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催生了童工奴工現象？
 

6月開始，廣東茂名市300多名中學生(許多未滿16歲)經一家名為“華南機電工程學校”介紹后前往東莞、深圳做暑期工。據在東莞做工的學生反映，他們每天至少工作11小時，從不休息，每小時工資3元。由于高強度勞動，幾乎所有學生都出現感冒、發燒等癥狀。其中，16歲少女梁曉雯病倒在工作臺旁，7月10日入院，7月27日死亡。(8月8日《新快報》)

大量花樣年華的中學生甚至許多是未滿16歲的孩子，“每天至少工作11小時，從不休息，每小時工資3元”———除了沒有明目張膽的拐騙、毆打、施暴之外，在筆者看來，上述發生在東莞的惡劣勞動場面，幾乎就是此前著名的山西奴工童工事件的“縮略”版。然而，所謂“縮略”，僅僅是最極端虐待意義上的，而從事件的規模和普遍性上看，發生在東莞的童工奴工事件，其實一點也不“縮略”。如去年暑期，四川儀隴縣大寅中學就曾發生過500多名大多年齡只有十四五的初中生被送到東莞“實習”的事件———“每天工作14個小時”、“加班遲到被體罰”。(《信息時報》2006年6月12日)

如此沖擊社會文明底線的事件，為何會一再發生？最直觀最表面看，近些年部分沿海地區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或許是一個最直接的動因，如數據顯示，僅東莞一地，近年的用工缺口就高達27萬人———成年的民工不愿意干了、“荒”了，便把手伸向未成年人、童工，如果僅從純粹的經濟理性、市場理性來看，這無疑是合乎邏輯的。

但問題是，作為一個文明法治的社會，除了經濟理性、市場理性，我們還有制度理性、價值理性，比如在立法、執法等社會建制中所體現的保護弱小、懲處奴役他人的理性。既然如此，為什么完全違背這種理性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呢？

顯然，這實際暴露的是我們許多相關制度的理性成色不足。比如勞動保障制度中的理性。雖然目前我們并不缺乏禁止童工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均有這方面的禁令，但同樣必須承認的是，由于缺乏具體明確的針對政府自身的強力規范，這些禁令在現實中并沒有得到有效落實，如《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僅僅規定，“勞動保障在監督檢查工作中發現使用童工的情況，不予制止、糾正、查處的”，應被追究責任。可是，如果勞動部門不去主動監督檢查乃至消極回避，致使童工未被“發現”，應當負什么責任，上述規定則沒有做出進一步的規范。

于是，現實中的情形難免就是這樣的：一方面童工早已在當地盛行，而另一方面，有關勞動部門卻可以長期漠然置之。不久前，有環保總局官員曾感嘆一些地方政府對環境污染的“三不查”———“老百姓不堵政府的門不查、上級領導不批示不查、媒體不揭露不查”。其實，這種行政冷漠，豈止是環境治理，勞動執法領域何嘗不也是如此。

此外，另一個不能不提到的童工事件頻發的制度背景是，現行教育制度公共性的嚴重匱乏。一方面，義務教育中的政府義務近年雖有所提高，但仍然遠不是真正的義務———徹底免費的義務，另一方面，像高中這樣的非義務教育，幾乎成了高收費教育的代名詞，不僅合法的學費昂貴、半合法的擇校費動輒數以萬計，不合法的亂收費更是一個無底洞。這樣一來的后果便是，孩子們極易輟學淪為童工———或者是付不起學費，或者是為了去掙學費。據悉，梁曉雯在臨終前留給媽媽唯一的遺言是：“媽媽，你愿不愿意借錢讓我讀書”。

——無疑，這是一個16歲少女留給母親的遺言，同時也是留給我們整個社會的詰問、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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