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勞動技能”是解決童工問題的關鍵？豈有此理的“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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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涼山童工事件被曝光后，引來了各方媒體的關注。其中南方某報記者在其專題報道中，給出了解決此類事件的辦法：“問題的關鍵在于讓這些兒童能在當地學習必要的勞動技能，而一旦達到法定年齡，則由合法合理的光明途徑轉換為合法的勞動力。”。我尊重并敬佩相關記者和媒體在揭露此事上的努力，但對他們如此不負責的拋出“解決辦法”感到無比的憤怒，該報紙曾經大力宣揚解放思想，難道這也是“解放思想”的產物？

東莞童工事件，根本不是“勞動技能缺乏”的問題。大批淪為童工的兒童，有的還不滿10歲，12、3歲都是常態，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不過是小學生，至多不過初中生，這樣的兒童需要學習“勞動技能”嗎？需要學習什么樣的“勞動技能”？是栽花種草，還是居家打掃？哪一條勞動技能，是能夠應付東莞那些黑心工廠的工作的 -----就用該記者的報道描述----一般6點就得起床，20分鐘內吃完早飯，然后7點鐘在操場列隊集合，由各個小組的負責人點名然后進入生產車間，7 點20分或者7點半正式上班，午飯和晚飯各給半個小時，最晚的時候一直工作到11點半，至少要到10點半才能下班......

這哪里是勞動技能的問題？這是赤裸裸的剝削，赤裸裸的血淚，赤裸裸的犯罪！假如這是一幕悲劇，劇中有黑心的人口販子，暴虐的工頭，貪婪的資本家，瀆職的政府官員......惟獨沒有“缺乏勞動技能”的孩子。而造成這個悲劇的主角，就是那個一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骯臟東西的“大腕”。

學會了勞動技能又如何？到了法定年齡又怎樣？就按照這位記者的主意，先讓兒童們學勞動技能，然后到了年紀再成為合法的勞動力。且不論讓10來歲的兒童學習如何在工廠工作，是多么的無法無天兼無良無恥，即便“學業有成、符合年紀”，接下來呢，以成年人身份進入同在東莞的某首富的“正規工廠”打工么？前述的那位 “大腕”，既然能夠野蠻到壓榨弱小的童工，為什么偏偏要放過更強壯的成年工。那些斷指工廠、血汗工廠，同樣雇傭了很多成年工，難道這些人也是“勞動技能不足、年紀不到”嗎？

把解決童工問題的關鍵點，說成是“讓兒童學習勞動技能”，是不折不扣的助紂為虐。好比跟幼小的羊羔建議說，你們要不被狼吃掉，就要先把自己養肥，然后再去跟狼打交道。記者們充分揭露了狼的兇殘和羊的可憐，最后卻給出了這樣不著調的建議，為什么？同樣是對待童工問題，黨和政府一直有著鮮明的立場和態度，我不談建國后一系列的政策、法規，就看看80年前的共產黨人的論述：
　　**中外資本家是不會有絲毫保護童工的誠意的....他們都不過因為自己覺得，剝削到兒童身上實在是人類最可恥的行為,所以不能不這樣做來掩飾一下。但是，他們能有決心停止他們對于兒童的剝削么？絕對不能的。他們這些專依靠剝削勞動以取得利潤的“資本禽獸”,“剝削”是他們惟一的生活方式……所以，望英帝國主義取消童工與望國民黨實行禁止童工，都是不會有結果的。（1923年共青團聲明，《中國的童工問題》紅旗第11期）
　　**童工群眾的日常經濟斗爭,不過是整個工人階級斗爭的一部分，我們應該使一切童工群眾的日常經濟斗爭與整個職工運動和最終目的緊密聯系起來。（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于職工運動之決議案》）

為什么80年后，理解和闡述卻大相徑庭？時代在變，理論當然不能一成不變，從這個角度講，我毫無疑問贊成“解放思想”！但是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更好總結現實，指導工作，而不是為了解放而解放，把“解放思想”當作遮羞布。將頭埋進沙子里，天就能黑下來，可能嗎？

“學習勞動技能”是解決童工問題的關鍵，這真是豈有此理的“解放思想”！

“童工門”事件，究竟是誰的恥辱？ 

[ 新糊涂蟲 ] 于2008-04-29 強國論壇
 

“童工門”事件，究竟是誰的恥辱？

上千名7至16歲的涼山童工，星羅棋布在以東莞為圓心向四周發散的數百家血淚工廠里，每天在吃不飽飯睡眠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還要工作12個小時。他們沒有人身自由，沒有加班工資，沒有福利待遇，沒有醫療保障，沒有雙休概念，沒有社會養老，甚至沒有最基本的勞動保護措施……小孩們在死亡、污辱、強奸、惡劣的環境與高強度勞動中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
涼山童工用他們的夢想，他們的饑餓，他們的童貞，他們的血淚甚至他們發育不全的身體拷問著我們全社會的良知、道德、價值觀念以及這個社會的法律和公正。
面對經濟增長速度最快并且空前繁榮昌盛的中國，面對那些稚氣未脫備受凌辱身心俱廢的孩子們，難道我們不應該為“童工門”事件感到失職和恥辱嗎？

“童工門”事件，是我們各級政府的恥辱。
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到現在馬上就是60年了，為什么涼山農村現在都還是那么貧窮落后？為什么彝族農村很多家庭的年收入至今還不到1000元？為什么涼山州政府工作報告卻黑紙白字地寫道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了3187元？為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在實踐中得不到貫徹執行？為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保障不了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為什么同一片藍天下孩子們的遭遇就會如此地不同？為什么童工南下打工卻成為了村子里值得驕傲的事情？為什么不管是普通老百姓、公務員、警察，還是老師和民間組織的志愿者們都清楚地知道工頭拐騙童工的現象卻沒有人阻擋呢？為什么這個社會的價值體系會有笑貧不笑娼？為什么法律賦予老百姓的權利卻得不到真正保障？為什么那么多的法律法規卻成了擺設？為什么廣東的黑社會勢力一直都很猖獗？為什么廣東的勞動局、工商局、公安局甚至總工會等相關部門對非法用工、非法拘禁、強奸侮辱等等惡性犯罪行為卻無所作為呢？為什么東莞市政府對像大白菜一樣自由買賣童工的現象卻熟視無睹呢？東莞市無法無天的勞動秩序由來很久，為什么政府就一直視而不見？我們那么多的公仆們每天究竟干了些什么？帶著血淚的GDP對國家的繁榮富強和長治久安真的就有意義嗎？……

“童工門”事件，也是張茵們的恥辱。
可以這樣毫不夸張地說：廣東是在享受國家特殊政策和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殘酷地榨取民工們剩余價值的基礎上富裕起來的。廣東人的富裕，絕不是因為廣東人的勤奮、善良和聰明，而是中西部千萬民工的血淚以及全國股民的心酸堆積起了廣東的崛起與繁榮。但是，廣東在富裕起來后只知道富而思進卻不知道飲水思源，不知道先富帶動后富起來的人們共同致富，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老板為了掙得更多的金錢和免除更多的社會責任，反而變本加厲地違法使用還正在生長身心的未成年人，而且想法設法瘋狂地壓榨孩子們使他們利潤最大化。
難道用“包身工”建立起來流倘著血淚的財富就能夠使張茵們生活得心安理得幸福安康嗎？難道張茵們用孩子們的童年和侮辱壘建起來的吃喝玩樂就會使他們長命百歲上天入地嗎？難道張茵們不應該具有社會的責任和基本的良心道德嗎？為什么廣東人要把社會最丑惡的東西不斷地撕裂給人們觀賞？難道張茵們生活在這樣弱肉強食的社會就會感到幸福和安全嗎？難道張茵們要榨完殘留在童工們皮骨里最后的一滴血汗嗎？難道企業家就應該僅僅聚集社會財富而不應該與此同時創造社會福利嗎？

“童工們”事件，還是那些形形色色黑中介、小工頭、大工頭的恥辱。
小工頭、大工頭本來最早也是社會的底層人物，但是他們為了金錢和享樂，任何違法亂紀的事情都敢做，剝削起比他們更加可憐和無助的人無所不用其極。我想問：難道“倉廩實”你們也不應該“知禮節”嗎？難道你們為了掙取更多的錢就應該出賣良心和道德嗎？難道為了貪圖享受你們連家鄉人都要欺騙從而最終背叛你們的信仰嗎？難道那些孩子和你們流的不是一樣的血嗎？難道你們自己就沒有孩子嗎？難道面對孩子們的苦難你們就能夠無動于衷甚或沾沾自喜嗎？
夏衍在1938年寫下了在日本統治下殘酷剝削中國童工的《包身工》，文章最后兩段這樣寫道：“在這千萬被壓榨的包身工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溫情，沒有希望……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忠實服役的十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奴隸！……黑夜，靜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童工門”事件，給我們傳遞著太多太多的信息和警示，他將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更是我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中國人的恥辱！

