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諸暨市大塘鎮是“中國襪業之都”，這里每年生產襪子超過60億雙.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60億雙襪子有很多出自童工稚嫩的雙手。

　　無論長三角還是珠三角，所使用的童工多來自中部地區。在江西宜春市洪塘和柏木兩個鄉，失學兒童多數被帶到諸暨等地工廠打工。2005年8月初，當地公安機關曾對十多名童工進行解救，結果只救出4人，6人已被轉移，另有一名女童不堪老板虐待逃跑后失蹤。

　　《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兩年前，非法使用童工還主要集中在服裝加工行業，現在已經擴展到制鞋、玩具制造、電子裝配、紡織用品、塑料制品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中部地區向發達地區輸送童工的現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在諸暨市大塘鎮，《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中午1點左右遇到幾名經老板同意出來買東西的孩子，他們告訴記者，他們從前一天晚上工作到現在沒有閉過眼。記者問他們多大，他們立即就走了。附近超市的收銀員說，這些孩子大多十四五歲，周圍的一些廠里也有這樣的孩子，每天都這樣通宵工作。

　　非法使用童工的企業大多數是家庭式作坊，很多是無證企業，利用自家或租用獨門獨戶的院子，樓下作為生產場所，樓上則是童工日常起居場所，生產設備和生活條件都很差。童工們往往十多個或二十多個人擠在一個隱蔽狹小的房間里日夜不停地工作，每天吃的都是一些水泡飯之類的食物。這些企業大多對童工采取封閉式管理，平時童工無法出門，更不能和家人取得聯系，有時甚至連同村人也不知道這里竟然住著童工。

　　在廣州市海珠區的鷺江、康樂兩個村里的制衣、釘珠和繡花廠，一些從湖北到廣東打工的兒童白天睡覺，晚上工作，日夜顛倒。一些在釘珠廠工作的孩子，因珠孔大小僅容一根針穿過，眼睛不能離開針和珠孔，不僅孩子們的手每天都會被扎幾十次，而且長時間工作后，他們的眼睛便疼痛怕光。許多童工還患上了頭痛、“熊貓眼”、皰疹等疾病。

　　據調查，僅廣州市海珠區的鷺江、康樂兩個村的上千家小型服裝加工企業里，就有來自湖北、貴州、湖南等地的童工300～400人。他們年幼的身體不同程度地產生了難以消除的病痛。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在塑料、化工類小企業工作的孩子，因為身體沒有成熟和缺少抵抗力，有的中毒，有的身體致傷致殘。2003年，諸暨市就有一家家庭工廠在非法使用童工過程中，因為高強度勞動和工作環境惡劣，導致一名童工死亡。不久前，這名工廠主被以強迫勞動罪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并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據了解，近年來，童工死亡事件時有發生，一些企業在童工死亡后往往和家長以“私了”的方式擺平。

　　經濟發達地區的童工主要來自中部地區，且呈愈演愈烈之勢。《瞭望新聞周刊》在湖北、江西等童工的主要輸出地采訪時發現，目前童工非法流通除傳統“親幫親”的形式外，還發展到以“傳銷”方式組建隊伍。

　　幾年前，江西、湖北等地農村地區的一些失學兒童是由親戚或鄰居帶出去做工的。但近一兩年，隨著市場需求的擴大，一些沿海打工族根據一些企業主的用工需求，利用自己兩頭熟的優勢，頻繁往來于童工輸出地與吸納地之間組織和吸納童工，然后以不同的價格出賣“童工”。

　　據長期在洪塘和柏木等鄉鎮專門從事童工中介活動的李兵軍介紹，近幾年來，他在家鄉的兩個鄉鎮就介紹了上百名輟學兒童到諸暨打工。這還不包括他介紹來的童工帶出來的同學、同伴。因為童工易于管理，成本低，老板樂意用，一般介紹一個童工老板給200元介紹費。

　　據了解，在江浙一帶，像李兵軍這樣做童工中介生意的人很多，多來自湖南、安徽、河南、湖北等地。

　　在漢正街，一位老板談起自己招收童工的經驗說：“招童工與招成年工不同，一般童工都有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同學、好友在家閑著或者還在讀書，借鑒‘傳銷’的方法，給招來的童工和一些中介人一點好處費，你想用的童工很快呈幾何級數增長。”

