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1950年后阿勒泰地區行政系統的建立與公社化運動令部落失去了對游牧活動的控制，都市化的進程開始預演。80年代以來阿勒泰地區的經濟重心從牧區轉移到城鎮，經濟多元化與都市化趨勢相輔相成。種植業的發展令一座座密集聚落拔地而起，促進游牧民向定居轉化。伴隨著承包責任制的施行，氏族公用的草場被各戶分割使用，與主流經濟學中“公地悲劇”相反的“私地悲劇”隨即在畜群轉場時上演，牧民不得不改變集中離開冬牧場的習慣。

　　生活成本的上升迫使牧民開墾草場種糧，定居者筑起圍墻分割草場與耕地，乃至地方政府雄心勃勃的水土開發計劃，都威脅著牧區生態與牧道的完整性。旅游業的需求推動公路侵奪牧道，鋼鐵橫沖直撞、生命墜落山崖的慘劇一幕幕上演。當不得不穿過城鎮的畜群被人流車海包圍在十字街頭戰戰兢兢時，無助的牧民是否會想起“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8月3日（周六）晚上，本文作者崔延虎老師將與我們分享他在草原地區近四十年的田野經歷，剖析當前游牧者困境的深層原因，并展望游牧者和游牧生活方式的未來。“牧道”在何方？歡迎讀者朋友們一同探索！

　　1999年阿勒泰北屯鎮（現北屯市），

　　穿過城鎮的游牧者 | 圖片來源：崔延虎攝

　　作  者 | 崔延虎，新疆師范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所教授（退休），主要研究領域為牧區人類學、綠洲生態人類學。

　　阿勒泰牧區位于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準噶爾荒漠以北，阿爾泰山脈以南，西部與哈薩克斯坦、東部與蒙古共和國、北部與俄羅斯阿爾泰邊疆區接壤。阿爾泰山脈地區在歷史上是內亞游牧人口活動的主要地區，歷史學家認為這里是歐亞草原地區游牧民族的“搖籃”和游牧文化最重要的“發源地”之一；中國古代史籍中記載過的諸多游牧群體，如塞人、匈奴、鮮卑、柔然、高車、鐵勒、突厥、葛邏祿、蒙古、烏梁海、哈薩克等，都在這個地區游牧生息過。阿爾泰山脈又是歷史上游牧民族遷徙流動的通道，許多游牧民族正是通過這里，走向中亞或中國內地河西走廊乃至更遠的東部。

　　喀依納爾1號石人，國家一級文物，2005年發現于阿勒泰市切木爾切克鎮，反映了濃厚的草原游牧文化風格 |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博物館紀念章”

　　1950年開始出現的社會制度變革仍然保留了游牧的生計方式和部落的組織方式，不過由此開端的一系列變化，特別是社會組織和生計方式的變化，要求這些地區的社會發展與國家的發展同步進行，都市化的進程也就由此開始預演。

　　首先是以縣為中心的行政系統的普遍建立，使過去縱向（以國家組織為主）一橫向（以部落一氏族組織為主）交錯的社會組織轉變成了以縱向垂直為主的社會組織（國家組織），游牧民開始進入了“再社會化”的進程之中，被以國家各級行政組織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組織網絡形式組織了起來，形成了新的生產單位(production unit)。

　　1958年開始的“公社化”運動，使公社具有了行政、政黨基層組織、生產、文化乃至軍事組織的多重功能（軍事組織的功能在阿勒泰牧區尤其明顯，因為這里是邊境地區），這樣就使縱向垂直的組織形式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公社或生產大隊（小隊）的名稱完全取代了過去部落一氏族的名稱。而在同時，部落和氏族逐步失去了組織游牧生產行為的社會功能，而只保留了協調游牧民婚喪嫁娶等日常生活行為的功能，部落控制游牧功能的喪失標志著它的完全解體。

