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節，微博、新浪新聞聯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等單位，開展了家鄉問卷調查。其中一項是關于村莊空心化程度的。有30%的調查對象反映所在自然村為高度空心化的狀態，44%的調查對象反映所在自然村為中度空心化的態勢，高度空心化和中度空心化的村莊占比高達73.8%，而低度空心化和非空心化的村莊占比只有27%左右。

　　村莊空心化是一種客觀的經濟社會發展趨勢，需要辯證認識。和一些社會輿論的觀點不同，我們這里所說的“空心化”  是一個描述性概念，本身并不是社會問題。空心化并不是說，村莊已出現了無人種田、無人居住的普遍現象，政策更不能依據這種錯誤的事實制定。中國農村人口大規模城鎮化是近20多年的事情，農村全面邁入小康社會才幾年。目前鄉村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約35%，也就是說，還有4億多人常住鄉村。其中約有一半人口從事農業生產，農業收入并不多，卻十分重要。

　　留守人口的結構是“老弱病殘+中堅農民”：多數是在農村養老的老人、進不了城的留守兒童、照料老小的婦女、身體病殘的弱勢人群，這些人口占村莊留守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有少數青壯年人口，一般也是中年人，五十歲到六十歲居多，他們抓住了農村有限就業機會，利用村莊農業、工商業資源獲得一定的收入機會，這些是農村的“中堅農民”群體。

　　因此，鄉村依然很重要，鄉村仍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從政策上看，當地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堅持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堅持“大穩定”，堅持土地掌握在農民手中，保持土地流轉的可逆性。在政策上，要警惕“無人種田”等話語流行造成的政策誤區，警惕借此推動工商資本下鄉、經營鄉村，擠壓普通農戶的生計。

　　一、人口加速城鎮化，教育是加速器

鄉村“空心化”是現代化進程的客觀趨勢。打工經濟是農村人口流出的初始驅動力。2004年，我國農民工總規模就超過了2億人。202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562萬人，接近3億。農民在20年前就認識到，“打工總比種田強”“不打工，死路一條”。目前農民工是農民家庭主要收入來源，是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

　　打工經濟導致農村勞動力的老齡化不斷加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顯示，農林牧漁業35歲以下就業人口占比為13.6%。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十分明顯，糧食生產中的勞動力老齡化更為嚴重，達到了接近60歲。

　　農業經營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降低到20%以下。2020年的全國住戶調查數據顯示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31.5元，其中直接來源于家庭農業經營的收入僅有23.2%。

　　在中部地區村莊調查，一些土地資源不豐富的村莊多數家庭的農業經營收入占比降低到10%及以上，農業成為了“糊口農業”。

　　近年，村莊人口流出程度加深，源于農村人口城鎮化。農村人口進城購房、農村孩子進城接受教育，農村老人也不得不進城居住生活，留在農村養老的時間被壓縮了。

　　進城購房成為這10年來中西部農村青年的重要的投入方向。部分中部縣域的人口城鎮化率1年提高1個百分點，農民大量涌入縣城購房。

　　2014年時，湖北沙洋縣村莊農民購房比例就已有了40%左右，居住城鎮化呈加速之勢。2024年，筆者調查時，發現村莊進城購房的農戶比例已經達70%以上。剩下的未進城購房的農戶，要么是在等待子女在哪里落腳，要么確實經濟困難，比例在30%以下。沙洋農村代際支持力度大，而且子女少，家庭資源集中支持，進城購房速度很快。

　　農村青年進城購房，主要是兩個因素驅動的，一個是結婚需要，另一個是孩子教育需要。在本問卷中，有79.24%的受訪者表示家鄉年輕人結婚需要在城里買房。我們長期在全國調查，已經很少發現結婚只需要在村莊建新房。在縣城有房，就意味著能在縣城學校讀書。八零后九零后接受了現代教育觀念，愿意把孩子送到城里接受教育，擺脫父輩劣勢的學歷。教育是更普遍的因素。

