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經歷了一場“隱性革命”，這是由人們的消費變化所推動的一個農業革命——從低值的、過密的以糧食為主的生產，轉化為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化的、高值的、具有適度規模的菜果魚肉蛋奶的生產。有學者認為這就是中國傳統小農農業走出困境的“歷史契機”。

　　在農業革命初期，其確實帶來了農民增收，食物種類極大豐富的“美好”圖景。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間，消費革命和農業革命都開始顯示這種契機已達到極限。首先，全國人均食物尤其是動物產品的消費量和營養水平已經超過維持身體健康的實際需要，通過更多地消費進一步推動農業革命的空間已經有限。第二，國內農業及種植業的結構調整和多種農產品的產量已接近飽和，以此推動農業走出過密化的可能性降低。第三，現有農業模式在土地利用和生態環境影響方面已達極限，打破了農業內部的養料-能量循環鏈條，陷入了“能源-化學品的過密化陷阱”。而企圖依靠外部進口規避這些極限的做法，會給食物主權帶來威脅，也形成了對第三世界敏感地區的生態環境沖擊。

　　本文作者張玉林老師認為，當前中國面臨的農業危機已經不能依靠刺激消費來扭轉。相反，為了更好地構建“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應當要大力提倡厲行節約，并適當降低食物消費預期和消費量。

　　作者｜張玉林（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鄉村問題和環境問題，近年來致力于食物-能源-環境-社會問題的整合性研究）

　　一

　　問題的提出：

　　消費革命與農業過密化

　　黃宗智先生曾經認為，中國農業在改革以來所經歷的變化堪稱一場“隱性革命”，其主要動力來自農業之外，是伴隨國民經濟發展，尤其是非農部門的發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導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轉型，特別是畜禽-魚和菜-果消費的大規模上升，由此導致的農業結構的基本轉化，“它其實是個由消費變化所推動的農業革命。”

　　出于對中國農業過密化問題的關注，黃宗智還指出，這場由消費革命推動的農業革命可能顯示了新時代的農業出路：“促成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型農作的增長，通過蔬菜、水果栽培和畜禽、水產養殖業的進一步增長來帶動農民收入的提高。”“從低值的、過密的以糧食為主的生產向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化的高值，具有適度規模的菜果和魚肉生產的轉化。”

　　他進而強調，“在經歷了30年的變化之后，這個轉化今天已經處于其中、晚期，其轉化應該會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中結束，并將促進農業結構的進一步轉化以及農業產值的進一步提高。正是這樣的歷史性趨勢，及其與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城市化-非農就業化另外兩大趨勢之交匯，將會促成大部分中國農業的轉化，從幾百年來的低收入、過密以及勞動生產率停滯的農業轉化為適度規模的、去過密化的農業。”

　　由于農業的使命原本是為人類提供食物，從食物需求的變化尋求中國農業發展的動力，提示（不同于英國的）擺脫過密化困境的可能性和方向，顯示了一位歷史學家的洞察力和現實關懷。不過，在偏重生態環境問題研究的后學看來，消費革命固然賦予了中國的小規模農業走出困境的“某種歷史性契機”，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間，消費革命和農業革命都開始顯示這種契機已達到極限。

　　本文的目的正是要考察這種極限，作為對黃先生已有研究的延伸和回應。它將圍繞三個方面展開。

　　第一，對消費革命的過程和現狀予以梳理，確認全國人均食物尤其是動物產品的消費量和營養水平已經超過維持身體健康的實際需要，通過更多地消費進一步推動農業革命的空間已經有限。

　　第二，為了滿足目前的消費，國內農業及種植業的結構調整和多種農產品的產量已接近飽和，預示著資本和勞動雙密集的蔬菜、水果和肉-蛋-奶-水產品的生產這種“新農業”已達極限，以此推動農業走出過密化的可能性降低。

　　第三，支撐目前消費的國內農業革命在土地利用和生態環境影響方面已達極限，從而在徹底擺脫勞動的過密化困境之前陷入了高能源-高化學品投入的“能源-化學品的過密化陷阱”，而大量進口農產品既面臨大國沖突伴隨的不確定性風險，也形成了對第三世界敏感地區的生態環境沖擊，這將倒逼我們減少食物浪費、降低消費預期。

　　本研究依據的數據資料均是國內及國際相關機構的公開的數據庫，主要是國家統計局、農業部和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農業部等機構的網站和出版物，同時也吸收、參考了相關的政策文本、學術文獻和新聞報道資料。

　　二

　　食物消費革命的展開

　　食物消費革命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消費量的顯著增加和消費結構的變化，更多的熱量、蛋白和脂肪的吸收來自動物產品，傳統的“副食品”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為主要食品。二是消費方式的變化，包括在家庭外消費的迅速增加[1]，以及不受地點、季節和時令限制而長年享用更多的食物，而時空約束的突破和易獲得性反過來驅動著消費的增長。

