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悶中國一鍋粥”系列之二：
信仰危機與身份焦慮
前些時候在波恩參加一個國際學生的聯誼會，會方建議大家以國家或地區為單位表演一些文藝節目。當然這是交流與展示民族與地區文化的良好機會，那些能歌善舞的拉美、非洲朋友從頭到尾躍躍欲試，組織得很好，民族服裝、民族歌舞，很有熱情，很有感染力。而且盡管分屬不同國家，特別是來自非洲大陸的朋友有著不同的母語、分屬不同民族，但是它們總能找到某種共同的旋律、舞蹈，一起展示作為整體的非洲或拉丁美洲的特色。但是在我們擁有十多個人的中國組這里，問題就來了。首先，“為什么要展示”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大家一開始就沒有參與的熱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來只是自愿展示嘛，我們不展示中國文化又怎的？中國文化展不展示跟我有何相干？大家各顧各，不以為然，看看別人的節目捧捧場就行了！費時費力去排練，何必呢！最后幸虧還是一個極富“愛國”情懷的女生，苦口婆心地勸說：我們這么大的國家，再怎么也露個臉吧！這才勉強準備集體“應付”一下，必須坦誠，我自己當時的心態也是這種“應付”一下的態度，并且大家在排練的過程中也一直懶懶散散。
但是接下來更困惑的問題來了：展示什么？如何展示？如果說是一個人表演節目，那么找個能手，唱首“茉莉花”、拉個二胡之類的還可以，可是這么多人一起，表演什么好呢？什么集體舞蹈有中國特色呢？集體唱個什么歌能表達中國風貌呢？再說我們這些中國人出門，也從來不像非洲兄弟姐妹那樣，隨身還帶著手鼓、特色服裝什么的，因為即使想帶我們又能帶什么樣典型的樂器、服裝呢？除了流行歌曲以及舶來的種種娛樂方式，我們的大眾文藝還有什么特色形式呢？意見實在無法統一，最后只能冷清清地集體合唱了豐子愷填詞的那首《送別》，盡管也有人爆料說，其實這首歌的曲調本身也是取自某首美國歌曲。也許可以指責我們這群人的文藝能力不行，可是整個過程中暴露的問題不得不令人深思。特別是當來自印度尼西亞的朋友們，用印尼國樂器“昂格隆”的完美演出博得滿堂喝彩時，我們這些在場的中國朋友，心中隱隱，感慨萬千。
于是真正切實體會到了，一百多年來國人時常感嘆的那種“一盤散沙”！為什么面對國家榮譽、民族認同這些主題時，今天我們重新又如此地“事不關己”呢？為什么我們做什么事總有一種“應付”的心態呢？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人？為什么我們的專業文藝如此繁榮，高調組合“中國元素”，而有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日常文藝如此枯萎呢？僅僅從一件小事，便折射出我們群體的無力，折射出我們今天在自我認同問題上的焦慮與迷失。當然自由主義者們會屢屢跳出來說，國家與民族意識的消解與淡化，其實正是我們時代的“進步”！然而不需要在哲學上過多爭論什么是“進步”，只要稍有常識，便明白當前的世界還遠遠沒到高唱“世界大同”的境界，照料與保障個體福利的仍然是民族國家的力量。何況“中國！中國！”，這是我們無法逃避的字眼，特別是身在海外，人家看待你的第一直覺“這是中國人”、“中國人如何如何”，而并非如自由主義抽象理論滿世界吹噓的那樣，首先把你當成“普遍的人”來看待。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改了國籍、變了語言和信仰也無法逃避這種先天判斷，除非是被徹底“轉了基因”，轉成了高鼻子、藍眼睛。也許這也可以再一次解釋為什么當我們身在異域時，“中國”容易成為一個頻繁出現的話題。