　　這個文化上的巨大轉變使游牧民的“認同意識”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除了民族一部落一氏族認同繼續存在外，一種新的“地方或組織認同”(regional identity or organization identity)意識產生了，反映這一點的一個有趣現象是，過去來自不同部落的牧民在草原上相遇，告訴對方的是“我是某某部落或某某阿吾勒（氏族）的某某人”，公社化后則會告訴對方“我是某某公社或某某大隊的某某人”。

　　當代哈薩克族的婚禮依然盛大隆重

　　圖片來源：小紅書

　　從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開放加速了阿勒泰地區的都市化過程。過去主要作為地區行政中心的縣城和鎮的功能逐漸增多，其中最主要的變化是由政治行政中心成為了經濟中心。在1984年前，行政中心的工作人員每年有相當大的一段時間，一般是三個月，或是六個月“到牧區”去“抓”牧業工作，因為那時候牧區是這個地區的經濟重心。1980年以來牧區的基層干部（主要是游牧民）“進城”的時間越來越多，在城鎮里討論“牧業生產”，因為牧業生產有了更為明確的“指標”，完成這些指標的方法需要在城里召開的會議上商定，他們也希望在這些會議上為他們“鄉”或“村”得到更多的財政或技術方面的支持，以發展教育和其他事業。

　　牧區經濟重心的轉移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義，即傳統的游牧即將成為過去，多元化的經濟即將在牧區出現，而多元化經濟的發展必然需要都市化的支持，也加速都市化的進程。

　　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在游牧地區的快速發展也加速了這里的都市化進程。種植業在阿勒泰牧區的出現時期比較晚。以現在的阿勒泰市（過去是“阿勒泰鎮”，后來是“阿勒泰縣”）為例，據記載，在1795年（清雍正三年），駐扎在克蘭河畔的清朝軍隊開始設置屯田使的官職，組織士兵屯墾，開荒生產軍隊需要的糧食，但是，這種屯田規模很小，而且時斷時續，沒有形成農業人口聚落。到了清末（19世紀末），屯田的規模有所擴大，除了原有的軍屯外，接下來逐漸出現了以外來人口（回族、漢族移民）為主、主要從事種植業的“民屯”，個別的哈薩克、烏梁海蒙古牧民也加入了從事種植業的行列，再加上數量很少的來自俄羅斯的流民從事種植業，在其后的30多年間，種植業人口有了一定的增加，以生產糧食為主的種植業得到了明顯的發展。

　　即使這樣，種植業的引入并沒有改變阿勒泰地區以游牧為主的生計系統的基本格局。仍然以阿勒泰市為例，到了1949年，全縣耕地面積只有3.6萬畝，而且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帶，種植業的快速發展始于1960年。為了解決日益增長的人口對于糧食的需求，國家開始在阿勒泰地區組織了大規模的農業開發項目，建立了專門從事農業生產的國營農場和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公社。還以阿勒泰縣為例，到1980年，這個縣的耕地面積激增到了近42萬畝，增加了近12倍，總人口中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也從1949年的不到1% 增加到了40% 左右，這個地區的其他縣農業發展的情況與阿勒泰市相似。

　　論及阿勒泰地區種植業的快速發展并非與本文主題沒有關聯，相反，本文傾向于認為，種植業的發展是這個地區都市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因為，

　　第一，種植業的發展加速了人口聚落的密集化程度，隨著農業的發展，在廣闊的草原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農業人口聚落，這些密集的人口聚落后來逐漸形成了功能類似小城鎮的定居點，比如說公社化時期的公社機關所在地，僅在阿勒泰市就出現了14個這樣的聚落，其中的一些，如北屯，現在已經發展成了一個功能比較齊全的城鎮，這些聚落的周遍地區已經完全成為了農田和農民的居住點了。

　　第二，大部分種植業地區是靠開墾草場形成的，而開墾的草場大部分又分布在牧道兩側，因為這里的水源條件比較好，而且牧道很容易改造成為簡易的道路，有利于人員、農業物資和農產品進出。

　　第三，農業的發展為后來政府組織的游牧民大規模定居創造了條件，定居后的牧民的生計方式主要是從事糧食種植或種草，他們往往愿意選擇靠近牧道的地方，因為他們了解這里的水土條件。由此不難理解，阿勒泰地區的種植業發展實際上是這個游牧區都市化進程的一部分，而農業規模的不斷擴展、種植業面積的不斷擴大必然會危及到牧道的完整性，也必然會危及到游牧的繼續存在。

