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地區集體經濟回顧和幾點思考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重要年份，建國也有62周年了。在黨內外舉行各種慶典活動之際，就自己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在農村集體經濟環境下的成長經歷與實踐做一點回顧和總結，既是對革命先輩與祖先們的懷念，也是和同輩與后來者交流一下真實的歷史。寫這篇回顧全是自己從小到大的切身感受，筆者盡量少引用任何人的文章，也不涉及關中平原以外地區，拋磚引玉，與讀者共同探討。　　

一、家鄉陜西省戶縣的概況　　

戶縣坐落于西安市西南方向約40公里處；南靠秦嶺，北接渭水，西跨嶗河，東接長安，大概有30多個人民公社（現稱鄉鎮），解放初期約有20萬人口，1975年代廣播里經常說是“40萬戶縣兒女”。現在回鄉探親翻閱縣統計的資料人口已經有60多萬了。這里的地形地貌屬于渭河沖積平原南部、連接秦嶺北坡的一部分，由于億萬年洪水沖刷引起的地質夷平運動，土地中有許多溝渠蜿蜒存在，較平整的土地上和溝渠邊都有大量的鵝卵石散布其間，農田支離破碎，產量就是畝產50——100斤左右。解放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于生產組織的私有制分散性、耕作技術的落后和相對稀少的人口（因此1970年之前經常有狼和狼群出沒襲擊人和家畜），農業和糧食生產是十分落后與原始的。我們村就是其中的一個，解放前還是中共戶縣縣委的秘密駐地。解放初期有村民70多戶，人口300多人吧。到了1980年我考學離開村里時，已經差不多300戶人家，1500人左右了，除了自然增長的人口外，還有少部分因國家建廠而接納遷建的移民和國家因封山育林從山里遷下來的獵戶。　　

二、關于糧食的生產狀況與生產組織模式（秀才和玩政治的稱生產關系）　　

聽父母親和老輩人講述：解放前不但土地里石頭多，土地還小塊且分散，又經常發生危害面積很廣的蝗蟲災害。加上土地都掌握在地主富農等豪門手里，廣大窮人都是靠給豪門拉長工和打短工為生，三九寒天和春荒時節，路邊討飯的凍死者和餓死者也屢見不鮮，也沒有人管，只有野狼、野狗給他們收尸。解放后黨和政府搞土地改革，貧下中農（合作社開始后叫社員，現在統稱農民）分得了土地，開始了新生活。為了應對軍烈屬和勞力不足家庭的困難，也由于工業制造業薄弱帶來的農具稀缺與不足，貧窮的農民最初只能取長補短、自發的組織一些互助組進行生產勞動。合作化運動興起后，農民（也包括均分了土地后的地主和富農）紛紛攜地入社，走上了農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的模式。1960年以后高級社和人民公社成立后，社員們在生產大隊的組織下，利用農閑季節，開始了有史以來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勞動，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麥收之前，男女老少其上陣，興修水利，整治溝渠。青壯勞力在田間挖大坑，婦女和弱小則把田里的亂石撿出來堆成方塊，大石頭用來做建材修房子用，小石塊和質地不好的石頭都深埋在地下并封土1米以上，以不影響鏵犁耕作為宜。如此年復一年，各生產小隊不但增加了比原有土地多一倍的面積，而且全村耕地逐漸相連成片，無論是春天的小麥春鋤，還是割麥子，收玉米，摘棉花，起紅薯，勞力橫排前行勞動，少則幾十到一百米距離，多則幾百米距離，完全擺脫了以前土地支離破碎的局面。基干民兵和共青團等組織往往還把紅旗插在田間地頭，獵獵飄揚，不但勞動場面十分感人，還在勞作的間隙，比如下雨、下雪天堅持集體學習文化、識字，排練表現翻身得解放、歌頌黨和毛主席等健康向上的節目，提高了社員和勞動者的素質和覺悟。　　

