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0年前……一位枯瘦的老人躺在家中的病榻上，那一雙糊著眼屎的渾濁的雙眼，充滿無奈的望著我。用含混的聲音反反復復的重復著一句話：“虎啊，咱這廠子，咋就黃了呢？”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在改革的浪潮中，早已無力回天，但在他生命的盡頭，似乎還留著一絲眷戀。
幾個月后，隨著這位老人的心臟停止的，還有我家門前那口龍門吊上的卷揚機……而共老人那雙渾濁的眼睛一樣，久久未能的閉合的，還有我那多年的記憶。
20多年了，我看著那高聳的院墻變得斑駁；20多年了，我看著那火熱的車間變得空曠；20多年了，龍門吊不見了、天車倒塌了、氣錘已不再轟鳴、馬達早停止了轉動……
最終，那一片荒草叢生的廠房成了裝飾城，而每天來來去去的我，則愈加自虐式的在我的心頭牢牢地刻上了一個個問號：咋黃的？咋沒的？我問青天，青天不語。我問流水，萬古東流。
我問腳下的路，這路似乎還要自己來探索！從此，我走上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之路……
三年前，筆者以組織或參與的形式，開展了對天津、北京、武漢、開封、襄樊等20余家原國營企業的調查，采用過入廠、走訪工人、走訪市民等方式進行過或淺或深的調查。
提到國營企業，可能大多數未在原國營企業工作過的人頭腦中都會把那些企業和低效、落后、尾大不掉等詞語聯系起來。但果真如此么？確實王東京、張五常等學者是這么認為的，他們認為國營企業在管理過程中，由于管理層存在“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而導致的委托-代理問題。但筆者了解的事實，卻并非如此，筆者曾經在開封博達實業公司（原開封電機廠）聽過一個小故事：據一些60年代末期參加工作的老工人回憶，當時在工廠里女工們都很積極地參與工作，在當時的女工中，從事比男工輕松的工作是一件非常丟人的事的。他們與男工一樣，奮戰在轟鳴的車間中……甚至連產假都不愿休，有些人，直到羊水破了才由救護車拉到廠里的職工醫院生產，而這一切，都出于她們的自覺和自愿，直到今天，她們還會拿出那些發黃的證書，回憶著自己那激情燃燒的青春，回憶著那一個個年輕的自己、年輕的三八紅旗手……。由此，我們可以看得出，在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的國營企業，效率都應該是相當高的，工人具有如此高漲的生產積極性，起碼在生產環節不可能是低效的，而管理環節呢？由于“鞍鋼憲法”的普遍實施，干部基本上是全部參加勞動的、工人也基本具有參與工廠管理的權利，所以車間的積極性，也必然是管理層積極性的寫照，可見在80年代之前，我們的國企是基本不存在效率問題的。
一些同志經常勸我多讀一些毛主席的書，毛主席教我們，做調查研究要認真、要實事求是，不能杜撰，我們一起參與調查的很多同志們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不想回避國企的效率問題，只單方面的講有或沒有。
那么，國企是否存在過效率問題呢？至少從我的了解來看，答案是肯定的！而這個現象的出現，是和一次巨大的歷史變革不無關系的。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了撥“亂”反“正”的過程。在農村，強行解散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由于60年代開始為了改造農村而投身新時代革命的大批知識青年戶口并不在農村，也就失去了勞動和生活的基礎。最后不得不讓知青回城。但一下子涌入的大批青年，就打亂了原本制定好的城市工業企業的就業計劃，而老的知青解決了，新成年的又沒了崗位，有些青年就在等待指標的過程中浪費了一年又一年……再加上價值觀的一些改變，最終在80年代造就了很多游手好閑的二流子，高英培相聲中的“和平老三”就是這一代人典型的寫照。而當時的政府在情急之下為了提高就業率，就不得不號召“老子退位，兒子頂替”最終讓一部分這樣的人進入了國企，甚至走上了領導崗位。從此，我們的國企開始走上了坎坷的道路。