　　由于農村孩子進城上學，年輕勞動力難以兼顧，農村老人不得不進城“陪讀”，成為“老漂”。這些都加劇了村莊的空心化。有回鄉觀察寫道，“孫子/孫女的出生和老伴的去世，是我們這小小村莊里扎根的大多數老人們口中前往城市的重要緣故。”老人們說，“孩子們出息了是好事兒，就是在大城市呀，有點不習慣，但沒辦法，他們工作忙，孩子需要我們照應”。

　　農二代進城購房、農村兒童教育的城鎮化，對鄉村的價值有巨大的影響。有回鄉觀察指出，對于部分2010年后成長起來的農村小孩而言，他們童年記憶中的家鄉已然不同于他們80后、90后的父母輩了。這與上海鄉村90年代的故事相似，故鄉不再有鄉愁意義了。

　　他們基本上沒有經歷過農業生產和完整的村莊生活，他們在縣城接受教育。很多孩子基本上不會使用方言，常常是在人情酒席、傳統節日祭祖、春節返鄉時跟隨家人回一趟老家，家鄉似乎成了一個儀式性的存在。

　　與進城購房同時發生是汽車在鄉村的快速普及。這幾年，鄉村農民家庭重要的變化是打工青年開車回鄉。在附近縣市務工的中青年農民工、留守在村莊的青年人、中年人也有部分開車。汽車在鄉村接近普及。相對于進城購房，汽車普及速度更快。

　　從全國來看，農村地區的汽車駕駛人增長也很迅猛，也進入了汽車社會。截至2022年11月底，農村地區機動車駕駛人年均增量超過1300萬人，已達2.89億人，占全國駕駛人數量的57.8%。這其中有很多是外出農民工。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中部地區某村的汽車教練夏某說，本地農村的汽車普及率達到了60%以上。主流價位是七八萬到十幾萬元的汽車，有少量富裕戶購買豪車。超過七成的多數八零后、九零后農民工都考了駕照。和城市一樣，高中畢業之后，考駕照成為農村大學生的必選項。在汽車社會的影響下，城鄉日益融合，缺乏之前的距離感。步行時代，農民在周邊村莊生活，鄉村是一個親密而又熟悉的社會，是熟人社會，進一趟城真是很難啊；摩托車時代，農民到鄉鎮購物是經常的，去縣市則要靠公共交通，要“等車”，并不那么方便，縣城仍然是遙遠的。汽車社會來臨后，農民去縣市就很容易，城鄉已經沒有距離，說走就走。這幾年，城鄉公共交通已基本無市場，成為需要政府補貼才能正常運行的準公共品了。

　　二、農二代是“偽中產”，打工掙錢靠加班

　　當前一個農民家庭有兩種生活方式，年輕的農二代有車有房，“農二代”的生活方式已經中產化了、城鎮化了。年老的農一代，無論是在城市務工的農民，或者退守農村的老人，則保持較為傳統的生活方式。

　　農二代的消費主義是伴隨城鎮化而興起的。上文說，比較典型的大宗消費是城鎮商品房、小汽車和城鎮化的教育。僅僅依靠年輕農民工的就業是難以支撐這種高消費的生活方式的。

　　就是說，農民家庭的城鎮化并沒有因進城就業、購房、購車而完成。縣城的城鎮化是“未完成的”是“半城鎮化”，農二代是進城一代，他們是“新市民”階層，卻并不是典型的城鎮社會的“中產”階層。

　　中產階層應該是正規就業、有社會保障、收入較高的社會階層。農民工則不是，他們從事非正規就業，沒有城鎮的社會保障，收入也不高。2024年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有43.08%的受訪者表示今年外出就業的村民普遍反映工作比較難找，只有9.34%的受訪者表示今年外出就業的村民找工作比較順利。農民工就業明顯受到宏觀經濟下行的影響。

　　農民工要想獲得高一點的收入，要么能吃苦，要么有技術，要么善經營，要么有文憑。對普通農民工而言，最普遍的提高收入的方式是“吃苦”。其次是掌握一門技術，如木匠、泥水匠、鋼筋匠等，這種技術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再次是經商創業，或接受更高的教育。前兩者是較為普遍的，后兩者則并不普遍。經商創業是少數人的冒險，接受更高的教育對于農民工而言更是奢侈的。因此對于農民工來說，吃苦耐勞成為最重要的品質。