　　消費革命的動力不外乎以下因素。首先是經濟發展、居民收入提高后的自然趨勢，這是一種自發的內生性驅動力。其次有國家政策的呼應和引導，從鼓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2]，到制定《九十年代中國食物結構改革與發展綱要》（1993）、《中國營養改善行動計劃》（1997）以及《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的系列版本[3]并提出一系列目標值，都是明確的政策引導。三是城市化的影響和美歐飲食文化（如肯德基和麥當勞）的引入及仿效，更多和更易抵達的消費空間刺激著消費需求。此外還有“多喝牛奶”之類的營養學話語（2014年制定的新標準是人均年消費36公斤），以及那些有機會公款消費、“大吃大喝”者的拉動效應，后者可能屬于食物消費革命的中國特色。

　　就時間而言，我把中國食物消費革命興起的時間定位于1990年代初。此前的十多年間實現了整體性溫飽（盡管仍有數千萬貧困人口），那是一種補償性增長，此后開始了向“小康”的轉變。這場革命延續至今，因城鄉差異和階層差異的存在而尚未全部完成，但有三組數據從總體上顯示了它的革命性。

　　一是恩格爾系數，也即居民家庭人均食物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比例的顯著下降。城鄉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分別在1994年和2000年降至50%以下、在2000年和2012年降至40%以下，城鎮家庭進而在2015年降至30%以下（圖1）。到2018年，全國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降低到28.4%，其中鄉村居民也已接近30%——這是聯合國糧農組織界定的邁進“富裕”狀態的門檻。

　　圖1  中國城鄉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各相關年度版。國家統計局2013年改變了統計口徑，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改為可支配收入，按原口徑計算，當年城鄉家庭恩格爾系數分別為35.0%和37.7%。

　　二是營養水平顯著提高。在1990年，全國人均每天的熱能供給為2680大卡，蛋白質為70克，脂肪為57克，“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4]。到2006-2008年，中國的人均營養供給量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而與日本、韓國比肩（表1），進而在2014-16年間超過了經合組織成員國也即“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來源：FAO數據庫

　　三是食物尤其是動物產品消費量的大幅度增加。在1990年四種動物產品人均消費量比1978年都增加了1倍以上的基礎上[5]，到2017年又平均增加了1.7倍，其中肉類和蛋類增加1.4倍、水產品增加2.2倍、奶類增加3.3倍。當年的絕對消費量是全國人均102公斤，其中城鄉居民分別為127公斤和69公斤（表2）。此外，人均植物油消費增加了1.6倍，糧食消費減少了近30%。相較于國家制定的2020年目標值，肉類、水產品都已超標，其中肉類超出近20公斤，禽蛋也已提前達標，唯有奶類距36公斤的目標還較遠——這也許暗示國家設定的奶類消費目標值并不符合國人的消費偏好。

　　來源：1990、2000年的數據分別來自《九十年代中國食物結構改革與發展綱要》和《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01-2010年）》，后兩年的數據由筆者測算，測算依據參照腳注中的說明[6]。

　　國際比較可以顯示中國人的消費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到2013年，在八類主要食物中，除奶類和食糖之外，都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表3），其中肉、蛋、水產品合計超出53公斤，相當于世界平均數的165%；奶、糖之外的其他六項也都已經超過日本。日本屬于消費成熟國家，與美國相比更適合當作中國的參照，也許就此可以做出基本判斷：中國的人均食物消費量除奶類之外已經達到或接近頂峰，今后的進一步增長可能主要是奶類增加和肉類結構調整（豬肉減少、牛羊肉增加）。

　　來源：FAO數據庫。中國的糖類數據采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FAO數據為6.9公斤），蔬菜數據可能系未經加工的人均產量而被高估1-2倍。

　　三

　　消費需求、農業支撐力與大量進口

　　消費革命依賴于并推動著農業革命。這也就意味著，農業革命必須滿足或者回應消費需求。雖然需求是異常多樣的，而且不斷增長——“文明的口味”總是被不斷地培育和刺激——即便是資源異常豐富的少數“新大陸國家”也無法完全滿足，但至少要保證下列九大類產品的足額供應：糧食（包括飼料糧）、油料、糖料、蔬菜和水果，以及肉禽、蛋類、奶類和水產品。而四種動物產品又以充分的飼料糧供應為前提。這樣的基本需求意味著農業結構，包括種植業與養殖業、以及種植業內部主要農作物比例關系的調整和轉型：在保障主糧供給的前提下，擴大油料、糖料、蔬菜-瓜果的供應，更重要的是動物產品的供應，而動物產品的增長又主要依靠飼料糧的增長。下面就讓我們看看這些農產品的供應量及其背后的農業結構變動。

