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億人月收入一千元、地攤經濟的思考

邋遢道人

　　李克強總理在兩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后民生為要。”這段話表達的意思既清楚又完整。對這段話內容進行解釋引申，談感想發議論，范圍和方向也是有限的。

　　很多文章說李總理這段話是“說出了真相”，“敢亮家底”，“在當下的氛圍下，敢這么說真話，真的不容易了”。然后開始痛斥“厲害了我的國”、“戰狼式的狂妄”。

　　貧道奇怪，這段話宣示的基本內容我們在報紙電視上經常看到，“中國依舊是個發展中國家”是官方標準表達。每當說到“第二大經濟體”后接著就是“按人均計算只排——”。現在臺面上確實有看好中國的張維為，但也有看衰中國的張維迎，怎么能斷定總理是在揚迎抑為呢?戴了什么眼鏡吧。

　　中國目前“有六億人每個人的月收入也就是一千元”確實是真話，但無所謂說出了真相。因為中國居民年收入的家底兒，國家統計局每年發布的統計年鑒上寫得清清楚楚。中國統計年鑒是公開發行的，嫌貴可以查中國統計信息網(國家統計局辦)，歷年數字都有。當然，統計年鑒里沒有“六億人每個人的月收入也就是一千元”的內容，這個數據是要按照規定方法推算的。李克強總理選了低收入的6億居民月收入只有1000元，是為了用這個數字解釋為什么下一階段中國政府會把最大關注點放在“疫情過后民生”上，沒有揭露真相的意思。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有大段講成績的部分，也有談困難的部分。不存在說成績就是掩蓋真相，說困難就是揭露真相的邏輯。

　　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這個數字準不準。有人認為沒那么低，有人說其實更低。財新雜志就是后一種，發表了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一篇題目為《月收入不足千元，這6億人都在哪》的文章。有人注意到這個著名高校專門研究分配問題的機構論證的依據是“按純收入分組戶數占比”(X元-X元戶數占總調查數)這個統計口徑。但是，2013年以后統計局就沒再用這個口徑了，而北師大沒能力做全國性抽樣調查，引用的只能是2013年以前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能用2013年前的數字來論證今天總理的數字?看來權威高校和權威媒體糊弄吃瓜群眾還真不難的。

　　貧道覺得，總理這段話無論怎樣引申，也扯不到揭露了中國貧窮落后的真相，痛斥了挑戰美國的狂妄上。貧道倒是覺得，對總理這段話應該這樣思考：改革開放40年了，作為已經邁進中高收入國家的第二大經濟體，怎么會有這么大比例的人收入如此的低，以及應該怎么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

　　思考這個問題首先要分析一下這6億人是誰。

　　有的人從總理“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這段表達判斷這6億人有很多是城鎮常住居民。貧道以為，這6億人絕大部分是農村常住居民，城里人很少。下面用中國統計年鑒數字做一下推算。

　　2019年中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約60%，也就是有8.4億在城鎮，5.6億在農村。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按低、中低、中等、中高、高五等分，2018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666元、8509元、12530元、18052元、34043元。月均收入為：306元、709元、1044元、1504元、2837元。其前面四類家庭居民平均為890元/月。也就是用80%，4.48億農民家庭收入計算的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還差110元。這樣，計算農村居民平均月均收入1000元的人數，必須加進部分農村高收入居民才夠。

　　中高收入和高收入農村居民月收入之間的中線為2188元((1504+2837)÷2)，可以假定高收入中偏低的一半居民月均收入為2188元，也就是按10等份分，90%農村居民平均收入可看做((890×8)+2188)÷9=1034，接近1000。

　　農民收入由低到高每段差額別分別為：403、335、460、1369， 20%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幅急劇擴大，呈指數上升。這個曲線走勢讓這個群體中位數偏低部分人數會明顯多于偏高部分。也就是有地向高排，90%強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平均1000元/月。這個數字大約為5.2億，其余約0.8億為城鎮居民。城鎮居民按五等分最低群體(1.68億人)可支配收入約1200元/月，其中一半，只有約1000元/月是可信的。

　　2013年前城鎮居民在統計被分為7等份(10%、10%、20%、20%、20%、10%、10%。最低中還分出困難戶5%)，2013年最低+較低(相當于現在的“低”)平均為8456元/年。最低部分占這個平均數的86%。一般來講這個比例變化不會大，用這個比例來估算2018年10%的城鎮最低月收入為1032元(1200×0.86=1032)，與前面推算數可相互印證。

　　這樣算來，中國有6億人月均收入1000元，其中85%以上是農村居民。也意味著農村居民90%月收入低于1000元。

　　貧道還認為，城鎮的8000萬月入平均1000元的人，大部分是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農村戶籍人口。