何俊階2008年4月28日22：38分急草于南充
 

華商報：童工的血淚應記在誰的賬上？

■ 范大中 
 

2008年04月29日來源：華商網－華商報

　　在東莞有著這么一群孩子，他們來自四川涼山彝族，像一棵棵白菜一樣被賣來賣去。每天工作12到15小時，每天生活費除去房租后只有5元，整天生活在饑餓與工頭的暴力威脅之下，一些長相漂亮的女孩子經常受到性侵犯，人身自由與權利毫無保障。這就是東莞童工的悲慘世界。

　　在孩子身上犯罪，是最嚴重的犯罪。童工這樣一個詞僅存在于19世紀之前的資本家罪惡之中，早被人類文明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無論如何，今天的人性良知不允許我們社會存在著被黑惡勢力控制的童工群體。因此，當東莞童工的悲慘世界展現在我們面前時，那些從中獲利者及協助者必須被追究。

　　黑工頭是直接組織者，他們的罪惡是不存在辯解余地的，但他們僅是買賣童工鏈條中的一環。下一環是眾多的不良工廠，正是工廠的不規范用工甚至是違法用工，才讓這些來自貧窮山區的未成年人成為可供黑暗勢力牟利的物品，導致罪惡的發生。工廠在低價雇用黑童工進行生產以節省勞動力成本的利益驅動下，充當了為虎作倀角色。

　　合法工廠的非法用工罪責還可以上溯一層，即勞動監管部門的失責。工廠之所以敢冒險使用黑童工，正是因為勞動部門的監管形同虛設所致。在調查中發現，當地的勞動部門已被這些不良工廠所俘獲，每當勞動部門進廠執法檢查時，都有眼線提前透露消息，讓工廠可以臨時解散童工應付檢查。

　　如果勞動部門能切實負起監管職責，黑童工是沒有生存土壤的。因此，眼下最緊迫的問題還不僅僅是解救這些被暴力統治的童工，更在于讓勞動部門有效運作起來發揮它本應發揮的機構作用。悲觀的不是社會上有丑惡現象存在，而是我們沒有啟動何種程序，讓一個權力機構有效地運作起來，卻讓勞動部門變相充當了保駕護航角色。

　　在香港學生組織指責玖龍紙業為“血汗工廠”的風暴中，東莞的勞動部門竟然站出來替資方說“玖龍不是血汗工廠”，這樣緊隨資方、替企業不良行為洗白的勞動監管部門，又怎么可能指望它發現眼皮底下大規模的黑童工？東莞童工發展到今天的規模卻仍然沒有成為勞動部門擺在案頭上的工作之一，童工的血淚人生這筆賬，實應記到他們的頭上，這不是可原諒的行為。

童工血淚能否觸動麻木的地方政府？

2008-04-29 紅網-瀟湘晨報

   
    4月28日，《南方都市報》披露了一批東莞童工的血淚遭遇。他們來自遙遠的四川涼山，大多未滿16周歲。工頭們利用所謂高薪的誘惑，把他們從當地各個貧困家庭中搜羅出來甚至是直接拐騙出來，一批批運送到東莞，再從這里，一車車發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廠。他們常被打罵，幾天才能吃一頓飽飯，一些小女孩甚至慘遭強奸，想要逃跑的孩子受到死亡威脅。他們日復一日從事繁重的工作，創造的價值卻被工廠、工頭、黑中介組成的利益鏈條榨干。
   
    就喪盡天良的童工問題，馬克思曾經評論說：“不列顛工業像吸血鬼一樣，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兒童的血──才能生存！”人類區別于動物的特征之一，是人具備道德感。即便是純粹謀取利益的經濟行為，也必須遵守道德和法律底線。16歲以下的少年兒童，無論身體還是心智都還沒有達到承擔社會勞動的要求。禁止任何人將兒童作為勞動力驅使，是文明社會的道德底線之一，也是法律底線之一。《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勞動法》、《刑法》均有禁止使用童工的明確規定，在這個方面并不存在法律缺位的問題。
   
    既然社會道德對于奴役童工的現象如此反感，而法律對于此類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規定又是如此縝密，那么涼山童工一批批運來又一車車送走，被打罵、被虐待、被強奸、被威脅、被盤剝，這一切又是如何在東莞成為可能的？這其中，當然有工廠主們的利令智昏，也少不了黑工頭和黑中介們的鋌而走險，甚至還可以歸因到家長的愚昧和童工自己的無知。但是，所有這一切都無法推卸和沖淡政府的責任。一個基本的判斷在于，如果政府方面對于童工問題的執法是嚴格和高效的，那么如此規模巨大并且性質惡劣的童工問題，必然不會存在于陽光之下。
   
    人們甘愿讓渡權利組成政府，目的就是要獲得政府所提供的安全和秩序。這樣的基本公共服務不需要公民另行申請或交換，這只是政府的天然義務。奴役童工涉嫌違法犯罪，政府勞動部門和司法機關理應主動查處和懲戒。政府的不作為與童工的被奴役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山西黑磚窯事件所暴露出來的一個例證是，當地勞動監察部門不僅沒有對非法企業進行嚴格監管，一個勞動監察隊員甚至把對被解救童工補發的300元錢裝進了自己的腰包。在東莞童工事件中，某些執法機關并沒有以正面的形象出現。比方說，黑中介之所以可以在整個童工利益鏈條中分得一杯羹，是因為他們“在勞動部門眼線多，不容易出事。”
   
    需要面對質問的，可能還有這些童工的家鄉政府。既然這些孩子大多是中小學生，義務教育所規定的政府義務，不僅僅是讓他們免費讀書。當老師們用緊鎖大門的方式來抵御工頭誘惑的時候，當地政府在防止孩子們被掠為童工方面，除了幾份紅頭文件，還有什么有效措施呢？
   
    2002年6月，在日內瓦召開的第90屆國際勞工大會決定將每年的6月12日定為“世界無童工日”，同時呼吁世界各國密切關注并采取有效措施解決日益嚴重的童工問題。在2007年6月19日舉行的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清楚地闡述了中國政府對于童工問題的明確態度，強調中國政府堅決打擊侵犯勞工權利的行為，特別是雇傭、使用童工的非法行為。反對奴役童工是政府責任，出現童工事件是政府之恥。面對這樣的恥辱，地方政府理當迅速啟動調查和執法程序，解放那些可憐的孩子，使社會恢復秩序與正義。同時，反思與追究必不可少，公眾需要知道為什么相關部門陷入了如此嚴重的麻木不仁。（作者：周東飛）

附：新聞報道：

四川涼山逾千童工“批發”東莞

（香港）   (2008-04-29)

 
　　（聯合早報網訊）據香港文匯報報道，四川涼山自治州成百上千童工被人“拐”至東莞，再“批發”流向深圳、廣州、惠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工廠當黑工。這些童工多為13-15歲，最小的僅9歲。童工在沒有工作的日子，只能從工頭處領取每天10元的生活費；幾天才能吃一頓飽飯；一些漂亮的15、16歲女孩更時常遭到工頭們強奸。進入工廠后，他們每月工作時間長達300小時，每小時卻只有2.5-3.8元的微薄工資。即便如此，血汗錢最后卻被工頭剝削。

　　據悉，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今天專門作出批示，責令勞動等部門成立調查小組徹查此事。而廣東省勞動和保障廳也派員抵達東莞，介入調查。

　　“人肉市場”批租

　　在東莞石排鎮綜合市場，一位工頭即場拉出幾名小孩說，這些小孩身體好，干多重的活都沒問題。他介紹，這些小孩都是從四川涼山帶出來，孩子們的父母給他們寫有保證書，村委會也蓋有公章。“我們對他們有絕對的管理權，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你們只要跟我們簽一份用工協議就行了。”

　　在用工協議上寫有“每月甲方(工頭)需保障乙方(用人方)員工上班每月300小時”，卻沒有任何關于員工放假、社保、醫保等福利條款。“這就是我們的優勢，我們的員工你可以隨便用，每天用多少個小時干多重的活都行，生病什么的我們自己會處理，如果有工傷的話，廠方按道理賠付就行了。”

　　在石排鎮石崇工業區，至少有200多名涼山童工在一間音響公司打工。現場的數十名工人中，有近20名小女孩的年紀不滿16歲，最小的1998年出生，最大的也只是1993年出生的。塘廈某職業介紹所的負責人估算，在石排鎮，工廠主隨時可以抽調出600、700名涼山童工。

涼山9歲童工被賣東莞  名門望族加入利益鏈
 

2008-4-29 8:51:02 · 來源： 新京報

　　　　當地望族逐步加入利益鏈；大量未成年學生流失，政府已介入

　　本報訊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 四川涼山昭覺縣竹核鄉因為貧窮，許多孩子被外面的工頭買賣到東莞當童工。到了11、12月的時候，這里幾乎每天都能運來或者運走好幾車小孩。“像白菜般在東莞買賣”。

　　東莞廉價涼山童工任挑

　　記者打著東莞東城某服裝廠的旗號來到東莞石排“童工市場”，表示想挑一些便于管理的童工到廠里干活。

　　經和一名叫潘阿杰的人討價還價后，他同意把小孩們的工價按每小時3.5元計算。記者看到潘阿杰出示的用工協議：甲方需保障乙方員工上班300小時/月，如因甲方原因未能上滿300小時，由甲方補足所差工時工資;甲方不得直接支付給乙方任何工人工資及其他費用……