　　1. 農業產量增長和養殖業擴張

　　表4顯示，中國的九大類農產品產量和人均占有量都有大幅度增長。其中糧食總產量增加2.15億噸，人均占有量則在總人口增加2.5億人的情況下增加了184公斤。這一奇跡般的增長成為消費革命的最重要支撐，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誰來養活中國？”這一世界性難題（Brow,1994）[7]。人均油料和糖料分別增加了115%和58%，水果（不包括瓜果）增加了6倍，蔬菜的增幅不詳，但其種植面積增加了2倍，總產量當有更高比例的增長。

　　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各相關年度版，人均產量為總產量除以當年底的全國人口數得出。說明：糖料產量以2008年的1.3億噸為最高；蔬菜總產量和據此算出的人均產量被認為有夸大成分；水果不包括瓜果，后者的產量在2017年為8293萬噸。

　　當然，更為關鍵的是動物產品的增長。正是動物將大量的糧食以“飼料”[8]的形式吸收轉化為肉蛋奶和魚蝦，或者抽象的脂肪和蛋白。圖2顯示了三十年來的增長節點：總產量在1990年突破5000萬噸，1995年突破1億噸，2004年突破1.5億噸，2012年超過2億噸，近四年維持在2.1億噸左右；人均占有量從46公斤增加到153公斤，其中肉類和禽蛋分別增加1.5倍和2.2倍、水產品和奶類分別增加3.3倍和4.9倍。

　　圖2 動物產品產量（1988-2018，萬噸）

　　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各相關年度版

　　在動物產品中，肉類（包括豬牛羊肉和禽肉）的增長是重點。它在1993年超過美國居全球第一，兩年后達到5000萬噸，2014年達到頂峰的8818萬噸，近三年穩定在8600多萬噸以上——這相當于近期全球總產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和1960年代后期的全球產量。其中豬肉的增長貢獻最大：從1990的近2300萬噸增加到2000年的4000萬噸，2010年突破5000萬噸，2014年達到5821萬噸的頂峰，近三年停留于5400萬噸臺階，占國內肉類產量的63%左右，也接近全球豬肉產量的一半。

　　水產品的增長同樣令人驚奇。它在1990年已超過日本而居世界第一，1994年超過2000萬噸，2003年突破4000萬噸，2009年超過5000萬噸，近三年維持在6400多萬噸，占近期全球產量的37%左右，也相當于1970年前后的全球總產量。這主要是源于養殖業的拉動：養殖量從600萬噸增加到近5000萬噸，所占比重從50%左右增至75%以上（其中淡水養殖占淡水產量的比重從70%上升到93%），而天然捕撈量在從初期的630萬噸快速增加到90年代后期的1400多萬噸之后即長期停滯。

　　2. 種植業的結構變動及其限度

　　主要農產品的奇跡般增長固然得益于技術的提升，但農業結構調整的貢獻也甚為重要。結構調整是適應消費需求的作物品種分工的需要。而國內分工在加入WTO之后通過進出口途徑影響著國際分工。

　　分工有兩個前提。一是國內耕地資源有限（近年來的官方報告數據一直是20.2億畝）、農作物播種總面積較為穩定（近十年處于23-25億畝之間），這決定了所有的農產品不可能同時擴大種植。二是必須確保總體的“糧食安全”或基本自給（早期的指標是自給率不低于95%），其中水稻、小麥和玉米三大谷物的種植要優先確保。在此前提下，作物屬性、自然地理狀況和技術條件、國內外貿易環境，以及基于這些因素的多種主體的經濟計算共同發揮作用，形成了下述基本格局：

　　(1) 在糧食作物中，兼做口糧和飼料糧的玉米迅猛擴張，而單產不到玉米三分之一的大豆[9]，以及高粱和大麥等“雜糧”則主要依賴進口。圖3顯示，玉米播種面積增加了3.5億畝，近三年平均達6億畝左右，占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例從13%升至26%，于2007年成為第一大農作物；玉米的產量則于1995年超過小麥、2003年超過稻米（按稻谷的70%折算），近三年平均達2.6億噸、接近米麥之和，三十年間增長了2.4倍，也保障了2004年以后糧食總產量的“N連增”。與之相對，大豆的種植面積徘徊不前，始終未能達到1.5億畝，在新世紀以來的18年中只有4年超過1.4億畝，其產量最高不過1740萬噸，2013-15年連續低于1300萬噸。

　　圖3 四大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萬公頃）

　　(2) 在非糧食作物（合計播種面積最多只有9億畝）中，產量和報酬較高、勞動密集型的果園和蔬菜得到擴張，產量和報酬較低的油料和糖料作物則停滯或萎縮。具體而言，蔬菜從不到1億畝擴展到3億畝，這主要是溫室的普及使蔬菜種植可以長年輪作的緣故；果園和瓜果的面積達到2億畝左右，已經與油料面積持平，其中果園面積在8000萬畝的基礎上凈增加近1億畝。與之相對，原本面積最大的油料（1985年即達1.8億畝）雖然曾在2000年創下2.3億畝的最高記錄，但隨后下降、徘徊，近四年都低于2億畝；糖料作物則一直沒有增加，最高年份也未超過3000萬畝，近五年的平均面積甚至少于90年代初期，這可能是由于甘蔗和甜菜只能在南方少數地區種植的緣故。

