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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如鋼廠。

革命者，

進去時是塊鐵，

出來時變成鋼。

革命思想，

煉得比鋼還要強。

第一章  被捕入獄

（走上共青團直中特委的工作崗位）

一  布置保定第二師范的斗爭

1932年端午節前，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師范的學生、共青團員陳健民、邵春江等三人來到北平，向共青團河北省委匯報工作情況，并提出共青團保屬特委對國民黨政府省教育廳開除一批學生（黨團員），不采取行動，不領導斗爭有意見。要求省委派人調查了解。團省委聽過匯報后，決定派我以團省委特派員的身份，到保定去檢查共青團保屬特委的工作。

端陽節那天，我同陳、邵等同志一起乘平漢鐵路快車來到保定。這天，雖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但市面上仍是冷冷清清，行人臉上沒有笑容。我到保定經過了解后，也認為團特委戰斗力不強，經向省委匯報并征得團省委的同意，改組了保屬團特委。接著，我和新的團特委、黨特委一起共同研究布置了第二師范的護校斗爭。當時決定，除立即通知附近各縣，因提前放假而回家的學生迅速返校外，還研究確定了斗爭的領導機構，斗爭力量的組織、斗爭的轉變、校外斗爭的配合支援等斗爭的策略。待斗爭發動起來后，國民黨軍警即將學校包圍起來，學生們在校圍墻內也手持教育槍棍棒等與軍警對峙起來。在軍警尚未全包圍過來時，學生們怕萬一被國民黨發現有校外人參加斗爭，那就很危險了，在此緊急情況下，學生們催促我趕快跳墻走開。不得已，我只好依著學生的意見，登著學生的肩膀爬到墻上、跳到墻外，立即奔赴車站，安全地到了石家莊。

二師學生的護校斗爭堅持了一個多月，糧食吃完了，狗也被吃完了，樹葉都吃光了。在此危急的情況下，學生們勇敢地打開校門，猛向外沖，軍警立刻開了機關槍，當場打死十幾人，受傷的更多，賈良圖、邵春江等同志就犧牲在校門口。將受傷的學生送到教會的“思羅醫院”。后來，有的個別學生傷好了，就尋機逃跑了。有的學生傷好了，又被敵人拉出去槍斃了。

我到石家莊去檢查共青團直中（直中—直隸省中部）特委的工作。然后回到北平，向團省委做了匯報，建議省委對直中團特委應充實加強。當時，團省委根據所了解的情況，經過黨、團省委共同商量后，又決定派我回石家莊擔任共青團直中特委書記并兼任直中黨特委的委員。這樣，我就于6月底正式離開了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的工作崗位，帶著新的任務，第二次來到石家莊，開始由城市轉入農村工作。

石家莊是共青團直中特委的所在地。當時，直中特委所屬有井陘、獲鹿、正定、新樂、行唐、靈壽、平山、無極、深澤、束鹿、晉縣、藁城、欒城、趙縣、元氏、贊皇、高邑、臨城等十八個縣和石家莊市。

我到石家莊后，改組和充實了直中團特委。改組后的特委成員有：高世楨，任副書記，行唐人，趙縣中學的學生；張孟成，任組織部長，深澤人，當時是石家莊福盛居飯館的跑堂；陸治國，任反軍國主義部長，安平人，保定同仁中學的學生；還有一個姓高的，也是行唐人，是正定七中的學生；魯勤良，任團特委的秘書長，行唐人，正定八師的學生；邸明祥，正定七中的學生，深澤人，當時未明確職務。他們都是學生中革命斗爭的骨干，都被學校視為不法分子，被學校開除，由學生變為職業的革命者。

我到特委之后，首先進行的工作是舉辦團員訓練班。那時的訓練班和今天不同，是在荒郊野外，一次一兩個人，一次次地以談話的方式進行。這是在特定的環境里不得已而采取的“手工業方式”。其內容主要是對共青團員進行革命氣節的教育、秘密工作的教育和團的基本知識教育，同時進行如何去接近不同職業的群眾，發展組織，如何運用各種隨機應變的形式進行宣傳工作等方式方法的教育。

1932年8月上旬，中共靈壽縣委前后三次派交通員郭強同志來找我，要求派軍事干部去領導暴動。當時，中共直中特委書記黎玉等同志已于8月1日全被捕，而我們團特委的成員基本都是十七、八不滿二十歲的學生，誰也不懂軍事，只有我在北平時曾看過一本油印的小冊子《游擊戰術》。在實無合適人可派的情況下，最后，我只好決定自己親自去。