回首這一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的一些人，在制定和實施政策的過程中，毫無征兆的、強制的給原先已經制定好并正在良性運轉的政策來了個不計后果的急剎車。或許國際上真的把“休克療法”的開創人安錯了帽子，戈大爺似乎只是學徒！而正如休克療法在蘇聯產生的影響一樣，撥“亂”反“正”對國企命運這一方面產生的影響，也就不言自明了。
雖然，這一次的“休克療法”對國企產生了一系列的不可控的因素，但之后的一系列有計劃、有步驟的政策的實施，卻足以叫人嘆為觀止。
首先，就是80年代初期開始的“利改稅、撥改貸” 原先的國營企業，資金來源全靠國家撥款、同樣利潤也全部上繳國家，開源節流是生產交易過程中產生利潤的一個基本常識。我國根據蘇聯建設的經驗與教訓，在前三十年的摸索中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計劃經濟體系。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主要由兩塊構成，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不僅這兩塊之間是“市場經濟”，各集體企業之間也是“市場經濟”。所謂計劃經濟有雙重含義。首先國家的發展是按照計劃來布局的，不論是興辦國營企業，還是新建集體企業，都要服從國家的全局利益；另一方面，在國營企業內部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所有國營企業都將為與國家利益統一起來的人民利益服務。同樣，中國的經濟在毛澤東時代也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盡管資改派污蔑為“到了崩潰的邊沿”，可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們遠比資改派誠實，他們廣泛贊譽中國在毛澤東時代靠自力更生取得的成就是一個奇跡！在短短二十七年間，中國從一個連自行車都不能生產的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一躍而為一個擁有完備的工業體系，能夠自己設計、制造飛機、巨輪、各種數控加工機床、集成電路、大中小型計算機，電子顯微鏡，以及“兩彈一星”的強國。這樣的發展速度與生產效率也只有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才能找到。再與日本的發展對照一下。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國時，日本早已能夠制造飛機、坦克、巨型戰艦，而中國只能生產步槍與輕機槍。而到七十年代初，不論是經濟規模還是高科技水平，中國都與日本不相上下。反倒是“改革”的一、二十年間，中國科技又再次落后于日本。
可以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的國企，已經基本達到了“源有保，流有度”的程度，但就在國企正在蒸蒸日上之時，“利改稅、撥改貸”這一道圣旨，無異于給了長身體的孩子一記重摔，以至于摔壞了骨頭，成了半殘。
“利改稅、撥改貸”表面看起來可能是給國家減負的好方法，但實則害了國企，也害了國家。
在利改稅之后，隨著稅率的提高，國企的負擔越來越大，多的達到20-30%。工商稅所得稅上完后，又按622的比例來劃分利潤分配。而同時期引進的外資，卻在保稅區里享受著數十年的免稅待遇；同樣，國企在運營過程中，由于第一代、第二代工人對國家無償的、絲毫不計報酬、甚至個人健康的奉獻，國企也必然的承擔著對工人的福利，以筆者在武漢走訪的漢陽造紙廠為例，全廠一共30000職工，廠區內的設施從醫院、學校、到煤氣廠、汽水廠一應俱全，一個工人子弟，可以在18歲之前，在廠區中滿足一切生活的需求。而同時興起的私企，卻可以當“黑貓”，雇傭童工、壓低工資、低成本的運營。這樣一來國企的運營成本必然相對其他企業高。