　　圖4 四大非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萬公頃）

　　上述梳理有助于更實在地理解一些農產品的大量進口問題。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大豆。作為油料和蛋白飼料的重要來源以及全球食物體系中新的“明星作物”，一些關于“大豆危機”的研究認為它的大量進口是跨國資本通過不正當競爭予以控制的結果。這當然不容否定，但同樣要承認經濟邏輯的主導作用。進而需要強調，在消費革命的總體格局中，即使沒有國際資本的壟斷和控制，出于滿足食用油消費和蛋白質攝取的內在需要，中國也必須進口遠遠超過其國內產量的大豆。受到國內耕地資源有限的約束，低產的大豆不可能像高產的玉米一樣擴張，“保玉米還是保大豆”成為二者擇一的選擇。就此而言，“玉米主要依靠國內種植、大豆主要依靠國外進口”應該說是一種“理性選擇”。

　　3. 消費需求與大量進口

　　大豆的大量進口已是眾所周知，這里僅提示幾個重要的節點：在1996年超過100萬噸，2000年超過1000萬噸，隨后保持每3-4年增加1000萬噸的增幅，2010年超過5000萬噸，2017年達到9553萬噸——加上豆油和豆粕進口所隱含的大豆則超過1億噸，占到當年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和出口量的三分之二左右。這樣的規模確實可以稱為“爆買”。

　　圖5 大豆的國內產量和進口量（1996-2018,萬噸）

　　爆買的當然不只是大豆，還有國內難以擴大種植的油料和植物油、糖料和食糖，以及大麥、高粱，進而包括主要谷物在內的幾乎所有的作物、動物產品和制品。據孫林等人（2018，2019）測算，在1992—2015年間，中國進口的食品種類從1081種增加到8904種，其中來自美國的從108種增至391種、來自澳大利亞的從95種增至247種、來自馬來西亞的從41種增至204種、來自泰國的從61種升到292種。按金額計算，中國在2011年成為全球最大的食品-農產品進口國；按重量計算，有十多類品種都達到百萬噸、千萬噸級規模。例如，植物油純進口量在2003年已超過500萬噸，迄今維持在600萬—1000萬噸之間。

　　讓我們集中于2017年的進口狀況（表5）。納入“糧食”口徑的農產品超過1億3000萬噸，而海關報告的“食品”口徑則為5348萬噸——來源于187個國家和地區。此外還有數百萬噸的油菜籽、數十萬噸的玉米酒糟和豆餅豆粕，以及折合為156萬噸的葡萄酒和啤酒。

　　來源：綜合中國海關數據庫、海關總署報告

　　和農業部報告數據整理

　　需要交待的是，表5中的官方數據并不包括走私進口的農產品-食品的數量。有行業專家估計，全國走私入境的牛肉量在2013年超過200萬噸，足以裝滿8萬個集裝箱[10]。而旅行者個人的“爆買”“代購”曾經將境外一些商場的奶粉席卷一空，以至于引起了當地人的反感和限購。如果將難以精確掌握的走私部分考慮在內，進口總量可能超過2億噸，相當于近14億中國人每人進口140公斤。

　　四

　　消費革命的代價與可持續性

　　與兩億多人食不果腹的年代相比，近三十年來的食物消費革命堪稱巨大福祉。它不僅解決了長期困擾這個巨型國家的“溫飽”問題，從而使其在諸多尖銳的矛盾中仍能保持總體穩定，而且使十多億人得以享用豐富的食物、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但是，也必須面對擺脫饑餓后的諸多問題，包括過度消費造成的身體健康損害、直接和間接的資源-環境壓力，以及大量進口伴隨的食物安全風險、全球市場影響和生態沖擊。

　　1. 過度消費與“肥胖”問題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整體食物消費量和營養水平已經超過維持身體健康所需要的數量。到2002年，城市居民對肉類及油脂消費過多的狀況已較突出，脂肪供能比達到35%，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推薦量的30%的上限。盡管局部地區和少數人群中還存在膳食攝取營養不足的問題[11]，但更突出的問題是能量、脂肪攝取過量造成的超重和肥胖。

　　早在消費革命興起之初，《九十年代中國食物改革與發展綱要》即提醒：由于膳食不平衡或營養過剩造成的“富裕疾病”已開始出現。1997年頒布的《中國營養改善行動計劃》又提到，“營養過剩或不平衡所致的慢性疾病增多。”衛生部門實施的“中國居民營養與健康狀況調查”結果顯示：1982年還很罕見的超重和肥胖現象一直在快速增加，到2002年，全國城鄉居民的體重超重率分別達22.6%和15.6%、肥胖率分別達到8.2%和4.6%，18歲及以上人口中約有2.15億人超重、6800多萬人肥胖。到2012年，18歲及以上居民的超重率上升至30%，肥胖率達到12%，分別比十年前增加了7.3和4.8個百分點；6-17歲人群的超重率則增加了1倍多、肥胖率增加了2倍以上。