　　吃苦的一大表現就是農民工“自愿加班”，希望獲得更多收入。即使靈活就業群體，他們也希望有更多的活、接更多的單，勞動強度很大。一個在家帶孩子的農村中年婦女說，她的丈夫常年在廣州物流公司，月工資平均達到9000元-10000元，但是辛苦，從早上9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2點。一個長期在外打工的農村婦女說，在忙時，工人起早貪黑、睡不好覺，皮鞋廠工人經常做到12點，回到出租房洗漱，到凌晨1點睡是經常的。這樣一個月做到8000元，甚至做到1萬多元都是有的。在廣東一個制造業工廠，廠長反映“工人喜歡加班”。“普工加班一般2個小時，不超過3小時，可收入60元。如果企業訂單多，就會排單，分派任務。工人也喜歡加班。”一位工人說，工人的工作時間一般是8到10個小時，從去年到今年都沒有加班。由于賺不到錢，35歲以下的工人都走了，有十幾個。對于他們而言，家里有很多負擔，上有老下有小，不賺錢養不活。

　　農民在縣城購房，并不意味著選擇長期居住。縣城房屋的空置率高企。問卷數據分析發現，在縣城買房的農民中只有1/3左右的農民長期居住，剩余的2/3的農民要么是偶爾去居住，還有8.85%的農民購房后，房屋長期空置。這根源于縣城難以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

　　一個回鄉觀察的作者寫到，在皖北村莊，“（農民）在城市買了房，與其說農民進了城，圓了城市夢，不如說象征性地進了城，象征性地圓了城 市夢。” 在贛北的村莊，農民大量進城購房，但“一只腳踏進了縣城，但仍未立足縣城” 。在中西部地區的普通縣城，工業發展能力薄弱，可提供的就業崗位也有限，難以吸納農民工在本地就業。

　　不正規就業的農民工收入不穩定，進城農民家庭是脆弱的。一篇回鄉觀察提及到一個中部的出租車司機的例子。

　　這個家庭的男人跑出租車，女人照料2個孩子。為了增加收入，小張跑車的強度堪稱極致，從早上6點出門，到晚上6點回來，中午也不回來吃飯，在車上吃，每天工作時間達到12個小時。而2020年疫情帶來的連續數月的封控使得剛剛買完房子的小張面臨嚴重危機。作為一名出租車司機，一旦停止運營就意味著毫無收入，而小張每月房貸需要還5000元，恰逢疫情期間的物價高漲，導致本已積蓄無多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疫情封控1個多月后，老張家便見了底，連小孩子的奶粉都快買不起了。

　　為了更好地滿足在縣城的生活需要，農民家庭的應對策略是“一家三制”：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繼續前往大城市務工，而陪讀媽媽或奶奶、姥姥在本地縣鄉就業，留守村莊的老人則從事農業生產，從而形成“大城市務工+縣城陪讀就業+農村老人農業”的新型家計模式。這是一種最有利于家庭資源積累的家庭分工模式。

　　三、老一代農民工還在打工，既為自己，也為家庭

　　農村目前的“超齡農民工”現象值得關注。回鄉調查發現，不僅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低齡老人也普遍外出務工。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是農民家庭負擔日益沉重，農村老人選擇自養秩序。

　　從年齡上看，老一代農民工一般在50多歲，更老一些的農民工有60歲，到了“超齡”的階段。回鄉調查表明，農民工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年齡越來越晚。如果不是在幫忙帶孫子女，60歲的低齡老人都在爭取延長務工時間，一直到65歲以上才陸續回鄉養老，加劇了農村常住人口的老齡化程度。

　　在中部一個丘陵地區的村莊，村莊耕地資源很少，人均不足1畝，而且耕作機械化程度不高。外出的大齡農民工主要從事建筑業。即便最近2年，建筑工人的收入降低，但是大齡農民工并未返回村莊。對于大齡農民工而言，外出務工，即便收入降低了，但是還有收入。留在農村，則只能依靠農業糊口，缺乏大額現金收入。