郭強同志是靈壽縣的農民，他做過小買賣，對附近幾個縣的道路比較熟悉，便由他帶路，我隨他奔向靈壽縣。到新樂火車站下車，在田××、董××夫婦兩同志開的診所休息了一下，然后步行至行唐縣境。那時天色已晚，郭強將我領到一個山村蘇一夫同志（解放后任北京市委財貿部長，文革期間逝世）教書的小學校，住了一夜。那里離縣城較遠，來往人少，比較安靜，易于隱蔽，就在這所小學里，我連夜剃頭化裝，第二天一早，便穿著山鞋，戴著大草帽，身著破舊衣服，儼然像個山村牧童，又上了路。待我們日夜兼程趕到靈壽縣某鎮交通聯絡點時，暴動已經失敗了。敵人的馬隊正在到處抓人，和我們聯系的交通站的同志指著南方說：“看！敵人來了，你們快走！”當時我心里悔恨來遲，但形勢已難挽回，不得已只好由郭強同志伴隨返回了石家莊。當時，如果我們行動稍遲，十有八九可能被捕。我想：失敗，這是鍛煉，不是最后的結論。沒有失敗，就沒有勝利。扎扎實實地做好工作，我們最終一定會勝利的。

返回石家莊后，緊接著我就到各縣和井陘、臨城煤礦去檢查工作。

二  被  捕

我初到石家莊時，住在大石橋東的一個小客店中。因為長期住店工作不方便，又易暴露，便決定請邸明祥同志的同鄉、福盛居飯館的掌柜劉清和作保，在花園街開一個小飯館，由邸明祥同志做掌柜兼賬房先生，張孟成同志掌勺，將這個小飯館做為我們的秘密聯絡點。

邸明祥化名邸文田，做為戶主，在壽安里八號劉清和住的院子里租了一間東房，我就做為邸的同鄉在這里住了下來。

這個院子很小，也很清靜。上房住著劉清和夫妻二人，西房住著一個老太太，也是邱的同鄉。

12月11日，這天上午是個陰天，天氣很冷。團特委秘書長魯勤良同志到我的住處來，報告說，我們派去臨城、贊皇、藁城、趙縣等幾個縣巡視工作的張本祿同志（正定七中的學生，靈壽縣人）回來了，要向我匯報工作。由于我的住處是保密的，只有魯勤良同志一人知道，因此，他先把張本祿同志帶到石門商場等著，自己拿著在臨城煤礦做開辟工作的一個同志的工作報告帶來給我。

我看了這位同志寫的在臨城煤礦工作的報告之后，感到需要立刻寫回信，幫助在礦上工作的同志解決一些工作中的問題。當時打算將信（指示信）寫好后，讓魯勤良同志帶到他自己的住處，密寫后再發出。當我正伏案疾書尚未寫完時，突然一個警察推門進來。

這時，秘書長魯勤良同志正坐在桌旁，一邊等我寫信，一邊翻看著一本什么書。

警察進屋來，我一面感到突然，一面又鎮靜地裝出泰然自若的樣子，放下手中的筆，將礦上同志寫來的報告和我未寫完的信放在桌上靠墻的一邊，站起身來向警察打著招呼。在此緊急情況下，我的腦子里已在考慮著如何應付敵人，應付被捕和被捕后的口供。當前首要的是消滅證據。

警察問我：“邸文田到哪兒去了？”

我經一瞬思考，回答說：“他剛出去，不知到哪兒去了。”其實是我派他去正定縣檢查工作，已走幾天了。

警察又問：“你和邸文田是什么關系？”

我說：“我們是老鄉。”

又問：“你來石家莊干什么？”

我說：“暑假我到北平考學沒考上，因為以前沒到過石家莊，這次繞道回家路過這兒玩幾天。”

他又問：“你寫什么呢？”在此之前，我早已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將我未寫完的信拿到了手里。

我說：“給朋友寫信。”

他說：“能讓我看看嗎？說著便向桌邊走來。

我鎮靜地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回答：“給朋友的信沒有什么可看的。”我用較溫和的口氣拒絕了他。

“既然是給朋友的信，有什么怕看的。”他說著就擺出想要伸手要信的樣子。

這時我說：“憲法有規定，書信有秘密自由，你不能看。”開始我是好言回答，這時我看形勢，轉而用強硬口氣將他頂了回去。

在敵人顯出要看信時，我便已經給秘書長魯勤良同志使了個眼色，示意他趕快脫身。魯勤良同志從我的眼色里領會了我的示意，立即甩開敵人走了。

警察沒有多注意魯勤良，只顧纏住我不放：“既然你不讓我看，可以拿給我們局長去看看嗎？”