　　雖然肥胖催生出了“減肥產業”，但作為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國家，它伴隨著巨大的經濟社會代價[12]。以糖尿病為例，2012年中國成年人的發病率上升到9.7%（城鄉分別為12.3%和8.4%），接近1980年的10倍。

　　來源：《中國居民營養與健康狀況調查》，《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15》。涵蓋的人群為18歲及以上的成年人口

　　2. 內部環境壓力

　　為了支撐消費革命伴隨的巨大需求，依靠高投入追求高產出的農業形態，最終走上了養殖業與種植業分離的道路，從而打破了農業內部的養料-能量循環鏈條，造成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

　　在種植業領域，形成了過量的化肥和農藥投入。中國長期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和不足14%的播種面積消耗著全球三分之一左右的化肥，2014-2016年平均施用量（折純量）達到6000萬噸，多于1970年代十年的施用量，接近印度、美國和巴西三個農業大國的總用量，施用強度是三國平均施用強度的2倍，其中蘇、魯、豫、皖、冀、鄂6省的用量即等于印度的總用量，河南一省的用量即超過英、法、德三國的總用量（表7）。農藥（原藥）的施用量從1978年的50多萬噸增加到2014年的180萬噸——實物量則可能達到300萬噸。一些地方的噴灑頻度令人震驚：一季水稻最多達15次，果樹從開花到采果可達20次，青菜平均每周1次，草莓3天左右1次，苦瓜則是“用刷子刷、用桶泡”。在那些長期種植單一作物的地區，出現了明顯的連作障礙和土地板結，一些蔬菜基地的土壤中毒狀況令人心驚，以至于必須定期換土，而塑料薄膜覆蓋的推廣則造成嚴重的“白色污染”[13]。

　　來源：《國際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2016-2018年版。英法德三國數據為2014-15年均值。2016年中國農作物收獲面積為14611萬公頃，其中河南省為1447萬公頃，印美巴三國為31582萬公頃（其中印度為14778萬公頃），英法德三國為2514萬公頃。

　　在養殖業領域則形成了高密度的工業化養殖。15億頭豬牛羊和數百億只雞鴨鵝，都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家禽家畜”，而是肉蛋奶的生產機器。為了使其在擁擠的空間里快速生長或生產，飼料生產和養殖過程中使用名目繁多的激素、育肥劑、興奮劑、抗生素，造成食品安全風險和環境風險[14]。肉蛋奶的生產機器也是造糞機器，全國畜禽糞便排放量2017年多達38億噸，成為重要污染源。按照2007年全國污染源普查數據，農業部門排放的化學需氧量（COD）、總氮、總磷分別占到全國總排放量的44%、57%和67%，其中畜禽養殖業貢獻了農業COD排放量的95%。進而，大量畜禽產生的甲烷氣體，加劇了全球氣候變化[15]。

　　水產業的生態環境影響同樣突出。中國是全球第一水產大國，產量的增加主要靠養殖的擴張——近海過度捕撈已持續二十多年，遠洋越界捕撈又不斷引起國際糾紛[16]——養殖產量已超過總產量的75%，這一過程伴隨著過量的飼料、化肥[17]和名目繁多的藥物（如增氧劑、消毒劑、解毒劑、抗生素、體質改善劑）的投入，不僅加劇了水體的污染和富營養化，也形成食品安全隱患。

　　3. 物種消亡

　　過分追求產量和產出率的農業還嚴重損害了生物多樣性，高產品種的推廣伴隨著本土地方性作物和畜禽品種的大量消失。農業部2015年啟動的“第三次全國農作物種質資源普查”初步成果顯示，“許多地方品種和主要農作物野生近緣種喪失情況極其嚴重，喪失速度明顯加快。”在已完成普查的蘇、鄂、湘、渝、粵、桂6省區375個縣，糧食作物地方品種從1956年的1萬多個減少到目前的3000多個，消失了71.8%，其中不乏優質、抗病、耐瘠薄的特性品種；南方曾經普遍種植的具有抗洪災能力的深水稻品種瀕臨滅絕；廣西野生稻分布點從1981年的1342個減少至325個[18]。