1970年前，社員每家根據人口多少還有一畝上下的自留地，主要是種些蔬菜薯類的東西改善生活，我就在自留地里參與過挖紅薯等勞動。　　

三年困難時期，由于陜西省上下領導頭腦較為冷靜，沒有跟著河南書記吳芝圃，四川書記李井泉那樣弄虛作假放衛星，至少我所在的公社和我們大隊（村）沒有餓死人發生，但是由于給國家繳納的公糧偏多，社員的生活就比較差，半年時間吃粗糧，包谷砧子苞谷面，紅薯蘿卜是經常吃，吃的我家大哥二哥至今都不吃蘿卜，提起就要吐（呵呵）。但是群眾在這個問題上理解國家和毛主席，因為當時建立工業體系太需要花錢和投入了，戶縣境內就建成了（1956年開建，1960年建成，70年擴建一次）兩大重點工程：裝機二十萬千瓦的戶縣熱電廠和惠安化工廠（重要的國防廠）。據統計資料顯示：建國以來，從蘇聯引進的156個大型工業項目和三線建設投資興建的700多個大型工業項目、和美國建交后從西方國家引進建設的幾十個大型化工和維尼綸項目，總投資1978年前大約是人民幣3000多億元（按價格上漲折算，放現在的話應該有3萬億了吧），竟然基本上沒有貪污賄賂犯罪案件發生，堪稱人類建設史上的奇跡！和現在的建設領域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的社會現實相比，是多么的不可思議啊！　　

1962年以后糧食問題逐漸好轉，社員的口糧除副食品外，小麥和包谷基本上吃飽飯是沒有問題的，糧食也是逐年增產。每年六月份新麥子收割后生產隊都會先分給社員一些，因為夏收勞動強度較大，以便補充體力。家庭養豬是普遍的，生產小隊也養豬,家庭養豬基本上都交給供銷社了，買成錢就是家里的收入。還可以憑供銷社的交售證明到國家糧站領取政府補貼的“飼料糧”，大約是按豬的體重領取。　　

以后農村的糧食生產形勢基本是穩定的，也是逐年增產的，因為化肥開始多了起來，先是生產隊大量用莊稼葉桿、野草主動漚肥使用，后來又有專門的磷肥，1970年以后合成氨（氨水），尿素又大量上市供應，都使得糧食增產增收。國家的農業政策是“農業學大寨”，建成大寨縣，糧食畝產是三個奮斗指標（保守記憶）：即上綱要（畝產300斤左右），跨黃河（500斤左右），過長江（800斤左右）。這個期間大隊（村）人口一直在上升，每家都有兩個以上孩子，中等的三到四個，多的有五個八個，我們隊里一家創記錄的生了十二個（想要男孩，結果一直是女）。1972年以后，計劃生育工作就開始了，要求不超過三個，到了1975年，就要求不要生三胎了。這些都和糧食生產有著直接的關聯。為了提高抗擊以旱災為主、這個影響關中地區農業生產的主要矛盾，縣里的打井隊和村里的打井隊，逐步在需要灌溉的土地上找出地下水系并打了幾十眼灌溉機井，至今仍在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　　

1970年以后，值得一提的是農業科技和品種的改良發展。那時候每個生產大隊都辦起了農場和試驗田，由于我們在學校經常出來支援生產隊的夏收和秋收勞動，驚奇的見到不少從未見過的新品種：有長在包谷棒子上的麥子顆粒（簡稱苞谷麥），有長的花花綠綠顏色的玉米，有很矮的高產抗倒伏小麥“氣死牛”，也有阿爾巴尼亞進口的小麥新品種“阿勃（音）”還引入了武漢培育的高產玉米品種“武旦早”（米粒黃色，家鄉傳統包谷都是白色米粒）。第一次看見生產隊菜地里生長的又長又粗的蛇豇豆時還嚇我一跳！還有以前從未見過的金瓜，在大隊的果園里看見蘋果梨等，此外在大隊的試驗田里還看到許多叫不出名字的新品種，每個生產隊都有農業技術員，定期在公社培訓，還有農校的一些專家常在田間地頭，連我們學校的生物課程也有了雜交育種的課題。總而言之，那是一場全民的農業科技普及和品種革命，各種雜交育種和樹木嫁接幾乎成了風氣，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我就在家后院的柿子樹上嫁接成功了四、五個品種的柿子。現在說起袁隆平似乎就不得了，好像全中國就他一個人在搞雜交品種，其實不是那么回事，他只是那個歲月中從事農業科技和雜交育種的一個比較杰出的代表人物而已。歷史從來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杰出的人物不過更為優秀一些并順勢站到了一個群體的肩膀上。　　

最后說一下，1982年在中央的政策和縣委的要求下，土地被分田到戶了，以前綠樹成蔭的大隊河灘林地和碗口粗的行道樹被貓論激發了私欲的農民砍伐的慘不忍睹，有人把樹根都挖掘出來當柴燒。近三十年來，家鄉的面貌一點沒有大的改變，糧食生產基本就在以前的集體經濟基礎上徘徊，最近十年來還有所下降，原因是出去打工的人多，沒有人愿意種田；其次是在農田里種了果樹、園藝場，耕種面積減少了；五年前國家取消公糧也是因素之一。　　