“可以！”我斬釘截鐵地說。這時，我想我是脫不開身了，于是我便一邊伸手拿禮帽，一邊心里想：信和報告絕不能落到敵人手里。一定要想辦法把證據銷毀，怎么銷毀呢？由于當時我們的生活很艱苦，雖然說已是嚴冬，卻連火都升不起。無火，即使是紙也難以立刻銷毀。在此緊急情況下，我一下子想到對門老太太的房里有火爐，于是我表面上裝做平靜，心里卻有點緊張。我走到自己的住房門口，一開門便急喊對門的老太太。因為院子很窄，距離老太太的房門很近，老太太聞聲立即出來到她的門口，我剛要伸手把信遞過去，說聲趕快給我燒掉，老太太也已伸出手要接。這時，那個警察看事情不妙，趕緊跨步上前，一把揪住我的胳膊，上來搶我手中的信。老太太見警察動了手，嚇得臉色臘黃，連忙將手縮了回去，站在那里動也不敢動地驚呆了。

在警察揪我的一瞬間，我已經把手中的信和報告捏成一團，一下塞進了嘴里，想把它們嚼爛咽到肚里，消滅證據。警察見此情景更急上加急，瞪著他的牛眼，一只手用力死死揪住我的脖領，一只手拼命地摳我的嘴。這時，我們已從門口扭打到院子中間，他腋下夾著的戶口簿掉落在地上，他也顧不得去撿。當時，我才剛過二十周歲，雖在北平有拉洋車的鍛煉，但身體仍不算強壯，而那個警察卻是五大三粗，像個山東大漢。我被他死死扭住，跑也跑不了，嘴里的紙多，口又干、怎么用力也嚼不爛，咽不下，只好死死咬緊牙關拼命掙扎。住在上房的劉掌柜的家眷和我對門的老太太，從窗口里看著我們推來搡去激烈地扭打，嚇得她倆身不由主直打戰，心想幫我一把，但又不敢出來。我們足足僵持了半個多鐘頭，警察雖似“魯智深”高大粗壯，力大性野，但他用盡了吃奶的力氣，也沒能從我嘴里摳出一點碎紙片。氣得他兩眼冒火，急得他想下毒手，但又不敢。他萬沒想到我這么個小青年，這么不好對付。在他無可奈何之際，突然他急中生智，扯著驢噪子大喊：“有土匪了！”，“有土匪了！”，“快來抓土匪啊！”，他這一喊，我感到糟了。我想，即使他喊不來軍警，看熱鬧的人們若圍上來，我也就跑不脫了。正在這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突然靈機一動，說：“好，到公安局去！”這時，我心里已打好了新的主意，準備到路上不論成敗，要再施最后一計。我知道胡同路邊有一個垃圾坑，我想路過坑時，偷偷地將口中的信取出扔到坑中，到了這最后時機，一定得消滅證據！

心里想著，我昂首挺胸向前走去。路過垃圾坑時，我仍然眼看前方，目不斜視，一只手緊握禮帽的帽沿，裝做怕帽子掉地，實際是想用帽沿遮住警察的視線。

未料想這個警察非常狡猾。一路上他用力緊緊扭住我的脖領子，兩眼根本不看路，只是死死地盯著我的嘴。當我將信和報告從嘴里取出，偷偷往垃圾坑里丟時，他看得一清二楚，但卻裝作根本沒有覺察，絲毫未動聲色，一直把我送到了公安局。一進院門，他就得意洋洋地以勝利者的姿態，扯著噪子大聲說：“這小子真厲害，今天要不是我，就捉不住他了。”

他把我扭送到公安局后，立刻急匆匆地返回到來路上，從垃圾坑里撿回了我那沒嚼爛咽下的信和報告，接著又帶人搜查了我的住處，搜出了一本郭沫若寫的《古代社會研究》、一本《中國地圖》和一本剪報，那上面貼有紅軍打仗，工人罷工的消息及蘇區鈔票的照片；還搜到一個空信封，那上面寫的是由福盛居飯館掌柜劉清和轉交給我收的，信紙早已燒毀，是北平幼稚師范的一個女學生周崇恩寫來的。我調離北平時，除周崇恩外，還有東北中學的女學生林彥青同志和女一中的鄒德馨同志等，她們都是共青團員，都想跟我到直中工作。當時因秘密工作關系，我均未同意。

到公安局，敵人先搜查了我的全身，里里外外，從頭到腳，特別認真仔細檢查了我的衣縫和紐扣，當時是一邊檢查，一邊問這問那，檢查完了，才訊問我的姓名、年齡、籍貫和來歷，接著就給我釘上手銬和頭號重的腳鐐。