然而很不幸，正是上文指出的那種普遍的“怨恨情緒”，一方面障礙了我們對當下中國與中國文化的好感與認同，另一方面也慫恿了我們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西方文化過分美好的想像，在時下便共同推高著再度沉渣泛起的種種“漢奸”言論。共和國前三十年郁郁不得志的人們，與后三十年為權貴與資本所壓榨的人們，還有感染怨氣的看客們，交織在一起，怨恨的矛頭指向那在前后三十年都自稱為“社會主義”的中國。于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革命的必要性，特別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與“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首當其沖，在好事者那里便被支解了、罵臭了。繼而追溯起來，與“五四”的以來的“激進派”傳統接上了氣，據說中華文化說到底也是一無是處，是劣等文明，“欲練神功，揮刀自宮”、“欲亡其國，先亡其史”。何其哀哉！甚至枉顧事實與歷史，“逢中必返”、“逢共必反”成為某些人的時尚。而與此同時，認同毛澤東時代的，認同改革開放的，認同儒家的，認同美式“民主、自由”的，凡此種種，莫衷一是。社會與思想如此紛亂，但有一點一以貫之，那就是無論是弱勢或強勢的小民，無恥或有恥的文人，還是形形色色的君子大人，真格是人人心中不暢快、個個嘴里罵咧咧！其結果便是“認同”的瓦解，便是依舊“一盤散沙”，便是即使洋人槍炮進京趕跑了“老佛爺”，小民也覺得與己無關。敢情折騰了一個世紀，我們又回到了滿清啊！
精神的分裂與思想的混亂助長了我們對“宏大敘事”的蔑視與對“感性”的依賴。與其說不明、道不清，聽臺上的各色君子“頭頭是道”，與其心中不暢快，斗也斗不過、喊也喊不應，不如“同其塵、和其光”，接受“叢林法則”，參與強盜游戲，沉浸于對物質與感性的膜拜。你整我、我坑你，拒絕崇高；搞金錢、搞女人，都是禽獸。官僚、知識分子，普通民眾，全都沉淪了。什么公理、天理，什么國家、人民，什么主義、正義，都沒有銀子、位子、房子、車子來得真實可靠。而這一切卻正中了“資本”的下懷，因為資本原則的擴展正是要借助兩方面的詭計：一方面消解你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鼓勵你放縱欲望。
說來有趣，自由竟爭階段的資本主義，在其相互爭奪的過程中，天然地就趨向于借助語言、人種與文化的認同而抱成集團，所以像西歐這樣最后都走向了“民族國家”的形態。但是在它向你輸入資本時，卻是要盡量消解你的民族主義訴求的，否則你們也抱成了團，組織動員起來維護自身利益，它還怎么擴展原料產地與市場呢。所以，最好你們別再談什么民族英雄、毛澤東思想，最好你們天天喊著“普世價值”、“與世界接軌”！在此我們可以順便想想，2008年春青年愛國運動風起云涌時，那些打壓、謾罵愛國運動的所謂“理性”精英，自覺或不自覺地迎合的是什么樣的一種意識形態與利益訴求？不要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只能是偽自由主義！
至于鼓勵我們放縱欲望，就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我們都清心寡欲，資本憑什么能調動我們茲茲為利、勞碌不輟，甘愿為它打工做奴隸，做房奴、卡奴呢?自然經濟可以止息于自給自足，但資本原則主導的經濟必然是要不斷鼓勵民眾放縱欲望的，哪怕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經得到滿足的的情況下。“市場營銷學”里專門有幾章就是教導如何變著花樣激起消費者形形色色的欲望，并使潛在的欲望轉變為實際的需求。譬如慫恿我們衣服要不斷地換花樣，手機要不斷地更新換代。借助于大眾傳媒，傳播某種所謂“理念”，它無時無刻不在向我們灌輸著某些甚至是“虛假的需要”，我們據此理解著我們的需求，也把生活僅僅理解為不斷地去爭取商品的過程，并且商品的種類（例如汽車還是自行車）與性質（例如“吉利”還是“寶馬”）似乎成為我們辯認自己的方式，商品是我們，我們也是商品。激起欲望、滿足欲望、再激起新的欲望:“欲望得不到滿足就痛苦，欲望滿足了就空虛，于是人生就是在痛苦與空虛之間搖擺。”心靈永遠沒有止息，我們終日操勞奔命，卻陷在痛苦、滿足與空虛的圈子中往復與沉淪。在號稱最講“人性”的時代，其實人本身根本就不是目的，只不過成了資本增值的工具與手段。這就是現代性的奴役方式，溫水煮青蛙！
