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社會實踐手記

任未老

題記

應一個學生社團的邀請，7月16日至23日，我到東北參加了一次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這次活動的目的是為了了解中國農村和城市的現實，方法是實地調查、座談和討論，地點包括齊齊哈爾、大慶和哈爾濱，三市兩縣。活動中最讓人興奮的內容，是沿著抗聯的足跡，在嫩江邊進行的一次長達40公里的徒步行軍。我，一名雖然講過課，但從未正式從事過教師職業的前空軍軍官，受邀作為隨隊“老師”，全程參加他們的活動。

重返黑土地，我的心情是興奮的，因為我18歲時，就作為一名飛行學員來到了這里，并渡過了6年寶貴的時光，我一直把東北視為我的第二故鄉。

7月14日（星期三）：從北京北站出發

去齊齊哈爾，我乘坐的是1801次列車，這是一趟慢車，差不多要走24小時。

離開北京北站，列車一路往東北方向開進，透過車窗，映入眼簾的，在山區是茂密的叢林，平原則是碧綠的原野，看來這些年來退耕還林的工作還是有效的。而進入東北之后，居然還能夠看到大片大片未開墾的濕地，這在早已過度開發的關內是不可想象的。東北，仍然是我們國家的一塊寶地，難怪小鬼子一直對這里垂涎三尺，叫囂“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了。

“九一八事變”之后，南京國民政府一槍未發就把這大好河山拱手讓人，理由居然是“需要時間準備”，這真是笑話！難道一個家庭因為缺乏準備就不反抗搶劫嗎？難道一個婦女因為缺乏準備就不反抗強奸嗎？況且中國在準備，日本也在準備，日本在以極低的成本占領資源豐富東北之后，其國內生產總值5年內翻了一番，軍事工業更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時，相比1931年，中日兩國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更加擴大了。這就是說，蔣介石選擇在1937年抗戰而不是1931年抗戰，中國遇到的困難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

近年來，很有一些精英學者在為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做曲意辯護，似乎唯有蔣是在老成謀國，這些漢奸殊為可恨，因為此例一開，任何賣國行為都將被合理化了。

7月15日（星期四）：抵達齊齊哈爾

下午一點多鐘，列車抵達齊齊哈爾，齊市某大學的小敏（一位來自海南的英俊男生，不知為什么起了一個女生的名字）同學前來接我，同車抵達還有中國人民大學一位男生和中國政法大學的一位女生，可惜在車上的時候，我不知道還有這么兩位，否則途中就不會這么無聊了。

火車站旁邊一棟大樓的樓頂上，矗立著一幅大字標語：毛澤東思想萬歲！這讓我感到既親切又好奇，因為這些年來，把持中國的精英們在不遺余力地清除毛澤東時代的遺跡，這樣的標語，在全國已經很少見到了。

齊齊哈爾的天氣，給我一種非常疏朗的感覺，天高云淡，街上的車輛也不多，和我記憶中的東北差不多，感覺真的很美好。

來到了大學旁邊的一家學生旅館，活動的主辦者、擔任“總協調人”的小Z已經在一間很小的房間里設立了她的“總部”。“總部”像蜂巢一樣，充滿了忙碌的氣氛。不斷有學生組長來向她請示各種問題，并尊稱其為“霞姐”，而“霞姐”也在那里發號施令，儼然一副“大姐大”的樣子——這一情景不禁讓我啞然失笑，因為一年多以前，我在一次講座初次見到她時，還每每看到留娃娃頭的她帶著崇拜和專注的神情在聽講座，完全是一個中學生嘛！沒想到這么快就成長起來了。毛主席說，學習是學習，工作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誠哉斯言！

我，該大學負責社團的S老師，還有一位男生，一共三個人被安排在旁邊一所家庭旅館的一個小房間里，因為房間小，電視機只能被固定在墻上，由于同樣的原因，我的枕頭只能被擺在電視機下面——如果睡到半夜，電視機從床上掉下來，我就慘了。