這時，從敵人的訊問中我才猜出，由于當時市面上謠傳吳佩孚的軍隊從西北開過來了，要攻占石家莊，惹得當地駐軍（東北軍）異常緊張，到處加崗加哨，嚴加防范。就是在這種緊張空氣下，警察懷疑我是吳佩孚的密探，把我抓來了。

三  初入牢籠

我被戴上腳鐐手銬，關進了石家莊市公安局的看守所。

一跨進牢房，身后的鐵門便咣鐺一聲鎖上了。我站在門口里，極力讓自己的眼睛適應牢中的黑暗，以便觀察周圍的環境。

這是在公安局院中西南面的一角，一所座南朝北的小平房。房子破舊，終年不見陽光，只有高處一孔小小的鐵窗射進一線光亮。牢中大約有三、四十個犯人，橫七豎八地躺在光板的土地上。這個人的大腿壓在別人的肚子上，那個人的頭又枕在別人的瘦腿上。總之，是人擠人，人壓人，簡直是無立足的空隙。一個人要動一下，就要牽動幾個人，使一片人不得安寧。墻角有個小便池，室內充斥著便溺和人體的混濁的酸臭氣。這種臭氣，有時熏得人嘔吐發昏。

這里邊的人對增添犯人已習以為常，只有少數幾個人用冷漠的目光打量著我，而大多數人只抬頭看了我一眼，便又各自繼續捉拿自己衣縫里的虱子去了。

我帶著笨重的腳鐐，艱難地穿過橫躺豎臥的人堆，去尋找我的安身之處。在小便池邊的難友還算“仗義”，給我在緊靠便池邊尿漬漬的濕地上，擠了塊屁股大的地方，讓我安頓下來。由于牢中人多，不時有人小便，我常常被人踢踩，尤其是小便池臊臭的氣味，直沖肺腑，令人作嘔，甚至有些人的小便還時常濺到我的身上。對這些本來使人無法忍受，但也只得強忍。

初時，我常向窗外張望，渴望多看一眼外面的藍天，多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就像一只在藍天下翱翔慣了的小鳥，乍被關進籠子，東碰西撞，渴望沖出樊籠，重新回到廣闊自由的天地，任情地飛翔。在這種心境下，我寫了一首小詩：

《小鳥入籠》

本在太空飛，突然入鐵籠。

情急心難靜，萬思尋隙沖。

我并不為自己的命運擔憂，也沒有想到家庭、親人。因為從我投身革命那一天起，便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將自己的小家庭拋之腦后，而將勞動人民的大家庭掛在心上。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能為勞苦大眾的解放，為共產主義事業吃苦、坐牢、獻身，這是我最大的幸福和無上的光榮。這時，我焦慮的是外面的同志，沒有工作經驗，一旦失掉了領導，如同孩子離開了大人；我擔心革命工作會受到影響。雖說當時我才剛滿二十周歲，又被關了起來，對外面的工作已無能為力，但思想上的負擔卻是很沉重的。直中團特委的同志們都是不滿二十歲的中學生，他們被學校開除后，工作時間還不長，工作經驗又不多，雖然工作熱情飽滿，個個干勁十足，斗志昂揚，但失掉領導后工作上的困難能否克服，令人擔心。靈壽暴動失敗后，正定正在準備的暴動，現在準備得怎么樣？我日夜牽掛著外邊的工作情況，日夜思念著外面的同志們。當然，我知道外邊的同志們也同樣會更加掛念著我，關心著我的生命安全。雖然我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但我的心卻總是在牢籠之外，和親愛的同志們日夜在一起。

由于敵人拿到了那個寫著劉清和給我轉收的信封，為此，劉掌柜也受了牽連。公安局把他也捉來了，和我關在一起。

劉清和出身貧苦，為人正直，沒有沾染舊社會的惡習。在看守所中，我常常跟他談話，對他宣傳抗日和革命的道理，對他進行階級教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共產黨和國民黨對比的教育，使他提高了階級覺悟和政治認識，因此他對國民黨的對內壓迫，對外不抵抗很憤慨；對共產黨、對我們的革命斗爭表示同情。本來劉清和并未參與革命活動，所以敵人幾次審問他，也問不出什么結果。敵人審問我時，我更是千方百計為他解脫，說我過去并不認識他，通過邸文田才知道他是我的老鄉。由于他從小在石家莊學徒，又多年在飯館當掌柜的，在石家莊飲食業有很多熟人，不久他就被幾家大商店的老板保釋出去了。