如上所述，我們那里的糧食生產伴隨著人口增長也在連年不斷的增產，給國家交售的公糧也保質保量的年年增長，反映那個時代的戶縣農民畫對毛澤東時代戶縣的農民精神風貌有著真實而感人的記載。《春鋤》《老支書》《踴躍交公糧》等杰出作品至今耳熟能詳。因此，解放后糧食增產的主要原因是：　　

1、以人民公社模式領導下的生產隊（當時的基本核算單位。還有大隊，但只是協調機構），起到了凝聚人心，組織生產，集中力量，分工協作，統籌規劃的巨大作用。沒有人民公社領導下的集體經濟的力量，群眾就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覺悟和當家做主的自覺性；就不可能開展大規模的、長達二十多年時間的農田基本建設，荒地、坡地、灘地和石頭地就不可能得到快速和有效的整治，增加耕地和逐漸提高糧食產量就是無米之炊、就沒有可能。由此可見，不顧青紅皂白鼓吹和提倡分田單干的人，他們一邊享受著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群眾大干苦干的成果，一邊對人民公社和集體經濟極盡誣蔑之能事，真是血口噴人，數典忘宗啊！　　

2、農業科技的普及，雜交品種育種的群眾性應用。　　

3、農家肥、以及工業化工開始給力后化肥、農藥的使用和催化。　　

三、關于農業機械化　　

解放后，黨和毛主席十分重視農業問題。毛主席說過：“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是對農業生產迄今為止兩條最精煉的概括。1970年以前，在生產勞動的循環鏈條上，耕地是牛、馬、驢和騾子打主力、人力為輔助；播種（插秧）是人力；管理除草是人力；收割也是人力；糧食脫殼加工是人力和獸力組合。其中耕地最為辛苦和耗時，還需要精壯男勞力中的好把式才能扶犁操作。1970年以后，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和工人老大哥的拼命奮斗，農業機械開始體現出成效和威力；先是手扶拖拉機，進而是小四輪拖拉機，接著是體大雄偉的洛陽產“鐵牛”拖拉機，東方紅履帶式拖拉機，聯合收割機，這些農業機械先后進入我們生產隊和生產大隊，柴油機帶動的水泵也加入到生產活動中。首先把最為艱辛的耕地環節解決了，省時省力，尤其是鐵牛和東方紅，后面帶最少四排鏵犁，快速高效，讓幾千年辛苦犁地的農民感慨不已，驚奇不已、贊不絕口。其次代替了馬車、牛車，把糧食和農用運輸問題給解決了，有時候出去看戲劇和電影，也用拖拉機拉人，當然不要錢，不是現今的營業性質。再就是把收割這個比較大工作量的大農活也給解決了。這樣，農活逐漸變得輕松，社員大體力和時間都給解放和節約出來了，掙脫了繁重的體力勞動，社員的文藝活動就逐漸多了：唱秦腔戲的，看樣板戲的，組建大隊籃球隊，秧歌隊的，放電影隊的，比現今的農村熱鬧的多，也健康的多。現在農村村民除了在家看電視，基本上都在屋里或者街道打麻將，信了宗教的就整天在廟宇里打發時光，近五年來，西方基督教也開始堂而皇之的發展信徒，不由得讓人想起當年毛主席教導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要去占領！”的名言。　　

四、關于農村集體企業（又稱社隊企業）　　

前述說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平原地區的農業機械化在初步實現和邁向更高質量期間，被千年繁重農活壓得直不起腰的農民終于從中解脫出來，以他們的勤奮和黨的引導，自覺不自覺的周邊社隊就冒出很多作坊和小廠房，什么醬油廠，醋廠，味精廠，維生素廠，玻璃廠，磚瓦廠，拖拉機修理廠，橡膠廠，淀粉廠，制藥廠，火柴廠，而且產品只有質量工藝之別，絕無假毒偽劣之患！這些社隊企業，不但轉移了因機械化而富余的勞動力，也為豐富城鄉的商品，改善和提高群眾生活作出了很大貢獻。雖然產品很初級，但弱假以時日，逐漸擴大規模和提高質量也是不容置疑的。　　