而撥改貸則起到了同樣的作用，原先的撥款是每年固定的，企業不會出現資金鏈斷裂的現象。撥改貸之后，國企同樣要面臨與外資和私企對貸款的競爭，而許多大企業往往就是因為資金鏈的斷裂，導致了工廠的衰亡。筆者在武漢走訪的漢陽造紙廠，就是個例子。該廠曾經是全國造紙業的龍頭企業，也是蘆葦造紙的首創企業，據該廠的前工會主席講述，由于該廠使用蘆葦造紙，故生產具有很大的時間性，夏天是純投入期，秋冬是生產期，春天是資金回流期。原先由于是撥款，所以即使在投入期，也不必擔心全廠人的生活需求問題，但利改稅撥改貸之后，隨著企業負擔的加大，利潤開始逐年減少，最終由于在秋季結束前都沒能貸到款項，工廠工人的生活受到了極大影響，又恰逢國資委強行將一些虧損的鄉鎮企業與該廠重組，被定為虧隨企業，隨之破產。
而毛澤東時代的國營經濟不論在資金上，在裝備上，在技術上全都是所有國企共享的，是真正的公有制。
利改稅后企業的發展和職工的福利全部依賴“剩余利潤”，企業和職工必然要為爭取更多的“剩余利潤”而排斥一切非本單位的利益，包括國家的利益。所有的國營企業都以本單位的利益為中心，就再也不會把本企業的技術與裝備無償地提供給其他國營企業使用，這就大大降低了我們擁有的技術與裝備的使用效率。同時，為了在同行業中取得優勢，必然互挖墻角，必然增加內耗，必然降低整個國家的經濟效率。
利改稅后企業有了獨立的生存、發展的權力，有了獨立與國家計劃之外的意志與權力，“一盤棋”的計劃經濟不復存在，無序競爭成為國營企業的常態。“改革”后許多國營企業幾度一窩蜂地追求高利潤行業，造成生產能力過剩，造成國營企業內部無序競爭，浪費了國家的資源，降低了國家資源與資金的使用效率。
這一切正是利改稅后那幾年國營企業迅速陷入困境，國營經濟迅速萎縮的原因之一。
而其次，便是大包干，車間承包、廠區承包，把一個完整的工廠，劃分成了數個獨立王國，以首鋼為例，筆者曾經訪問過一個首鋼設計院的朋友，他們名義上是首鋼設計院，但極少為首鋼提供設計，他們的設計項目是科長、處長在外承接的，而同樣，首鋼的設計項目也要去找其他的設計單位。這樣一來，隸屬于首鋼的設計院與首鋼的關系就已經名存實亡了，但首鋼卻還要承擔著設計院的員工乃至其家屬的福利。長此以往，企業效率能不低下么？
第三，乃是廠長經理負責制的出臺，我們的國企在改革之初還是非常注重民主決策的。職代會還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但廠長經理負責制的出臺，徹底瓦解了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民主管理體制，“一言堂”不僅給企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使得員工喪失了有效地監督機制。以天津天安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和平制藥廠）為例，該廠是天津乃至全國制藥業的龍頭企業，以生產各種注射液和抗癌藥為主，并有自己的研發機構，研究所占地200多畝，其中氧氟沙星、環丙沙星等藥物屬于該廠首創，由于工人喪失了監督的權力，80年代末調來的廠長李某強行用工廠若干年的積蓄，在90年代初購買了一套進口設備，但后來發現無其他配套設備可用，最終閑置，這乃是工人喪失管理權后的一言堂的決策失誤，而后這位鄉鎮企業調來的廠長又將該廠與其鄉鎮企業合并，慢慢的實行資產轉移，最終和平制藥廠被掏空，職工待遇日益低下，有些職工退休金僅300余元；而原先的鄉鎮企業卻越來越肥。
最后一條，就是價格雙軌制的實施。當時規定：同一產品，計劃內部分實行國家定價，計劃外部分實行市場定價。這時，一些前面提到的，混進國營企業的道德敗壞之徒便有了鉆空子的機會，他們或利用職權，或利用關系，時而將計劃內的平價商品轉到市場溢價出售，時而將市場內的低價商品變為平價商品，這一批人后來很多都成了80年代的第一批暴發戶，嘗到了無視道德和法律的甜頭，最終也是他們，通過各種手段，掏空了國企、甚至成了80年代末破壞社會安定團結的罪魁禍首。更有甚者，如熱比婭之徒通過出賣國家機密、勾結境外顛覆勢力牟利，成了國家和民族的罪人。