放下行李，簡單洗漱一下之后，我和幾位同學一起來到學校后面的勞動湖邊吹吹風，這里風景優美，空氣新鮮。回來后不幸遇到 “霞姐”，她大為不滿，嚷道：“你怎么這么小資？為什么不趕緊熟悉情況？真是受不了！”

糟糕，遇上工作狂了，這次社會實踐，恐怕輕松不了。

7月16日（星期五）：年輕的朋友來相會

我的擔心不幸變成了現實。“霞姐”帶著典型的共青團員式的熱情、認真、執著甚至瑣細開始了她的工作，由于預定擔任“總組長”的同學因為一個意外的情況不能參加，所以她還必須把全部的管理工作承擔起來，我開玩笑說她這是“總前委書記”兼“總指揮”。每天晚上11點，是她召開“組長碰頭會”的固定時間，我和S老師也必須參加，這個冗長的會議往往要持續一個半小時，“霞姐”似乎要過問到每一個細節；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時間則通常為六點。這個作息時間表對習慣于晚睡晚起的我來說，是一個莫大的考驗，“真是受不了！”不過我很快也發現了好處：不再受失眠之苦，晚上能夠很快入睡了。

上午和同學們相互認識，分別來自東北及北京幾所高校的同學們，自己也相互認識了一下。他們都是一些非常可愛的青年，經濟并不寬裕的他們，完全自費參加這樣一次毫無功利目的的活動，真的讓人很感動。

下午則為即將展開的農村調研做了一些準備，看了一些材料，并進行了討論。晚上看了一部介紹“興十四村”的專題片，這個村莊三十年來一直堅持走集體化的道路，已經變得非常富裕，而且更重要的還在于，這種富裕能夠為全體村民所共享。

7月17日（星期六）：走訪興十四村

六點起床，七點登車前往興十四村，途中大約需要兩小時。

年輕的朋友在一起，就是笑聲多，歌聲多。這一路上就是在歌聲中度過的，從《共青團員之歌》到《我們走在大路上》，從《精忠報國》到《水手》，最后干脆唱起了《國際歌》。小敏的海南口音，唱起歌來有一種特殊的蒼涼的味道，很適合唱搖滾。我從去冬今春以來，嗓子就不好，原不擬加入他們的歌唱，但還是被他們的熱情所感染，最后更在他們的“逼迫”下，唱了一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不過，我也從這一路歌聲中，看到了近年來所謂素質教育的失敗：這么多年輕的同學，在學校里應該還算是比較活躍吧，居然沒有一個人識譜、會指揮，也就是說，沒有一個人真的具有音樂素養。這和我們那一代人相比，就差得太遠了。

興十四村到了，陽光明亮得讓人睜不開眼睛，藍藍的天空，飄著朵朵白云。

興十四的天空是藍色的，但這種藍，不是一般所說的“蔚藍”或“瓦藍”，而是一種水彩畫式的藍，朵朵白云也不是一般的白云，而是一種“濕漉漉的白云”，云朵好像吸飽了水分，過于沉重而不能飄得更高。藍天是低低的，白云也是低低的，似乎伸臂可及，所有這一切，在村民們橘紅色的別墅屋頂和碧綠的松樹映襯下，再加上無比清新的空氣，我仿佛來到了一個童話世界。

也許，生活在大都市的我們，在享受各種現代設施所提供的便利的同時，也失去了很多，甚至更多。

興十四的帶頭人，書記付華廷不在，老村長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向我們介紹了興十四的發展簡史。原來，這個村子的村民，都是五十年代從山東過來墾荒的，創業階段，條件非常艱苦，許多人受不了又逃回了山東老家，留下來的人組成了興十四村。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付華廷在當時的省委書記的支持下，頂住了“包產到戶”潮流，保住了集體經濟，并在實現了機械化之后，利用多余的勞動力，搞起工業和第三產業，一路走到了今天。現在村民們家家住上了獨棟別墅，在醫療、養老和孩子受教育方面也享受著集體提供的保障和優惠，顯然，如果全國的農村都能達到興十四的水平，哪怕達到興十四的一半，所謂三農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