五、關于社隊干部的選舉和產生　　

大隊黨支部書記印象中好像沒有選舉過，是不是黨員內部有推薦然后公社黨組織任命，不大清楚。但是大隊長是選舉的，記得是兩年一選舉，我鄰家的叔叔曾經被選舉擔任過這個職務。生產隊長是社員群眾直接選舉的，并且是一年一選，我在現場直接目睹過。同時選舉的還有隊里的會計和出納，還有每天記錄出勤的工分記分員。很公平，很民主，工分是一個月在社員大會上公開核對一次（簡稱評工分）。生產隊長的職務很重要，他要負責全年的生產組織，勞動力調配，崗位調整，生產思路的調整。沒有公信力和德高望重的人、有私心的人，絕對不會出任這個職位，反過來說社員也不會選舉他。因為隊長沒有任何特權享受，要和大伙一樣參加勞動和記相同的工分（精壯勞力干重活累活或者技術活每天正常作息時間8小時記12分工時，一般活路男女記10分工時，學生娃娃寒暑假和節日干活記6－8分工時不等）。　　

六、關于干部下鄉（住村）和知識青年下鄉情況　　

干部下鄉主要來的是縣委機關的干部，也有公社黨委的干部，剛開始這些人都是住在社員（農民）家里面，后來大隊和生產隊條件越來越好都蓋有保管室（碼放農具），糧庫（主要是堆放種子），馬房（喂養大牲口牛馬騾驢）等公房，有些人就安排在上述地方居住。但是吃飯都是吃的派飯，即輪流在社員家里吃飯，社員吃的啥他們就吃啥，基本沒有特殊。每頓飯繳納給社員家2兩糧票7角錢（時間不同而略有差別）。白天和社員一樣參加集體分配的勞動。　　

知識青年下鄉，社員也并不是太歡迎。因為知青年齡小、不大懂事，生活習慣也有差異，看在黨和毛主席送他們來鍛煉，大隊領導和社員就力所能及的幫助他們，開始也是住在社員家里，后來村里條件逐漸好起來后，就專門給知青蓋了幾間瓦房，男女分住，像個學校一樣，我母親和另外一名大媽由大隊安排，每天給知青做飯，相當于食堂。隊里也很關心他們，基本上參加勞動一年后，他們就被抽調到村里的小學教書，電影隊做放映員，大隊文書等比較輕松等崗位上。一般兩三年后前面的就回城里了，后面的又重復，但是沒有一個扎根農村的，畢竟那年月工人的待遇比農村社員好。男知青愛打架倒是時有所聞，唉，年輕人血性，動物兇猛啊，但沒有往死里打的，沒出過人命。　　

七、關于社會道德與治安秩序　　

成人基本沒有偷盜（小孩和學生有調皮偷摘生產隊果園和農民院里果樹果實的，少年頑劣天性），但也不是污蔑公有制分子們所說的那樣是無可偷之物；富裕一點的家里有一部或者幾部自行車（什么永久、鳳凰的，還是名牌），有收音機，后院有養的豬和雞群（我家在72年時有十幾只下蛋雞，黃鼠狼都經常來給雞雞拜年！呵呵），更重要的、讓現在青年人無法理解的是，貧下中農家里凡是參加了民兵的，國家和政府都發了槍支，六十年代是漢陽造“中正式”步槍（民兵俗稱“老牛腿”，謂笨重之意），七十年代就都換成了我軍裝備的半自動步槍，這些槍支沒有什么保險柜，加鎖的箱子什么的，就放在家庭普通的柜子上面或者木架子上面。我們村起碼有一百支這樣的槍吧，因為編制的是民兵營吶！沒聽說過搶劫，沒有強暴婦女的，很少有打架的。更沒有偷槍搶槍的。但大點的男孩子有很多自制的火藥槍打鳥玩，我和哥哥出去到河灘打鳥，因提前走火差點讓兄長自傷。　　

從上小學開始，老師和大人就是教的學雷鋒、做好事，要斗私批修，為人民服務，學習白求恩這些。撿麥穗交給集體，拾1分　錢交給　老師，放學了割豬草交給學校，暑假中主動到學校澆灌老師食堂的菜地……不用、也不需要炫耀,因為當時各行各業到人都是這么做的。　　