　　60多歲的低齡老人還需要不少收入，才能維持生計。在代際責任重的農村，進城購房、支付彩禮等是父輩的責任，結婚時所欠下的債務需要他們延長務工年限。年輕子女進城生活、培養小孩，收入不高、生活壓力卻很大，老年人不愿意給他們增加負擔，希望延長務工年限自養。湖北荊門一個60歲的農民說道，要存夠20萬元應對養老。

　　老年農民工一般從事臟累活，做年輕農民工不愿意干的活。占第一位是建筑業。建筑業是吸收大齡農民工最多的一個行業。按照《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超過50歲的大齡農民工的比例接近30%，而在2018年，50歲以上農民工比例才22.4%，建筑業農民工的平均年齡是最大的。一代農民工從事建筑業的比例大，建筑業需要較強的體力，對技術要求不高。目前建筑業中一線工人中年輕農民工占比很少。老一代建筑業農民工說，“已經沒有年輕人愿意當學徒（學習建筑業）了”。建筑業的主力還是一代農民工，是50歲往上走的。建筑工地需要這一批農民工。

　　占第二位是較辛苦的中低端制造業。在20年前，制造業是吸引年輕農民工的主要方向。如何制造業面臨“民工荒”，主要是年輕農民工荒。相對于服務業，制造業的就業對時間、對紀律要求較高，管理較為嚴格。而且制造業相對于“服務業”的生產環境更差一些。一些制造業上游的企業，如水泥廠、煤炭加工廠等，需要大量的能忍受臟累環境的勞動力。

　　回鄉調查發現中部一個鄉鎮的煤炭加工廠，50歲以上大齡農民工占25%，從事最苦最累的工作。據工人說，“工廠所有崗位中條件差的、技能要求不高的、年輕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差不多也就是25%”。大齡農民工說：“現在這個年齡去其他地方都不要了，這里雖然污染大一些、干的活累一些，甚至有時候被小幾十歲的老板劈頭蓋臉罵得多一些，但是這里最起碼還要我們，還能掙個高工資，所以臟點累點、挨點罵沒關系，只要能把錢掙上就行了。”

　　中部一個村莊一個65歲的農民工，前2年還在上海一個工廠務工，主要任務是看管、操作機械，工作任務比較簡單。工資是一個月4000元，同樣的崗位如果雇傭年輕勞動力，則需8000元。工廠希望繼續雇傭這名農民工。但上海嚴格執行超齡農民工“清退令”，工廠無法繼續提供崗位。他不得不回到村莊，在附近打零工，一年收入1萬多元。

　　四、農民工回鄉創業的空間有限、競爭激烈

　　相對于分散的小農經營，鄉村創業被認為是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從創業主體來看，鄉村創業包括本地農民工返鄉創業、大學生下鄉創業、工商資本下鄉創業、政府支持的農村集體創業。

　　從宏觀來看，鄉村農業GDP占我國GDP的比例越來越小，鄉村創業空間越來越小。在一些城郊地區，也可以說是“半市場中心”地區，鄉村創業或許一定的機會。在這些地區，土地流轉比例較高，為農業創業提供空間，而且二三產業發展有一定的空間。而在普通鄉村，鄉村創業的機會很少，主要的產業是農業經營，二三產業發展缺乏空間。由于留守在村莊的勞動力眾多，而且主要是老人，這樣村莊能分配到創業者的資源很少。

　　鄉村二三產業創業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低端創業的特征，決定了一個創業項目一旦賺錢，就很快就后續跟進的模仿者，降低了創業利潤，最終導致創業失敗。對于普通的農民工家庭而言，每一個創業項目意味著投入幾十萬元，創業投入很快，而回本及盈利卻很有風險。

　　一篇報告提到某京郊農村“網紅咖啡館”的創業經歷。麥石是1995年生人，2019年年底回到了自己老家的村莊，開始謀劃發展自己的咖啡館。2020年，兄弟倆決定回村開咖啡館創業。麥石覺得回到村最大的變化，一是生活節奏變慢了，二是生活壓力減輕了，三是生活方式變簡單了。目前創業的風險是其他創業者模仿，降低了創業者的平均利潤。2023年，鄰村同樣開了一個“網紅咖啡館”，麥石的收入減少了一半多。“在本地，經濟實力更強勁的資本也開始逐漸進入了村莊，他們在裝修、推廣和營銷上的投入更高，隔壁村5月份開始投入運營的一家咖啡館便搶了本店近70%的客流，麥石坦言，去年本店做了50萬的業績，今年可能到不了一半。”

