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農村基層選舉試驗談民主
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村兩大變革最為矚目。一是俗稱“大包干”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二是基層選舉。“大包干”的成功為改革開放的正當性打下了基礎，短時間內就改變了農村的生存狀況。而基層選舉至今已有多年，狀況如何，有何成效，頗為各界關注。近期遇到國內來自基層的幾位朋友，便有了以下一場對話。
宋：現在農村基層選舉怎么搞啊？
友：也是先宣布競選時間，有想出來競選的就積極活動。
宋：怎么個積極活動法？
友：送禮唄。想想誰能投自己的票，就去送。
宋：沒有任何制約？
友：沒有，都覺的很正常。都送。村里選前都開著門，等著送的人來。
宋：哪一般得花多少錢？
友：得看村里的情況，如果富的村，有好的村辦企業，可以花到幾十萬。特別是靠近城市的村，還可以賣地，也有的靠近油田（山東濱州是勝利油田所在地之一）。但如果村里很窮，就花錢少，甚至不花錢。
宋：呵呵，也難怪美國的選舉花錢越來越多。也是同理。不過窮的村，百姓會出來投票嗎？
友：也會選，還有個人情啊。
宋：選舉的時候，有人監督嗎？
友：有啊。鄉里會派人來，不管是第一輪還是第二輪。
宋：是簡單多數還是必須過半數。
友：不太明白，反正一般是兩輪。
宋：噢，不一定過半。
友：反正每輪選都要花錢。
宋：影響選舉的還有什么因素？
友：主要是家族，大姓。過去有的家弟兄多，能在村里鎮的住，才會出來選。也有黑社會出來選的。
宋：如果有幾個人互相競爭會出現什么情況？
友：不會公開說對方不好，私下里會有。主要是誰支持誰都有數。
宋：會有政治議題上的指責嗎？
友：哪里會。
宋：這不是黨爭，只是人爭。如果是黨爭的話，恐怕會加上政治上的東西。
宋：老百姓怎樣看待這種產生官員的方式。
友：其實選誰都一樣。選誰也改變不了什么。
宋：他們覺的是民主嗎？
友：其實只是認為在選，一種方式，并沒有往民主上去想。
宋：哪和過去比呢？
友：過去是往上面送禮，現在是往村里花錢。就這個區別。反正都需要錢。 宋：選出來后有什么制約嗎？比如財務。
友：沒有，他們選上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宋:既然他們是由村里選出來的，他們是聽鄉里的，還是聽村里百姓的。 友：當然聽鄉里的。
宋：噢！？
宋：選舉時有年齡限制嗎？
友：沒聽說。反正過去選上的都是年齡比較大的。現在開始有年青的。
宋：有沒有干的好，被提拔到鄉里去的？
友：少，很少。
中國只所以選擇農村進行選舉試驗，原因應該有兩個。一是村做為一個選舉單位，最多幾千人，少則幾百人。選民對候選人有著充分的了解。選舉成本低。二是出現問題也不會產生太大的不利影響。農村基層選舉到現在已有經年，效果顯然無法令人滿意。也許在經過漫長的實驗，也會有成功的一天。但這一天的到來恐怕要考驗全體中國人的耐心。套用周星馳的一句經典名言：也許是一萬年。中國農村基層選舉試驗，也說明了一個問題。民主無論怎樣包裝，也只不過是對權力和利益的爭奪手段。既然是爭奪權力和利益，任何一方肯定會不擇手段。現在西方國家成熟的做法是“政治獻金除罪化”。本來，只要是金錢與政治勾結就是腐敗，與金額多少和是否公開無關。然而西方則規定只要公開與一定限額內就是合法。這也是西方腐敗相對較少的原因。如同在中國買官是非法，在西方，只要符合公開與定額就是合法（美國甚至用和總統吃飯的方式獲取政治獻金，任命駐外大使）。另外，民主必須通過選舉，而選舉就需要錢，沒有錢，選舉搞不下去，沒有選舉也就沒有了民主。從而也就決定了民主也就只能是“錢”主。近日臺灣陳水扁案，吳淑珍對檢方說，選舉時扁家的現金是“一大袋一大袋大家拿來”，根本不缺錢，反而傷腦筋的是“怎么把現金搬出去”。 也是一例。
另外，從制度的角度看民主，也許可更簡單的做如下描述：如果一個社會的失業率達到10%，政府就要垮臺。如果達到20%，這個制度就會垮臺。這個時候，什么普世價值和美好理論都不再有任何意義。冰島政府已經垮臺，美國的失業率已到8.1%----美國政府聲稱這是一個令人恐怖的數字，等到了20%，也就是美國模式走向終結的時候。民主，其實就這么簡單。
最后,民主做為西方社會生活土壤中發展和演變的一種制度,是與其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密切相關的。民主要想成功運作，還要有一整套交互運作的國家機器、配合的天衣無縫的文化體系、社會生活方式以及價值體系。中國，如果要效仿西方，僅僅著眼于民主本身是不可行的。然而，西方民主究竟是否值的中國人放棄自己的發展模式，以極大的社會成本和時間成本去學習和建立民主，是否適合中國不同于西方的國情？是否能夠最終取得成功或者比自己模式更大的成功？這些都需要思考。畢竟，制度試驗是牽扯到億萬百姓身家性命的大事，我們需要反對哪種“只有某某才能救中國”的先驗性的論調。