以上幾大政策就構成了88年之前的國企改革的主要政策框架。當然也是這些極其精妙、極具欺騙性的政策，直接導致了國企的衰敗。為后來的倒閉、賤賣做出了鋪墊。
但僅僅從政策層面了解國企的問題，還是不夠全面的，辯證法在全不在偏，重客觀而不以主觀為第一要務，這是從左翼角度分析經濟問題的我們與右派經濟學家最大的區別。這里我認為，我們要反思在當時針對國企所出現的兩種思路
首先我們要反思的一個問題，就是80年代國企改革過程中，對西方技術盲目崇拜的思路。很多國企在70年代中期，已經具備了相當規模的研發能力和技術水平。而盲目的引進外國設備或與外國合資之后才發現，我們吃了虧，白送了別人根本不必要送利潤，甚至白轉讓了他們沒掌握的技術。以北京叉車總廠為例：在建廠后，已經具備了整套叉車的研發和制造能力，從發動機，到各個零件，完全實現國產，進場鋼材、出廠叉車，一步到位。但在90年代，被“建議”與韓國漢拿集團合并建立新廠，廠領導在參觀了漢拿在韓國的工廠后，為干凈整潔的產業園區和機械化所打動，但合資、建廠后卻發現，該集團只是表面光，實際背著很沉重的債務（韓國政府在鼓勵民族工業發展過程中對韓資企業大規模的貸款），并且毫無自主研發能力，最終北叉淪為了漢拿在中國的加工廠，不但背上了巨額的債務，而且喪失了自主制造、研發的能力。所用的日本五十鈴發動機，在穩定性上極差，出口中東的大批叉車因高溫導致發動機無法使用，遭到退貨蒙受了極大損失，最終隨著漢拿的破產與現代的兼并走向了末路。而和平制藥廠在90年代初濫購買外國設備，最終導致廠子資金方面開始捉襟見肘的例子我也已經提過了，關于中國大飛機的例子我們的教材里面也有。其實這樣的例子在80年代是很普遍的。試想一個搞出了兩彈一星、并且著重發展了30年重工業的國家，能與西方在工業上有多大的差距呢？甚至可以確定的是我們在某些方面相對于國際是領先的。
但那時的國企為什么就那么的自卑呢？為什么就堅信自己制造的設備，自己制造的產品不如外國買的，外國借的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思路甚至路線問題。也不能不讓人聯想起，1966年8月后被打倒的兩位當時的國家高級領導干部，一位在新時期的革命浪潮中被沖掉了，另一個既沒當黑貓，也沒當白貓，而是韜光養晦當了乖貓，瞇著小眼慵懶的趴在黨旗之下。那位沖掉的干部早就下過：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定論。難道80年代的國企之路，真是那只老貓對朋友諾言的實踐？這不得不叫人心生疑惑啊！
第二個需要反思的思路，就是國企名稱的變更的思路。我記得在小時候，家里總在附近一個叫紅衛兵商場的商場里買東西，我曾經問我的母親：“為什么老去紅衛兵商場買東西啊”我母親告訴我：“紅衛兵商場，是國營商場，里面的東西都是國營工廠造的，質量好！”但慢慢的，報紙上、生活中“國營”變成了“國有”。有些人沒有發覺，但我認為，其中還是很有些端倪的。中國的“國營企業”應該是由建國之初的“公私合營企業”逐步改造、演變來的，“國營企業”概念的確定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對經濟的主體控制地位，也就是說“國營企業”在完整的、健全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具有國家壟斷的地位。其“責、權、利”三個方面均為國家所有，即國家擁有經營的責任和權力；國家擁有全部的產權；經營所獲得的利益為國家所有，個人、其他經濟組織、法人在法律上、在權力上都不能超越國家對“國營企業”進行支配和占有。也就是說，“國營企業”面對法律和權力，它都具有權威性質，任何個人、其他經濟組織和法人要想支配和擁有“國營企業”，必須得到國家（所有者）允許才有可能。但是將“國營企業”的名稱變更為“國有企業”后，情況則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雖然只是“營”變成了“有”，僅僅只是一個字之差，但含意卻有了根本的不同。“國有企業”概念只包含了“所有權”，放棄了“占有權”、“使用權”。 面對變更后的“國有企業”，對其“占有權”、“使用權”國家的權力由前臺退到了后臺。但恰恰就是前臺退到了后臺這一作為，問題出現了：