　　畜禽品種的消亡狀況同樣堪憂。2003-2010年實施的“全國第二次畜禽遺傳資源調查”發現，有15個地方畜禽品種已不見蹤跡、55個處于瀕危狀態、22個品種瀕臨滅絕，后二者合計占到地方畜禽品種總數的14%。其中江蘇省已有十多個畜禽品種基本滅絕，著名的溧陽“三黃雞”已屬于記憶，昆山麻鴨瀕臨滅絕，太湖豬、淮豬等四大地方豬種幾近絕跡。到2008年，農業部所列的全國90個“土豬”品種中，有31個品種處于瀕危和瀕臨滅絕狀態，橫涇豬等8個地方豬種已不見蹤跡，深縣豬、項城豬等4個品種已確定滅絕。在此背景下，中國土豬的國內市場占有份額從1994年之前的大約90%降低到2007年的不足2%，而進口的洋豬“杜長大”（美國的杜洛克豬、丹麥的長白豬、英國的大約克夏豬）及其雜交后代壟斷了生豬市場[19]。如果說土豬品種的大量淘汰屬于生態災難，那么2018年以來蔓延的“非洲豬瘟”對中國養豬業的打擊，凸顯了這種災難的慘痛后果。

　　上述后果當然可以看作困境。它是在中國農業尚未擺脫勞動的過密化就迎來的新的困境，可以稱為“能源-化學品的過密化陷阱”，從中國農業和整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性角度而言，這種陷阱可能要比勞動的過密化影響更大，也更加值得關注。

　　4. 外部依賴、安全風險與外部生態沖擊

　　如果說農產品-食品的大量進口意味著對外依賴增強——“糧食”自給率在2017年為83%，遠低于官方當初設定的不低于95%的目標——關于它是否威脅到“國家糧食安全”則爭議很大。在更多考慮大國競爭、跨國資本控制及轉基因問題的論者看來，它伴隨著巨大風險，也威脅到國家主權和生產者、消費者的食物主權。而在強調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的人士看來，它完全符合市場的邏輯，既是合理的和必然、必需的選擇，也并不會導致糧食安全問題，因此中央政府設定的“18億畝紅線”屬于多余[20]。

　　本文并不回避傳統的糧食安全或風險問題，但更大的興趣在于“即便它對中國來說是安全的，是否仍然存在問題？”我將從國內學者較少關注的外部生態影響的角度思考問題，揭示中國的食物消費、農產品進口與全球土地利用和生態影響之間的直接聯系。

　　我們首先可以想到，大量的農產品進口有助于減輕國內的土地利用壓力、化學品投入和生態環境負荷。按照國家林草局的報告，在1998年中國實行退耕還林還草政策以來的20年間，累計退耕面積達1億9900萬畝，“取得了顯著的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21]。”2億畝退耕面積可以看作進口替代的結果，至少可以說農產品大量進口彌補了退耕造成的農產品短缺。

　　當然，2億噸規模的食物-農產品進口所蘊含的耕地面積要遠遠多于2億畝。劉愛民等人曾經測算過14種大宗農產品凈進口包含的“虛擬耕地面積”，結論是從2000年的1億多畝增加到2017年的10億多畝（表8），中國的“耕地對外依存度”上升至33.4%。他們按照國內單產推算出的耕地面積可能多于出口國的實際播種面積——出口國的相關農產品單產通常高于中國，更穩妥的辦法是改用生產國的單產來計算。我據此測算的結果是，2017年的農產品純進口實際占用了出口國的總計8億546萬畝（其中大豆占5.2億畝）耕地——但是直觀地反映了大量進口對中國的效用和世界的影響。

　　來源：據劉愛民等（2017），

　　賈盼娜、劉愛民等（2019）的測算結果整理

　　對中國的效用在于，凈進口隱含的8億多畝國外耕地相當于國內耕地面積的40%和農作物播種總面積的32%。也就是說，當年中國的食物消費所依賴的耕地超過28億畝、播種面積超過33億畝。設若沒有進口，中國實在難以擠出如此大面積的耕地來支撐其龐大的食物消費需求。

　　對世界的影響在于，8億畝耕地并非“虛擬”，而是可以真實地還原為各個特定的進口來源國。其中大豆和油料所包含的耕地面積占絕大部分，主要來源國是巴西和阿根廷、美國和加拿大，以及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盡管種植這些農作物伴隨的生態環境影響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和影響程度，但是從大豆和棕櫚油——且不論牛肉——兩項來看，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巴西、阿根廷和印尼、馬來西亞的森林（熱帶雨林）砍伐或焚燒。

　　眾所周知，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產量及出口量的增加主要來自種植面積增加，而大豆田的擴張往往以森林的退縮為前提或后果：要么是直接砍伐或放火焚燒，要么是大豆田取代原有的牧場，然后再毀林開辟新的牧場。2013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巴西農田的47%、阿根廷農田的88%主要供中國和歐盟的消費。而在1998-2018年間巴西增加的1420萬公頃大豆種植面積中，僅2009年至2017年增加的部分就有420萬公頃直接源于森林砍伐[22]，其他部分則系草地轉用。在阿根廷，自1996年引進轉基因大豆以來，查科森林的面積損失了近四分之一，主要用于大豆種植[23]。在印尼，為了向印度、歐盟和中國出口棕櫚油，棕櫚種植園在2000-2016年間擴大了3倍，其中可能有一半左右來自森林砍伐[24]。