PS:
2008年的歲末，三年一屆的村主任選舉在各地依次展開。
一直以來被人們所忽視的沒品村官職位，突然間成為了炙手可熱的“香餑餑”，參與選舉的也以各種“壯舉”，在顯示自己實力的同時吸引著媒體和各界的眼球。那么在這些“壯舉”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在誘惑著參選人，是權力背后的利益驅動，還是回報鄉里的社會責任？
龍門村選舉風波
一場驚世駭俗的選舉，讓韓城市龍門鎮龍門村站在了全國的風口浪尖。
雖然以鎮建制，但由于擁有陽山莊、龍門村等幾個遠近聞名的富裕村和鎮域內的幾個大企業，龍門鎮比一般的縣城還要闊氣一些。在鎮子的大街上不時可以看到奧迪Q7、保時捷卡宴、豐田霸道等高檔越野車疾馳而過。
對于已經過去20多天的那場選舉，落選的原村主任楊青軍并不愿意多談。但是這個村子從2002年以來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都傾注著他的心血。每個老人的年補助金從2002年的120元，到目前的1200元，村里孩子上學都有專車接送，初中生每人每年200元，高中生每人每年500元，大學生每人每年 1000元。全村按人頭每人每月30斤面粉，這一切的福利曾經讓周圍一些村子的人羨慕不已。
2008年12月9日，一場選舉，讓王文選成為了龍門村的村主任，這個擁有億萬身家的韓城著名企業家，以回報鄉里的名義參與了選舉，并且贏得了選舉，雖然大家都不否認每人2萬元的人頭費在其中的催化作用，但是支持王文選的人還是堅持：村主任就要選能人，他能把企業做得那么好，當然也可以把我們村子治理好。
對于這場時過境遷的選舉風波，目前從韓城官方和民間都不愿意作出評說，雖然有人提出了“賄選”和“誘選”的質疑，但是作為選委會主任，一手主持了選舉過程的楊青軍也說，選舉過程和程序合法是沒有疑義的。其實正像韓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員所說：這場村主任的選舉不管表現為何種形式，背后肯定是有著各種各樣的利益因素的，最關鍵的是這個利益是不是在一個可控和共享的基礎上運行，幸好一任村主任只有三年，也許三年后一切都會有所分曉。
穆將王村的“電視演講”
2008年12月26日，西安市灞橋區穆將王村的村民忽然發現電視節目變成了一個人在演講，仔細一瞧，原來是本村的王先鋒。
這是怎么一回事？原來12月28日是西安市灞橋區穆將王村選舉村委會主任的日子。作為競選人之一的王先鋒，在26日下午4時左右，將競選演說切進村民的電視。在這段長約12分鐘的演講中，競選人王先鋒首先介紹了自己的簡歷，并對村子發展形勢作出分析。關于競選初衷，他說，自己在外創業十幾個年頭，取得了驕人業績，競選村主任是想“盡綿薄之力，將自己的智慧才能奉獻給鄉親”。演講中，王先鋒也提到了他參與競選在村民中“有不同的看法，也存在爭議”，有人懷疑他的競選動機，有人勸他放棄這個出力不討好的差使，“如果從個人事業和利益角度考慮，完全可以選擇放棄。但個人富不算富，只有全村人走上小康道路才算富 ”。
王先鋒還提到了對村子的遠景規劃，當選后，將從解決吃水難、停車難等方面實施自己的“施政綱領”。演講結束后，電視畫面打出了字幕“給最信得過的人投上一票，村委會主任參選者王先鋒”，并附上了手機號碼。
“有線信號全部斷了，40多個臺播放的都是他的競選拉票演講！”部分村民說，下午播一次十多分鐘，連續滾動播放共半個多小時。這期間所有電視節目都沒辦法觀看，村民們對這樣的形式有的感到很新穎，可有的卻有不同看法。
村民們的無奈與被迫“世故”
年前的一次回老家，讓在城里工作了好幾年的關中青年王興功感覺到了許多的不適應。
那兩天，正值村委會第八屆換屆選舉，王興功親眼目睹了村委會換屆選舉的熱鬧景象。一會兒有人打電話讓他父母選他、一會兒又有人到家里登門許愿讓選他…… 父母拿著選票，不知如何是好，選這個怕得罪那個，選那個又怕得罪這個……最后，父母決定選家族勢力相對大的那個，這也算是一個萬全之策了。王興功說長這么大頭一次看到父母這么“世故圓滑”。
王興功還聽說，各候選人使盡渾身解數拉選票，有拿現金買的，有送禮品的，有許諾當選后給好處的，但最公開、最多的還是請客吃飯。候選人挨家挨戶拉選民到酒店吃飯，有的要連吃幾天才能把整個村子的人請完。如果一個村有十幾個候選人，這幾個人就輪流請客，使農村出現了“家家短炊煙，戶戶爐灶寒”的景象。更有甚者除了通過請客、賄賂、許愿等方式拉選票外，財大氣粗的候選人還有花錢“買斷”候選人的，就是給其他候選人錢，讓他自動退出選舉。
“兩權”合一是“村官”選舉亂象的根源