興十四的道路可以簡單地概括為：通過機械化和非農產業迅速建立起集體經濟對個體經濟的優勢，依托這種優勢遏制住農民的自發傾向，大力發展非農產業，使得農民生活水平趕上甚至超過城市生活水平。

這本來應該是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康莊大道，也是解決中國貧富差距的康莊大道，因為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們就不會盲目流到城市去打工，農民流往城市的人數減少了，必然會提高城市的工資水平，城市的貧富差距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可惜相關的決策者，非要吊死在小崗村這棵小農經濟的歪脖子樹上，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如此政治掛帥，讓人無話可說。

集中的介紹結束之后，我們分散成幾個小組，到村民家中去走訪，我所在的小組，走訪了一戶村民，一位外村到這里來承包超市的農民，村里的清潔工等。所見所聞和想像的差不多，農民不僅從事自己的工作有一筆收入，每年還可以固定地獲得一筆土地紅利，說這里的村民生活已經跨越了小康，開始邁向中產，是毫不夸張的。

和實行供給制的南街村不一樣，興十四的生活資料是屬于私人所有的，新建的別墅，也都以優惠價格被賣給村民。如果說，南街村像是一塊按照共產主義的理想耕種的試驗田的話，那么在興十四，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更像是一種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把有限的生產資料和勞動者集聚起來，才更有效率。

在村里走訪的過程中，我們意外地遇到了付華廷的“本尊”，這位50多歲的山東漢子，由于多年來操勞過度，正在忍受著多種疾病的折磨，這次是因為腰椎間盤突出而不能久站。他和我們打了招呼，拍了幾張合影后，就蹣跚著走回家去了，中國農村，如果多一些這樣的帶頭人，情況就會好的多，可惜他們都不過是些毛澤東時代的遺產，現在像大熊貓一樣稀缺了。

回到齊齊哈爾，晚上看電影《牛角石》，這部攝于1976年的電影，反映了1962年一位農村黨支部書記抵制包產到戶的故事，拍好以后大概還沒有來得及公映，就發生了十月政變。用現在的眼光看，影片當然有表演比較生硬，乃至臉譜化的毛病，但如果當作歷史來看，就會發現它的確如實反映了當時黨內在農村問題上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事實上，如果沒有毛主席頂住了這股“單干風”，那位農村的女支書是根本不可能頂住的。

7月18日（星期日）：走訪新合村

新合村在改革開放后，也堅持走了三十年的集體道路，但終于在去年徹底解散了。

和興十四足以超過城市的花園別墅區不一樣，新合村的村容村貌更像是一座典型的農村。不過，和那些自發形成的自然村不一樣，在新合村仍然能夠看到集體經濟留下的痕跡——整座村莊經過認真規劃，道路是筆直的，并曾經被鋪上一層紅磚，只是這些磚道由于長期無人維護和打掃，現在又被一層厚厚的泥濘掩埋了，它是如此的濕滑，以至于一位同學一不留神，竟重重的摔了一跤。

我們走訪了農家，也和新合村的老支書蘇書記進行了座談。我感到這位老支書思想遠比付華廷深刻（當然，也許是付華廷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思想），但在經營管理上卻遠不如付華廷。

在我看來，新合村集體經濟失敗的原因，并非像老書記抱怨的那樣，是有人上訪，然后被上級強行解散的結果，而是有這樣兩個原因：一是新合村投資搞的非農產業，均以失敗而告終，這使得集體經濟始終無法建立起對個體經濟的明顯優勢；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新合村的領導又不肯像王宏斌那樣，發揚“二百五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使得人心散了。我們在走訪農家的時候，一些農民就對領導在收入、用車等方面的特權多有怨言。

集體經濟或其他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由于不能把開除作為管理手段，這就迫使領導必須把自身的表率作用作為管理手段來使用，所以領導就不能根據按勞分配的原理，理所當然地享受高待遇，而應該自覺地“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王宏斌明了這一點，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合村的老書記不明白這一點，所以他最終還是失敗了。