但是分田到戶，解散集體經濟后就變了。一切向錢看的魔鬼到處游蕩，成了一盤散沙的農村偷盜成風，死灰復燃的封建迷信成風，搶劫也層出不窮。我村一名我的同學和另外一個我熟知青年人，因為在惠安化工廠盜竊國防物資而被判刑槍斃。工農聯盟也開始潰爛，1980年之前，我們社員和村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戶縣熱電廠洗澡和在他們大食堂和禮堂看電影，但是后來農村亂起來之后，工廠加強了治安防范（也是無奈之舉），我家鄰居小孩（他爸爸還是抗美援朝的殘疾軍人）去工廠看電影被門衛拒絕而發生抓扯，被門衛槍支走火打死就是典型的實例。　　

八、關于房屋和群體事件的處理　　

和絕大多數村民一樣，我家的兩間房子也是政府從地主那里沒收后分的，由于就是普通的瓦房，住了二十年后就開始破敗了。下大雨漏水要臉盆瓦罐的接著。1979年，在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加上社員的生活逐步都有改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也開始結婚分家等原因，所以房屋就成了突出問題。為了統一和美觀，大隊干脆統一規劃宅基地和利用集體積累（公積金和公益金）做補貼，把社員等房子全部重修了一遍，就是一排一排的象部隊營房一樣，也是受時代的限制美中不足，只解決了質量問題，沒有解決美觀問題，直到現在基本還是維持這個面貌，不過有少數在外面打工賺了錢的村民扒掉了原來的瓦房，修建了流行的二層樓磚混結構房屋。我想如果照原來的路子走下去，全體村民也一定會住上那些少數人蓋起來的樓房。　　

再說群體事件。1956年修建戶縣熱電廠時占地上千畝，其中征用了我村的兩百多畝土地。除了政府核減公糧征購任務和其它優惠外，熱電廠領導也出于關心讓我村村民和其它被占地村莊一起，合理分擔承攬卸載電廠電煤的任務，但是由于從大噸位的火車皮上缷煤這項工作很臟，被我村當時的領導謝絕了。　　

七十年代初期，電廠又擴建了一臺發電機組，用煤量增加一倍，火車日夜從銅川煤礦往這里運煤，鄰村勞力去缷煤每天就給村里帶來500多元的收入，在當時這可是非常可觀而且是穩定的收益。我村領導看著自然著急，就去找電廠領導協商要求去分得一份缷煤任務，但是電廠領導怕打破已有格局引起矛盾而拒絕。村領導回來開會把情況跟社員說了，然后組織婦女和老太婆一大堆，每天去坐鐵路專用線阻斷電煤運輸，還抬個大木頭橫在鐵軌上。眼看著存煤不斷減少，電廠就要斷“糧”，廠領導連忙反映給縣委，縣委來人看了下現場，就勸說群眾說有事找縣委解決，不要影響工廠生產。既沒有調動警察，也沒有調動什么武警。我村村民怕縣委說話不算數，不給解決問題，從鐵路線上撤下來后就把鍋灶搬進了戶縣縣委大院，俗稱“坐縣委”，結果不長時間，縣委和電廠協商就把這個事情給合理解決了，各個村子都基本滿意。這要放到今天的政府，我的天！不知要抓進去多少人坐牢，出幾條人命都不難想象！　　

九、關于學校體制與青年出路以及醫療衛生情況　　

學校是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小學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學文革后實行都是群眾推薦和保送制度。1973年以前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還是要考試分數決定的，盡管考試不那么嚴。但總是有部分學生因考試不及格而留級或者不上學了。1973年以后期末考試照樣有，但是基本上就不影響升學了，有一種輿論說，只要跟著走（包括考試抄書和抄別人卷子），也是有收獲；這件事印象深的原因還因為有一個初級中學的校長奸污女生的案件而清晰，就是戶縣熱電廠北面不遠處一個初級中學的校長，多年來利用幫助女生改分數順利升高中的權力，長期引誘奸污了共50多名女生，事情敗露后被政府公開逮捕并槍斃。　　

正向毛主席說的那樣“三大差別”（即城鄉、工農、工資級別）是明顯存在的：農村學生高中畢業后的出路就是回鄉務農，也叫回鄉知識青年，能推薦上大學的極少。但進入民辦教師，農業技術員，拖拉機手，獸醫員的還是大有人在。這類人遇到招工招干轉正的機會還是很多的。其次就是應征入伍、參加人民子弟兵了，運氣和機遇足夠好的話也會提干和轉到油田、礦山等，當上令人羨慕的工人。當時是免費教育，每個學生開學時最多繳納五元以內的雜費。家庭困難沒有錢經申請后也可以不交。　　