　　2020年3月阿勒泰的機械化春耕

　　圖片來源：阿勒泰市人民政府網站

　　過去的20年間，阿勒泰地區的都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出現了一批工廠和各種所有制的公司，大規模的交通建設使公路通到了幾乎所有的鄉，過去被牧民看作是“會跑的鐵馬”的汽車，穿梭于草原的各個聚落之間，人流、物資流和信息流的速度空前加快。與此“巧合”的是，阿勒泰草原牧道更為急劇的變化也發生在過去的20年間。

　　1984-1985年新疆牧區逐漸實行了類似中國農業地區的承包責任制政策，牲畜作價歸戶、草場使用權歸戶所有。公社化時期以公社為單位的草場管轄和使用方式轉變為以牧業戶家庭為使用單位的方式。生一戶游牧民依據其家庭人口的多少，獲得了一定面積的草場使用權，開始時使用權為15年不變，1994年后使用權延長到了30年不變。草場使用權的這種變化徹底打破了阿勒泰草原地區歷史上長期實行的“草場屬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組成的氏族‘阿吾勒’公有公用”的制度，也使游牧民在得到供自己家庭使用的草場喜悅之余，處于一種新的窘況之中。

　　因為過去游牧時，經過牧道使用的草場屬于“阿吾勒共有”或“公社公有”，人們都遵守歷史上形成的“習慣法”，在很短的時間內一個“阿吾勒”的牧戶或一個生產隊的牧戶會準時出發到達春牧場；而現在草場歸戶使用，游牧時沿牧道前進牲畜必然要“侵入”其他家庭的草場內，每一年春天從冬草場出發游牧，先出發的牧民家庭的牲畜往往把牧道周圈草場剛剛返青的牧草啃食一空，這就迫使一部分牧民改變過去在相對集中的一段時間內從冬牧場大規模出發游牧的習慣做法（實際上，過去離開冬牧場的時間限制具有牧區‘習慣法’的作用，不按規定時間離開冬牧場出發游牧被認為是違背‘習慣’的），過去一個游牧群體（部落時期的‘阿吾勒’、公杜時期的‘生產隊’）的全部牧戶家庭的牲畜必須在大約3周內陸續全部離開冬牧場，而現在最先離開的和最后離開的時間間隔延長到了6-8周。

　　草場使用權歸戶也使牧民對待草場的行為發生了變化。雖然現在的牧民們清楚歸自己使用的草場的所有權是國家的，并不是自己的，但是30年的使用期使他們產生了心理上的安全感，也使他們有了他們的前輩從未有過的“我的家庭有一片自己的草場”的潛意識。

　　2015年秋季阿勒泰牧民轉場

　　圖片來源：太平洋攝影部落網站

　　從1994年開始，由于糧食價格的提高和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于游牧民在生活必需品價格上的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牧民的糧食和生活必需品消費的支出增加了很多，對阿勒泰市兩個牧業鄉、布爾津縣一個牧業鄉和福海縣一個鄉72戶牧民家庭的田野調查中獲得的資料說明，1997年-1998年游牧民家庭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支出比1992年-1993年平均增加了37%，而同期平均收入增加僅為16%（上述兩項均扣除了物價上漲因素）。

　　為了減少購買糧食的支出，很多牧戶家庭在自己使用的冬草場或春秋草場開始開墾草地種糧，而這些被開墾的小塊草場大多數也位于牧道附近。他們開墾的耕地與已經定居的牧民或從事種植業的農民的耕地相距不遠，這就再一次形成了對牧道的威脅。同時農民、新的牧民定居戶的耕地里的農作物也經常受到經過附近牧道或在旁邊草場上放牧的畜群的踐踏和啃食，于是，他們從1990年初開始在耕地和草場分界的地方用土筑起了圍墻或種植了帶刺的灌木林帶。

