但凡有幾套房子的人，一是手握重權，二是這些人結成了同盟，三是誰敢跟我過不去，我就跟他過不去。于是紀檢委、檢察院盡成虛設。事實上包括紀檢委、檢察院，也是利益圈中的共犯。正因此我們才看到這樣一個怪現象，郵寄給地方反腐敗部門的舉報材料不是去了中紀委，而是落到了被舉報人手中。

　　形象的作個比喻，中國反腐敗斗爭，就像飛機不能下到地面抓俘虜，翅膀在硬，火力在強，頂多是在天上丟幾顆炸彈，炸死幾個沒長眼睛的罷了。雖然偶爾也有傘兵空降地面，但杯水車薪，根本無改大局。

　　十多年前社會上就流傳著這樣的說法，一個挨著一個殺，有冤死的；但隔一個殺一個，就有漏網的。這實際上已經說明，對中國官員不能做無罪推定，必須做有罪推定才行，要先把他們看成罪犯，然后一一甄別出哪些人不是罪犯。

　　幾天前網上披露，吉林靠衛星定位逮著一個貪官，有些人感到驚訝，引為奇聞。其實這都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玩剩下的東西，現在人家早就不用這么笨的招數了。三年前看過一份資料，上面介紹說，手機的芯片上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老早就下上了木馬，就算是關機狀態，也能把訊號傳送出去。

　　聽到這個消息，歐洲人幾乎炸了窩，但美國官員卻顯得心平氣靜，顯然，在他們的生活中，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是有機的一部分。美國官員早就適應了這種被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互惠”的日子，他們的經驗是，只要沒有太大的權力欲，也不是很貪，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一定會替你嚴守秘密，因為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也不愿意成為媒體關心的話題。至于私生活被人冒犯，只要他們不說出來，——聽不見為凈。俗話說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美國官員的心態很值得中國官員學習。

　　美國法律雖然保護個人隱私，但對監視政府官員卻持默認態度，其法理依據是，如果某些人的確存在危害他人利益的可能，并且這種可能如果不受約束就會變成事實，那么，通過特殊手段約束這些人就是必要的。

　　美國法律的這個不能見諸文字的原則，也是美國政府維護世界秩序的法寶，比如對無賴國家，美國政府一貫都做有罪推定。無論這些無賴國家是否有傷害別人的犯罪事實，美國政府都毫不客氣地用特殊手段約束之。

　　美國政府在反腐敗問題上雖然也存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難題，但總體上看，還是很成功的，非常值得中國借鑒。雖然我們缺乏美國那樣的科技優勢，比如手機芯片我們還無法自主創新，但其它方面卻有廣泛的利用前景，其中最大的資源就是人。

　　完全可以相信，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的老百姓，只要國家有這方面的要求，任何人都不會計較報酬。因為，清除腐敗這個行為的本身，就是在為老百姓創造財富。

專制或民主跟老百姓有多大關系

　　民以食為天。往小了說，二畝地兩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往大了說，衣食無憂、大病不愁，再有輛家庭轎車，每年全家人能進大城市旅旅游。如果百姓生活達到了這個水平，老百姓們還會在意是專制還是民主嗎？民主也罷，專制也罷，誰能給老百姓帶來實惠，誰就是好制度。

　　有些老百姓雖然常在網上發發燒，那也不過是茶余飯后找點消遣，不然就是打著燈籠去找，想找到個一門心思想當作家和記者的老百姓，只怕十萬里無一。網絡雖然也是一種媒體，但更多的職能都跟政治無關，而是給人提供交流、娛樂、信息溝通的平臺。

　　紙媒則不這樣，除非專業的紙媒，其余紙媒無一不是文人騷客搖唇鼓舌、爭風吃醋的東西，兼賺稿費。政客們則利用紙媒蠱惑人心、愚弄視聽。

　　我從來不信報紙電視，在過去，但凡跟政客有關的文字或跟政治有關的報紙，我都放在衛生間里，以備不時之需。后來《大眾健康》上說，用報紙擦屁得肛門癌的幾率很高，遂改用衛生紙，于是就把這些報紙存起來，待收廢紙的上門時賣掉，換一些茶水錢。

　　說到這里倒想起一個真實的笑話來，我們這兒有家銀行，以前衛生間里免費提供手紙，金融危機發生后，免費手紙就取消了，那天下班前，大門口的黑板上貼出告示：從明日起，衛生間不再免費供應手紙，如廁請自備。