1.國家對“國有企業”只享有和發揮“所有權”，至于誰“占有”、“使用”，國家的權威可以發揮作用也可以不發揮作用，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占有”、“使用” “國有企業”，按照通俗的說法“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離的。
2.既然在理論上規定了在法律和權力許可的范圍內任何人都可以“占有”、“使用”國有企業，那么國家也就可以放棄對“國有企業”的“占有”和“使用”。但是，“國營企業”國家必須同時擁有“所有權”和“經營權”，在“國營企業”的定義下任何人不可能跨越國家權力和法律“占有”和“使用” “國營企業”。
3. “國營企業”變更為“國有企業”國家只單獨享有和發揮“所有權”。所有權在法律意義上是可以出賣、轉讓的，“有”可以變成“無”，但是“國營企業”不僅僅只單獨享有和發揮“所有權”，同時還必須承擔“經營”的義務和責任。
所以，“國營企業” 變更為“國有企業”后，出現國有資產流失、賤賣也就不奇怪了。任志強不是說：國資委的責任就是讓國有企業消失嗎？在“國有企業”的定義下國有企業的消失是完全可能的，在法律意義上出賣、轉讓國有資產、國有企業完全合法。“國營企業” 變更為“國有企業”，就是今天中國國有經濟出現一系列問題的根本原因。沒有“國營企業”地位的消失，就沒有“國有企業”的消亡。
事實上，根據中國現在的“國有企業”實際狀況正確的定義應該是“私營國有企業”。因為大量的事實證明，國家一旦放棄國有經濟的“占有”和“使用”，國有經濟就可以成為個人的私有財產，任意作為，看看“國有企業”中存在的腐敗，看看“國有資產”的流失、賤賣，再看看“國有企業”經營中的權力尋租狀況，我們應該對“營”與“有”這一字之差的產生的惡果有所反思了。
通過以上基于實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80年代的國企改革，正如左大培老師所說，是一場非科學、非理性的心理逆流。而且筆者個人認為，這也是一場踐踏法律和道德乃至人性的逆流。在分析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國有資產的來歷.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憲法中確立了以"國家經營"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為國家經濟的主體形式.其后經過30年的發展,發展了全民所有制企業,全民積累了一批國家經營的優質資產.當時這種國家經營的方式是通過部司局三級管理結構按照行業分類進行管理.按照現在的分類辦法,當時是沿用行政形式,采用大企業的管理模式,也就是國家計劃方式.但企業的性質是全民所有,國家只是行使管理權.
改革以后,將"全民所有制"企業改為"國家所有制",模糊了企業的產權關系,由于國家控制的銀行和稅收政策向私有和外資企業傾斜,國有企業經營困難,又開始實行廠長負責制,為國有資產流失提供了有利條件.以后又實行"減員增效",讓大量職工下崗,直接剝奪了職工對企業經營的監管權利,讓"全民所有"徹底成為一句空話.再接下來,地方政府通過拍賣改制等手段,將所管理的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資產變賣.中央管理的企業通過上市流通,也變相出賣企業資產,而其所得,都成為政府和企業管理層的的各種開支,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國有資產其實是在毛澤東執政時期執行國家經營政策時全體公民的集體積累,它的所有權是全體中國公民,無論中央國企還是地方國企,它的所有者都是全體中國公民.