　　例如，阿勒泰市汗德尕特蒙古鄉的農民和定居牧民在牧道和春秋草場邊緣和他們的農田之間修建起了大約15公里長的土石圍墻，把原來本來是生態環境一體的前山草場劃分成了兩個相臨而不同的生態環境區域，天然草地和人工開墾的耕地。原來同一的草地生態環境由于農業的發展發生了變化，而游牧民和農民及定居牧民之間的沖突事例也因為利益的不同增加了。

　　定居點的擴大以及周圍種植業的快速發展，阻礙了來往于傳統牧道上的游牧活動，也在日益威脅并有可能阻斷附近牧道的暢通。這種前景在近幾年阿勒泰牧區出現的政府為牧民定屬而進行的大規模水土開發的背景下日益明顯，現在由地方政府（縣鄉）規劃組織的水土開發，往往也是在河谷和前山牧場的牧道兩側，而且規模很大。一個定居牧民農業開發區的面積一般在1萬畝到10萬畝之間，比如，在布爾津縣，已經建成或正在規劃建設的農業開發區數量達4-5個，這些開發區大都位于河谷地帶和前山春秋草場的平坦地帶，也就是牧道經過的地區。如果這種開發規模繼續發展下去，牧道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草地植被、林木和水源）將會在比較短的時期內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原來暢通的牧道將會被割裂成若干不暢通的區段。

　　1995年春，阿勒泰汗德尕特蒙古鄉，農民

　　修筑圍墻以阻擋畜群 | 圖片來源：崔延虎攝

　　在都市化進程中，旅游資源開發、公路交通建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阿勒泰地區近年來把旅游業作為振興地區經濟的支柱產業。由于旅游景點一般都在高山夏牧場、高山林區或中夏過渡牧場中，為了發展旅游業，地區加快修建通向旅游景點的公路，而這些公路大多數也是沿著傳統的牧道而設計修建的，有些公路就修建在牧道上，如從布爾津縣城到哈納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旅游點的公路就修建在該縣500多戶牧民轉場使用的一條古老牧道上。在牧民轉場時期，數萬牲畜：羊、馬、牛和駱駝，擁擠在公路上，與來往的汽車爭搶前進的通道，在山隘口時常發生牲畜被汽車擠到懸崖邊、甚至掉入山谷的慘劇。

　　作為都市化組成部分的公路成為了牧道存在的另一個威脅，而作為都市化象征的汽車則把游牧民和他們的畜群擠壓到了公路的邊緣，因為他們的牧道已經被改建成了公路。

　　2019年6月， 穿越阿勒泰高山牧場的公路

　　圖片來源：美篇網站

　　一百多年前，阿勒泰地區基本上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城鎮，唯一的一座比較大的聚落—承化鎮，只具有行政中心的功能。城鎮的出現和發展只是近五十年內的事。今天，都市化趨勢的發展使傳統的牧道變得復雜起來。在每年春秋季節牧民轉場的時候，在這里的許多城鎮和農業聚落點，都會出現一群又一群的牲畜在游牧民的驅趕下艱難的穿過街道的情景。城鎮的人流和來往的汽車，往往會把群和它們的主人圍堵在街區的某個“交通擁擠”地方。穿過城鎮游牧不僅便游牧民對都市化產生了恐懼的心理體驗，而且也使他們感到牧道已經在發生著變化。

　　曾有一位來自福海縣的哈薩克老牧民騎在馬背上，站立在北屯的中心十字路口，眼望著自己散亂無助的畜群在汽車喇叭聲的驚嚇無法前進的窘況，向在這里指揮交通的警察提出要求，請他幫助自己的畜群通過十字路口，但是這個年輕人也很困惑，因為他不知道如何指揮這些畜群通過大街。

　　這是都市化進程中阿勒泰牧區游牧民面臨的現實和窘況。

　　2022年的北屯城市景觀 | 圖片來源：胡楊網

　　—END—

　　文章來源：《中國都市人類學通訊》2001年第3-4期

　　原文標題：《穿過城鎮游牧：都市化進程與牧道的窘境》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