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勞動力危機。禮順兄和家凱兄是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鄉工作時的朋友。當時，禮順兄是磚廠負責人，家凱兄是村長。一晃，他們都已花甲之年了。家凱兄到城里隨在縣城打工的兒子過生活。禮順兄孩子在外鄉鎮工作，他在家種十幾畝地。這個村地處丘陵，以種糧為主。雖然國家免了農業稅，也不再交集體提留，買種子、賣糧國家也還有些補助，但擱不住種子、農藥、化肥什么都漲價。雖然國家有免的、有補的，但實際的收入并不見漲，十幾畝地，一年的收入還不到1萬元錢。也許是老共產黨員的緣故，他現在很擔心，擔心農村農民這樣下去難得搞。一是現在村里的小水利已損毀貽盡，主要靠天收；二是因為收入低，青壯年都外出打工，現在家種地的幾乎都是四十五歲以上的，主力軍是耳順花甲之人，再過十年、八年恐怕無人種糧了。沒人種糧了，國家吃糧怎么辦？對他們的疑問，我無法回答。村里現在雖然還有黨支部、村委會，但隨著村集體的解體，實質上已然解體，名存實亡，一個牌子而已，基本上喪失了曾經的戰斗壁壘作用。禮順兄戲稱：現在支部、村委會掛個牌子，連“維持會”都談不上。

水危機。一是農業用水危機。很多村子原來的小水利基本損毀，灌溉面積萎縮，基本退回到靠天收的自然經濟狀態。國家近幾年投入巨額資金搞土地平整，以期保持或恢復可灌溉面積，但投入的資金，據業內人士講，有40%變成了平整土地項目經營者的利潤。二是農村水污染危機。回了一趟孩提時代生活的村子，村里家家戶戶都在院子里打了水井。開始還很高興，但問及原因，卻立馬如掉在冰窯洞里一樣。鄉親們告訴我，現在不打井不行啊，因為化肥、農藥使用量的大幅度提高，原來賴以灌溉和飲用的堰塘的水，已全都污染得不僅不能吃，連洗衣都不能用了，太臟。記得小時候，全村都是吃堰塘里的水，用堰塘里的水。渴了，在堰塘邊捧一口就喝。夏天，放牛、砍柴、打豬菜，累了就跳到堰塘洗個澡。鄉親們說：現在莫說人洗澡，堰塘的水連豬、牛都怕下去飲水了。原來只以為工業污染水源，卻不知農業本身對農村水源的污染也如此的嚴重。不知何時，能還我父老鄉親一片潔凈的水土啊。這種污染持續下去，地下水是否還能飲用呢？

生態危機。小時候，村子里到處是鳴鳥，種類還挺多的。對面灣子里的同學家的林子，還是白鷺的繁殖地。這次回來，很少看見鳥類。這是否與農藥用量的大幅提高有關呢？記得小時候，各戶之間都有可拉板車、走拖拉機的路。這次回去，都不見了，淹沒在雜草叢木之間。可見農戶之間已少有往來，真正是返樸歸真到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無為境界了。鄉親們說：過去燒柴、積農家肥，所以雜草叢木都用起來了，現在不燒柴了，也不積肥了，又沒人去管，它就瘋長唄。雜草叢木長起來了，除了隔斷了農戶之間的路，卻不見飛禽走獸的回歸，連麻雀、兔子都少見，可見生態危機已近在眼前了。改革開放，帶給神州思想的多元化，尤其是精英們思想的多元化，卻并未帶給廣大農村物種的多樣性。讓人不知該喜還是該憂。

土壤危機。七十年代上初中時學過一些農技知識，依稀記得一些土壤的常識。感覺土壤也是有生命的。比如土壤有透氣性，太板結了就會破壞土壤的生命力；比如要多使用農家肥，培植地力；比如休耕以讓土壤“休養生息”不如改革開放，是否這些土壤學的常識也成為“極左”理論而被拋棄了，或者，這些常識也如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過時了。好像，美國、加拿大、歐洲的農村土地是要休耕以讓土壤“休養生息”以培植地力的。我國占全球1/7的耕地，據說化肥使用量已近全球的30%，這樣靠化肥來保持農作物產量的作法，是否是在過度使用地力？這樣的結果，是否會在某個時刻因土壤生命力的嚴重透支而遭到土壤的報復呢？工業的發展透支環境、透支資源、透支健康和民生、透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和期望，農業發展則透支地力、透支物種的多樣性、透支水質水利，這種的發展是否科學、是否和諧、是否包容、是否可持續呢？我期待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包容性發展、可持續發展不止是領袖的戰略思考，更是具體的政策措施，不只是文件精神更是財政預算！

基層組織危機。共產黨建國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了完善的有強大生命力的鄉村基層組織。凡四十年，這個基層組織是有吸引力、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有旺盛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后來，鄉鎮撤掉了“七站八所”，村里不再收取作為集體經濟象征的“三提五統”，尤其是村“三提五統”的取消，農民收入實質上并未增加，但村級組織卻實質上解體了。而鄉鎮一級的職能弱化萎縮，事實上成了一個“維持會”般的機構。回過頭來看，鄉鎮改革是否有比“撤掉”更科學更好的辦法呢？農技站、獸醫站、種子站、水利站，都是公益性極強的機構，建起來不容易、科學發展更不容易，而所謂改革則采取了最蠢也最簡單的辦法：撤掉以丟財政包袱。還有糧管所、供銷社、城建所。全國規模的農技站，種子站為什么不能成為“孟山都”？全國規模的糧管所為什么不能成為“四大糧商”？算一算“三公”消費的巨額資金，重組“七站八所”成為全國規模的大集團，能夠這么快就喪失75%的產業主導權嗎？基層組織的危機表現在組織動員能力的急劇衰減，表現在上訪風起云涌、群體性事件波瀾壯闊、各種丑惡層出不窮，其根源在于鄉、村組織改革自我解除武裝。其惡果將在今后十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充分表現出來。

其實，基層組織危機不獨反映在農村，也表現在城市。海量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聚集漂泊在大城的大中專畢業生，由于戶籍管理的僵化，也都缺乏有效的管理。一句“成本”，將其推之于有效管理的門外，這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情。以史為鑒，如此海量的人員，在某種特殊的條件下，極易成為“流民”，而且都是有相當文化知識的青年“流民”。一支龐大的有文化的“流民”隊伍，其力量是任何政黨都不應輕視或漠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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