　　在這份所謂的協議中，沒有任何關于員工放假、社保、醫保等福利條款。潘阿杰解釋，“這就是我們的優勢，我們的員工你每天用多少個小時干多重的活都行……沒有一點后顧之憂。”

　　9歲兒童被騙外地打工

　　在另一位陳姓工頭處，記者發現，現場的數十名“工人”中，有近20名小女孩的年紀不滿16歲，最小的1998年出生，最大的也只是1993年出生的。在男童工中，記者發現一個只有9歲的童工。

　　記者陸續以需要找工人為由，聯系“臨時工網”、“勞動網”等網站分布在深圳、惠州、江門等地的中介。他們回應，“如果要親自挑人的話，可以安排你去東莞，人全都在那。”

　　據一工頭說，在他們這個行當里，有明確的分工：有人專門負責在涼山當地招工運到東莞；有人專門負責東莞這邊的接待；另有人保證將這些童工送進廠里。另外，“黑中介”在童工組織和用工工廠之間，也起到至關重要的牽頭作用。

　　名門望族加入利益鏈

　　去年12月初，四川涼山美姑縣牛牛壩鄉未滿16周歲的四年級學生馬海布，和十余名玩伴一起，被工頭拐騙到東莞，開始了他悲慘的童工生涯。

　　據該地區一份流失表顯示，僅今年春節期間，該片區就有76名涼山小學生流失。其中42名學生已被確認外出打工，最小的年僅7歲。涼山一位文化學者稱，在金錢的誘惑下，原來享有最高話事權的家族長輩，現在逐漸被能給他們帶來經濟效益的工頭所代替。一些在當地備受尊重的名門望族加入到童工交易的“產業”鏈條當中來。

　　日漸改變的民風已經引起涼山當地政府部門的重視，在2008年1月14日召開的昭覺縣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縣委領導就把防止學生流失打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爸媽賣了我，我不想回家”
 
 
日期：[ 2008年4月29日 ] 版次：[ DA25 ] 版名：[ 東莞新聞 封面 ] 稿源：[南方都市報]

　　昨日,警察解救部分涼山童工。被問及想不想回家時,羅思琪流淚了,“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媽媽已經把我賣了”。她說家里非常窮,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她到東莞四個多月,跟著老板輾轉各家工廠炒更。警察勸說近半小時,羅思琪才和同伴一起上了警車,協助調查。本報記者方光明攝
 
 
　　“我不想回家，爸媽把我賣了”

　　昨天下午5時30分左右，記者在一百貨店門口見到了兩個小女孩坐在地上，看到那么多警察圍過來，都被嚇得哭了起來。

　　“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媽媽已經把我賣了。”小女孩羅思琪哭著對記者說。無論警察怎么勸說，羅思琪和她的同伴就是不肯走，稚嫩的雙手死命護著自己的行李，眼淚不斷地往下掉。

　　羅思琪告訴記者，她們都是來自越西農村。家里非常窮，她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她來這里已經四個多月了，跟著老板輾轉各工廠炒更，做完一單就換一個地方，一般一個月換一個地方。

　　當記者問她多少歲的時，羅思琪和同伴異口同聲說出已滿18歲，但她們看起來大約只有十二三歲。記者隨即問能否拿出身份證時，她們都說放在家里了。而問到哪個是她們老板時，三個小女孩又低下頭不語。

　　勸說持續近半個小時，直到下午6時，羅思琪才和同伴一起上了警察的車，去協助調查。抬頭時，兩小女孩已是滿臉淚花。
 

涼山童工像白菜般在東莞買賣

●中介說隨時可找到六七名童工送到廠里●小孩們在死亡、污辱與高強度勞動中度日,而一些家長竟冀望小孩賺大錢 
 
 
 
　　他們來自遙遠的四川涼山，大多未滿16周歲。

　　工頭們利用所謂高薪的誘惑，把他們從當地各個貧困家庭中搜羅出來甚至是直接拐騙出來，一批批運送到東莞，再從這里，一車車發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廠。

　　在陌生的土地上，他們常被打罵，幾天才能吃一頓飽飯，一些小女孩甚至慘遭強奸。工頭用低廉的價格，將他們“賣”給工廠。他們日復一日從事繁重的工作，超負荷的運轉讓他們疲憊不堪，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頭們用死亡進行威脅，告誡他們逃跑就要付出代價。他們以為自己的辛勤勞作能夠改變遠方家庭的貧困，他們別無選擇，在暴力與金錢控制下，他們只能依附于工頭。

　　而在遙遠的家鄉，他們的父母卻并不知曉自己兒女所經歷的非人遭遇，在那個地方，有的班級，甚至只剩下不到10名學生，南下的兒童在逐漸增多。

　　（本報道中人物均為化名）

　　雷生曾驕傲地告訴記者，東莞是涼山童工的一個據點，他們以這個據點為圓心，向四周發散，“東莞、深圳、廣州、惠州、江門，到處都有我們的員工。”

　　近百名小孩，帶著臉盆、被子等行李，聚集在小超市門前，他們像超市里擺放的商品，按照橫排的順序列隊，他們在等待著別人的挑選。

　　三名老板模樣的中年男子站在人群前方，他們不時地拍拍這個小孩的臉，捏捏那個小孩的胳膊，然后喊著，“下一個”。這些小孩，面孔稚嫩，身高大多不過1米4，其中的十來個，看上去甚至還不到10歲的模樣。

　　“年齡多大？會不會說普通話？”一個中年男人腆著肚子，漫不經心地問一個女孩。小女孩沒多說話，只是點頭。男子隨即拿來紙和筆，讓她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女孩走上前，歪歪扭扭地寫出阿拉伯數字“93”，就再也不知道怎么動筆了。中年男人指著小女孩的衣領問，“這用普通話怎么說？”“衣”，女孩憋了半天，蹦出一個字，中年男人皺了皺眉頭，接著喊，“下一個……”

　　居民紹先生在這里已住了三年，他說，這些老板是來挑童工的，現在還不算旺季，到了十一月十二月的時候，這里幾乎每天都能運來或者運走好幾車這樣的小孩，“像白菜般在東莞買賣”。

　　“老板，要人不？”

　　工頭潘阿杰說，這些小孩身體好，干多重的活都沒問題。他抓住記者的手，意思是讓記者用力拍打小孩們的身體，以證實自己的說法。

　　石排綜合市場位于石排醫院對面，這個市場魚龍混雜，市場的后邊就是成排的民房。在這里狹長而骯臟的街道上，終日游蕩著四五十名成年男女，他們的外貌與本地人不太相同，皮膚異常黝黑。這些人終日里似乎都無所事事，或者坐在街邊的小超市前閑聊，或者聚集在綠化樹下打牌。但是，只要看見有類似老板模樣的人開著車出現，他們就會迅速地站起身，圍攏過來，問“老板，要人不？”這些就是前面那位王姓主任所說的工頭。

　　記者打著東莞東城某服裝廠的旗號來到這個“童工市場”，表示想挑一些便于管理的童工到廠里干活。

　　工頭們將記者緊緊包圍著，一位自稱叫潘阿杰的工頭甚至當場拉出幾名小孩站到記者面前。潘阿杰說，這些小孩身體好，干多重的活都沒問題。他抓住記者的手，意思是讓記者用力拍打小孩們的身體，以證實自己的說法。幾名小孩則順從地像接受老師懲罰的小學生一樣，低著頭，原地不動。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潘阿杰最終同意小孩們的工價按每小時3.5元計算。記者對這些童工究竟好不好用表示了疑問，潘阿杰說，這些小孩都是從四川涼山老家帶出來的，車費、生活費都由他們先行墊付了，孩子們的父母給他們寫有保證書，村委會也蓋有公章。“我們對他們有絕對的管理權，可以采取一切的措施，你們只要跟我們簽一份用工協議就行了。”

　　潘阿杰隨后展示了這份用工協議，記者記錄了如下內容：每月甲方需保障乙方員工上班300小時/月，如因甲方原因未能上滿300小時，由甲方補足所差工時工資；甲方不得直接支付給乙方任何工人工資及其他費用；臨時工工資甲乙雙方需保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在這份所謂的協議中，沒有任何關于員工放假、社保、醫保等福利條款。潘阿杰解釋，“這就是我們的優勢，我們的員工你可以隨便用，每天用多少個小時干多重的活都行，生病什么的我們自己會處理，如果有工傷的話，廠方按道理賠付就行了，沒有一點后顧之憂。”他說，工頭們的生意一直很好，“我們的人（指童工）很暢銷，東莞各個鎮都有我們的人。”

　　塘廈某職業介紹所的王主任常常來此挑選工人。他說，這些待選的工人，都是工頭們從四川的涼山地區帶來打黑工的，其中的60%是童工。因為這些涼山來的工人要價低，大約只要2.5元-3.8元/小時，而且不需要任何福利保障，干活又很拼命，能吃苦，所以很受工廠老板的歡迎。這位王主任做了個保守推算稱，在整個石排，工廠主隨時可以抽調出六七百名這樣的廉價涼山童工。

