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薦語：
據中青報報道，南京機場感染人群絕大多數為機場勞務派遣的保潔女工。身為頂梁柱的她們，被派遣制度壓榨、被防疫機制所忽視的她們，成了疫情下的犧牲者。這一波疫情，對于她們而言意味著什么？
以下文章來源于化心為宇 ，作者化心為宇
這是中青報的公開資料。
我們再來看看這份資料背后的信息。大部分受感染者是40~50歲的中年婦女，他們都是機場周邊底層家庭的頂梁柱。
再來看一段朋友圈流傳的文字：
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周邊農村家庭主婦們都統一受雇于一家勞務派遣公司。
勞務公司將大量員工推給機場，但雙方好像在勞務員工的防疫安全裝備及知識培訓方面都在踢皮球，最終導致疫情井噴式爆發。南京擁有“徽京”之稱的樞紐地位，一下子將疫情波及周邊好幾個省。
勞務派遣制度，是中國當下用工制度的一個怪胎。它從一開始誕生起，就包含著用工單位權力尋租、規避風險責任的血腥罪惡。
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勞動合同法》第六十六條明確規定：“勞動合同用工是我國的企業基本用工形式。勞務派遣用工是補充形式，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但不少用工單位在各種類型、各種時間長度的工作崗位上都實施了勞務派遣，甚至在其主營業務崗位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
《勞動法》是公民的第二憲法，但勞務派遣制度卻被我們的用工單位（基本是國字號的大企業或一些壟斷行業，還包括一些相關單位）發揮到極致，以致成為一條罪惡的制度。勞務派遣已經成為時下權力尋租的溫床。
一家勞務公司的成立，從業人員幾乎不需要什么門檻。他們只要有很廣闊的資源，他們的企業成本就是維護好好用人單位的關系就行，剩下的就是坐等收取人頭費。至于，那些如韭菜般一波波派遣員工的各種保障（如職業培訓，安全保障等）基本就不是勞務公司的事，把他們一股腦兒地推給用人單位。
隨著1995年《勞動法》的實施，我國雖然已經消除“正式工”、“臨時工”的二元用工體制。勞務派遣的濫用，卻導致了新的二元用工體制。《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出現了新的“正式員工”、“被派遣勞動者”二元用工體制。在用工單位中，被派遣勞動者承擔第一線工作，為企業發展做出最直接貢獻，卻成為“二等”員工群體。
這種二元體制下，派遣員工不能實現同工同酬，他們很多利益被侵犯。比如在出現重大傷亡或重大事件中，一句“又是臨時工干的”，用人單位規避了很多責任，也避開了因重大事故所面臨的巨額罰款。而勞務公司呢，會很快倒閉，不久又一家新的勞務公司出現在用工單位——人還是那些人，干的還是那些事，只是勞務公司名字改了（別問我是怎么知道的）。
再談談祿口機場那些被感染的中年女工。如果不是這次疫情爆發，誰會知道在高大上的國際機場，掃個地能掃出這么大的麻煩。因為各種防護制度的缺失，用工單位和勞務公司之間互相推諉，存在管理真空，他們遭到隔離和反復盤查、追溯行蹤，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飽受摧殘。
原本機場的擴建，給他們這些農村婦女就近就業帶來方便（但也可能從外地過來打工），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他們從事著最卑微的工作，他們都是家中的頂梁柱，他們都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辛苦勞動，能給家庭帶來改善。
疫情爆發之初，本市流傳著一個段子，一位保潔大姐宴請本市最好中學的校長，想讓自己的孩子能進這所中學，結果“中標”，導致本市教育界一干大佬50多人集體被隔離。本地人一度調侃：疫情爆發以來，全市人民苦心經營的防疫大好局面被一位掃地大姐攪合了。其實，這背后又何嘗不是一個從事底層勞作的鄉村大姐想實現家族階級階躍的夢想呢，誰能想到命運卻向她開了一個這么大的玩笑。
我們再來看看一個機場保潔員工的工作生活軌跡：
看看這位保潔大姐，她的工作、生活軌跡就是家庭、機場和兒子，兒子是她的希望，工作是維系希望的根本。整整十天，她就是這么生活著，忙碌著，努力地活著。
經濟和科技高速發展的當下，美團正在用大數據剝削著成千上萬的騎手，資本用996收割著無數年輕人的青春，那么，勞務派遣呢？特別是那些在一線崗位仍然戴著“勞務派遣”帽子的普通人呢？制度之惡正在吞噬每一個底層的勞動者的血汗。
現在，是不是該好好反思一下勞務派遣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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