記者：近期頻頻見諸于媒體的“村官”選舉問題，又一次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很多，有的認為直選是產生問題的根源，有的認為村民的素質還有待提高，有的認為來自選舉之外的干擾太多，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院長王周戶：“村官”選舉的種種怪現象，已經不僅僅是今年的事情了，事實上最近幾年，一到“村官”換屆的時候就會出現類似的報道。當然對這個問題每個人會有自己的看法，也可能有一定道理，我要說明一點的是，這些問題的出現和直選有關系，但直選本身是沒有錯的，這是我們國家民主進程中的一大進步，這種民選較之傳統的任命制要在現實中更有效益。
記者：那您認為“村官”從以前的不起眼到現在的炙手可熱，其內在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樣的利益驅動，導致這些人熱衷于當這個一村之官。
王周戶：問到這個問題，我想給你作個比較。在我們國家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都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它們的性質是一樣的，為什么居委會的選舉沒有出現過像村委會選舉這樣的事情呢？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相同的職責是，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眾的意見、要求和提出意見；兩者最大的不同是村委會同時還承擔著依法管理本村屬于村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管理村級財務，這種集體財產權和公共管理權的合一使“村官”炙手可熱，以及村官選舉亂象紛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記者：看來，亂象的根源就在于后面有土地收益權和公共管理權，所以才有這么多的人前赴后繼。
王周戶：對，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這種情況就越明顯，因為他的土地收益率就會更高，土地變現的機率也更高，所以這種村官選舉投入成本大的地方，往往都是城市周圍的城中村或者村上有礦產資源、村級經濟發達的村子。
記者：既然根源找著了，怎么樣去防止和杜絕這種現象呢？
王周戶：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公共管理職能和集體經濟組織職能分開，設立專門的一個組織或者個人來行使集體財產權，就像企業的CEO(職業經理人)一樣，對村委會負責，而村主任只負責管理好本村的公共事務，不得插手集體財產管理。當然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真正實施起來可能還得個過程，但這應該是今后發展的一個方向，這樣也可以更好地保證群眾自治，而不是演變為一人獨治。
記者：聽起來這樣的制度似乎更可行，也很有操作性，但是大家還是有一個疑問，難道真的沒有那種真正想為民辦事，回報鄉里，帶著鄉親們共同富裕的人嗎？
王周戶：當然不能否認這種人，事實上也可能有，還很多，但如果因此而不去設立制度去規范，就是一種制度上的冒險。如果某個人他是所謂的能人，他也很想回報鄉里，帶領大家共同致富，那他也得遵循一個原則，就是你可以用個人的財產和能力帶全體村民共同致富，但是不能實行對等，就是不能要求屬于集體的財產和資源同樣地去支持個人企業的發展。比如香港也有很多企業家去參與集體組織的管理，但必須是純義務的，這個有嚴格規定。
記者：那么在現有的狀況下，怎么去規范和監督村級組織以及村官個人，讓他們更好地為村民和村集體服務而不是為自己謀取利益呢？
王周戶：事實上村一級集體組織在某種程度上帶有一定的公權力，怎么去規范和約束，這是法律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比如說村集體組織財務上的一些犯罪問題，法律上有規定，但是在構成犯罪之前的運作過程誰來監督，這個還是空白。目前所實施的村務公開是有所作為，但是顯然還很不夠，這就容易給一些所謂的能人鉆了空子。不管怎么說，從長遠來看，需要盡快規范農村選舉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時間越久越不利于農村民主政治的進程，并因此而破壞普通村民的參選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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