和在興十四陽光明媚的天氣不同，在新合村時，一直是陰天，而在我們走的時候，居然下起了雨，也許蒼天也在為新合村的失敗感到傷感吧！

社會調查是很辛苦的，這一天大家都沒有吃午飯，僅僅是在返回齊齊哈爾的大巴隨便吃了一點隨身帶的干糧。

7月18日，還有一個令人難忘的尾聲：當我們回到齊市駐地之后，隨隊的S老師看天色尚早，便邀我一起去看看齊市的市容，當然，這是不能讓“霞姐”知道的，否則她又要咆哮了。

我們乘坐一輛出租車，首先來到了齊市的工人文化宮廣場，齊市的工人文化宮，是一座典型的50年代蘇聯風格的宮殿式建筑，雖然因為年久失修，已經明顯破敗，臺階上長滿青草，但仍然不失其巍峨雄偉的氣勢，宛如一位落難的英雄。我看到大門上有人用潦草的筆跡寫到：“文化宮的一磚一瓦都不能破壞！”詢問S老師后才明白，原來是當局伙同開發商要拆掉這座具有歷史意義，標志著當年工人階級政治地位建筑，改做商業中心，但受到市民尤其是老工人的反對，目前仍處于僵持之中。

文化宮廣場中心，是一座高高矗立的毛主席塑像。塑像為乳白色，看不出什么材料，有市民告訴我是用不銹鋼鑄造的。塑像鑄造得非常精致，毛主席慈祥而又充滿自信的神態，幾乎可以說是呼之欲出。那位市民說，幾年前曾經有南方來的商人愿意出高價買下這尊塑像，有關部門也有意出售，但因為受到市民的強烈反對而作罷。

正當我們在廣場上四處觀光之時，北方的天空開始變暗，大片的烏云涌動，一場暴風雨就要來了。毛主席身著軍大衣，迎風挺立，高高揮起右手的形象，在黑云翻滾、狂風大作的大背景下，顯得格外生動——我被這樣的畫面強烈地吸引住了，便舉起相機，連續拍攝了多張照片，直到銅錢般大小的雨點落到了頭上，才和S老師逃也似的鉆進了一輛出租車。

大雨如注，S老師原本還想帶我參觀和平廣場，只好臨時取消，改為直接返回駐地了。

7月19日（星期一）：嫩江邊40公里徒步行軍

今天是令人興奮的一天，因為我們要進行長達40公里的徒步行軍，從齊市的和平廣場，沿著令我神往已久的嫩江江岸，一直走到昂昂溪火車站，時間大約需要8-9個小時，然后再從那里乘火車去大慶。

這是我渴望已久的活動，老實說，我之所以最后接受同學們的邀請參加這次社會實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看到他們的日程表上有這么一次能夠激發我想像力的活動，我要通過這次行動，來檢驗一下我究竟老不老？頭一天晚上“霞姐”動員時，有同學擔心日曬，有同學擔心雨淋，我忽然想出風頭，便跑到臺前表態說，盡管我是隊伍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人，但無論明天天氣如何，我都會堅持走到底，決不半途而廢！同學給了我熱烈的掌聲與喝彩，開弓沒有回頭箭，今天就是拼了命也要堅持到最后了。

在街邊的小攤上匆匆吃完早餐，我們就集合起來，準備出發了。為了鼓舞士氣，我們先一起唱了一首《共青團員之歌》，結果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圍觀，一位正準備駕駛私家車離去的男子，看著我們手中的歌本，滿臉都是羨慕，我見狀便把自己的歌本送給了他。

領頭的同學高舉紅旗，排成整齊的兩路縱隊，身著統一的胸前印有雷鋒頭像和“讓一部分人先崇高起來”字樣白色文化衫，我們的隊伍成了齊市大街上一道罕見的風景，市民紛紛報以好奇的眼光，這種眼光，對同學們來說，自然是一種很大的鼓舞，大家個個走的精神抖擻。

