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會提出，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也為新時期的農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專家稱十二五城鎮化保障農民土地權益是關鍵，但是作為農民階級中孕育的精英——農村大學生則處于“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十分的尷尬境地！   

    大學生找工作的故事很多，農村大學生找工作的故事就更多。當然，他們的故事，有更多的艱辛與無奈。他們本想在都市找一個站腳的地方，去打拼自己的人生，卻一腳跌入都市的迷茫。

   工作在哪里？未來在哪里？那個迷人的“山楂樹之戀”，在高得離譜的房價后面，早跑得無影無蹤。

    蝸居、蟻族，新知青這些詞，成了尋找他們的快捷鍵。一名農村大學生告訴記者：一個月掙的錢，“算下來，除去房租、水電費、話費和吃飯，每個月最多只能攢下300元。”一年下來，如果不生病，尚能留一點“過節費”。如果流年不利，一場病下來，兜里的那些“孔方兄”便一點面子都不給，絕情而去。

   農村大學生中，也有一些想到了回家。現在的農村早已今非昔比，一位家在河北農村的大學畢業生說，在老家，村里人每年能分到幾千元；到老年每月最低可領到350元養老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由村里繳，每年可報銷兩萬余元的住院費用……有些專家也認為：“小城鎮和農村比，反而是農村更有優勢。因為小城鎮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業機會并不多。”

   “歸來吧，歸來呦！浪跡天涯的游子！”家鄉的云似乎在呼喚遠方的游子。但事實上，“回村”比“進城”更難，哪個村子也不情愿有人從城里殺回來分大家的土地和宅基地。農村戶口就像“北上廣”的戶口一樣金貴。

    一些陷入就業困境的農村大學生，似乎成了社會上的“縫中人”。他們在城市與鄉村的縫隙——城鄉結合部蝸居著，漂泊著，成了寄城市籬下的“游民”，他們游離于各種“屬地政策”之外。他們不知道自己屬于誰，有城鎮戶口，卻沒有當地市民待遇；想打道回家，又沒有農村戶口。“我想有個家，是個不大的地方”，這可以說是所有漂泊者的心愿，但他們發現，在這個縫隙里很難有個“不大的地方”。

    例如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張才玲變成了“黑戶”，這是她上大學時始料未及的：畢業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農村老家也向她關上了大門。造成這種兩難境地的原因是，張才玲考上大學后，戶口隨之“農轉非”。但如同所有在城市里無法立足的農村大學生一樣，再回到農村的路卻難如登天。之所以產生“回家”的想法，是因為就業形勢的殘酷，以及都市生活的壓力。2008年，張才玲大學畢業時，恰逢金融危機，北京的就業競爭異常激烈。在這場關系個人命運的戰斗中，她沒能找到能解決北京戶口的工作。這也意味著，她在北京的生活之路將更加艱難。之后的兩年，她輾轉換了4份工作，月均3000元的收入讓她在北京生活很吃力。但她從沒有放棄落戶北京的愿望，戶口一直由學校托管。想法的改變來自張才玲的懷孕。她和丈夫都是農村孩子，在北京工作多年，也無法落戶北京。今年年初，懷孕的張才玲想放棄這座城市，她想回到農村老家。她不想讓這種飄在北京，沒著沒落的感覺延續到下一代身上。非京籍孩子的上學難問題，是迫使他們思考退路的主因之一。“我們兩個每個月掙多少花多少，在北京也沒有社保、醫保。孩子出生了，也得在老家養。”張才玲說，“還不如回家種地。”逃離都市———這已經不是張才玲一個人的問題，甚至成為了80后年輕人的共同命題———也許回家會更幸福。但在這些逃離者中，農村大學生卻成為異常尷尬的群體。在中國現行的二元戶籍制度管理模式下，他們要么想盡辦法得到城市“綠卡”，要么就要飄在大小城鎮中。他們回不到農村。想“回家種地”的張才玲今年初在學校辦理了戶口遷移手續，結果卻在家鄉的派出所碰了釘子。當地民警告訴她，“政策不允許‘非轉農’”，“要么你戶口回到市人事局，變成集體戶口，要么你在你們村自己立個非農的單戶，跟你爸媽分開”。持有“不在北京，就回農村”想法的張才玲卻遇到了第三種選擇———戶口不能“非轉農”，只能留在小城鎮。可是這種不上不下的情況，不但對張才玲找工作的事情沒有任何幫助，還剝奪了張才玲原本農業戶口享有的農民權益。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劉爾鐸　教授認為，從社會福利來看，現行的戶口已被割裂為三種：一種是大城市戶口，相應的各種福利保障政策都是最好的，資源也相對稀缺；一種是農業戶口，相應的土地政策以及福利保障也在日益改進；第三種是小城鎮戶口，比上不足，現在反而還不如農業戶口。農業戶口成為了搶手貨。這主要得益于，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對“三農”發展的強力政策支持。自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國務院已經連續7年出臺了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內容涉及惠農資金、農產品補貼、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干部選拔、城鎮化改革、農村教育、家電下鄉等多領域、全方位的惠農政策指導。“現在農村的優惠政策比之以前，變化非常大！”蘇建國說，近年來體現在農民身上的變化是，凡有農業戶口的村里人每年能分到幾千元；符合年齡條件的村里人，自費1/3購買了養老保險，以后即可每月最低領到350元養老金，但非農戶口的人要自己買養老保險；現在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醫療保險由村里交，每年可報銷不超過兩萬余元的住院費用；農村義務教育全部免費，且村委會還會每年用數十萬元支持學校建設；垃圾費、治安費也不用農民負擔……當然，農村大學生成為“縫中人”，也有自身的問題。不管是誰，在就業選擇上，職場專家的忠告，都是“定位要準”。這需要對社會、對自己乃至對所有競爭者有清醒的認識。“退一步海闊天空”，“海闊天空”之后就有的是“進”的機會。面對現實，換一種思路和觀念，也許不失為一種“突破”。當然，相應的戶籍、住房、社會保障等政策，也應隨之而“變”，才顯更為穩妥。