在他出看守所前，我曾托他轉告邸文田：敵人沒有問出我任何真口供，我沒有暴露一點組織機密，讓同志們放心，不要擔心我的安危，但同志們一定要提高警惕。

劉清和雖然受我的牽連被關進了看守所，但他沒有怨恨我，也沒有被嚇怕，出所后還主動給我送來一條被子。這表示了他對我、對黨、對革命的態度和心情。他的行動使我很受感動。30年代初，我們的黨團員數量雖不多，但由于我們的黨、團員是來自勞動人民，我們的革命事業是為勞苦大眾和全民族的利益的，因此我們能夠得到廣大勞動群眾的理解、信任、擁護和支持。劉清和不過是億萬人民中的一個例子。

我從被捕到舊歷臘月三十，過了五十多天的看守所生活。在這五十多天里，看守所中每天兩頓飯，每頓飯僅給一碗稀粥。我被餓得面黃肌瘦，皮包骨頭不說，還要“供養”滿身的虱子。由于日夜戴著重鐐，雙手被銬，不能自由活動，連一個虱子也不能捉，因此衣服縫隙中，爬滿了密密麻麻成群成堆的虱子和蟣子，鮮血被吸吮，渾身都被咬遍了。我就這樣同時受著國民黨和寄生蟲雙重的折磨。

看守所中什么“犯人”都有，有壞人，也有好人。其中有小偷、殺人犯、強奸犯……還有幾個大興紗廠的工人，他們為反對廠方扣發年終雙薪進行罷工。公安局長親自出馬，帶領警察前去鎮壓。紗廠工人憤怒之下，推倒了工廠的一堵墻，砸傷了公安局長和幾個警察。公安局逮捕了斗爭中的工人骨干，廣大工人群眾繼續進行斗爭，但是最后還是被鎮壓了下去。

犯人們大都是貧苦人。我一進囚室，便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向他們宣傳抗日道理，揭露國民黨自己不抗日也不準別人抗日的罪行，啟發他們的民族意識、階級覺悟和對國民黨的不滿。

敵人從撿回來的那封我沒有咽下也沒有完全嚼爛的字跡模糊的信上斷定，這不是一般朋友的通信。當初他們懷疑我是吳佩孚的密探，現在卻又懷疑我是共產黨。只是因為信上有關重要之點都用的是隱語，敵人抓不到什么確實的證據，尚不敢冒然下最后的結論而已。

從警察開始扭住我從我咀里掏信起，直到我被扭送到公安局前，在這一段緊張搏斗的時間里，我就在腦子里編造好了一套口供，除了姓名和籍貫外，全部口供都是假的。敵人幾次提審，我的口供始終不變。

我說，暑假我到北平考宏達學院未考上，在北平一個同鄉家住了幾個月，現在回家。因為沒有到過石家莊，故繞道來玩幾天。我是前兩天才到石家莊的，準備過幾天就走。實際上，我到石家莊已有半年了。

因為敵人從撿回的我那封未吃掉的信中，可以看出我們像是有個什么組織。我為了掩蓋我吃信的秘密，并使敵人相信我的話，便編造說我參加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同盟會”，簡稱“反日會”。敵人追問是誰介紹我加入的，我就騙敵人說，在同鄉馬維章家中認識了一個叫王國華的東北人，是中國大學的學生，他介紹我參加了這個組織。其實，什么“馬維章”、“王國華”，全是我隨意編造的，根本就沒有這么兩個人。我離開北平時已任共青團市委書記，沒有必要再參加一個什么群眾組織，何況當時也沒有那么一個組織。

敵人問，逮捕我時在桌邊坐著的那個人是誰。我知道那個警察當時只顧與我糾纏，根本沒有多注意魯勤良同志。所以對敵人提出的一連串問題，我便順口答道，那個人姓劉，叫什么我不知道，住在哪兒我也不知道。明明魯勤良同志是河北行唐人，我卻說他是南方人；他個子不高，人也很黑，我說他個子挺高，人很白。我還把他這個師范生說成是個工人，沒有文化，那封信就是他口述，讓我代他寫的。信的內容是說一個青年人應該參加抗日救國活動，因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青年人愛國抗日根本說不上犯法。

敵人從我的口供里抓不到一點破綻。可是看到我凜然正氣、泰然自若的言談又絕非是一個普通的學生，總感到是一個可疑的人物，大體上認定我是共產黨的要犯，便將我的案子上報到河北省政府。省政府答復：如果犯人有暴動行為，就送軍部（張學良的東北軍第一軍司令部，在天津，軍長是于學忠）；如果沒有暴動行為，就送省高等法院（也在天津）。

將要離開石家莊公安局看守所時，我的心緒很不平靜。一方面仍然像大人惦念孩子一樣掛念著外面的同志們和革命工作，同時自知到天津高等法院還會有一場惡戰，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看守所的生活記憶是深刻、難忘的，當時在腦海中我曾默頌成了以下詩句：