　　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中國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17》

　　雖然上述三國的森林銳減是備受矚目的長期趨勢[25]，并且由多種力量驅使，但是中國因素自2000年以來成為強大的驅動力。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巴西農產品的最大買家，也在近期成了印尼棕櫚油的第二大出口市場。有報告指出，在2013-2017年，中國購買了42%的巴西大豆（是歐盟購買量的3倍），而中美貿易戰促使中國擴大了從巴西和阿根廷的農產品進口，2018年購買的巴西大豆從上一年的5400萬噸增加到6880萬噸（占巴西大豆出口總量的82%），此外還是巴西牛肉的最大買家。因此必須承認，這些國家的森林衰減、土地利用變化及其伴隨的溫室氣體排放和全球氣候變化的加劇效應，都可以相應地“計到中國的賬上”，中國消費者的旺盛需求確實在客觀上助長了“亞馬遜之火”的蔓延，盡管互聯網世界的民族主義言論認為這種記賬方式是“讓中國背鍋”的“西方的陰謀”。

　　當然，今天中國的大量進口與早期殖民帝國的大量進口在性質上不同。如果說19世紀的英國主要是在其霸權體系下通過不平等交換盡享天下美食——讓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成為其谷倉、澳大利亞為其牧羊、阿根廷為其養牛、印度人和中國人為其種茶、地中海成為其果園——也因此表現為不平等的生態交換和生態擴張主義，那么21世紀的中國從全球各地的大量進口，確實是按照“自由貿易”的邏輯進行——且不論這種貿易始終包含著國際政治算計、跨國資本操控、出口國的農民和農場工人的權利受損，以及2018年以來美國的“強賣” ——也經常表現為進口國和出口國的“雙贏”。但是，生態環境沖擊是客觀存在的。在全球尺度上，中國借由進口減輕的對于國內的生態環境壓力，不過是轉移到了境外而已。

　　鑒于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已經表現出“構建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抱負，也顯示了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的“大國的責任”，承認上述事實并不困難。困難在于如何既能降低國內生態環境壓力，又能避免大量進口造成的外部生態沖擊。從常理上說，當國內的大量生產面臨諸多極限，從國外的大量進口又必然對全球環境和氣候變化產生不利影響，國家政策應該大力提倡厲行節約[26]，并適當降低食物消費預期和消費量，至少不再刺激需求。但是，絕大多數已經和尚未“富起來”的國人可能會對此心有不甘，甚至生出與美國人相比的不公平感。也許還有進一步的麻煩：這將不利于經濟增長，甚至可能削弱通過刺激消費強化起來的體制的合法性。

　　注釋：

　　[1]國家疾控中心等機構編寫的《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15》顯示，到2012年，全國6歲以上居民在外就餐的比例為35.5%，其中城市為42.2%、農村為28.5%，均比十年前明顯提高（顧景范，2016）。

　　[2]從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到十八大，執政黨中央一直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并將不斷滿足這種需要當作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根本目的。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3]已有的版本包括《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01—2010年)》（國辦發〔2001〕86號）和《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14—2020年）》（國辦發〔2014〕3號），近期正在制定涵蓋2021-2035年的第三個版本，為此召開的相關會議強調：“保障食物有效供給、提升居民營養水平，是治國安邦的第一要務。”見農業農村部網站http://www.moa.gov.cn/xw/zwdt/201908/t20190829_6326893.htm。

　　[4]見《九十年代中國食物結構改革與發展綱要》，刊載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93年12期。

　　[5]中國肉類協會制定的《中國肉類可持續發展項目規劃（2018—2020）》顯示，到1992年，中國的肉類產量（3431萬噸）已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當年人均占有量為29公斤。見《食品時報》2017年10月21日。

　　[6]鑒于國家統計局的住戶調查數據反映的只是購買量而非實際消費量，《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01-2010年)》提供了2000年五類食物消費量對購買量的折算系數：植物油為130%，肉類為129%，蛋類為168%，水產品為183%。考慮到新世紀以來城鄉居民在外消費顯著增加，筆者對上述系數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和補充：口糧按130%、食用油按150%、肉禽類按135%、蛋類和奶類均為150%、水產品按180%。相關各項的城鄉之別分別為135%和125%、160%和135%、145%和120%、155%和120%、185%和150%。

　　[7]布朗曾依據日韓臺的經驗進行“最保守的估計”：到2030年，中國人口將增加到16億，糧食（谷物）產量將比1990年減產五分之一，而消費則將達到6.41億噸，進口赤字將達到3.78億噸。就截至目前的情況而言，布朗高估了人口增加的幅度，誤讀了糧食產量變動的趨勢，但也低估了糧食消費的增加速度——按谷物口徑，包括進口（2559萬噸）在內，2017年的消費（供應）量已達6.41億噸。