每個村里都有經過學校和醫院不同程度培訓的“赤腳醫生”，我姑姑就是“赤腳醫生”，實行有限的合作醫療（在年底分紅時沖抵），大隊配置有專門的藥房供社員看病使用，小傷小病的都可以治療，大病就得去縣里醫院了。但是農村因為條件有限，沒有公費醫療報銷制度，得了大病重病的社員（農民），還是沒法得到救治。但是一些地方病國家也免費治療，比如“甲狀腺腫”，政府除了針對病因供應碘鹽預防之外，就免費為全省患者做了切除手術，這些都是了不起的善政，真正的為人民服務的政權。　　

十、關于衣服和日用小商品、消費品　　

1970年以前，農民自己用種的棉花紡線織布和植物色素染布，后來用工業品的“硫化藍”染布。無論身上穿的衣服還是腳上的鞋子都是棉布和麻布為材料土制和手工加工的。商店里有不多的布料，但和舊中國留下的“洋火”“洋釘”遺產一樣，叫“洋布”，所以古人把農民和老百姓叫“布衣”，那是十分貼切和形象的。1970年后，尤其是中國獨立自強，讓美國總統入北京拜訪了毛周以后，美國及其西方國家對華經濟封鎖有所放松，中國不失時機的引進了五十多個工業項目，其中就有五、六個維尼綸廠，此后解放軍的軍裝都換成平展的“的確良”“滌卡”了，商店里也有了色彩豐富的“的確良”“滌卡”“府綢”等面料，姑娘結婚訂婚都穿著“的確良”衣服，身段體型顯得更加漂亮。穿衣問題得到極大改善。“尼龍”襪子和手套已經非常普遍。高級美觀的“回力鞋”（五元錢左右一雙）也逐漸步入學生和青年的腳下，還經常出現在我們中學運動會的獎品名錄上（回力鞋、鋼筆、印刷精美的塑料皮筆記本），工廠和好點的學校有黑白電視機觀看，周總理去世我就是在一家建材廠看的黑白電視節目。　　

廚房和炊事用具有點缺少，可能是國家鋼鐵業首先去滿足工業和國防的需要了吧。記得買個農村做飯用的大鐵鍋很不好找，商店里倒是有各種鋁鍋，但在農村當時大環境下（人口多，做飯要燒柴或者煤炭）很不適用，電燈泡也不是太好買。　　

關于集體經濟公有制制度的利弊和幾點思考　　

1、能很好的提高生產效率　　

根據現在公開的資料我們知道，真正意義上的農村互助集體經濟組織是發源于延安大生產運動時期（農民在農忙季節互相幫工是集體經濟的雛形），發展于山西省農村，得到山西省委的肯定，但是在北方局里爭論很大，而后被劉少奇同志否定，但是得到毛澤東同志支持，毛澤東支持的理論根據是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從我縣的實踐情況看，這個制度是正確的！假如沒有集體經濟組織那樣的政治覺悟，那樣有力的組織，那樣拼搏的生產積極性，就不可能有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那樣宏偉的、惠及當代的規劃和成就，不可能有惠及當代的水利設施，不可能有大片平整的農田提供給分田單干者實施，群眾也不可能創造出那么多雜交育種和品種。三十多年過去了，當代華西村，南街村，周莊等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很好的證實了這一點。當然，我國在實行集體經濟的時候也有缺陷：就是缺乏因地制宜，應該是先保住基本生活，然后在升華安排制度，而不是形而上學的相反。本來在山區不宜實行集體經濟，丘陵交通不便處根據情況可實行規模小點的互助組和合作社，待日后交通發展條件成熟再穩步推進。但是有些黨內投機主義分子投機取巧，搞教條主義的“一刀切”政策，引起了群眾反感，敗壞了集體經濟的名聲，給否定集體經濟的單干派留下了攻擊的口實。　　

這里必須要觸及的就是“三年自然”災害問題，也就是爭論激烈的餓死人問題。前面家鄉情況已經記述，就全國來說其實餓死人也罷，沒有餓死人也罷，這個問題的本質都不是集體經濟體制帶來的問題，而是干部作風尤其是高級干部浮夸作風帶來的問題。我的看法是：自從鄭州會議黨中央、毛主席帶頭承擔了領導責任并糾正了干部隊伍中存在的“五風”問題后，雖然為了國防安全與外交需求（支援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戰略支出）和保工業發展、農村糧食征購仍舊偏多，但是基本上解決了農業人口的饑餓問題（表現在社員生活水平比較低下，尤其是肉類和蛋類食品，社員舍不得吃而交售給國家，以換取其它生活類用品），如果老有人糾纏住這個事情不放，那么怎么解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五億左右人口一直穩定的增加到了1982年集體經濟被解散時的八億多人口呢？難道是美國人把我們養大的嗎？！　　