　　他們一般從13到15歲

　　每天都能看到有人開著大卡車或者面包車，將這些小孩塞得滿滿當當，然后揚長而去。

　　潘阿杰所言不虛，在此后數日的采訪中，記者發現，從石排綜合市場到石排小學的方圓幾公里內，成為一個大型的地下勞工市場。在記者蹲守這里的幾天內，每天都能看到有職業中介帶著工廠里的人，前來挑選他們需要的員工，然后就有人開著大卡車或者面包車，將這些小孩塞得滿滿當當，然后揚長而去。

　　在幾天的蹲守觀察中，記者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在所有這些交易中，一個身高約1米75，左耳戴著銀色大耳環的中年男子的身影總是活躍其中。4月6日，在來自涼山越西縣、剛從工廠打工出來的12歲涼山小孩羅小平的幫助下，記者與該男子取得了聯系。男子自稱叫雷生，同樣來自四川涼山自治州。

　　記者對他說，“我們工廠的活不重，主要就是拆線頭什么的，為了方便管理，打算要50名十四五歲左右的工人。”雷生顯得有所警惕，他詳細詢問了記者所在工廠的位置、名稱、設備、員工數量、訂單情況，遲疑片刻后，他開始信任記者了，終于干凈利落地表示，工廠要多少人，他就能給多少人。同時，他還保證這些員工絕對聽話，服從任何管理。他暗示，如果員工不聽話，只要給他一個電話，他會派人過來打到他們聽話。

　　交往多了后，記者從一個據稱是雷生堂弟的人那得悉，這個雷生是石排涼山工頭中的老大，他的手下分有18個小工頭，每個小工頭手下分管著50至100個不等的工人，這些工人的年齡一般從13到15歲。“雖然很多小孩子現在已經進了廠，但我們馬上還可以為你找來50多個。”雷生事后證實了他堂弟的這一說法，他還說，在東莞，至少還有三四名像他這樣的大工頭。

　　為進一步求證雷生堂弟的上述說法，記者嘗試著找機會與平日里躲在當地出租屋和小旅社里的涼山小孩們接觸。經過幾頓飯局后，記者與十幾名來自涼山越西、美姑、昭覺、金陽等地的涼山小孩開始熟悉起來。小孩們稱，跟著工頭出來打工的，幾乎都不滿16周歲。在他們的幫助下，僅記者核實清楚的童工數量即達40多名。據一位跟著工頭打工9年、目前主要幫助工頭做管理工作的彝族人阿火介紹，“光住我們這棟樓的100多個小孩就全都是這樣的童工。”小孩們還說，工頭哄騙了他們，說在廣東打工待遇很高，一年可以賺一兩萬塊錢，車費和生活費工頭還能全包。但出來以后，工頭就對他們進行恐嚇，不給他們工錢。他們現在沒錢也沒文化，就是想回家都回不去。

　　“我們把他們都搞成了18歲”

　　他說他們涼山人都不愛辦身份證，出門都是帶戶口本，小孩的戶口本復印件很容易造假，把年齡改成18歲以上，絕對能應付檢查。

　　數量龐大的童工們究竟是如何被送到各個工廠，又是如何能躲得過勞動部門檢查的呢？工頭們稱，“我們把他們都搞成了18歲。”

　　4月11日，為讓記者更放心地使用這些童工，雷生手下一名姓陳的工頭帶著記者來到石排石崇工業區大某音響有限公司，說是去看望他手下的“員工”。時值午飯時間，不少童工聽說老大來了，紛紛出廠，聚攏在陳工頭的身邊。陳工頭說，大概有200多個涼山小孩在這個公司打工，其中女孩子有一百多個，男孩子90多個，他們全部是他手下的“員工”。

　　在獲得陳工頭默許的情況下，記者一一給在場的小孩們發煙，獲得他們好感后，記者乘機詢問起他們的年齡。記者發現，現場的數十名“工人”中，有近20名小女孩的年紀不滿16歲，最小的1998年出生，最大的也只是1993年出生的。其中有個女孩的工牌上寫著名叫阿梭，年齡26歲，但她笑著說：“這些都是假的，名字是假的，年齡也是假的，我其實是1995年出生的，今年才13歲。”她還指著旁邊一個女孩子的廠牌說，“喏，這寫著她今年20歲，她實際是15歲。”在男童工中，記者發現了一個采訪中遇到的年齡最小的童工，1999年出生，今年竟然還不到9歲，但工卡上并沒有顯示名字。

　　在記者表示驚訝的時候，陳姓工頭卻在旁邊哈哈大笑，他說，這些都很正常。陳工頭隨后拿出幾張戶口本復印件給記者看，他說他們涼山人都不愛辦身份證，出門都是帶戶口本，小孩的戶口本復印件很容易造假，把年齡改成18歲以上，絕對能應付檢查。

　　陳工頭出示的戶口本復印件印刷質量很差，蓋的章為“四川省公安廳”，這明顯不符合真實情況（記者隨后以需要登記小孩個人情況的名義，收集了工頭們提供的三十多份戶口本復印件，記者帶著這些復印件和名單后來找到四川省涼山州越西縣公安縣戶籍科求證。該戶籍警經詳細核對后，告訴記者，這些復印件和名單全屬造假，章應該蓋縣市一級公安部門的印章）。

　　活躍在石排童工市場的“黑中介”們告訴記者另一個逃避有關部門檢查的辦法。他們說，工廠得準備兩份名單，一份是普通工人名單，一份是臨時工名單，碰到檢查的時候就只給勞動部門看普通工人那份。

　　馬海曲布是童工群體中的一個。4月7日，再次來到石排童工市場的記者，與他建立了聯系。當時他正在一間出租屋前，跟兩伙伴玩耍。給記者的印象是，他非常陰郁，話很少，很怕生人，記者請他吃飯，他開始沒答應，后來去了，也是遠遠地看著記者吃，流露出膽怯的眼神。他告訴記者，工廠有時候也會遇到勞動部門的檢查，但是老板都會事先得知。“老板會把我們趕到廠外玩耍，等檢查完后再把我們拉進車間繼續上班”。

　　記者采訪中遇到的不少涼山童工說，其實工廠老板也知道他們是童工，但是為了節約成本、追趕進度，廠家對他們的工頭提供的虛假證件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童工的說法在石排市場很容易得到求證，4月5日，長安一家校辦企業的人前來挑工人，負責人自稱姓黃，說是近期接到一個大訂單，急缺人手，所以通過中介找到了這群涼山人。

　　當記者刻意提醒黃老板這些小孩年齡可能不夠時，他托著腮幫，想了片刻，然后轉身對兩個同伴說，“太急了，要不然就以學校培訓實習的名義進去？”兩位同伴馬上稱好，稍后，他們便從工頭手中帶走了80多名涼山小孩。

　　這個行當里有明確分工

　　羅姓大工頭掰著指頭炫耀他的輝煌“戰果”：東莞豐某電子廠那有50多人，東莞藍某玩具有限公司有幾十個人，惠州某海電子廠有500多人……

　　來自涼山的童工們，就這樣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珠三角的一些企業。在這個“童工”市場的背后，有著完備的“組織”體系，他們內部架構縝密，競爭中又帶著合作，且帶有一些惡勢力性質。

　　記者與雷生洽談用工協議時，雷生曾說，談好工價的話，和他簽合同就行了，由他定時去工廠結算工錢，但他一個人還無法決定這幫小孩的命運，必須由3個主要的工頭一起拍板。他的解釋是，在他們這個行當里，有明確的分工：有人專門負責在涼山當地招工，并且將他們運到東莞；有人專門負責在東莞這邊的接待，負責安排他們的衣食住行；另有人則專職負責聯系當地一些勞動力中介或者用工工廠，保證將這些童工送進廠里。

　　記者此后在前往四川涼山美姑縣牛牛壩鄉調查時，從一位已經收手的當地工頭那了解到，一個大的這樣的童工組織，內部往往有著嚴密的分工：有雷生這樣的大工頭，還有帶貨的小工頭，有打手。另外，“黑中介”在童工組織和用工工廠之間，也起到至關重要的牽頭作用。

　　這位已收手的工頭說，工頭們大多也都是早年外出打工的涼山本地人，后來發現通過介紹工人可以賺錢，就在黑中介的誘導和幫助下走向誘騙或者拐騙童工打工的道路。他說，和最初單打獨斗的小工頭相比，現在的童工組織顯示出強大的威力，單獨的小工頭一般只能帶幾十個小孩，且沒有多少讓小孩進入工廠的門路，童工組織則不同，他們可以人多勢眾，通過調派、增援等方式，確保盡可能多的小孩進入工廠，為他們自己創造價值。

　　雷生之前曾驕傲地告訴記者，東莞是涼山童工的一個據點，他們就以這個據點為圓心，向四周發散，“東莞、深圳、廣州、惠州、江門，到處都有我們的員工。”一位羅姓大工頭掰著指頭炫耀他的輝煌“戰果”：東莞豐某電子廠那有50多人，東莞藍某玩具有限公司有幾十個人，惠州某海電子廠有500多人，深圳那邊的200多人合同也快到期了。

　　記者此后陸續以需要找工人的工廠老板身份，通過“臨時工網”、“勞動網”等網站聯系上分布在深圳、惠州、江門等地的一些勞動力中介，向他們表示要招些涼山童工。這些中介在隨后的電話里回應，“如果要親自挑人的話，可以安排你去東莞。人全都在那。”