鐐銬鎖身潮地眠，抗虱抗寒苦輾轉；

囚犯擠壓成災難，夜去倦來身痛酸。

每日兩餐粥兩碗，臭氣管飽吃不完；

餓刑殺人不見血，階級仇恨胸膛滿。

四  難忘的除夕夜

1932年舊歷臘月三十，一大早，我就被喚出牢房。我原以為又要審訊了，一看眼前警察的樣子，我就立刻感到自己想錯了。除手銬腳鐐外，他們又用一根很粗的線繩子把我五花大綁起來。一個警官帶著兩個警察，都是整裝待發的樣子。我正在懷疑中，看守所長對我說，要將我押解到天津河北省高等法院。

天上，下著鵝毛般的大雪，天地間灰蒙蒙的一片，猶如灰色的大網籠罩著大地。

在看守所的五十多天來，我已經被折磨得有氣無力，難以抵抗外界的風寒了。嚴冬臘月，我身上只穿了一件胡喬木同志送給我的很薄的舊棉袍，一條劉澤如同志送給我的舊夾褲。凜冽的寒風穿透單薄的衣衫，寒徹骨髓，凍得我全身顫抖，控制不住上下牙齒的搏斗。心都好像緊縮成一個疙瘩了。我有生以來從未感到過這么難以忍受的寒冷。

那警官和警察都是挑選出來的膀大腰粗的大漢。他們身穿皮大衣，頭戴大皮帽，但仍然凍得緊縮著身子，穿著皮靴的兩腳不停地跺著地取暖。

我被押上火車。我這個腳戴重鐐、手銬，又五花大綁、被三個警察押解的“罪犯”，立刻便吸引了全車廂乘客的注意和驚奇。他們那探尋、驚疑、恐懼、鄙視等各種各樣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到了我的身上。迎著人們的目光，我真想說：乘客們，我并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罪犯”，我是一個光榮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為了爭得千百萬勞苦大眾的自由解放，我才成為敵人的“階下囚”。我沒有悔恨，只感到光榮和自豪。但是我什么也沒有說，什么也不能說，只是默默無言地坐在兩個警察中間，傲視著周圍，思考著即將到來的法庭審判，準備迎接新的戰斗。

火車經過北平，這是我的第二故鄉。這里有我共同戰斗過的同志們，但是我不能下車，不能去見見他們說一聲“再見”。

車已經離開北平，繼續向天津進發，而我的思緒卻尚遲滯在北平，想往日在北平時，我們的同志被捕后的英勇表現。他們在敵人的刑訊室、法庭上，英勇抗擊敵人的刑訊逼供，寧肯自己受皮肉之苦，也堅決保護組織，保護同志，堅守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氣節。如王德同志，王秋亭、馬輝之、平杰三和雷任民同志等都是黨的好兒子，是我學習的好榜樣。自然也有的人經不起考驗，被捕后叛變了，如李胖子就是這樣的人。她叛變后曾在北京大學紅樓前（沙灘）碰到過我。當時她的臉一下子紅得發了紫，這說明她內心有愧。一個革命者叛變投敵并不是好受的，會一輩子受到內心的譴責，受到人民的唾罵。

火車到達天津時，已是傍晚時分。由于是陰歷大年三十，法院早已放了假，不再辦公。警察沒辦法交差，于是把我帶到東北軍第一軍于學忠的司令部。威嚴的司令部大門，兩旁站著雙崗，每個警衛兵都身帶手槍和沖鋒槍兩件家伙。四個人八只眼放出刺人的光，冷若冰霜，咄咄逼人。

警官走進司令部去交涉，兩個警察押著我在司令部門外馬路邊等候。

冰天雪地，寒冷徹骨。我站在那里，竟忘記了寒冷，心里只是想著如何才能使外邊的黨、團組織知道我被捕了，借以提高警惕，預防敵人。正在這時，我忽然看見黎青竹和她的一個同學遠遠走來。自從為搭救被捕同志到過她家，找她的父親黎炳文律師，到現在已和她離別兩年多。現在突然看見她，霎那間，我腦海里翻起了萬丈波瀾，想叫她，又有顧慮，怕嚇著她。雖然她已變成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大姑娘了，但如果她認出面前這個身帶鐐銬、五花大綁、饑寒交迫的“犯人”是她曾經喜歡過的人，她會做出什么樣的反應？可是我又真想讓她看見我，借以通過她設法使平、津的同志們知道我已被捕，但她懂不懂我心里想讓她去做的事情呢？即使懂得她又愿不愿、敢不敢去做呢？僅僅幾秒鐘的時間，這些念頭在我腦子里飛快地閃過，最后我還是下決心不讓她認出我來。我背轉身，低下頭，聽著她們兩人說說笑笑地從我身旁走過。