　　匆匆之際，沒幾個人注意到，結果第二天弄得民怨沸騰，男的方便完一看沒手紙了，一個電話打出去，同事就把報紙送來了，慘的是那些女職員，手機不隨身帶，結果一進去就出不來了，還不好意思喊人，有的在里邊直憋了半個小時，才被意外的獲救。

　　問明原委，女職員再如廁時就帶手紙了，但男職員沒那么多講究，他們的辦法簡單實用，一摞子報紙，這還有個好處，方便的時候可以看看報。于是中國人對政治的熱情指數也就無意間被發現了，因為過一段時間后人們發現，那些報紙被撕的很亂，生活類、知識類和娛樂類的版面被留下了，登載理論文章和政治文章的版面被消費掉了。

　　銀行界的一位朋友是為了挖苦我給我講的，但我卻從中提煉出另外一些東西，普通老百姓為什么不關心政治，以至還患上了政治冷淡癥呢？難道說是老百姓不懂政治么，顯然不能這么理解，比如今年的兩會，成了老百姓街談巷議的中心話題，因為兩會出臺的政策，直接關系到老百姓的收入。

　　問題的癥結顯然在那些文章上面，說的冠冕堂皇，理論上甚至無懈可擊，但核心是兜售損害老百姓利益的東西。總體上做個分析，今天市面上流行的時政類報刊，真為老百姓說話的，一千個里面都找不到一個，而且，越是吹噓代表老百姓利益的，越是處心積慮的危害老百姓。他可能會建議給老百姓在街里多修幾個廁所，但對地產商強扒民房卻視而不見，甚至他還變相的鼓勵血腥和暴力的原始積累。

　　我一直認為，一個社會所以沖突不斷、所以不夠公平，非老百姓有暴力傾向，也不是高層不愛惜老百姓，而是無恥的政客和那些無恥的文人，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兩頭撥弄是非，然后他們從中漁翁得利。這些可恥的政客和可恥的文人，跟商人結成聯盟，商人用金錢資助他們撈取政治資本和社會影響力，他們反過來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和社會影響力給商人提供便利。

　　從社會學上講，專制和民主僅僅是政治體制不同，這種體制僅僅對一小部分人的利益產生影響，比如社會反對派，在專制體制下就不可能得到實惠，這也是他們拼著性命反專制的原因。但跟老百姓卻沒有直接關系，道理很簡單，專制體制下，老百姓也未必不富裕，比如伊斯蘭國家，老百姓都是大富翁。反過來，民主體制下，老百姓也未必就不受欺凌，比如菲律賓和印度，朱門酒肉臭，窮人連干凈水都喝不上。

　　泰國的民主體制更差勁，老百姓選出一個總理來，被軍隊推翻，再選出一個來，又被推翻。只要泰國軍方不放棄既得利益這個念頭，泰國社會的階層對立永遠不會消弭。新加坡形式上是民主體制，事實上是民主體制掩飾的專制體制，——李氏王朝。然而，盡管是王朝，老百姓卻并不吃虧，吃虧的僅僅是反對黨而已。在這里我們插上幾句，反對黨之所以反對李氏王朝，并非他們想為老百姓謀求更多的利益，事實上他們的競選綱領，常常損害老百姓的利益，面上的話很動聽，但一推敲，原是為他們幾個人謀私利，所以新加坡老百姓至今不認可他們。

　　與其它國家的區別在于，新加坡老百姓受教育程度高，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老百姓受教育程度低，所以每每被這些可恥的政客和可恥的文人們卑鄙的利用。他們躲在幕后，有的甚至在歐美觀光度假、玩女人，卻把老百姓們忽悠到大街上替他們流血犧牲，顏色革命成功了，他們包下專機回來享受戰果，倘或失敗了，也無性命之虞。

　　用別人的性命和鮮血謀取自己的私利，這是所有無恥政客和無恥文人慣用的伎倆，事實上，即便顏色革命成功了，老百姓該受窮照樣受窮，甚至比顏色革命前還凄慘。當過兵的人都知道“司務長效應”，意思是說，司務長不要老換，否則新換上來一個，他就得從頭開始撈，比前邊那個下手還很，與其如此，還不如讓前邊那個撈肥了的接著干呢。

　　輪流做莊說穿了就是“司務長效應”。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我不一定喜歡A，但B也不是什么好東西，B在臺下罵A壞，可真要讓B上了臺，比A還要壞十倍。所以社會對我來說，最好少折騰，更別影響我打醬油，否則我就罵你。我已經看透了，A也罷、B也罷，誰在臺上，都是任人唯親，都是往個人兜里劃拉，我管你專制還是民主，少拿我開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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