　　前面說的60%的城鎮化率是按常住人口算的，中國戶籍城鎮化率只有43%，也就是8.4億城鎮常住人口中，有6億擁有城鎮戶籍，2.4億農村戶籍。八億農民現在還是八億。那么為什么說月入一千的不是城鎮戶籍的呢?道理很簡單，城鎮戶籍居民的月收入會受到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調節。比如北京，2018年家庭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930元/人月，2019年調高為1050元/人月，其他大城市雖然低些，但大多在700元/人月上下，并不斷調高。這些補貼只對本地戶籍。(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政府救濟補貼)

　　在城市打工生活的2.4億農民。他們只要有工作，月收入肯定大幅高于一千。但是，這批人尤其是年輕人有不小部分經常處于半失業狀態，一年平均能有8個月上班就不錯了。中年人長期沒活干就回家了，但大部分年輕人即使沒工作干混日子(家里補貼)也很少回去。尤其那些三天兩頭轉換職業，打著領帶抹著頭油的“小白領”們。貧道估計，這八萬平均月收入千元的群體一半以上是農村戶籍。這一算，這6億人中，基本上是農村居民及其少量在城里打工的子女。

　　算到這里，該知道李克強擔憂什么了吧：

　　經濟下滑，破產增加開工率降低，首先受沖擊的就是兩億多農村戶籍但在城市生活的年輕人。他們大部分人學校一畢業就沒回到過農村，疫情前就有四五千萬人月入不過千元，總理那句“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實際是替這批人發愁，并非指城鎮戶籍居民(那怕住在棚戶區也是自己房子不用租)。一旦因經濟下滑長期失業，這批人大多數會選在繼續在城市游蕩尋找機會。如果老家的地已經歸“種田大戶”了，他們回去能干啥呢?又會干啥呢?

　　估計李克強總理想起要是數千萬年輕人在城鄉之間游蕩幾年的場景后背發冷，想起用“擺地攤”延遲城鎮化退潮。

　　說北上廣對“擺地攤”嗤之以鼻，貧道覺得必然如此，他們不反對才怪呢。前幾年剛把DD人口驅逐出去，一個比紐約都現代化大都市剛有雛形，怎么舍得走回頭路呢?雖然貧道也知道用擺地攤緩解經濟退潮作用有限，但覺得起碼是個路子。習總書記早不斷告誡大家：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中國是否現代化，北京上海有沒有富蘭克林區那樣的貧民區不是標志特征，農村美不美，老鄉富不富才是!中國要復興，難點不是與美國怎么抗，而是為差不多一半人找到進入現代化的路徑，跟上“共同富裕”的步伐。

　　一般人都認為“人口眾多”是中國最麻煩問題。GDP世界第二，100萬億人民幣用14億一除，人均收入排名一下就排到70位以后了。因此，短期內解決“有六億人每個人的月收入也就是一千元”幾乎沒有可能。

　　貧道覺得沒那么絕對。比如，看到有人提出：2019年，中國居民人均收入30733多元，按14億人算總計只有43萬億元，只占當年98萬億元國民收入的44%(其余為“稅減退稅”和“盈余及折舊”)。只要調整一下結構，讓把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提高到55%，人均收入不就是38500元/年，提高25%了嗎?

　　這是胡思亂想嗎?不見得。美國等西方國家勞動者報酬(居民收入的主要構成)占收入法GDP比重就是55%左右(發展中國家50%左右)。中國上世紀90年代勞動者報酬占比也是55%左右(1997年達到59%)，是新世紀開始逐步下降(04年49%，07年39%)，現在在42%左右徘徊。目前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比所有中高收入國家都低，即使在中低收入國家中也是偏低的。這種結構與中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現代化水平很不協調。這種結構怎么形成的以及是否合理這里不說，起碼說明中國有必要向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結構方向調整，而且調整空間很大。僅把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結構恢復到上世紀末水平(55-60%)，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可以調高25-30%，達到40000元/年水平。

　　中國還有一個經濟結構更獨特，甚至獨特到全球第一，調整余地也更大。這就是中國40%低收入群體收入占全國總收入比重世界最低。

　　用五等分法計算的居民收入，中國2018年占居民20%的低收入群體占總收入比重為4.3%。這個數雖然在亞歐國家中是最低的(土耳其5.8%、菲律賓6.1%、以色列4.8%)，但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南美洲不少國家高(貝寧3.2%、贊比亞2.9%、南非2.4%以及一半以上的中南美國家)，不算很丟人。但是，如果把最低的20%居民與偏低的20%居民加起來，中國40%偏低收入居民收入合計只占總收入的13.8%(4.3+9.5)。翻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際數字，中高收入國家這個數字全都在30%以上，亞非拉所有低收入國家，只查到贊比亞在25%以下，2015年為22.2%。就這還比中國高60%!