媒體與資本的合謀，不僅體現在為其宣傳、代言，毋寧說媒體本身便是資本運作的一個領域。上面提到，在權貴與資本的聯合絞殺下，現在一切能夠變現為資本的東西都想方設法要變現為資本，即能賣的都要賣，不僅“國企”是這樣，個人也是這樣。不過即使出賣色相，也不斷翻新花樣，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芙蓉姐姐”與“鳳姐”的走紅，顯然出賣的已不是“漂亮”，而是“丑陋”。其實誰管呢，只要能吸引眼球，只要能激起群氓的好奇，甚至憤怒，哪怕是“無恥”，又有何妨。你憤怒了，你們為它爭論了、群毆了，很好很好，這一炒作的陰謀成功了。哲人尼采驚呼：“這是戲子的黃金時代！”以放松和娛樂為主旨的大眾文化，哪管得上那么多的宏大敘事，只要能不斷地刺激眼球、挑逗欲望，以及制造話題、鼓動情緒，讓我們一直圍著它轉，集體“意淫”，哪怕隱晦地鼓勵男盜女娼、鼓勵暴力與金錢崇拜，只要能帶來廣告收益與利潤，都將是我們時代成功的楷模！驚詫嗎？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無恥的時候了么？凡此種種，不僅徹底沖擊了我們的審美趣味，也最終會顛覆我們對人生整體的根本信仰，道德無足輕重了，意義若有若無了，“活著”本身僅僅成了一個很荒謬的物質現象！
我們都患上了“郁悶”之疾
于是在權力與資本的雙重壓迫中，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重重張力中，在信仰危機、身份焦慮、道德墮落的層層結構中，我終于理解為什么“舊中國”的青年會陷入苦悶了。《潛伏》中的“晚秋”，家庭不幸、時代不幸，“愛情”成為她唯一的寄托，而當愛情也遭遇挫折時，最終絕望地走上自殺之路。今天，在思想混亂、信仰倒塌的時代，“愛情”似乎再次成為唯一令所有青年兩眼放光的東西，但是當愛情也變得物質和虛無，像這時代的其他一切那樣淪為買賣關系時，我們不知道還有什么值得追求的東西能讓人打起精神。被工作的壓力、生活的壓力，被種種失望所打跨的年輕人還在少數嗎？在斷斷續續寫下這些文字的日子里，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就從“八連跳”發展到“十三連跳”了，一出出不幸的時代悲劇，在我們的繼續沉默中逐漸帶上了些許黑色喜劇的味道，苦澀地諷刺和控訴著資本的張狂。只是，自殺，也不過是為媒體多增加了一條吸引眼球、稍縱即逝的新聞標題而已。我終于體會到，為什么當初魯迅感到面對巨大的鐵屋子，要絕望地吶喊與彷徨了。我們的確都患上了“郁悶”之疾。這郁悶來自于對亂象的觀感，來自于普遍的怨恨，既而是普遍的墮落。模模糊糊地，網絡上與街頭巷尾，偶爾看到有些人竟在期待著“2012”的末世預言，期待一場蕩滌一切污濁的暴風驟雨，而我們為何又到了這樣一個絕望的邊緣呢？我們現在不是已經“3G”時代了嗎？不是發達、先進得一踏糊涂了嗎？
中醫講“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治病先治人，治人先治國。所有的心理問題、精神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源自社會問題。“天下有道，庶人不議！”面對“怨聲載道”、危機四伏的國家情勢，我們所需要的勿寧是一聲萬馬奔騰般的吶喊，全身性地正本清源、擴充正氣，讓天理昭昭、重新支起老百姓安身立命的道德信念，才能治愈公眾社會心理層面的郁悶之疾。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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