　　而此時，記者此前采訪過的多名童工正在準備去廣州某企業的行裝。馬海曲布和他同村的小伙伴們，也即將被送往東莞長安某電子廠。

　　A26-A33版統籌：本報記者 饒德宏

　　A26-A33版采寫：本報記者 饒德宏 韋星 劉輝龍 黎明 寇金明 實習生 成希 衛學軍

　　A26-A33版攝影：本報記者 方光明 梁清

走出大山 大批被“拐”珠三角
四五年來涼山童工被工頭誘騙到工廠,其父母至今未收到一分錢匯款 
 
版名：[ 東莞新聞 特別報道 ] 稿源：[南方都市報]
 
 
 
　　“他連西昌都沒去過，就被帶到那么遠的地方，真不知道怎么活下來。”

　　———父母希望記者能把馬海曲布帶回老家。

　　“我的家鄉在很高很高的山上，很美很美，但是卻很窮。”

　　———身在東莞的馬海曲布，常常會閉著眼，想念他的家鄉。

　　“一是孩子留在身邊可能餓死，跟工頭出去說不準還能闖出個樣子來；二是賣孩子換來的錢可以給家庭帶來一點幫助。”

　　———一個“癮君子”開價一萬想賣掉孩子，但未成交。

　　“帶工”十年

　　牛牛壩鄉一位被指曾干過帶工的中年男子說，帶工最早開始于1998、1999年前后，由于涼山工人扎實肯干肯吃苦，一些珠三角工廠老板就會在涼山工人回家過年的時候，交代他們多帶些老鄉過來。

　　此后的一兩年，有些“黑中介”發現了里面的盈利空間，開始伙同早年外出打工的涼山工人一起，成規模地帶、運、送工人到珠三角各地，工頭先墊付車費，再從工人工資里扣錢。

　　從四五年前開始，涼山居民已懂得自己出去打工了，于是工頭們把目標轉向小孩身上。這些工頭不給小孩家里錢，甚至干脆把小孩賣給工廠。

　　三條販童黑路

　　在涼山，小工頭預付給童工父母的工錢通常為500到1000元。運輸童工的線路大致有三條，一是坐班車到越西縣的普雄火車站，然后經成都到廣州；二是坐班車到西昌火車站，然后經成都到廣州；三是坐班車到西昌火車站，然后經云南昭通到廣州。三條運送路線，最后都是在廣州坐汽車來到東莞。這些線路的花銷，每個人大約在300元。而童工們在等工期間的吃住，則被嚴格控制在10元/天。

　　16歲的馬海曲布現在長安一電子廠工作，去年12月份他被工頭拐騙到東莞，開始了童工生涯。他是屯地村被拐童工的一個縮影，屯地村又是整個涼山彝族自治州拐童工的一個縮影。在記者在涼山州采訪發現，當地人都清楚地知道工頭拐騙童工的事———“帶工”。從大約四五年前開始，巨額利潤催促著工頭們將一個個“馬海曲布”帶到珠三角。馬海曲布的父親說，他家和其他家庭一樣從未收到過工頭所謂的匯款。

　　記者了解到，2007年7月，公安部稱，以強迫體力勞動和色情服務為目的的人口拐賣現象，正在取代傳統型的拐賣，成為公安打擊的重點。目前，中國政府正在準備一個反拐國家行動計劃，擬跨省聯動打擊拐賣人口強迫勞動。

　　凹凸不平的盤山路，望不到盡頭，連四驅的越野車都停止了前行。盤山路的左側是懸崖，右側則是零星點綴的低矮平房。微風吹過，羊騷味伴著汗臭襲來，彌漫了整條土路。間或路過的人們，都不愿張嘴，只有那馱著土豆和蕎麥艱難爬行的騾子，在大口大口地喘氣……

　　這就是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牛牛壩鄉屯地村唯一的公路。去年12月4日或者5日，未滿16周歲的四年級學生馬海曲布，就是沿著這條路，在他父母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和十余名玩伴一起，被工頭拐騙到東莞，開始了他悲慘的童工生涯。

　　馬海曲布是屯地村被拐童工的一個縮影，屯地村又是整個涼山彝族自治州被拐童工的一個縮影。記者在涼山州美姑縣、昭覺縣、越西縣、布拖縣等地采訪發現，不管是普通老百姓、公務員、警察，還是老師和民間組織的志愿者們，都清楚地知道工頭拐騙童工的現象。他們將此現象稱之為“帶工”。據他們介紹，從大約四五年前開始，這種活動便在涼山蔓延。

　　童工馬海曲布的家

　　（馬海曲布外出打工近半年，他的家里，一分錢都沒收到）

　　“我的家鄉在很高很高的山上，很美很美，但是卻很窮。”身在東莞的馬海曲布，常常會閉著眼，想念他的家鄉。

　　4月10日，記者找到了他位于牛牛壩鄉屯地村小學附近的家。“家”大約只有十幾平方米，已睡得發黑的木床占據了大半空間，木床上端支著頂破爛不堪的蚊帳，沿著細長電線垂在蚊帳邊的瓦絲燈，是這里唯一的電器。

　　馬海曲布的母親正盤腿坐在屋外，縫補一件打滿補丁的布簾狀的衣服。她對記者說，馬海曲布大約是在去年12月4日或者5日被工頭拐跑的，當時馬海曲布正在上小學四年級，身上沒有錢，也沒有戶口本，連件換洗衣服都沒帶。

　　“他連西昌都沒去過，就被帶到那么遠的地方，真不知道怎么活下來。”馬海曲布的母親非常擔心，她取出馬海曲布上學期間拍攝的照片，照片上，馬海曲布體格健壯，穿著潔白的襯衫，顯得很是帥氣。記者不忍告訴這位母親，現在的馬海曲布瘦削了許多，整天穿著臟兮兮的衣服，在工頭的喝斥下游蕩、勞作。

　　在記者以招聘之名在東莞與童工組織接觸期間，馬海曲布的工頭稱，他們把孩子們的工資收入都寄到了孩子家里。但事實上，馬海曲布外出打工近半年，他的家里，一分錢都沒收到。馬海曲布的母親說，馬海曲布在春節期間曾托人捎信來說，自己在廣州打工，此后便杳無音訊，更別說往家里寄錢了。據馬海曲布的父親介紹，其他家庭也未收到過工頭所謂的匯款。

　　馬海曲布還有兩個姐姐，他是家里的獨子。他的父母說，他們的家庭年收入不到1000元，根本沒有錢去南方找自己的孩子，而且也不清楚上哪找。采訪結束臨走前，馬海曲布的父母拉著記者的手苦苦哀求，希望記者能把馬海曲布帶回老家。

　　然而就在同一天，仍然蹲守在東莞石排市場附近的本報記者打來電話說，馬海曲布和他的同伴們，已被工頭送到長安一家電子廠里了。在那里，他每個月將為工頭創造出上千元的勞動價值。

　　從幫帶到拐騙從成人到小孩

　　（這邊好多家庭一輩子都沒到過縣城，哪知道成都不需要到處砍樹、喂馬啊，他們聽到幾百塊錢就覺得很不錯，再加上一些工頭還會事先支付幾百塊錢的工錢，很容易就答應工頭了）

　　巨額利潤催促著工頭們將一個個像馬海曲布這樣的小孩帶到珠三角，帶到沿海發達城市。

　　“最初不是這樣的，最初我們只賺廠家的錢。”牛牛壩鄉一位被指曾干過帶工的中年男子說。該男子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在虎門、長安一帶打過工，據他說，帶工最早開始于1998、1999年前后，當時珠三角地區的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迅猛，由于涼山工人扎實肯干肯吃苦，一些工廠老板就會在涼山工人11、12月份回家過涼山新年的時候，交代他們多帶一些老鄉過來。

　　“那時候純粹是出于好心，覺得他們在家里窮呆著，還不如帶出來一起賺錢。名義上帶個工人進廠，廠里就給一百塊錢，但算上帶他們熟悉環境、吃喝的錢，也剩不了多少了。”該男子回憶，此后的一兩年，有些“黑中介”發現了里面的盈利空間，開始伙同早年外出打工的涼山工人一起，成規模地帶、運、送工人到珠三角各地，剛開始是想兩頭吃，但我們涼山窮人多，好多人交不起中介費，所以才發展成工頭先墊付車費，再從工人工資里扣錢的“經營模式”。

　　該男子稱，從四五年前開始，隨著涼山居民跟外界的接觸越來越多，不少人到了一定年齡，都已懂得自己出去打工了，舊有的帶工工頭漸漸失去了作用，于是工頭們把目標轉向不懂外面事又容易聽話的小孩身上。“不止是我們美姑，昭覺、金陽、布托……到處都一樣，越窮的地方越好騙。”

　　“其實工頭每個月給小孩家里寄個三五百，就什么事情都沒有了，可惜現在這些工頭確實太黑，甚至干脆把小孩賣給工廠了，就是他們把市場搞砸了。”該男子顯得憤憤不平。

　　陪同記者采訪的涼山學者朱曉鋒老師也注意到了這種帶童工的現象。朱老師是涼山喜德縣人。他分析，帶工的工頭大多是當地人。他們一般是采用誘騙小孩父母的方法，比如說帶小孩去成都砍樹、喂馬什么的，工作清閑一個月也有好幾百塊錢。“這邊好多家庭一輩子都沒到過縣城，哪知道成都不需要到處砍樹、喂馬啊，很容易就答應了。”

