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歷史之劫數與變數

言周

中國歷史由晚清時代，劃過民國時代，走到今天，始終徘徊在革命的改良之間。革命在晚近歷史之初，是與造反同義的，而孫中山本人也自稱洪秀全第二，造反譜系上的一脈相承，可謂自我加封。在孫中山因流亡日本看到日本報紙將其稱作“革命黨領袖”時，才自我標榜革命黨。革命與造反，實際上并無確切的界限，中國自先秦以來的歷史，就是一部農民造反的歷史，孫文的革命與農民造反最大的區別在于，其外層有了主義的包裝，不再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孫中山的這一層含義，蔣介石沒有讀懂，因此他終身對于三民主義，只是表面的服膺，或曰道統的需要。身為局外人的毛澤東，卻承接了孫中山的衣缽，將主義的包裝發揮到了極致。更加令人驚訝的是毛澤東的白話文功夫，較諸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時代的群星，毫不遜色。其運用獨具特色的“毛氏話語”，將一整套的造反理論，說得人民群眾心服口服，高聲合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的地位，由此一錘定音。當然毛澤東本人并沒有忘記孫中山的示范性作用，他在革命即將獲勝之時，稱孫中山為“革命的先行者”。

由孫中山至毛澤東，晚近歷史的革命傳承由此銜接，深刻地改變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文革之所以發生，并非一時一地一朝代的變遷，它的深處，潛伏著晚近歷史在初始時期便已隱含的秘密的爭斗，帶著歷史本身豐富的信息。

當然，鴉片戰爭固有的歷史性含義卻不可忽視。它是近現代史上中國一系列外交挫折的開端，它以極為暴力極為迅猛的方式，將老大帝國數千年以來養成的自尊心打得粉碎。史書記載，鴉片戰爭之后，道光皇帝上朝之時嚎啕大哭，久久不能言語。一國之君尚且不能自持，如此失態，其治下的國家對于這一場災難的反應，可想而知。

然而中國的歷史上有句古話，叫做好了傷疤忘了痛。《南京條約》簽完不久，皇帝大臣立即以為從此以后高枕無憂，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運動這數十年間的停滯，至今讓人扼腕嘆息。斯時的西方，已經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機器的轟鳴聲中飛速發展，而中國的士紳，卻躺在牙床上，慢悠悠的抽著鴉片煙，煙霧越過窗簾，飄到磨坊，磨坊里的老驢繞著石磨緩慢的前行，咿咿呀呀，仿佛時間從不存在。

在這樣沉淪的歷史中，太平天國崛起。雖然太平天國本身，帶有難以規避的造反色彩，并且其留下的諸多惡劣事跡，至今為史家所詬病。

然而歷史性的爭執也在此埋下。太平天國與洋務運動的對立，正是百年中國歷史的一個縮影。太平天國以承襲的方式，重演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只是在農民造反的背景之后，站立著的不僅僅有陳勝、吳廣、黃巢、朱元璋、陳友諒，還有一個自西方而來的耶穌。洪秀全以基督教義為模型，炮制出了一整套的拜上帝理論。然而居然有如此多的民眾，對洪天王誠惶誠恐，對于洪秀全炮制的教義教規，深信不疑。數千前的黃巾軍，也是使用了同樣的方法，得到了民眾的服膺。

繼太平天國之后崛起的義和團，及至孫文帶領同志造反，可謂一脈相承。孫中山雖然不是安邦治國的能手，卻是造反起義的行家，而且他頗有自知之明的稱自己是“洪秀全第二”，對于洪秀全的認同，可謂心服口服，更何況同是兩廣地帶生人，可謂同根同宗。當年的太平天國，不過是自廣西打到南京，影響了東南方的半個中國，孫中山卻以一次次的暴動，促成了武昌起義的最終爆發，居然在一夜之間，使清王朝有名無實。而歷史的喜劇之處在于，孫中山在武昌起義爆發的當晚，正在國外的餐館洗盤子，回國擔任臨時大總統，更是倉促就職。或許歷史要戲弄一下孫中山的這種茫茫然，就在大總統的位置上沒坐熱，便讓袁世凱取而代之。

從歷史的脈絡上來看，袁世凱所承接的，乃是曾國藩李鴻章的安邦傳統。而孫文所承接的，乃是由太平天國所衍生的，經由義和團轉手的暴力傳統。這一傳統以破壞為標準，以暴力為手段，上演了晚近中國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會動蕩。這樣的動蕩與國際形勢下的蘇俄革命一拍即合，演變成為北伐的浩浩蕩蕩。