警官從軍部出來，說司令部不收。他們三人低聲商量了一下，決定找一家客店先住下來，度過除夕再說。

這時大雪仍在紛紛揚揚地下著，天津市內已變成銀白世界，點綴著萬家燈火，個別頑童已經放開了鞭炮，有錢的人們開始歡度除夕了。可我卻在警察的押解之下，在漫天風雪中踉踉蹌蹌地走著，舊社會連監牢都不接受我這個職業革命者棲身度除夕啊！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小客店，店家給我安排到一間冰冷的小屋里，剛進門，尚未來得及掃視一周，三個警察就七手八腳地把我捆綁在床上，留下一人看守我，警官便帶著另一名警察去喝酒、吃飯度除夕了。

除夕之夜，遠近的鞭炮聲響成一片，帶來了節日的喜慶氣氛。而小客店里卻靜悄悄的，凍餓了整整一天的我，被緊緊捆在床上，動也不能動一下，不一會，全身便麻木了。但我的思想卻活躍著。

我想到了同志們，在這除夕夜，他們、她們也不會休息，一定會像往年除夕一樣，利用時機更加緊張地工作；想到兇殘的敵人，他們喪盡天良，施用私刑把我像木頭一樣捆綁在床上，想把我變成不能動的僵尸。其實他們只能捆綁住我的肉體，卻根本不可能捆綁住我的革命意志和思想。如果有一天我若能夠恢復自由，我就要繼續更加百倍地和這伙豺狼進行斗爭。我還想到了全世界正在受苦受難的億萬勞動人民，為了他們的解放，我雖然經受這樣的折磨也是值得的，即使犧牲生命也是光榮的，在這除夕之夜，我一個人被捆綁在這里受難，沒有人知道我現在的處境，但我心里并不感到孤獨，外面的同志們一定也在想念著我。我的心和同志們仍然緊緊地貼在一起。

在這難忘的除夕夜，我默頌成以下小詩：

萬家燈火度除夕，千里作客歸鄉里。

全家團圓迎新歲，只盼新春雨水宜。

萬家燈火度除夕，幾人喜笑幾人泣；

剝削階級酒肉醉，無錢窮人生死離。

萬家燈火度除夕，達官貴人飽嬉妻；

革命志士日夜忙，不分十五和初一。

萬家燈火度除夕，革命“罪犯”受敵欺；

人和板床綁一體，鐐銬繩索做睡衣。

鐐銬繩捆度除夕，世界億萬我兄弟；

山大人多能推倒，前仆后繼志不移。

革命“有罪”變“無罪”，改朝換代始可期；

凍餓長夜思五洲，遙望紅旗迎勝利。

                                 1932年陰歷除夕

                                         于天津小客店腹稿

五  囚所偶會

第二天，雖然是大年初一，但大街上并不比平時熱鬧，很多店鋪都關門過年，市面上顯得不景氣。玩鬧一夜顯得困乏疲憊的警官和店家算了賬，十分警惕地將我押到了河北省高等法院。警官先到法院值班室，一邊一個警察將我夾在中間在院中等候。半個鐘頭后，法院的人和警官來到院中，讓我坐定，要給我照像。我想，可不能讓自己的像片保存在敵人的案卷里，因此在他們給我拍照的一剎那，我趕緊把頭一低，讓他們不可能照得很理想。當時我猜想：這是敵人怕我跑掉，以備萬一，好依照片去通輯我。現在翻閱保存下來的敵偽檔案，里面已沒有我的照片。

在照像時，天津《大公報》、《庸報》兩個大報的記者都來向我采訪，詢問我的姓名、籍貫、案情等，第二天就都見報了。說我是共產黨嫌疑犯，不過將我的名字張青甫錯成張慶福了，因為那些記者都是南方人，聽不準北方口音。

法院對我經過簡單審訊后，便把我關進了看守所。

萬萬沒有想到，竟在這里遇見了曾經在北平一起工作過的王振世、王錦佩、趙杏村等同志，還有周學鰲、馬云龍、郭三生、王占恒、聶元典、宋遇春等幾個初次見面的同志。在敵人的獄中遇見自己的革命同志，真比他鄉遇故知還使人更激動、更興奮、更親切。而興奮之余不由得又產生了憂郁之情。這么多的同志被捕了，黨的工作必然要受到很大的損失。我們見面后，大家很自然地談起了分別后各自的情況，當然也談到各自被捕的情況。

