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農業改革莫忘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
老兵義雄
什么是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這條根本路線的基本內容是什么?它發揮了怎樣的作用?筆者在好幾篇文章中都探討過這個問題,為什么還要單獨研究這個問題呢?因為我從網上看到,探討農業改革的不少學者很少涉及這個話題,現在的年輕人似乎也不知道還有根本路線的問題。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綱領,毛澤東時代的農業就是在根本路線的引領下寫成的,它是辨析農業改革大是大非的尺度,因而不可不察也!毛澤東在談路線教育時告誡我們,路線是決定一切的。對于一種(馬列主義的)路線,一種觀點,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要使廣大群眾都知道。現在我們正在進行黨史100年的學習,實際就是路線教育,因而,反復宣傳這條根本路線,對我們深化農村社會主義改革,解決好當前“新三農”問題的突出矛盾,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什么是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這條根本路線的基本精神和內容是什么?
關于這個問題,毛澤東1955年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和1962年中共中央下發的《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下稱《農業規定》)中,都有明確的回答。這條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這里所說的機械化和電氣化就是后來所叫的現代化。很清楚,這條根本路線的核心精神就是通過農業集體化逐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中國農業現代化為什么要分兩步走呢?實現農業現代化大致需要多長時間?毛澤東都作出明確的回答。毛澤東認為,中國的農業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形態中走過來的,中國農業的第一步的中心任務是,首先完成以改進耕作手段、改良土地質量、推廣農業技術、創造農業優質環境的農業的技術改革,為向農業現代化過渡創造條件,而因中國經濟基礎十分薄弱,農業的技術改革比較社會改革(即所有制的改革)的時間要長一些,估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需要20年至25年的時間。關于第二步,毛澤東預見,在完成技術改造后,再經過20年到25年的努力,就一定能夠基本實現黨中央所預見的和全國人民群眾盼望的農業現代化。按照毛澤東的預見,農業技術改造時間應在1973年至1978年間完成,農業現代化應在1998年最遲也應在2003年間得以實現。這就是農業根本路線的框架和為什么要分兩步走的原因。人們不曾忘記,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把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間定在20世紀末,其中農業現代化完成的時間就是重要的根據。
為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應當怎樣貫徹這條根本路線?
黨中央為此制定了一整套貫徹這條根本路線的方針與原則。最主要的方針原則是:
(一)確定了以農業為基礎的總方針
“我國的統一國民經濟計劃,必須以發展農業為出發點。安排經濟計劃的次序,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就是說,我們要從發展農業著手,來開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此,要求“國家一切部門制定的計劃和采取的措施,都必須以農業為基礎,而向農村,把支援農業、支援集體經濟放在第一位。一切擔負領導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共產黨員,都必須遵守黨中央的指示,力戒獨斷專行,不能妄自尊大,不能玩弄行政命令手段,不要嘩眾取寵,而是要埋頭苦干,和衷共濟,學會在經濟上精打細算,衡量利弊,分別先后,使一切工作都能夠腳踏實地,使計劃真正切合實際,使措施能夠行之有效。”
(二) 明確了工農業并舉和優惠農業的方針政策
“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在我國,不論輕工業或者重工業,都要以五億幾千萬農民的農村為主要市場。---因此,我們的各個工業部門,都必須堅決地把自己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 “為使我國從農業國變成為現代化的工業國,為使我國的社會主義農業能夠逐步地用現代技術武裝起來,工人階級要同農民建立深厚的同志式的友誼,要彼此互助合作,取得諒解,同時,必須在價格問題上照顧農民的實際利益,---這種正確的價格政策和工農業品的交換政策,對于進一步地鞏固工農聯盟,對于較快地促進社會主義工業生產和社會主義農業生產的發展,對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都是十分必要的。”
(三)明確規定了人民公社的地位、管理體制和必須堅持的方針原則
為促進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要求農業必須認真貫徹《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具體措施要求是:一是為著鼓勵農業生產的發展,照顧工業發展的需要,并且使城市人口和農業人口經常保持合理的比例,國家征收農業稅和統購糧食的數量,應該在適當的水平上,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 ;二是學會做生意,重視市場的作用;三是認真貫徹實行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同時,要貫徹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規定;四為著加強農業工作的領導,加強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領導,加強農村中的黨的基層工作的領導,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要選擇一批忠實于人民事業的、有相當工作能力的、懂得群眾路線工作方法的干部,到專區、縣、鄉村去,長期參加工作,在工作中自覺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和從群之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
(四)特別強調了技術革命對實現農業現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全黨為第一步的技術革命而努力奮斗。
二,毛澤東時代貫徹農業根本路線取得偉大的歷史成就
了解新中國建國史的都知道,為了逐步實現這條根本路線確定的目標,我黨從1956年起,接連不斷地發動和領導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運動。1955年,黨制定出臺了《1956—1967年農業發展綱要》,提出了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規劃,提出了糧食產量7—10年四五八百斤上綱要的目標,在綱要的引領下,全國很快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初級社向高級合作社的轉變,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在廣大的農村,合作社掀起了以興修水利、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業技術革命運動,使農村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家都知道,從1958年起,全國又掀起“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在初期雖然遭到巨大的曲折挫折,使社會生產力在一定范圍內遭受破壞,但人民公社發揮了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成就。根據這條根本路線,到毛澤東去世,中國已經建立了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已經超過了英國,以洛陽拖拉機制造廠為龍頭的農業機械制造業迅速地發展起來,農業機械化作業在勞動效率中已經占據了近40%的比重:廣大農村有70%以上實現了水利化;大批的荒沙鹽堿地被改造成優良的土地;全國建成1000多座大小的化肥廠,為農業創高產準備了當家的條件;袁隆平雜交水稻和其它高產農作物的改良獲得成功,主要農作物的產量大幅度增長;國民經濟總值世界排名從建國初期的第74位上升到第15位,70%的群眾解決了溫飽問題,受到聯合國高度贊揚;這些成果為向農業現代化過渡創造了優良的條件。