　　[8]根據《中國飼料工業年鑒》和相關報道，納入統計的工業飼料1995年突破5000萬噸，2005年突破1億噸，2012年（1.75億噸）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2017年達到28465萬噸，加上家庭散養用飼料糧，可能超過3億噸。

　　[9]玉米畝產在1990-92年平均為303公斤，2016-18年增至404公斤，對應的大豆畝產則分別為95公斤和122公斤。

　　[10]見郭絲露、梁月靜：“擋不住的走私牛肉”，《南方周末》2014年12月11日。

　　[11]聯合國糧農組織依據人均需要和可獲得的熱量估計，到2012/2014年，中國仍有1.51億人營養不足，比1990/1992年的2.89億人減少了48%，營養不足發生率從23.9%降至10.6%，但其估算方法和結論都存在爭議（樊勝根，2015），且營養不足是由多種因素造成，不同于食物數量不足造成的饑餓。

　　[12]到2014年，中國已成為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國家(/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6/0405/c398004-28251333.html)，超重和肥胖造成的直接、間接損失可能占到中國GDP的4%（樊勝根，2015）。

　　[13]綜合多項報道資料，到2016年，中國農業中的溫室-大棚占地面積已接近2000萬畝，地膜覆蓋面積超過2億畝，農用薄膜使用量高達260萬噸。

　　[14]以抗生素為例，養殖業的施用量在2006年估計為9.7萬噸，在2013年占到全國總用量（約16.2萬噸，占世界總用量的一半）的52%。這導致大量的“抗生豬”、“抗生雞”、“抗生魚”走上餐桌，在食用肉乳制品和水產品中多次檢出殘留，而排放進入水土的抗生素估計每年達5萬多噸。相關報道見《南方日報》2010年11月30日；《中國經營報》2011年4月16日；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5/0616/c14739-27163383-2.html。

　　[15]FAO曾在2006年估計，每年有7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是由畜禽排放，占全球總排放的18%。但世界銀行前首席環境顧問古德蘭等人分析認為，牲畜及其副產品至少排放了32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占世界總排放的51%（Goodland，Anhang，2009）。考慮到中國的畜牧業產量，其對氣候變化的影響不可忽視。

　　[16]參照網易網報道“竭澤而漁二十年”（http://data.163.com/14/0516/04/9SBDOFOE00014MTN.html）。

　　[17]筆者2018年10月在蘇南某地調查得悉，當地1畝魚塘的化肥施用量甚至不亞于1畝水稻的施用量。

　　[18]《每日經濟新聞》2015年7月15日；《農民日報》2017年4月16日；《中國日報》2018年5月16日；央廣網http://country.cnr.cn/snsp/20181127/t20181127_524427513.shtml。

　　[19]李鵬：“‘土畜禽’品種消亡憂思錄”，《羊城晚報》2012年12月15日；周范才、王玉寧：“中國豬種危機”，《瞭望東方周刊》2013年5月27日；張渺：“動員起來、保衛豬圈”，《中國青年報》2018年12月26日；付永軍，2018。

　　[20]茅于軾：18億畝耕地紅線完全不必要，見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fhzl/20100728/2452490.shtml.

　　[21]《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年9月6日。

　　[22]據巴西環境部報告，在2015-2017年兩年間大豆造成叢林砍伐約846平方公里，而在2008年以后的6年間年均砍伐6847平方公里。見http://www.chinafeed.com.cn/dadou/201801/12/106796.html。

　　[23]Uki Goñi, Soy destruction in Argentina leads straight to our dinner plates,The Guardian, 26 Oct 2018.

　　[24]據《中國經濟時報》2008年6月24日報道，“目前經營的油棕種植園有三分之二都涉及森林砍伐。”而在2009-2011年間又有124萬公頃的雨林因油棕而倒下（https://www.greenpeace.org.cn/46498/）。棕櫚園的擴張不僅毀壞了森林和泥炭地，在很多情況下還迫使當地的土著居民離開土地，僅在2008年就有513起原住民與種植園公司之間的沖突。見https://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09_10/28/443061_0.shtm。

　　[25]聯合國糧農組織：《2015年全球森林資源評估報告》，第9-11頁。

　　[26]食物浪費是一個世界現象，而中國近年來每年的食物損耗和浪費量約為1.2億噸，其中僅餐桌上的浪費就達到1700-1800萬噸。見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和平組織：《食盡其用：海內外食物損耗與浪費產生與再利用模式研究報告》，2019年10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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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周晚晴（2019）：“亞馬遜之火，因何燃起，誰在加油？”食通社9月19日（/http://www.shiwuzq. com/portal.php? mod=view&ai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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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FAO,2006,Livestock's Long Shadow: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Options, http://www.fao.org/3/ a0701e/ a0701e00.htm

　　21. Goodland, R.，Anhang, J.,2009,Livestock and Climate Change,world watch 22(6):10-19.

　　22. Yang Yu,et al.,2013,Tele-connecting local consumption to global land use，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23, Issue 5, pp.11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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