　　在普通的農業型村莊，能留住年輕人的主要就業機會是基層公務員、教師、醫生等體制性崗位。后發地區鄉村的工業化缺乏條件，那么這里鄉村的主要創業機會就集中于農業、生活服務業等。

　　在湖北陽新縣排市的農村，經驗規模最大的某種田大戶流轉了1500畝土地，父女倆人在家里種田，并成立了農機合作社，建立了糧食加工廠。另一個種田大戶流轉了1000畝土地，一個中年農民在種田。一個鄉鎮可能就幾個大戶，集中了經過高標準農田建設的、便于連片耕種的土地。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也在現代化，青年無人機手職業正在形成。學習無人機操作的人群以有高中、大專有時候學歷的年輕人為主。但這樣的機會也很少。據調查，一臺大型無人機一年植保作業面積2萬畝，一個鄉鎮就養活幾個飛手而已。

　　在普通農業，創業者和普通的農戶進行競爭，這是沒有前途的。在中西部地區，農村農業勞動力還有很多，流轉出來的土地不多，從事農業規模經營的機會并不多。

　　湖北省沙洋縣的農村土地資源豐富，2023年春節，政府搞了一個活動：迎你回家，留您在沙。政府統計回鄉農民工，摸底農民工留鄉意愿。從政策上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就業。但是當地基層干部說，農村沒有什么創業空間，農村也不能辦企業，都是基本農田。沙洋農村的種田農民普遍在60歲左右，年輕勞動力回來是沒有土地可種的。

　　電商發展影響了鄉村商業生態。鄉村快遞業是這幾年農村創業的重要領域。但也面臨激烈競爭，利潤下降。一篇回鄉觀察到基層快遞小店的經營困境。“作為末端網點，攤子雖越做越大，快遞件越來越多，全年無休沒日沒夜地的干，賺的卻還是那點錢，辛苦投入與最終回報卻越來越不成正比。其一是派費在減少。其二是不明原因的派費壓榨和回扣。”

　　隨著人口流出、快遞進村、私家車的增加，農村小店生意越來越差。一個村莊的小賣鋪的老板娘無奈地表示：“村里人越來越少了，現在基本沒什么生意可以做了”。曾經不可或缺的鄉村小賣鋪正逐漸沒落，甚至在走向消失。其他原因是，“路修了，私家車多了，小賣鋪生意走下坡路了。”有的村莊小店兼業做快遞網點，有的辦起了棋牌室。在一些小店，名義上的小店，實際上主要收入來源于牌桌提成，一天收入能有幾百元。

　　五、經營村莊、資本下鄉是政策誤區

　　各級政府很重視振興村莊，把發展農村經濟作為重要任務，推動經營村莊、扶持土地大規模流轉成為重要的路徑。

　　工商資本下鄉的空間并不大，尤其是進入種植業，因為這意味著工商資本要和億萬小農戶競爭。工商資本下鄉是沒有優勢的。和農戶相比，工商資本經營增加了土地租金（連片的水稻地的畝租金是500元）、雇工成本（按照兩個小工計算，畝雇工成本200元），這兩者加起來有700元以上。由于水肥、植保等管理不到位，大規模農場的糧食產量降低，降低了總收入。這還不計算工商資本投資的利息成本。

　　在中部水稻種植區調查，我們發現農民種1畝田，畝純收入能達到1000元左右。而工商資本的大規模農場，畝純收入一般是300元。如果遇到自然災害，還要虧本。因此，工商資本不得不有求于政府各類補貼，或者通過其他項目來彌補農場的虧損。在一個縣調查，發現超過300畝的水稻種植農場寥寥無幾。幾個規模大的農場均和政府項目有關，經營者要么是農業龍頭企業，要么是大型農機合作社，他們并非通過農業經營獲利，而是完成示范創建任務。

