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是國泰民安的基礎，無糧不穩，如果飯碗不能牢牢地端在中國人自己手上，就很可能會被卡脖子，就很可能造成嚴重的不穩定。糧食只能從土地上生產出來，保持18億畝耕地紅線是舉國上下的一致共識。

　　同時，中國正處于史無前例高速城市化和快速工業化時期，在中國現代化偉大進程的關鍵階段，農地非農使用搞建設也是必然的，搞建設就要占用土地，就有農地非農使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家對耕地非農使用缺少硬性的管理規定，鄉鎮企業建設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占用了大量農地乃至耕地，出現了耕地保有量的急劇減少。2008年修訂《土地管理法》出臺和嚴格執行，即使征收土地也要有國家建設用地指標和土地農轉用批準，以及必須實現耕地占用和補充的平衡，即地方政府占用耕地前必須新增同樣數量和質量的耕地。新增耕地可以通過復墾農村宅基地、開荒以及通過土地整理等辦法，土地整理就是通過對現有耕地的整理，減少田埂、溝渠占地，從而新增耕地面積。多管齊下，耕地保有量快速下降的局面終于控制住了。

　　雖然耕地數量保住了，耕地質量卻在持續下降。一般來講，適合工業建設和城市建設的地方都是河谷地帶，地勢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這些地方搞建設，占用的都是最為肥沃高產出的耕地，補充耕地則多是之前不便于耕種的貧瘠且往往灌溉也不方便的荒地，尤其是中國傳統主要糧食生產地區比如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和成都平原，耕地減少速度很快，過去的糧食調出地區已變成糧食調入地區了。

　　因此，之前的國土資源部就主張，要在之前國家劃定基本農田基礎上進一步劃定永久基本農田，所謂永久，就是無論什么情況下面都只能種糧食，不允許非糧化更不允許搞建設。過去做規劃有三個不同的規劃，即產業規劃、城市規劃和土地規劃，實行起來往往三規不合一，產業規劃和城市規劃高于土地規劃，土地規劃服從于城市規劃，土地保護尤其是基本農田的保護無法落地，因此在2013年開始推三規合一，要求產業規劃和城市規劃必須以土地規劃為基礎。這樣一來，在城市發展中遇到永久基本農田，就可能為保護永久基本農田，搞跳躍式城市建設，結果就是城市聚集功能受到影響，需要投入更多基礎設施建設資源，城市運行成本更高，城市生產生活成本也更高。這樣的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的代價就高到不可承受的地步。

　　除了永久基本農田不允許征收搞建設以外，可以征收搞建設的土地也必須要在建設規劃區以內，且必須要有建設用地指標。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都要搞建設，為防止地方浪費土地，國家每年給地方下達相對偏緊的建設用地指標，從而使建設用地指標因為稀缺而具有了很高的價格。在蘇南要獲得一畝建設用地，必須要支付兩筆成本，一是建設用地指標費大概140萬元/畝，二是水田農轉用費30萬元/畝。也就是說，一畝建設用地成本至少要在170萬元以上，如此高昂的建設用地成本，最終也只可能攤到生產和生活成本上，結果就是，本來具有良好生產區域優勢的蘇南只能將所謂落后產能淘汰，這些落后產能的一部分轉移到東南亞，一部分轉移到中西部。

　　轉移到中西部的落后產能也要占用建設用地，中西部地區財政能力比較差，無法高額支付建設用地指標費，因此，中西部地區就通過增減掛鉤等辦法，拆農民房子將農民宅基地復墾為耕地而盡可能少地支付補償，從而獲得廉價建設用地指標。更有“三州三區”通過增減掛鉤來籌措扶貧資源，以及有關部門指望通過農民宅基地復墾形成城市建設用地指標來籌措鄉村振興所需要巨額投入。增減掛鉤拆了農民房子，將農民宅基地復墾為耕地，這些耕地肯定不是特別肥沃的高產耕地，“三州三區”本來生態條件就差，拆了農民房子將農民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后，農民都進城了，誰來種地？復墾出來的耕地很快就撂荒了成為荒地。花了很大代價（拆房子和復墾），又通過指標來獲取了高額增減掛鉤指標費（一畝50萬元），只是換來一塊荒地，這里面沒有創造出財富，甚至沒有形成有效耕地，卻浪費了大量資源。唯一可以看到的不過是由城市通過人為提高土地成本（從而提高的城市生產生活成本）轉移而來的財富。即使復墾出來的耕地可種，其成本也相當高。用大量資源去與農民宅基地過不去，非得將農民宅基地作為目標去復墾，結果就是代價大，成本高，而復墾出來的耕地卻質量一般，產出有限。

　　耕地當然要保護，不過，耕地保護也要講科學，要有成本意識，不講條件、不計代價保護耕地，將耕地保護與當前中國快速工業化和高速城市化對立起來，這樣的耕地保護就走偏了。

　　理論上說，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相當于有144億畝土地。如果不計代價，就是在沙漠上也可以建造出土地。當前中國農業主要靠科技進步和低產田改造，也包括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從而提高耕地復種指數。應當說，只要中國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實現現代化，中國就有能力和實力在全國144億畝國土上面搞開發，讓144億畝國土為中國人民提供充足的農產品，讓中國人的飯碗緊緊端在中國人自己手里。反之，如果在當前中國正處在現代化艱難的爬坡階段，不計成本不講條件地保護耕地，極大地推高生產生活成本，抑制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并因此讓中國現代化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這樣的耕地保護就走到反面去了。

　　舉個例子，如果保護一畝耕地要花費200萬元，按2%的年息，一年就要有4萬元財務成本。如果將200萬元用于改造低產田，最少可以改造200畝，即使改造低產田每畝僅提高10%的農業產出，也可以增加數倍農業產出。而若將每年4萬元用于提高農產品價格，僅每斤糧食提高0.1元，就可以提高40萬斤的糧價，也就可以提高200畝糧田的糧價（按每畝2000斤/年產出計算），按糧價提高0.1元/斤復種指數提高5%計算，就相當于新增100畝耕地。應該說，這個賬是很容易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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