　　“不過現在小孩家長也精了，經常要工頭直接預付半年或者一年的工錢，那樣工頭的成本就大了好多，所以發展下來，就有些工頭直接拐騙小孩。”朱老師補充說，工頭往往趁著涼山新年期間回家，在趕場（相當于廣東農村的趕集）的時候，碰到小孩就找就問。“他們衣服時髦，花錢又相對大方，小孩子缺乏辨別是非的能力，看到反差大，很容易被吸引”。

　　黑手伸向校園

　　（四開中學的一名歷史老師正在體育場的水泥桌上上課，周圍零星站著七八名中學生。歷史老師說，這就是他們班上的所有學生了）

　　在馬海曲布曾經就讀（讀四年級）的牛牛壩鄉中心校，一名四年級女生對記者說，他們學校里差不多每個班都有五六個同學被騙出去打工，每年寒假都有，而且現在越來越多。

　　離牛牛壩鄉20里開外的昭覺縣四開片區中心校的沙馬校長同樣抱怨，“前年去年今年，打工的人數逐年上漲，年齡逐年下降，從原來的十五六歲，到現在的七八歲。”

　　一份尚未完全統計好的流失表顯示，僅今年春節期間，該片區就有76名涼山小學生流失。其中42名學生已被確認外出打工，最小的年僅7歲。

　　據沙馬校長介紹，帶工現象在涼山非常普遍，中學校園尤其明顯。他指著一墻之隔的四開中學說，平時真正上課的頂多也就一百多人，“有點勞動力的，都被工頭帶出去打工了。”此時，四開中學的一名歷史老師正在體育場的水泥桌上上課，周圍零星站著七八名中學生。歷史老師說，這就是他們班上的所有學生了。

　　2007年12月，也正是這所中學校園21名學生被工頭拐跑的消息震驚了自治州政府。據《涼山日報》報道，12月1至4日，該校阿約衣流、賈司日洛、曲木小花、爾古日求等21名在校生，相繼遭當地招工人員的誘騙，趁周末放假之機，跟著招工人員跑了。家長們苦苦找尋，心急如焚。一位名叫賈司有前的學生家長在得知女兒出走的消息后，更是一時想不開，喝下劇毒農藥，自殺身亡。

　　據當時的受騙學生阿約衣流回憶，從2007年11月30日開始，四開街上到處都在宣傳招工，一些老板給學生們宣傳讀書沒有用等等。老板說，這次招工是去沿海地區進電子廠，每月能有850塊錢。同學們聽后便有些心動，于是互相聯絡，與老板悄悄接觸后，就決定跟老板走了。

　　現在，在四開中學校門外，個別學生家長為防止孩子出走，坐守校門口。馬海曲布在屯地村小學讀一到三年級時的老師馬青華總是習慣緊緊鎖住學校的大門，不讓學校里僅有的180多名學生與外界，尤其是與疑似工頭的人有過多的接觸。

　　被改變了的民風

　　（約束力正在發生變化，原來享有最高話事權的家支長輩，現在逐漸被能給他們帶來直接經濟效益的工頭所代替）

　　令人頗感覺震驚的是，和老師們的集體惱怒相比，不少童工的得以南下，在村子里甚至成為值得驕傲和高興的事。

　　在昭覺、美姑等貧困地區，工頭家庭的富裕是顯而易見的。在當地多數村民仍住在山上破敗平房時，他們已經在鎮區的街道兩旁建起了小洋樓。涼山一位文化學者稱，在金錢的誘惑下，涼山人長期保持的家支（即漢族所說的“家族”），約束力正在發生變化，原來享有最高話事權的家支長輩，現在逐漸被能給他們帶來直接經濟效益的工頭所代替。

　　昭覺縣竹核鄉村民朱新華（漢名）說，在當地很多人眼里，只要工頭能夠按時支付約定的工錢給家長，那便是好事。朱新華所認識的一些涼山家長，就是在孩子不情愿的情況下，將孩子送到工頭手里的。

　　深圳市光明新區警方于2007年12月破獲的一起小學生被騙打工案就是如此。這批來自涼山州金陽縣依達鄉中心小學的學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表現出強烈的回家愿望，但父母卻將他們“放心”地交給了工頭。

　　更令人沉痛的事實則是，部分被帶出去的小孩并不是工頭拐騙而來，而是被他們的親生父母所賣。朱新華的一個“癮君子”朋友便是例子。他的這位朋友曾開價1萬元向工頭出售自己的孩子，但最終因為價格太高而未談成。他的朋友說：“一是孩子留在身邊可能餓死，跟工頭出去說不準還能闖出個樣子來；二是賣孩子換來的錢可以給家庭帶來一點幫助。”

　　在族人默認甚至贊同的情況下，一些在當地備受尊重的名門望族也加入到童工交易的“產業”鏈條當中來。記者之前在東莞石排綜合市場暗訪時，曾遇到一位特殊的童工：他出生于1996年，但穿著考究，拿著手機。跟他在一起的伙伴都被工頭送進了廠里，但他卻能找到各種理由拒絕進廠。但遇到有工廠老板來挑人，他都會悄悄接近，留下自己的聯系方式。

　　記者取得他的信任后，得知該童工名叫曲布曲衣。他自稱來自美故縣，此次南下東莞，是受父親的重托，來考察廣東勞動力市場的。他說，他父母有人，可以帶很多小孩過來，想要多少就可以帶多少出來。他還說，他有個叔叔就是縣里的領導，能夠弄到縣委縣政府的務工證明，還可以打通公安機關，改動身份證和戶口本的年齡。“我是1996年出生的，但我有關系，所以我辦了一個1980年的身份證，這證可是貨真價實的，就算被查，他們拿我可沒有任何辦法。”

　　曲布曲衣所言非虛，記者通過當地警方戶籍信息查找發現，整個涼山有二十多位名叫曲布曲衣的人，其中戶籍在美姑縣且符合他所說情況的，出生年份果真為1980年。據曲布曲衣一位姓陳的涼山朋友介紹，曲布曲衣的家庭在美故縣是受人尊重的名門望族，光房產就有十幾處，資金有近百萬元。

　　日漸改變的民風已經引起涼山當地政府部門的重視，在2008年1月14日召開的昭覺縣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縣委領導就把防止學生流失打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該報告稱，“堅決防止在校學生流失，堅決打擊鼓動在校生出去務工者，堅決防止教育滑坡，努力做到‘到了年齡一個都不能少；進了學校一個都不能跑’。”

　　而我國目前正著手從源頭上反對拐賣，比如正在搞試點的江蘇和廣東。廣東每年有2000多萬農民工流入；江蘇也是人口流入大省。據了解，這兩個試點輸入省份將與輸出省建立正式的跨省間聯系，共享勞務信息，促進安全就業，開發出跨省間防拐工作模式。
 

四環利益鏈榨干童工
本報調查發現,童工勞動收入的2/3被層層盤剝 
 

　　從2008年4月1日開始，東莞企業職工最低工資調高至770元/月，折算成小時工資為4.43元/小時。按此標準，每個涼山童工每個月如果工作360個小時，本應獲取最低為1594.8元的勞動收入。

　　記者在涼山昭覺、美姑、布拖等地調查眾多童工家庭發現，只有部分家庭收到了工頭常常掛在口中的所謂匯款，其中最多的一個家庭每個月也不過500元錢。那么，這中間至少1094.8元的差額哪去了？整個童工產業的利益鏈條又是怎樣的？本報記者展開調查。

　　第一環：小工頭

　　兩三月可賺10萬元

　　小工頭是整個利益鏈條的第一環，也是最重要的一環。每帶出100個童工，小工頭需花費成本10萬元，“這點錢兩三個月就能賺回來。”

　　小工頭是整個利益鏈條的第一環，也是最重要的一環。他們負責在涼山當地召集童工，與童工家庭約定好工錢，然后將召集來的童工運到東莞。由于與童工家庭約好的工錢是固定的，他們在牢牢控制童工勞動所得的情況下，童工工作時間越長，中間的差額就會越大，他們的利潤也就越高。

　　這也就不難解疑，為什么工頭們當時總是希望記者安排給他手下的童工們有盡可能長的工作時間了。在記者以招聘之名接觸小工頭期間，不管是潘阿杰還是羅老板，他們都拿出一份類似的用工協議要求記者簽訂。協議上寫著工資要以小時計算，一個月必須至少安排工作300個小時。

　　至少1094.8元的差額就是這樣源源不斷地流向小工頭。在“童工勞動力”市場利潤的誘惑下，涼山不少有錢人正蠢蠢欲動。記者在涼山越西縣接觸了打算從事工頭行業的名叫馬海的老板。據其介紹，小工頭的成本主要包括預支部分工錢、運輸童工的車費、等工期間的吃住等。