在和平廣場進行了簡短的誓師之后，我們的隊伍很快就走到了嫩江邊。嫩江江水清澈，兩岸都是碧綠的青草，在藍天白云的映襯下，簡直有人在畫中行的感覺。不過我很快就發現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江岸多砂礓石，而我偏偏穿了一雙底子比較薄的籃球鞋，結果每走一步腳都被硌得生疼，但因為已經說了大話，只好咬緊牙關堅持著，好在我體力并不差，所以并沒有被隊伍拉下，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還充當旗手，走在隊伍的最前面。

臨近中午，驕陽似火，這時已經沒有人再唱歌，“霞姐”在經歷了幾次絕望的嘗試之后，終于放棄了保持隊形的努力，隊伍走得三三兩兩，像一支潰軍，不過好在沒有人被拉下的太遠，水也已經喝完了，嗓子開始冒煙，大家都盼著能遇到一家小店或超市什么的，可在這荒郊野外的，哪里有什么超市呢？

我更是覺得疲憊，因為一路上，不斷有同學和我討論問題。比如就有一個同學問我，抗戰當中究竟是國民黨貢獻大還是共產黨貢獻大？而他認為是前者，理由之一就是在敵后打游擊比在正面戰場作戰更容易。我聽了以后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同時也深感現在自由派/新右派洗腦力量的強大——完全不是道理的道理，都能被他們講得頭頭是道，并且能夠成功俘獲青年。

途徑一個村莊時，終于遇到了一個小食品店。已經步履沉重的同學們立刻來了精神，有幾個人甚至奔跑起來。我們的隊伍幾乎把小店買空了，更令人感到驚喜的是，小店里面還有一個水龍頭，我們可以一洗炎熱與疲憊，同時把毛巾打濕，搭在頭上，以抵御烈日，繼續前行了。

我在小店里也淘到里一瓶冰鎮的“美年達”，又涼、又酸、又甜，老實說，我感覺從來沒有喝過味道這么好的飲料。在小店的門前涼棚下，同學們都席地而坐，看我如此享受這瓶飲料，便有同學問道：“老師，飲料好喝嗎？”我回答說：“初戀的感覺。”眾人大笑，再問：“初戀什么感覺啊？”答曰：“就和這瓶飲料一樣，酸酸甜甜。”眾人又笑，涼棚下一時充滿了歡快的氣氛。

補充了能量之后，我們繼續向昂昂溪進發。在穿越第二座村莊時，又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位本來疲憊已極的同學，忽然慘叫一聲，跳起一米多高，然后像受驚的野馬一樣向前狂奔而去……，后來才知道，原來他看到路上有一只死耗子，而他小時侯曾經被耗子咬過，因此受驚。

昂昂溪終于到了，這是一座俄式風格的東北小鎮，路邊有許多俄式建筑，都已經被列為保護建筑，顯然，這里曾經是俄國人的勢力范圍。

我們行軍的速度夠快的，因為比原定的計劃提前約一個小時趕到了昂昂溪火車站的站前廣場。整個行軍過程中，同學們的表現出人意料地好，雖然后半段無法保持嚴整的隊形，但速度并不慢，相互之間也表現出了互助友愛精神。比如小敏在整個過程中始終背著兩大瓶純凈水，擔負著為大家補充飲水的重任，還有體力較差的女生，一直拉著前面男生背囊行軍，這讓我想起了小紅軍拉著馬尾巴過草地的故事。

到了車站，原本以為艱苦的旅程告一段落，誰知還有更加嚴峻的考驗在后面：我們去大慶，全是站票，而且車廂里擠滿了人，幾乎無立足之地，又悶又熱。隊伍上了車，就被擠散了，彼此之間無法照顧，我在車廂里東張西望，終于在車廂的另一頭看到了“霞姐”，她被擠在一個角落里動彈不得，開始還像我一樣東張西望，試圖招呼一下同學們，過了一會兒就睡著了……站著睡著了。

7月20日（星期二）：大慶印象

老實說，昨天晚上從大慶下車時，我對大慶的印象就不好。

大慶，這座以鐵人精神聞名于世的城市，在站前廣場上，居然看不到任何和鐵人以及當年的石油大會站有關的標志，舉目所見的均是商業廣告。當我們放下行李去吃晚飯時，飯館居然不提供開水，只提供礦泉水（當然要收費），后來在我們發出了“不在這里吃了”的威脅之后，他們才極不請愿地給我們燒了一鍋開水。