　　關于基尼系數，國家統計局很少公布，其他研究機構給出的數字不權威。但中國40%低收入居民收入只占13.8%，全球第一低，不足大多數低收入國家的一半!專家們成天說結構調整，這個偏離世界所有國家最遠的結構應該是最需要調整的吧。

　　對于中國收入分配怎么搞成這樣，以及合理不合理，以后討論。起碼這個結構給李總理解決他操心的難題還是空間很大的——把這40%居民的收入提高到一般中低收入國家水平，李總理的話就可以改成“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2000元”。

　　當然，如果兩個離奇結構都調整到位，也就是既擴大國民收入中勞動報酬部分，給居民多分點;又擴大偏低40%居民的收入水平，這樣當年國民收入總量即使沒增長，這6億人的收入就一下子提高到2600元了(1000元×1.3×2=2600)。貧道認為，沒人會對“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2600元”吃驚的。

　　其實中國還有一個世界最古怪的經濟結構，就是居民消費占GDP比重是處在實際最低的行列里，只是這個結構是前兩個結構的映射，對議論李總理發愁的事兒不直接，就不再分析了。

　　不用滿世界找資金，不用偷技術挖人才，不用忙著加快發展，僅僅調整一些國民經濟結構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沒那樣的好事兒!擴大經濟規模是發展，調整經濟結構是改革，改革比發展麻煩多了。這大家都有體會。

　　且不說關乎“既得利益”的問題，單說說經濟組織方式，就讓人頭大。

　　與前面分析的一對照會發現，這40%，總計約5.6億居民，恰好是那90%的農村居民及其部分在城里打工的子女。對農村戶籍的人來講，農村家庭經濟體是收入的基本依靠。農村家庭經營這種改革選擇的基礎經濟組織的經營好壞對

　　聯產承包后農戶是農村基礎經濟體。那么小農經濟體能否在市場化大潮中越來越好，成為農村進入現代化強有力的載體呢?

　　經濟體的收支情況顯示這個經濟體經營效果和生存前景。

　　2002年，按五等分低收入農戶年總收入1552元(含工資性收入，外出打工拿回家的錢)，其中現金收入1022元。當年總支出1725元，現金支出1268元。總收支比為-9.0%，現金收支比為-19.4%。花出100元掙回80.6元，經營入不敷出，靠消耗儲蓄和借錢。經濟體長期入不敷出叫破產，只是承包土地不準抵債，無法破產而已。11年后的2013年，低收入農戶家庭人均總支出6573元，總收入只有4878元。總收入缺口從9%擴大到26%。現金收入3949元，支出5933元，缺口從19.4%擴大到33.4%。

　　同時，入不敷出的農戶比例也在擴大。2002年，中低收入家庭人均總收入比人均總支出高出8.5%，收大于支。現金收支雖然略有虧空，但僅為0.5%。11年過后，總收入已經出現缺口，而現金缺口已經擴大到8.3%。情況已經接近11年前的低收入群體水平。雖然中等收入家庭到2013年依舊有盈余，但盈余幅度在收窄，收支比向11年前的中低收入家庭靠近。2002-2013年60%的農民家庭經濟體收支情況在惡化。

　　圖表 1：2002-2013年農民家庭現金收支(儲蓄率)

　　有人會問，現在呢?現在貧道不清楚。因為2013年以后國家統計局不再公布五等分農民家庭的支出數字，算不出來的。

　　貧道認為，加大扶貧力度會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減緩了收支缺口擴大趨勢，但大走勢不會改變。也就是說，從新世紀開始，農村家庭經濟體的經營情況在惡化，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在入不敷出，而且虧損缺口日益擴大。農村家庭經濟體其實也就是小農(包括種田大戶也是)，不用吃驚，越來越多的小農在市場經濟浪潮中入不敷出最終破產，是中國幾千年經歷過的，只是國家統計局用數字表現了而已。小農經濟自身特征不會變，差別只是現在處于非農產業大發展時期。繼續議論就扯多了，到此打住。

　　一段時間以來貧道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中國的公知們一會兒一觸即跳，一會兒情緒低落，抓住啥事兒都會扯犢子，說點言不及義的渾話。

　　有一點貧道與他們看法很接近：即使把復興作為目標，中國也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但貧道不以為復興是中國夢，中國人幾千年的夢想是大同。而且往大同方向努力才能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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