　　在涼山，小工頭預付給童工父母的工錢通常為500到1000元。運輸童工的線路大致有三條，一是坐班車到越西縣的普雄火車站，然后經成都到廣州；二是坐班車到西昌火車站，然后經成都到廣州；三是坐班車到西昌火車站，然后經云南昭通到廣州。三條運送路線，最后都是在廣州坐汽車來到東莞。這些線路的花銷，每個人大約在300元。而童工們在等工期間的吃住，則被嚴格控制在10元/天。

　　以此計算，每帶出100個童工，小工頭需花費成本10萬元。“這點錢兩三個月就能賺回來。”馬海老板說。

　　第二環：大工頭

　　一人一月抽水200元

　　雷生的生意門路多，不只東莞的企業，惠州、江門、深圳等地的用工企業缺人了也會找他。雷生稱，在東莞，至少還有三四名像他這樣的大工頭。

　　利潤源于童工們的辛勤工作，如果童工們不工作，那就沒有任何利潤可言。初到東莞的小工頭人生地不熟，不能很快找到合適的用工企業，這時就往往需要投靠熟悉珠三角、有一點惡勢力背景的大工頭幫助。

　　大工頭就此插足“童工產業”利益鏈，他們扮演著介紹用工企業、解決證件問題、增援或調派人手、維持童工秩序等等角色。前面提到的雷生，就是這樣的一位大工頭。據其手下講，雷生下面共有18個互相競爭的小工頭，每個小工頭下面都有50到100名工人，因此他可以隨時調派上千人手。而雷生則稱，在東莞，至少還有三四名像他這樣的大工頭。

　　雷生在石排市場附近還開了間酒吧，因為據說有一定惡勢力背景，很多涼山童工都怕他，見了他都會討好地說句“老大好！”然后退到一邊。據多位小工頭介紹，雷生的生意門路多，不只認識東莞的企業，惠州、江門、深圳等地的用工企業缺人了也會找他，如果生意成交的話，小工頭將按照每個童工每個月200到300元左右的價格付錢給他。

　　第三環：黑中介

　　一小時提取2毛錢

　　黑中介在勞動部門眼線多，不容易出事，就算偶爾碰到檢查，他們也有辦法把這些童工變成所謂的“實習生”。這種中介收費會比較貴，每小時得提成5角錢。

　　當大工頭們在用工企業方面的資源匱乏時，“黑中介”就粉墨登場了。有些大工頭與黑中介簽訂有長期協議，有些則是臨時性的合作。文章開頭所提到的那位塘廈某職業介紹所的王主任便屬于后者。

　　4月5日下午，他主動找到記者，自稱以前介紹過大量的涼山臨時工，這些人年齡雖小，卻經常酗酒鬧事，衛生狀況也搞得一團糟，廠家普遍反映不好用。

　　當記者提出需要百來個年齡小的員工以方便管理時，王主任一臉神秘，“你們想要童工吧？涼山臨時工大部分都是童工。”詢問了記者所需男女工人比例后，他表示：“很好找，我幫你聯系，到時候給你電話，直接去挑人。”

　　王主任說，他們的介紹費也是從這些童工的工資中直接扣除，每小時提取2角錢，直至離開工廠。同時規定，每月必須保證這些孩子工作300小時以上。末了，王主任抱怨稱，“那些工頭每個月要提取臨時工兩百到三百元的工資，我連一百都不到。”

　　另有工頭介紹，黑中介對制度的熟悉程度也是工頭們需要依仗他們的地方。一位叫阿布的小工頭稱，黑中介在勞動部門眼線多，不容易出事，就算偶爾碰到檢查，他們也有辦法把這些童工變成所謂的“實習生”。阿布說，這種中介收費會比較貴，每小時得提成5角錢。

　　第四環：雇傭工廠

　　一月工資省數萬元

　　招聘一名涼山童工僅需2.5到3.8元/小時，而且沒有加班工資概念、沒有雙休概念，還不需要醫療保障等基本的福利。相比招收成年工，100個童工一個月可為廠方節省的工資就有幾萬元。

　　層層盤剝讓童工們尚未進入工廠就已經“預支”了大量工錢，那用工企業怎么盈利呢？最簡單直白的方式，就是支付低于廣東省規定的最低工資。

　　招聘一名涼山童工則僅需2.5到3.8元/小時，而且沒有加班工資概念、沒有雙休概念，還不需要醫療保障等基本的福利。相比招收成年工，100個童工一個月可為廠方節省的工資就有幾萬元。

　　而在一個名為“珠江工友”的NGO組織看來，企業招收童工所節省的工資，對一家企業來說其實并不算大頭，童工們代替成年工人所創造的利潤才是主要的。該組織負責人楊靜稱，目前整個珠三角都缺勞動力，如果招不到人，完不成訂單，企業損失更大，如果有童工彌補上這一勞工缺口，企業就能繼續制造更多的利潤。

　　“另外，這些童工都屬于臨時工性質，企業用起來比較靈活，有訂單的時候就用，沒訂單的時候就退，沒有任何后顧之憂。”楊靜說。

餓得受不了才能吃頓米飯

●在沒工做的日子,他們只能從工頭處得到10元/天的生活費●饑餓和暴力讓他們向往工廠生活,雖然只有3元/小時的工資 
 
 
　　下班后,童工們最開心的時刻就是在一起聊天。
 
 
 
　　童工們在車間里工作。
 
 
 
　　沒有鋪棉絮的床成了童工們眼中最溫暖、舒服的地方。
 
 

　　這些童工中有不少人最初懷著對城市的無限期望（甚至是帶著他們家人的期望）離開家鄉的，但事實上，從他們踏出家門的那一刻起，他們便開始了悲苦的生涯。

　　為了節約成本，在等工的日子里，工頭每天只給他們10元生活費，除去房租，他們能夠用來維持溫飽的就只剩下5元；為了達到利益的最大化，在用工的時候，工頭每天強迫他們工作12到15個小時。弱小的身板在苦苦支撐，有些童工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工頭封死。利益的驅動下，工頭們甚至用死亡進行威脅，告誡他們逃跑就要付出代價。

　　過了好幾天餓得受不了了，才能吃得上一頓米飯。

　　現在都下午2點半了，我們一點飯也沒有吃，餓死了。

　　我不是自愿的，被強奸了2次。

　　很累，我想回家，我們這些小孩都想回家了，但是沒車費。

　　如果想脫離控制，或者回家的話，那就是死路一條。

　　幾天才能吃頓飽飯

　　他（童工）吐了吐舌頭，在口袋里掏了掏，發現只有幾毛錢，只好繼續死盯著餅干……

　　一名身高一米二左右的小男孩提著個塑料袋，用手摸著肚子，踮著腳在人群外觀望工廠挑人。少頃，他轉身進入旁邊一家小賣部，在一堆餅干前徘徊。“肚子很餓，中午沒吃飯。”他吐了吐舌頭，在口袋里掏了掏，發現只有幾毛錢，只好繼續死盯著餅干……

　　這是4月5日，記者在石排綜合市場附近看到的一幕。童工們說，他們賺到的工錢都被工頭號稱寄回家了，身上沒有任何積蓄。在等工的日子里，工頭每天只給他們10塊錢生活費，除去房租，他們剩下的5塊錢根本不夠吃飯。市場附近有幾家小餐館，餐館里最便宜的菜也要6塊錢。于是，童工們只好整天買饅頭度日，“過了好幾天餓得受不了了，才能吃得上一頓米飯。”

　　兩天后，記者再次見到這位小男孩時，他已經餓得有氣無力，說兩天沒吃飯了。小男孩自稱年僅12歲，已出來打工一年。他身邊的幾個朋友也大多是這個長身體的年齡。“現在都下午2點半了，我們一點飯也沒有吃，餓死了。”幾個童工紛紛抱怨，但工頭出現時，他們都安靜下來。

　　記者找了個借口，帶著他們到附近的小餐館吃飯。他們大口大口地嚼著土豆片，一臉的幸福。有個童工突然蹦出句，“東莞的飯菜比家里面的好吃多了！”“是啊，是啊。”其他人跟著附和。

　　漂亮女孩易遭強奸

　　“我（童工帶頭人）也強奸過這些女孩子，一般玩的都是15、16歲的小女孩，很漂亮的呢。”

　　這些童工大多住在石排市場周邊的出租屋或者小旅社。飯后，他們把記者帶到了住處。穿過昏暗的、散滿煙頭和啤酒瓶的過道，迎面而來的是一股惡臭，伴有陣陣發霉的味道。房間大概不到十平方米，一張一米多寬的破床就占了大半空間，里面陰暗潮濕。童工們說，沒找到工作時，所有人都住這樣的地方，工頭跟房東都很熟了，資金周轉不過來時，直接登記一個名字就可以住進去。

　　正說著話，隔壁房間突然傳來幽怨的吉他聲，間或夾雜著幾聲吼叫。“又有人想家了。”名叫羅小平的12歲童工說。而為了報答記者的一頓飯，他們竟提出要幫記者找幾個漂亮女孩玩玩。