孫文以蘇俄舶來的十月革命，嫁接到中國的身上，成就了歷史脫離原有發展軌道的場景。在此之中，宋教仁致力于議會政治的努力，乃至之后陳炯明所倡導的聯省自治，都不是行而有效的方法。宋教仁以一己之力，宋妄圖以個人之力獨撐議會政治的大梁，當時的中國由獨裁走向民主，可謂成敗在此一舉，但正因為他拋棄了曾經與之暴動的革命同志，轉而尋求和平的、漸進的、非暴力的改革方式，才最使其終身隕道消，不但害了革命，也害了自己。

可是斯時中國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卻缺乏政治人物所應具備的這種常識性的耐心。在宋教仁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南下的火車邊上，孫文仿佛蓄謀已久，立即找到了由頭，向袁世凱發出挑戰。稍有常理的人都該知道，袁世凱所懼怕的，應該是孫文那種無視現代政治游戲規則、動輒以武力取代談判的競爭對手，宋教仁這樣一向按常理出牌、循規蹈矩的政治人物，袁世凱絲毫不應擔心。可是孫中山用心太深，反應也激動得太過讓人懷疑其動機，立即以革命的名義，號召一干人等興師討袁。虎踞南方、早已對袁世凱心存不滿的軍閥老賊，立即蜂擁而上，將袁世凱按倒在地，拳打腳踢。

歷史走到這一步，最該高興的是遠在西伯利亞的蘇俄布爾什維克。立即與孫中山密約，共商統一大計。蘇俄提醒孫中山建軍校，孫中山立即建起了黃埔，并把自己的隨從蔣介石調去當了軍校的校長，孫中山同時還接受蘇俄的建議，與共產黨合作。

而更令人不安之處在于，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衍生物，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與其說是致力于革命的黨派，不如說是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性回應。其黨內最初的建立者，幾乎全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走出來的知識青年。張國燾等一代人，幾乎都是五四的產兒，而這個黨的頭號人物，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首屈一指的風云人物陳獨秀。由文化領袖轉身成為政黨領袖，事實上并不奇怪，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自由解放，正是中國共產黨綱領中的核心內容，五四新文化運動因北伐而夭折，改良的道路堵死，革命之風興起，并不意味著革命從出身便是禍害。革命并非原罪，像國民黨人一樣革命革到最后難以為革命，并非革命自身的問題，而是革命中人的問題。

所幸孫中山死在了北伐之前，如果活到了北伐之后，歷史將是怎么的場景，難以預料。孫中山應該慶幸自己出師未捷身先死，從而名節得以保全，否則以其弟子蔣介石的造孽，十個孫中山的清名也難以洗刷。北伐的轟轟烈烈，既是對于孫文的告慰，也是中國前途的歷史預告。當年的王國維憂心忡忡，北伐軍兵臨城下之際，毅然決然的在昆明湖自沉，遺書中自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對于國民黨人北伐的不敢茍同，清晰可辨。而在十年之前，王國維在十月革命興起時，早已在致友人的信中預言：觀中國近況，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由此看來，王國維對國民黨的所謂“革命者”的所作所為，還真是有先見之明。

王國維當年的預言，若干年后果然在毛澤東的手中得到了印證。一個“恐”字，極為鮮明地道出了王國維對于歷史的洞察式解讀。

歷史的詭異，就在這樣的錯亂中得以延伸。北伐之后的中國，經由蔣介石的清黨，從此二十年永無天日，內憂外患，國共兩黨的長久對峙，抗日八年的曠日持久，都讓這一段歷史變得風雨飄搖。書寫歷史的人，在面對這一段歷史時，百般為難，難以下筆，若干年后才小心翼翼，寫下極為稀少的篇章。要說這段歷史無物可寫，并不確切，但全是國民黨罄竹難書的罪過，又讓本來就心靈脆弱、飽經幾十年悲慘的舊中國知識分子們如何下筆呢？曾寫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等一系列史學巨著的陳寅恪，對于斯時的歷史，閉口不談，其苦衷，不語自明。

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人物胡適，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大變局之中，既不愿留在北平，就任中共許諾的北大校長，也不接受蔣介石的拉攏，追隨其去臺灣，而是到了美國當了圖書館長，做起了寓公，以作《水經注》考證，了卻余生。

而胡適身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成為人們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難以避開的話題。五四時代的深刻含義在于，它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命題，提供了有益的參考模式。有心的人不難發現，袁世凱及其統治下的北洋政府，恰恰是五四時代崛起的政治背景。

晚近歷史中的諸多問題，便在這樣環環相扣的劫數與變數中前行。如同袁世凱之于李鴻章的承繼，孫中山之于洪秀全的承繼，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樣的人才譜系，全都有跡可循。

但即便如此，我們也能從另一個側面發現，正是因為晚近歷史之中，存在著太多的劫難與變數，集古今中外思想之大成的毛澤東，才攜著“造反有理”的狂瀾，席卷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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