2、社會風尚好，我村沒有治安和刑事案件發生。　　

在毛澤東育人思想體系的教育下（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時稱：老三篇，加上向雷鋒同志學習等），解放后到集體經濟解散前（1982年），沒有治安與刑事案件發生。群眾吵架的事情是有的，但是隊里調解委員找雙方“喝茶”后都能消除對立重新團結。農村18年，我基本上沒看到白蘭色服裝的民警進村。沒有廟宇，南山（秦嶺）上面的九華山上有個古廟，但因為“破除迷信”沒有了信眾而風雨飄搖。偶爾有華山上老道士來村里討飯，社員會給他們一升苞谷面或者小麥面粉，也有給現成饅頭和窩窩頭的。總的說人際關系良好，政治上沒有人欺負人和剝削人的現象，社員有主人翁感，沒有自卑感。　　

3、基本上沒有懶惰的人　　

受了污蔑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人士的惡意中傷，加上愚昧人群的無知傳播，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成了大鍋飯和懶惰的代名詞。在社會潰爛，道德淪喪的今天，這本來也不奇怪，“昆雞長笑老鷹非”再正常不過，許多人用今天的社會道德水平衡量歷史本來也是可笑的。但是我們作為歷史的經歷者，有責任和義務把真相告訴后來人。　　

（一）不能懶惰、無法懶惰。在當時艱苦創業階段，社員家庭財產沒什么積累，也就是沒有“坐吃山空”啊“啃老”啊等條件，因此，不參加集體勞動就意味著沒有飯吃、沒有生活物資的分配來源。　　

（二）不愿意、也不敢懶惰。當時因為有集體經濟的組織平臺，經常會在陰雨天、農閑季節、勞動休息間歇，組織學習馬列毛著作、中央的文件、各級黨委的文件和政策，更有共青團組織和婦聯組織協調一致的發揮作用，社員的思想覺悟是比較高的，誰愿意在勞動中落后于人被人瞧不起呢？！反過來因為是集體勞動，且不說互相監督的常理，血性方剛的青壯年勞力還經常比誰勁大（扛、抬、舉、提、托）或者勞動技巧過人（扶梨、打土坯、嫁接苗木、趕馬車、駕駛拖拉機等），這樣還使勞動充滿了樂趣；每個勞動者既是生活的創造者、表演者，同時也是學習者、欣賞著！　　

4、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普遍得到尊重　　

農村傳統點的“知識分子”就是趕馬車的師傅、木匠、鐵匠、泥瓦匠、中醫、教師和寫毛筆字的秀才、撒種揚麥（場）的能人等；現代點的知識分子就是就是農技員、電影放映員、老師、獸醫、赤腳醫生、電工這些人。這些利用知識和技能服務于農村社員的群體普遍受到尊重和羨慕，農村基本不存在“反動學術權威”的問題，可能這種情況在大城市或者上層吧；不過象現在吳敬璉、茅于軾這些附著在房地產“搶劫”集團，金融資本集團上的寄生體，算不算呢？可能是地球人都知道答案吧。　　

存在的問題　　

1、在改善群眾生活上沒有解決好“眾口難調”的問題。首先在發展集體經濟中的指導思想存在失誤，什么是公、什么是私？沒有厘清這個界限，筆者覺得：一個人，在物質需求上超出了同時代本人角色所在的群體基本的生活需求，就是有私心（俗稱多吃多占）。比如農村普及食堂，這事有材料揭示是劉少奇同志根據蘇聯的經驗多次向毛主席提出建議并推廣實施的，結果注重了“整齊劃一”，忽視了“眾口難調”不得不解散。因為農村人口的結構是老幼青壯病殘全鏈條，而不是軍隊只有青壯群體，伙食差距太大了。所以在指導思想上確實偏“左”，沒有做到實事求是。所以以前每家留有一些“自留地”（準確的定義應該叫做“菜地”更合適）的政策是正確的，“自留地”的作用主要是根據家庭成員飲食習慣的不同種植瓜果蔬菜，改善群眾生活，能較好的解決“眾口難調”的問題，因此沒有超出“在物質需求上超出了同時代本人角色所在的群體基本的生活需求”這一概念定位。1974年左右張春橋等領導在農村農業政策上搞“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上就不得人心，是極左的表現。不僅如此，一度還把社員房前屋后種植的遮蔭樹木剝了皮弄死，就更是荒誕不經的官僚主義了，導致了群眾的極大反感，削弱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威信。　　