　　他們這一群人中的小帶頭人，名叫阿火，他12歲出來打工，在東莞整整干了9年，目前主要幫工頭做類似打手的工作。由于在他10歲的堂弟阿末餓得受不了的時候，記者曾帶他們去吃飯，他對記者心存感激。據阿火介紹，稍微漂亮點的女孩，工頭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強奸她們，“我也強奸過這些女孩子，一般玩的都是15、16歲的小女孩，很漂亮的呢。”阿火還稱，有少數漂亮點的女孩子在老大的誘惑下吸毒，最后被帶進娛樂場所。

　　過了一會，幾個童工又找到記者說，“已經給你找了2個女孩，很漂亮的。”他們把記者推進一間狹小的出租屋，一個女孩子正睡眼朦朧地躺在床上。看見這么多人闖進來，她很驚恐地坐了起來喊，“你們想干嘛？”

　　“上，上，不要緊。”阿火一把將記者推到床上。混亂中，不知道是誰已將房門悄悄關上。小女孩身高不到一米六，眼睛腫得老高，童工們說她經常被人搞，沒事的。稍后，又一個一米五左右的女孩被他們推了進來。“來搞這個，16歲，我們一個村子的，發根煙她抽就行。”阿火說。

　　小女孩接下記者的一根煙，熟練地抽了起來。“她跟老大搞過。”有人在旁邊偷偷大笑。“我不是自愿的，被強奸了2次。”小女孩辯駁。說完，她有些害羞地用被子蒙住眼睛。

　　逃走面臨死亡威脅

　　羅小平神神秘秘地將記者拉進一間房間。然后突然從床底下抽出一把西瓜刀，架在記者脖子上說，“你怕不怕？他們就是這樣對我們的。”

　　饑餓和暴力的生活讓童工們紛紛向往工廠內的生活，因為“在工廠能吃飽飯”。記者以招聘名義采訪時，總能碰上拉著記者衣服、苦苦哀求記者帶他們進廠的童工。

　　據童工馬海曲布介紹，他在工廠時，每天都要工作13到14個小時。他說，一般6點就得起床，20分鐘內吃完早飯，然后7點鐘在操場列隊集合，由各個小組的負責人點名然后進入生產車間，7點20分或者7點半正式上班，午飯和晚飯各給半個小時，最晚的時候一直工作到11點半，至少要到10點半才能下班。

　　10歲的阿末也稱曾在東莞東城臺榮電子廠（音）工作過兩個月，每天工作15個小時，早上8點上班，晚上12點半下班，中途沒有休息時間。“很累，我想回家，我們這些小孩都想回家了，但是沒車費。”阿末說。

　　事實上，就算有車費，他們也很難回得去。一位稍大點的童工告訴記者，工頭常常恐嚇他們。“如果想脫離控制，或者回家的話，那就是死路一條。”這位童工說，如果跑走，或者跑到其他工頭那里，他們連命都會丟掉，因為工頭會派人把他們殺死。

　　童工群體中流傳著這樣一個消息：去年年底，有個童工跑到另外一個工頭那里做事，被發現后，工頭派人將其殺死在東莞長安。工頭們也經常以這件事情教育他們，威脅他們乖乖聽話。記者無法求證這個消息的真偽，但工頭們的這種管制效果卻是明顯的，在記者接觸童工期間，只要有工頭出現，他們要不全部默不做聲，要不就是集體夸工頭的好。

　　童工們說，每個工頭下面都養了一些打手和監工。阿火就是這樣的角色，一位童工提醒記者，“不要跟阿火在一起，他這個人很壞的，是老大手下的‘監工’、‘打手’，經常欺負小孩。”他們說，4月13日晚上，阿火就打了一個小孩，差點還動起了砍刀。

　　趁阿火不在，他管轄下的12歲童工羅小平神神秘秘地將記者拉進一間房間。然后突然從床底下抽出一把西瓜刀，架在記者脖子上說，“你怕不怕？他們就是這樣對我們的。”

　　■思考

　　解救“黑色勞力”

　　橫跨兩省，歷時近兩周的采訪，讓人震撼，一邊是涼山當地社會經濟落后，無法解決更多就業和創造更多家庭收入，一邊是產業發達的東莞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本是一個不錯的上下游產業鏈條的對接，然而在利益的驅使下，勞動力的組織者們鋌而走險，過早過急地掠奪開發兒童的勞動力，而這些兒童由于在當地缺乏必要的技術學習途徑，所以只能帶著某種心甘情愿的成分，盲目南下淪為“黑色勞力”。

　　問題的關鍵在于讓這些兒童能在當地學習必要的勞動技能，而一旦達到法定年齡，則由合法合理的光明途徑轉換為合法的勞動力。朱曉鋒老師，涼山彝族婦女兒童發展中心的教員，他在昭覺縣竹核鄉開辦了一間“特困家庭女孩技能培訓與就業安置班”，想通過三到五個月的免費培訓，將彝族女孩們安置到大城市的合資企業合法就業。據說這個項目，現在正得到當地婦聯以及有關部門的支持。而在2008年1月14日，當地昭覺縣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縣委領導就把防止學生流失打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另一方面，東莞一直注重對非法用童工的打擊，相信他們也一定能得到解救。

　　■特寫

　　沒棉絮的床 最溫暖的地方

　　童工阿英一天的工廠生活全記錄

　　為了深切了解童工的廠內生活，2008年4月8日至12日本報記者借工廠招工之機，深入涉嫌使用童工的東莞藍*玩具有限公司。四天四夜與這些童工同吃同住，記錄了12歲童工阿英一天的生活，她的身上反映了這一群體在工廠內的普遍境況。

　　6：30-7：15

　　你爭我搶 盛得一碗面條

　　“鈴……”早上6點半，阿英被鬧鐘鬧醒，本想再躺一下，可室友催得急：“快起床，不然沒早餐了”。阿英翻過身起了床，洗漱過后，拿著飯碗跟著室友去了食堂。早餐仍然是面條，自從阿英3月16日進廠后沒變過。面條裝在鐵桶內，鐵桶周圍圍了幾層拿著飯碗叫嚷的工人。雖然去得早，但小個子的阿英只有被人流的力量推來擋去，更多時候是夾在中間，動彈不得。近7點時，阿英終于盛到了面條，為了多盛一點，阿英幾乎沒要湯水。

　　7：20-12：00

　　工作車間 彌漫刺鼻氣味

　　7點半才正式上班，但7點20分的時候，阿英已經到了噴油部車間。阿英的工資按小時計算，每小時3元。這是一個大車間，一排排的工人們右手拿著噴漆龍頭，左手拿模板，正緊張工作，手上都沒戴手套，也沒有任何其他保護措施。整個車間彌漫著刺鼻的氣味，工人的衣服上經常會濺到一些油漆或其他化學物質，轟鳴的機器聲也從未停歇。阿英說，她有一次太困了，忍不住在操作臺上打盹，竟然把漆噴到了額頭上，險些傷著眼睛。

　　阿英今天的工作是把玩具零部件搬到箱子中去，雖然這些玩具并不重，但阿英一次搬幾個，還是有些吃力。這天，阿英做到12點才下班，比工作的規定晚了半小時下班，她對此并不抵制，因為這意味著可以多掙一元五角錢。

　　12：00-13：30

　　端個飯碗 蹲著吃完午飯

　　工廠里一般是11點半開飯，等阿英去打飯時，飯堂就像剛打過仗的戰場，一片狼藉，只有殘羹冷炙了。饑腸轆轆的阿英顧不得太多，打了三大勺飯，還用勺子在米飯上面拍壓了兩下，騰出飯碗方便裝菜。

　　只要不下雨，阿英都不愿坐在嘈雜、陰暗的飯堂里，而是端著飯碗蹲在飯堂門前的水泥空地上把飯吃完，并不時跟她的彝族老鄉聊天、開玩笑，在阿英看來，他們是這個工廠里面最親切的人。

　　午飯后回到宿舍，阿英沒有午睡，她在宿舍里跟室友們聊天、打鬧，畢竟她才12歲，還是處于愛打鬧的年齡。

　　13：30-23：00

　　再入車間 繼續做到深夜

　　中午1點半，阿英和老鄉們又一起走進了噴油車間，繼續他們的工作。裝玩具的箱子堆得比阿英人還高，她瘦小的身影在其間不停穿梭，一搬就是幾個小時，腰酸背痛也不能坐著休息。阿英說，搬東西的時候手指很容易被劃出血，但她從沒處理過傷口，因為工廠內沒有醫務室。

　　下午5點，趁著晚飯間隙，阿英回宿舍洗衣服。她只有兩套衣服，要是不洗，明天就沒得換了。阿英雙手疲憊，沒什么力氣，只是簡單地把衣服揉了揉。

　　19點，阿英又開始工作了，接下來是4個小時幾乎沒有停歇工作，今晚她做些臨時包裝的活，有時候也去操作臺加工一下玩具。23點，阿英離開了噴油車間，結束了一天將近12個小時的工作，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宿舍。

　　23：00

　　沒有洗澡 餓著肚子入睡

　　本來還想洗個澡，但是4月份東莞的氣溫讓阿英沒有勇氣洗冷水。她只打了點水，洗了臉和腳，就鉆進了被子。雖然床上沒有鋪棉絮，但阿英說，這是世界上最溫暖、舒服的地方，肚子開始“咕嚕咕嚕”地叫了，她說，盼著明天能夠早起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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