　　目前，一些偏遠山區和貧困地區的孩子，能讀完高中的很少，能上大學的更少，輟學的多數外出打工。對一些貧困家庭來說，孩子在家或者上學是需要花錢的，外出打工，即能養活他自己，又可學得一技之長，這是很多家長求之不得的事情，這就為非法使用童工提供了條件。

　　此外，近兩年沿海地區“民工荒”的出現，也是造成童工現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目前，勞動力成本在上升，加上用工環境惡劣、勞資關系不和諧造成的勞資糾紛不斷，以及對勞動者合法權益保護不夠等諸多因素，導致了沿海地區不斷出現勞動用工短缺的現象。去年以來，沿海一些地區企業用工缺口達10%以上，有的企業少則缺口200～300人，多的在1000人以上。在這種情況下，童工就成了最好的“替補”。□

　　資料：

　　嚴禁雇用童工：

　　以四招克“四難”

　　3年前國務院頒布《禁止使用童工》的規定后，我國各地對非法使用童工的現象進行了查處和打擊，但《瞭望新聞周刊》調查發現，由于監管缺位和制度上存在漏洞，查處工作因“發現難、鑒別難、取證難和處理難”而處于尷尬境地。

　　據一些基層勞動監察部門反映，目前他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人手不夠。如諸暨市，已注冊登記私營企業5萬家，沒有注冊的私營作坊數以萬計，全部分布在勞動監察力度最薄弱的鄉鎮。鄉鎮一級勞動監察部門僅有十幾人，監管力量明顯不足，對隱蔽而分散的非法用工企業難以形成有效的管理。

　　監管力量不足，勞動執法部門便無法及時獲取相關線索。一方面，大多數童工是心甘情愿出來打工賺錢的，很少自己出來檢舉揭發。另一方面，私營企業主在招收使用童工時隱蔽性越來越強，同村人即便發現，也礙于面子也不愿意舉報。

　　在童工的鑒別上也存在困難。諸暨市勞動檢查大隊的負責人說，一些家庭作坊的童工從外表上看滿臉稚氣，可是在對付檢查時往往口徑一致，一律都是17歲，或者干脆稱只是在作坊里學藝，不領取報酬，使勞動部門查處時頗感為難。

　　一些地區的公安機關戶籍管理混亂，童工原籍地公安機關對取證工作不支持，甚至有縱容、偽造假身份證明的行為，給處理非法使用童工案件帶來困難。一位基層勞動監察部門的工作人員說：“我們檢查時要求助于童工家庭所在地的戶籍警察。可發往童工原籍公安局的調查函往往石沉大海”。2005年上半年，諸暨市查處一起非法使用童工案件，取證時童工原籍公安機關先后出具兩份證明，一份說該童工年齡未滿16歲，另一份則稱年齡已滿16歲，令法官不知如何是好。

　　針對目前童工問題屢禁不止現象，一些基層勞動管理人員建議，在核定童工法定年齡的基礎上，還應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地區發展差異下的勞動用工管理機制。

　　一是建立跨地區的協作網絡。主要是建立查禁童工跨省協作機制，打通省際協查的通道。應要求輸出地政府在限定時間內出具相關證明，便于勞動執法部門有效地打擊非法使用童工的行為。

　　二是把禁止使用童工納入綜合治理軌道。在目前勞動執法力量薄弱的情況下，聯合公安、工商、經貿、教育、衛生等行政部門，將企業是否使用童工列入各部門日常檢查、例行檢查的必要內容。

　　三是建立勞動預備制度。一些初中學生畢業后距離16周歲還差一年左右時間，如果外出務工就會成為童工，不就業生活又沒有出路。因此，實行勞動預備制度，對新生勞動力進行就業前培訓和職業教育，使其具備必要的勞動技能后再進入就業崗位，可有效減少童工現象的產生。

　　四是加強基層勞動保障監察力量。各地可以根據實際切實加強一些重點鄉鎮的勞動監察機構的設置。童工現象大多集中在發達地區的個別鄉鎮,有關部門可以在重點鄉鎮建立相應的勞動保障機構,實現監督力量與職能向鄉鎮延伸,變被動監察為主動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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