2、一些山區和丘嶺地帶應當保留承包制或者和農民商議后保留小規模的互助組、合作社制度。　　

秦嶺北坡和峽谷內居住有不少的農戶，但是因地形地貌而居住分散，坡上坡下，溝東溝西，交通不便，不應該“一刀切”的搞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所有，因為本身就發揮不了集體的效率，和發展集體經濟的宗旨不相符合。　　

解散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弊端和危害　　

1、道德覺悟嚴重倒退，治安問題逐漸突出。眾所周知，人是學習和教育的產物。取消農村集體經濟這個平臺，農民開始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沒有紀律，沒有約束，成了自由人，逐漸的，人的惰性、自私自利性開始滋長和蔓延開來，道德水平嚴重下降，治安狀況出現問題。隨著國家糧食問題的好轉，農業機械化的升級換代，社員應該休養生息，享受自己創造的生活是理所應當的，可以在集體經濟模式下，勞動半天、休息半天，或者每周自由安排休息兩天。其余時間邊勞動，邊從事思想政治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學習，各種文娛活動等。為什么要把已經組織起來的人民弄成一盤散沙呢？　　

2、出現全國“盲流”，交通混亂失控。出門打工者由于失去了組織性，很大一部份在各色人等、各種目的的蠱惑和策動下（販毒、傳銷、走私、拐賣婦女兒童等），走南創北，忽東忽西，給交通秩序和治安秩序帶來極大的壓力。盲目流動可能有人要說，人們有遷徙的自由！其實遷徙的自由是需要良好的道德風尚和秩序做保障的！也是和人們的經濟能力分不開的，一個沒有秩序的混亂社會，自由遷徙者無疑就是劫道者的下酒菜，犯罪團伙的鍋中魚！　　

3、基層政權不穩，黑惡勢力猖獗　　

4、上訪隊伍不絕，黨群離心離德　　

5、封建迷信、各種宗教乘虛而入，腐朽媚俗文化盛行。　　

大部分農民精神頹廢，無精打采，混跡在廟宇、道觀，牌桌上打發日子。今天國家存在的很多問題，幾乎都可以從解散集體經濟制度中找到答案。比如環境污染問題：集體經濟在自家土地上辦廠，必然會顧及到自身生活環境的問題，但是引進的資本他們會嗎？！因為他們首先不生活在當地，而是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所以根本不會顧及環境問題！哦，什么環保局？權錢交易，一鍵搞定！最多應付了事而已。　　

綜上所述，在平原地區人口集中的地方，農村集體經濟發揮了很好的歷史作用，為國家提供糧食和農副產品做出了很大貢獻，那時候修建的一大批水利設施如今仍然發揮著主力作用。2005年以后國家取消農業稅，以后又取消征購公糧，客觀的說，也是農村、農業、農民三十多年時間對工業體系建設與貢獻的歷史回報，并不是什么“開放派、普世價值派”領導人的恩賜。所以農村集體經濟主流是好的，應該在后來的工作中加以改進和完善。可惜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工作被武斷的終止了！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據現今報道披露，因1959年陷入廬山會議彭德懷同志案件的原湖南省委負責人之一的周惠，在1980年代平反，到內蒙古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以后，就迫不及待的強行分田分地，因為時至春季，麥苗茁壯成長，有些干部建議說為了減少損失，是不是等夏收過后再分？周惠粗暴的說：“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作為一個高級干部，這那里是在工作嘛，說好聽點叫賭氣，說難聽點這和報復沒什么區別。　　

今天把自己這些經歷和體會寫出來，主要目的是想把有同樣經歷的同志激發起來動筆，寫出自己的經歷、感受與建議，為社會主義制度、為集體經濟、為八億多曾經是人民公社社員的勞動者之尊嚴和歷史貢獻，留下記錄客觀的材料和評述，以便烏有之鄉等網站在條件成熟時匯集成書。拙文中認識與評述難免存在不足、不當之處，歡迎指正和交流，謝謝！　　

大河月光   2011年1月3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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