三,農業根本路線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1962年,黨中央在頒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時指出:黨的農業根本路線不是簡單的誕生的。它是我們黨在農村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堅持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產物。這就明白的告訴我們,在貫徹農業根本路線時時刻不能忘記農業戰線兩條道路兩種路線的斗爭。歷史和實踐表明,農業根本路線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推行的過程中,在黨內始終存在非常尖銳的爭論。十六大以后的不說,僅從三年經濟困難到解散人民公社之后就發生兩大回合。
第一次發生在“三年困難”時期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2年還處在 “三年困難”時期。為了解決初期人民公社把全部生產生活資料一切歸公社所有產生的惡果,黨中央提出了給農民小量的自留地,鼓勵群眾開小片荒,發展家庭副業,這些新的政策刺激了農民一家一戶的積極性,對促進生產戰勝困難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面對這一新情況,黨內,以農業部長鄧子恢為代表的一些同志主張在農村實行大包干的生產方式。什么是大包干呢?大包干就類似今天的家庭聯產責任制,是把生產效益同社員物質利益直接聯系起來的責任制管理形式。當年安微是大包干實行最早的省份。具體做法是:先按照人口或者勞動力包田到戶,然后逐畝定產產量,超產獎勵,減產全賠。同時還規定了“五統一”:計劃統一、分配統一、大農活和技術性農活統 一、用水管水統一、抗災統一。其基本精神是把社員的物質利益同勞動所得直接掛鉤。通過試點安徽認為 ,“責任田”制改變了計算工分只講數量、不講質量的缺點;堵塞了投機取巧的空子,能更好地體現多勞多得的政策;能提高每個社員對包產的責任心和生產積極性。毛澤東認為,這種大包干實際是主張單干,這不是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被否定了。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接著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單干以后兩極分化很厲害,只要兩年就很明顯”的話說道: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一片黑暗。1960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大部單干,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40%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際是大部分單干;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有的還是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集體化的鞏固,必須有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接受考驗--。8月20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上指著主張單干的鄧子恢說:究竟是單干好,還是集體好,要有歷史作結論。
第二次爭論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3年間
1978年,安徽出現了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區10個月未下雨,有6000多萬畝農田受災,400多萬人口的地區人畜飲水出現困難。入秋后,旱情更加嚴重,秋種難以正常進行。如不采取果斷措施,大片的土地將被拋荒。為了戰勝旱災,中共安徽省委決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種麥”: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種麥、種油菜,超過計劃擴種的小麥,收割時不加征購,由生產隊自行分配;鼓勵農民開荒多種,誰種誰收,國家不征統購糧,不分配統購任務。這實際是借鑒了當年大包干的經驗。萬里到北京參加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他找到鄧小平,把安徽實行責任制和他在農村目睹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匯報,表明他支持這種做法,請小平指示。鄧小平聽后的答復是:“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萬里為什么專門請示小平?因為,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安徽提出搞大包干的問題,但遭到與會各省的反對。與會代表認為,人民公社的體制經過20多年的實踐證明并無什么不適應。為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專門發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切實保護”。1980年1月下旬,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管理會議在京召開。會上安徽介紹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經驗,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熱議。熱議的焦點是包產到戶到底姓“資”姓“社”的問題,大部分人對安徽的做法持反對意見。國家農委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規定辦,“不許分田單干”和“包產到戶”。會后,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再次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規定。1980年3月,萬里調中央工作,安徽把家庭聯產責任制由局部推向全省,再后來推向全國。至此,集體經濟被取消,集體化道路中斷了。
四,農業根本路線要不要回歸還能不能回歸
家庭聯產責任制推行七八年后,小農經濟的弊端一天天顯露出來。集體經濟解體后,社會開始出現新的貧富不均,“新三農”問題成為困擾農村發展的突出矛盾。特別全面實行市場經濟以后,農村的貧困問題不是減少了,反而擴大了,出現了新的兩極分化,出現了新的剝削階級,按照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到2000年農業本該實現現代化了,可全國的廣大農村卻還停滯在個體經濟的小農時代。社會發生了毛澤東當年所關心和擔心的問題。為什么會發生這樣不正常的變化?從人民公社時期走過來的人們開始反思。他們反思的結果認識到,農業改革不該背離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
1965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講:“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的國家就不安穩了。”還說,對于包產到戶,“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引自《毛澤東傳》)中國今天發生的問題,出現的局勢,印證了毛澤東的預見,毛澤東當年反對和憂患的問題都精準的應驗了。
對照毛澤東的談話,人們進一步認識了農業根本路線的正確性。于是,又引出了是否重返集體經濟的大辯論,這場大辯論實質就是要否回歸農業根本路線的大討論。2016年,習近平在小崗村農業改革現場會講話時指出:農業改革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集體經濟搞沒了。總書記的這個指示實際亮出了農業改革的底線,這是討論農業改革不能超越的原則。我國當前的農業改革要不要回歸農業根本路線,還能不能回歸農業根本路線?相信經過正反兩面體驗的最廣大的農民,一定會作出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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