92年以后。14大明確了體改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93年通過若干問題的決定， 94年實行稅制改革，實行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諸項改革的推開都何此相關。砸三鐵，勞動公司人事改革，也都是這段時間鋪開的。八級工資制也被取消了，企業有自主決定權。工資制放開后，也出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工資差距開始擴大。在這個階段總的方向是繼承了80年代改革的方向。全面推進的時期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大量國企出現了虧損甚至破產。國企的經營形勢全面滑坡。今天還有人解釋為當時的國企體制有問題。80年代國企還是國民經濟的支柱，92年開始，引進外資的規模已達3、400億，今天更多。大量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以后使得我們的市場中間很大一塊，競爭不過人家。市場被擠占，90年中后期，國家實行緊縮政策。大半市場被外資占領，免稅進口極大的積壓了國企的生存空間。其三是稅費負擔。國企的用工制度過去還有照顧就業的傾向，人員的財務負擔比較重，尤其是企業辦社會。93年國企開始出現虧損，98年虧損達到高峰。每一次改革，都把國企的資金活力降低。銀行大量壞賬，97年前虧損國家有支持，97年以后，資不抵債的企業就只能破產了。02、03年大量破產和國企工人下崗。直到今天，國企的稅也照樣占主體。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只提供了30%的稅收。三資企業占銷售額的負擔占12-3%。稅多了利就少了，國企連續30多年負擔，國企能不垮嗎？可以說：第一國企承擔了國民經濟支柱的作用；第二非公企業的發展是以國企的巨大犧牲換來的。90年代后期國家開始實行國退民進的基本政策：大企業通過優化資本結構轉換經營機制，有效益的留下來；二是關系到國家安全等的企業要保住，其他企業進行優化重組，對小企業實行承包租賃和轉賣。
以上就是關于90年代國企改制過程的一個綜述。其過程比80年代更復雜，而事實上也是國企改制過程中群體性事件爆發率最高的階段。若干問題的決定，徹底否定了毛澤東時期的國企生產管理路線，以“特色市場”路線取而代之。稅制改革則在利改稅的基礎上雪上加霜。
最后，隨著外資的大規模引進，不但拉大了貧富差距，而且最終摧毀了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即所有制。根據國家統計年鑒的數據，截止05年國有控股39%，非公有是61%；98年到05年國有控股數量減少了60%，工業增加值增長了1.45倍；從業人員減少50%……行業分布：國企在能源行業占絕對優勢；交通運輸設備：國有和外資競爭太盛；各類采礦食品化工原料金屬制品電氣設備等領域，私營經濟占絕對主體；通訊設備紡織皮革等高技術領域外資占絕對優勢……商業領域國有經濟不到1%。而從就業形勢來講98年-05年下崗工人達3000萬， 05年以后下崗高峰過去了。目前還有900多萬人沒有解決就業問題。每年新增1000多萬農民工以及畢業大學生。從90年代至今，由于討薪、待業、賣廠所引發的堵路、上訪事件可謂數不勝數。而更罪惡的，還在于國退民進的政策。如果說80年代的價格雙軌制只是給投機倒把之徒開了一扇窗戶的話，那么國退民進則是直接敞開了方便之門，筆者的一位家人作為高級工程師，曾經也想在國退民進的時期接管一個建委下屬的房地產企業，但不講潛規則的這位親屬不但沒成功，反到在競爭中被陷害，受到了處分，背上了債務，差點淪為階下囚。最終這個企業被一名曾經貪污上百萬的干部接管，走上了下坡路。這一現象，在國退民進的進程中，也是相當普遍的，無數的工廠、企業被無視紀律和法律的人控制，正值、善良、有作為的干部遭到了排擠。而這一批干部控制的企業，也必將在腐敗和欺騙中走向毀滅和衰亡。
而衰亡的企業，也必將在停產之后，走向盜賣設備直至賣空資產的歧途……
結束語
30年的國企改制，造就了太多人的疑惑、苦難、悲傷……
一代又一代的先驅，為我們的國家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而他們的晚年、他們的后輩，卻在毫無保障、甚至威脅、壓迫下度過自己的余生。
我曾在武漢遇到過一位張老，他在年輕時夜以繼日的為國家的建設奮斗，但如今已逾古昔之年，百病纏身，卻老無所依。回想起毛澤東的時代，他老淚縱橫……
我曾訪問過武鋼一冶遭受暴力拆遷的群眾，他們作為中國無數大型鋼鐵企業的建設者，曾經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但如今他們已然失去了歷史締造者應有的光輝，每天遭受著房地產企業雇傭的流氓的無恥騷擾……
我曾望著廠區里車間的紅色磚墻不住的摩挲，在這空蕩蕩的車間之中，我們的父輩，曾在這里揮灑著自己的青春，那一面面發黃的墻壁啊，似乎還在昏黃的燈光下，映著一個個倒三角型的背影……
咱的廠、咱的廠，我的爺爺和我們的父輩叫了一輩子，那里有他們的人生，那里有他們的熱血！而今，早已物是人非，作為他們的后代，作為工人們的骨血，你、我、我們又該做些什么，去為我們的先人找尋那段流逝的記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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