當晚我們就住在站前廣場的一家洗浴中心里，入住以后才發現，這是一個藏污納垢的地方——大慶，在三十年間不期然已經從工業戰線的一面紅旗，變成了一座充滿銅臭的、墮落的城市。

后來我才知道，大慶在文革期間樹立起許多毛主席塑像，但在80年代初的非毛化浪潮中，居然一夜之間全部拆光，一座不留！大慶，作為毛澤東親自樹立的工業戰線的一面紅旗，卻用如此勢利的態度對待毛澤東，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大慶人也是短視的，他們沒有意識到，毛澤東的塑像轟然倒地之日，就工人階級的地位開始下降之時。

一位大慶的工人師傅滿懷愧疚地對我說：大慶人對不起毛主席！他說，他要發起一次募捐，重新為毛主席建一座塑像，我理解他的拳拳之心，但在新的毛主席塑像建起來之前，我想我是很難諒解大慶人的。

從歷史上看，在整個漫長的中國革命歷程，中國工人階級的表現都不如農民。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之后，工人似乎元氣大傷，盡管革命是以他們的名義進行的，但他們卻基本上成了革命的旁觀者。在改革開放以后，雖然風向變了，但農村還是出現了類似王宏斌、史來賀、付華廷以及華西村的吳仁寶這樣的人物，他們頂住壓力，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搞得有聲有色，但在城市的工人當中，卻始終沒有出現能夠和他們相媲美的人物。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也很值得我們深思。

上午和幾位大慶的工人師傅座談，總的印象是，他們對曾經的輝煌不無眷戀，對工人今天政治、經濟地位的全面下降，官僚階層的巧取豪奪的非常不滿，但對如何擺脫困境，卻毫無頭緒，也不抱希望。

下午我們去參觀了鐵人廣場和“鐵人王進喜紀念館”。在不遠的距離內，我就看到了鐵人的兩尊塑像：一是鐵人廣場上的一尊巨大的青銅塑像，鐵人站在高高的基座上，雙手叉腰，面帶微笑，遙望遠方，神態非常傳神。二是鐵人紀念館門前廣場，一尊鐵人手握剎把，豪氣干云的巨型花崗巖雕像。這兩尊雕像讓我非常感慨，鐵人作為新中國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他是偉大的，為他建立雕像也是完全應該的，但必須指出的一點是，王進喜只有在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才能成為鐵人，才能獲得崇高的榮譽。鐵人的心是屬于毛澤東的，強化鐵人而淡化毛澤東，就好比我們只夸獎樹長得好，成了棟梁之材，卻不承認太陽的作用與功勞一樣，是不合邏輯的。

“鐵人王進喜紀念館”新館是一座頗為現代的建筑，于2003年10月8日鐵人王進喜誕辰80周年之際奠基，2006年9月26日大慶油田發現47周年紀念日開館。此后1971年建立的鐵人紀念館停止使用。新館由沈陽建筑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嚴云波主持設計，鳥瞰呈“工”字形，側看為“人”字形，象征這是一座工人紀念館。主體建筑高度47米，正門臺階47級，寓意鐵人47年不平凡的人生歷程，展覽共分《不屈的童年》、《赤誠報國》、《艱苦創業》、《科學求實》、《無悔奉獻》、《鞠躬盡瘁》、《精神永存》等七部分。應該說展出的史料相當豐富，里面的一些蠟像、全景畫等，也都非常精美。不過我看了之后，總的感覺還是缺乏一個核心的靈魂，展覽遮蔽了階級、領袖等政治方面的內容，淡化了大慶“兩論起家”的歷史，似乎把鐵人塑造成了一個簡單的民族主義者。