        除此之外，農村里分配的宅基地和土地是另一塊誘人的蛋糕。蘇建國分析：“他們(想戶口返村的人)大多沖著土地而來。”

　　畢業于河北體育學院的農村大學生周長軍并不掩飾自己的這種想法，今年畢業后，他在北京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戶口被自動遷回了老家所在地碾子峪鄉。這是一個城鎮戶口，周長軍卻想要一個可以回到村里的農業戶口。因為沒有農業戶口，周長軍就無權繼承父母的宅基地。如果父母去世，他只能在合同期限內使用父母承包的土地，也享受不到為農民發放的各種補貼。倘若政府在村中征地，他也不會得到任何補償。周長軍面臨的困境在于，“我大學畢業，沒有工作，還有可能失去我的土地”。在就業困難、土地需求量增大的時代背景下，“回農村”成為農村大學生們對生活所寄望的最后途徑。但事實上，“回農村”可能比“進城去”更難。王燁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現在農村政策好了是顯而易見的，村里肯定不愿意有人回去分土地。如果被征地了，能拿到很多賠償金。如果自己種地，不收農業稅了，每畝都有補貼，可以種點菜和水果，致富很容易。現在我們那里的戶口就像北京戶口，很難弄的。”對此問題，　劉爾鐸　教授認為，這種現象只靠政策的微調就可以解決，國家戶籍主管部門可給地方政府一定的權限來妥善處理。但我國二元戶籍管理制度運行長達半個世紀，所設置的壁壘不能被打破的話，問題難以根本解決。

         哪朝哪代中國農民階級都處于社會的最低層，他們的經濟狀況和生存條件是最差的，但是他們并沒有絕望，因為從隋唐時期發展出來的科舉制，比較好的解決了寒門庶族，農民百姓的仕途道路，相對于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拔人材的基礎，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百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正所謂“十年窗下無人識，一舉成名天下知！”因此自古中國農民翻身只有一條路——讀書！

    但是現在農民階級含辛茹苦培養出來的讀書人——農村大學生卻落得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尷尬境地！活的反而不如目不識丁但擁有農村戶口的普通農民大老粗了，這會嚴重挫傷農民子女讀書學習的積極性，使農民們感到徹底絕望，讀書無用論將大行其道，中國農民將永無翻身之日了！

    本屆中國政府已經廢除了沿續達2600年的農業稅，又開始探索政府兜底的農村養老制度，對于中國農民階級的恩惠是有目共睹，天下皆知的，黨中央惠農的英明決策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力嘉獎的，這項偉大的政績足以彪炳史冊，流芳百世！

    世界上的萬事萬物之間的聯系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的多，表面上看是中國農民階級已經翻身不再處于社會最底層了！但是由于他們擁有的土地和宅基地便會滋生靠山吃山，不思進取的懶惰心理！按照馬克思哲學上的觀點世界是由矛盾構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而且矛盾是可以轉化的，你解決了這個矛盾就會冒出另一個矛盾出來，就像你摁下這個葫蘆又會漂起那個瓢一樣，你現在加大惠農力度和措施，使農村戶口吃香了，但是卻無意中嚴重損害了失去農村戶口的農村大學生們的利益，嚴重挫傷他們讀書學習的積極性，使他們感到讀書無用的絕望，那么今后農民們誰還愿意培養自己的子女讀書成材呢？

    由于中國的戶籍制度很嚴格，因此不存在改變戶口的三十六計，最通常的辦法就是上高中考大學。高考可以讓農村最優秀者進入大城市的大學，并將戶口遷入城市并享有城市相應的社會福利。但因為失業增多，大學文憑已不足以讓人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些人在放棄農村戶口前更愿三思而后行。
    譬如，《北京青年報》公布—項調查顯示，在北京郊區西峰山村，越來越多的準大學生在升入大學時拒絕遷戶口。據報道，在西峰山村所在的流村鎮，近3年來考出的256名大學生中，竟有201人放棄 “農轉非”，保留了農村戶口。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還有土地價格上漲因素，地價上漲速度跟北京發展同步。2008年，西峰山一畝地的出租價是600元人民幣，去年已漲到 1300元。而這還只是開始。至于未來居民可能從拆遷中得到的補償可能高達兩三百萬人民幣。
    因此，戶籍制度比想象的要復雜。盡管有些專家最近還呼吁把取消農村戶口作為下一個五年規劃優先考慮的一項任務，但是此項改革并非易事。由于多種因素和個人利益的不同，中國的戶籍制度有點像一團亂麻，要想理清將特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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