　　工商資本種植蔬菜瓜果也沒有優勢。在產前產中產后的一些社會化服務環節，工商資本可能具有一些優勢，比如建立集中化的種苗廠。但蔬菜瓜果是高度勞動密集的產業，難以機械化，工商資本是沒有優勢的（養豬是高度資本化的，工商資本就有競爭優勢）。在中部一個村莊，政府招商引資，一個長期在北京發展的房地產商回鄉建立了大型西瓜、蔬菜基地，10年來基地一直沒有盈利，每年虧損幾十萬元，企業老板只當是“做慈善”。村干部稱，農業產業本就不賺錢，投入大、利潤低，風險高、折舊率高。老板不懂農業，70%的時間都在北京做生意。雖然這個項目沒有起到示范帶動的作用，至少農民得到了地租和務工工資。

　　但從工商資本下鄉需求出發，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需要改變農村土地制度，推動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其后果是政府扶持工商資本下鄉打敗普通農戶，導致農民失去了退路。

　　當前農村不是無人種地，而是無地可種。從全國來看，目前農村常住人口還有4億多人，土地承包戶中，耕種10畝以下的農戶，還有19443.8萬戶，占全部土地承包戶是71.3%，農村在鄉農民主要是老弱病殘群體和少數“中堅農民”群體。

　　接近3億的農民工中，平均收入也僅4000多元，大多數沒有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這些人中的中老年人，未來5年、10年、20年，可能還要回到村莊養老，依靠土地獲得自養的基本條件。即使農二代進城了、他們的子女在城鎮接受教育了，他們也未必能完全融入城鎮，能完全離開鄉村。在10年、20年之后，農二代也有可能難以在城鎮養老，選擇回到家鄉的村莊。城鎮生活成本高，房屋面積小，二代人擠在一塊會引起很大的社會矛盾，而且在城鎮養老的情感體驗也比不上農村養老的情感體驗，源于村莊有耕地與老屋、有熟人社會、有歷史記憶、有庭院經濟。

　　目前鄉村振興的政策體系中，有一項就是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各級政府把集體經濟作為重要的考核指標，要求集體經濟達標。各地都在總結村集體經濟發展經驗。

　　《農民日報》2024年3月1日刊出《鄉村經營十大新變》，指向解決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主體與發展機制問題。結合浙江省的經驗，作者特別指出了在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超越村莊的“組團式經營”，規范化“強村公司”，培育鄉村職業經理人（CEO）的重要性 。

　　組團式經營的本質是聯合各個村莊（的強村公司），把分散資源、資本整合起來，聘請專門的經理人規劃產業項目。組團式經營很難解決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難題。當前農村集體經濟薄弱，源于農村經濟本就缺乏空間，這正是農村勞動力與人口大規模流出的原因。工商業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并不是把資源投入哪里，哪里就能發展起來。目前大多數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靠的是集體發包的機動地、四荒地資源，已經很少有村集體進入競爭性的市場辦企業搞經營了。

　　從調查來看，目前各地集體組團式經營，均是政府兜底的、安全的投資項目，組團并沒有解決村集體經濟發展難題。比如政府把村集體經濟收入（包括項目注資）集中到工業園區建立廠房，獲得出租收益；或者建立銷售性的合作聯社，把農村土特產品賣給政府制定的機關企事業單位。政府一旦不給優惠政策，村集體投資就沒有收益了。

　　十多年前，蘇南的政府為了平衡轄區內各村集體經濟的規模，建立了鄉鎮集體經濟股份合作聯社，滿足村集體最低年收入200萬元的目標。各個村集體向合作聯社注入資本，比例大致差不多，富裕的村莊由村集體自行注入資本，貧窮的村莊由政府財政幫扶注資。合作聯社經營的項目是政府特批的。比如農辦支持的“一村兩樓宇”，操作方式是地方政府批給聯社一塊地，可以造廠房、商場地出租，獲得收入。

　　對于更多的地方，政府并沒有能力為村莊提供集體經濟發展項目資金，也沒有安全的投資項目。中西部地區工業園區本身就有大量廠房租不出去，如果盲目學習東部地區，把集體經濟投入到園區建工廠，那么就極有可能面臨虧損問題。組團的集體經濟規模越大，虧損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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