出了紀念館，我們就直奔火車站，乘下午四點多鐘的火車去哈爾濱。

到了哈爾濱，天空開始下起了小雨，我們預訂的住址是哈爾濱工程大學附近，是認識的哈工程的幾位同學幫忙聯系的，這幾位過于熱心同學以他們的校園（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即“哈軍工”）為傲，所以特意選擇讓我們在校園的另一側下車，然后穿過整個校園來到住的地方。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我們下車后不久，小雨就變成了瓢潑大雨，加之校園極大，所以幾乎所有的人都被完全澆透了，我們萬萬沒有想到是，在昨天烈日下的四十公里穿越之后，今天還會來一次雨中穿越，更兼哈工程的校園此高彼低，我們恰恰是從高處往低處走，雨太大，水流不及，就在路面上匯成了小河，后來我們簡直等于是在河中涉水行進了，此時夜色漸濃，伸手不見五指，掉隊的同學唱起了《國際歌》，歌聲蒼涼激越……

7月21日（星期三）：在哈爾濱（第一天）

昨晚挨了雨澆，所有的衣服都淋濕了，換洗根本來不及，所以今天只能穿不算太濕衣服出去。幾天下來，我覺得不僅衣服是餿的，人也是餿的了。同學們的情況和我差不多，不過大家情緒仍然很高。

按照計劃，今天是和老工人座談，我們在哈工程租了一間教室，活動就在校園里進行。

上午一進校園，我確實被哈軍工獨有的威武氣勢給“震懾”了。校園里五、六十年代留下的建筑，多是按照當年梁思成的“大屋頂”設計的，這種建筑可謂中西合璧，美侖美奐。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屋頂的拱梁上都蹲著兩只老虎，給人以氣壯山河的感覺，而在屋檐上，代替了原來傳統建筑中的麒麟等吉獸的，是一個騎馬的軍官，如果是航空系，則后面是幾家飛機，炮兵系，后面是大炮，裝甲兵系，則后面就是坦克了——這是一個把傳統和現代結合得完美無缺的建筑模式，可惜這一傳統后來被中斷了。

建筑前面，都有視野開闊的廣場。在廣場上漫步，人們似乎還能領略到開國將帥的恢弘氣度、霸氣以及雄心！可惜這一傳統后來也中斷了。

在主樓前的廣場上，矗立著哈軍工的創辦者陳賡大將的銅像，將軍身著軍大衣，佩帶大將軍銜，倒背雙手，神態安詳地注視著晨曦下的廣場。

在校園的另一處廣場上，是當年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陳賡擔任哈軍工院長時一組銅像，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陳賡等五人，背景則是《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訓詞》，雕像栩栩如生。

上午是和工人作家趙老師座談，下午則是和幾位工人師傅座談。在他們的視野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其實就是一個工人階級逐漸從國家主人淪為弱勢群體的過程，幾位工人師傅理論水平都很高，經典作家的論述都能夠隨時引用，他們的講述既有宏觀視野，也有切身體會，引起了同學們的共鳴。

晚上放了一場反映國企改制的電影《晨鐘暮鼓》，這個電影拍的還不錯，但后來卻被封殺了。

7月22日（星期四）：在哈爾濱（第二天）

今天的內容是社會調查，我參加的那個小組調查的地方哈爾濱量具刃具廠。現在已改名為“哈量集團”，我們一開始想進入廠區，但卻被拒之門外，反復交涉也沒有用。離開時，廠區建筑的一塊保護牌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寫著“保護建筑，建于1953-1954，磚混結構，前蘇聯社會主義民族建筑風格”。

廠區進不去，我們就只能到家屬區去了，那里有很多退休工人，他們愿意跟我們談。

退休的老人們果然都很健談。通過和他們的交談，我把他們的思想狀況概括為四句話：“牢騷很大；思想混亂；意志消沉；懷念社會主義”。

牢騷很大，是說他們普遍對現狀不滿，無論是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地位，還是對社會風氣、官場腐敗等，都有極大不滿，可謂怨氣沖天。他們經濟狀況也確實讓人同情，比如有的老工人要靠自己微薄的退休金養活下崗的兒子，正在上學的孫子，整個夏天連一塊西瓜都不敢吃，買菜也只能在菜販快收攤的時候買一點沒人要的減價菜；

思想混亂，是說他們對導致自己今天這種狀況的原因，沒有什么明確的認知，只是跟著主流媒體人云亦云，有時還會下意識地冒出一句：“你看人家美國……”令人忍俊不禁，簡言之，在經歷了這樣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后，工人階級的主流仍然處于自在的狀態，而沒有進入自為的狀態，這就是說，工人階級的淪落，并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自己就是自己淪落的重要推手；

意志消沉，是說他們普遍對改變目前的狀況不抱任何信心，實際上是一種自暴自棄，自甘淪落的狀態；

懷念社會主義，是說只要深入交談下去，就會發現他們實際上非常留戀當年社會主義時代的生活和工作，一談那個時代，他們原本黯淡的眼睛里就會突然煥發出光彩，人也好像年輕了許多。在和我們交談的二十多位老工人中，只有一位開起來氣質不凡的老太太對那個時代表達了不滿，做了堪稱激烈的抨擊，一位老爺子俯在我的耳邊悄悄對我說：“別聽她的，他們家原來是大地主！”——原來如此！

中國工人階級需要再啟蒙，除非工人階級愿意自己起來挽救自己，否則誰也挽救不了工人階級，這就是我的結論。

調研結束回到學校后，我在哈工程的一位同學的引領下，專門來到旁邊黑龍江省軍區大院的門前，那里有一尊建于文革時期的毛主席塑像——毛主席身穿軍大衣，揮手致意！塑像被保護得很好，通體被漆成綠色，看不出是什么材料的，我打算拍一張照片，但被哨兵制止了。

晚上回到駐地，“霞姐”告訴我：H老師來了。

7月23日（星期五）：在哈爾濱（第三天，H老師的講座與對話）

H老師是個理想主義者，他這一次是應同學們之邀，專程趕到哈爾濱來參加最后一天的活動的。H老師有幾件事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為了減輕同學們的負擔，他的哈爾濱之行的全部費用，都由他自己承擔，當然他也不會有一分錢的講課收入。而在實際上，如果他愿意賺錢的話，在以往給企業及機關講課時，
他的出場費是很高的；二是在早飯后，我們帶他在校園閑逛時，告訴他旁邊的大樓里有一尊建于五十年代的毛主席塑像，非常傳神，毛主席的體態自然舒展，神情莊重。H老師便執意要去看看。一進入大廳，H老師便走到塑像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三是在講座開始前，“霞姐”先放一點紀錄片給大家看。今天放的，是北京電視臺為慶祝國慶60周年而制作的反映在建國初期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里，整整一代人為建設新中國而發奮圖強的紀錄片。當其中講到在修建成昆鐵路時一個年輕戰士犧牲的故事時，我一轉頭，意外地看到H老師雖然努力抑制，但已經熱淚盈眶的面容——我被深深地感動了，也許沒有什么比真誠地感動更能感動別人了！

紀錄片放完后，H老師便開始了他的講座和交流活動。為了使講座更有針對性，他先讓大家提問，同時認真地做筆記，待提問告一段落后，才開始自己的講座，他講座的題目是“新人新文化的期盼——中國的出路”。H老師總的觀點是：制度決定論是錯誤的，中國未來的出路，在于出現新人、新文化。

H老師的講座引起了同學們的很大興趣，大家的討論也非常熱烈，時間一再推延，無形之中把預定的總結交流會和告別晚會都取消了。實際上，最后只給“霞姐”一句話的時間來結束整個活動：“現在，我宣布大學生黑龍江社會實踐活動結束！”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忽然哽咽了——終于，她脫去“大姐大”的面具，露出了多愁善感的小資女生的本色，我覺得有些好笑：他們還有著長長的未來，世界是屬于他們的，完全不必如此傷感！

分別之際，同學們再次唱起了《共青團員之歌》：

聽吧戰斗的號角發出警報穿好軍裝拿起武器
共青團員集合起來踏上征途萬眾一心保衛國家
我們再見了親愛的媽媽
請你吻別你的兒子吧
再見吧媽媽
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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