王振世是我的同鄉同學，曾和我一起在北平以拉洋車作掩護，在洋車夫中進行宣傳和發展組織的工作。我離開北平后，他和王錦佩由省委派赴唐山，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唐山被捕了。敵人對他們吊、打、壓杠子、灌辣椒水、舉桿……，使用了各種酷刑，但他們始終堅持了革命氣節。最后，敵人對他們各自判了七年徒刑，到我期滿出獄時，王振世還沒有出來。后來聽說他出獄后未找到組織，回到了家鄉，抗戰中參加了縣武裝部的工作，以后病死在家中。王錦佩同志原是北京師范學校的學生、團支部書記，在唐山被捕判刑后，由天津第三監獄轉到北平的河北第二監獄，“七七”事變不久，我們的游擊隊砸開了第二監獄，放出了全部政治犯。他出獄參加了平郊游擊隊，后改為八路軍。幾年后，他擔任華北軍區后勤部的副政委，建國后，任紡織工業部的局長，“文化大革命”中癱瘓，現已不會說話。趙杏村同志原是北平藝文中學的學生、團支部書記，是經省委派赴天津工作的，也是不過半年就在天津被捕了，判了三年刑。1935年國民黨簽訂“何梅”協定后，將北平、天津、河北、察哈爾等省市的主權一起讓給了日本，在這些地方的國民黨黨部全都撤退了。在國民黨撤退前，趙杏村同志就已刑滿，當時國民黨曾派叛徒吳正廷和他談話，勸其改變自己的信仰，背叛革命，如同意，便可釋放他，否則不放。趙杏村當即怒斥了叛徒，堅持了革命氣節。因此雖已到刑滿，但敵人仍不放他，又把他送到了草嵐子監獄──軍人反省院。后來同黨中央批準的六十一個同志一起出了獄。解放后，他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黨委書記等職，“文革”期間去世。周學鰲、馬云龍、郭三生三個同志都是1932年參加靈壽暴動失敗后被捕的，他們都被判了重刑。周學鰲同志也是由天津第三監獄轉送到北平第二監獄的，1937年“七七”事變后游擊隊砸開第二監獄，他往外跑時不慎掉進一口井里，當時未被淹死，卻又被敵人捉回繼續坐牢。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后，他曾任河北師范學院黨委書記，后來任河北大學的黨委書記。聶元典是保定育德中學的學生，他是在保定西關寫粉筆標語時被捕的。判刑后，他便由天津第三監獄轉到保定第四監獄。王占恒同志是參加宛縣暴動被捕的，被判了無期徒刑，后來經過幾次減刑，才在抗戰后期出獄。曾擔任吉林工大的副校長。

法院看守所里的犯人，都是沒有最后判決的，因此看守所的管理制度比監獄稍微松一些。白天各個監房的門都不鎖，犯人們可以互相串門。這樣，我們也結識了一些原來不認識的同志。同志們聚在一起，都是樂觀的。參加革命時已把生命置之度外，監禁生活就更算不了什么。我們雖然坐牢了，但外面的同志們仍在堅持斗爭，革命的烈火是撲不滅的。不僅撲不滅，我們的蘇區在極端艱苦的斗爭中還在不斷擴大。白區工作也在殊死的斗爭中繼續發展。中國革命雖暫時處于低潮，但群眾運動并未被國民黨鎮壓下去，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仍在日益提高。從長遠看，整個政治形勢的發展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就是以這樣的樂觀態度共同商討，如何充分發揮我們的機智去對付敵人的審訊，并且互相鼓勵，爭取在敵人的法庭上擊敗敵人，早日出獄，再繼續投入戰斗。

看守所中也有許多形形色色的普通犯人，如小偷、強盜、強奸犯、殺人犯……這些人粗俗、野蠻、連看守們也不大惹他們，甚至容忍他們。看守所中不準帶火柴，不許吸煙，他們就偷偷讓看守從外面給他們買煙。沒有火柴，他們就用原始的鉆木取火的方法，從棉衣里撕出點棉花，用兩個小木板，把棉花夾在當中，連續不斷地使勁搓，燃燒后，就用來點煙。看守們則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怎么管他們。

普通犯人中，有的到看守所時間長了，就形成了犯人中的“把頭”，他們總是欺負新來的犯人。我到看守所不久的一天，半夜里正睡得深沉的時候，突然被一只扔過來的枕頭給砸醒，還沒等我坐起來詢問是誰干的，便有人橫眉豎眼地罵我，嫌我睡覺打呼嚕吵了他睡覺。從那以后，他們幾次在半夜里把我從睡夢中砸醒。后來時間一長，我和他們也逐漸熟悉了，便對他們不斷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使他們慢慢懂得了什么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別，以及他們自己如何受剝削受壓迫，應該如何生活和斗爭，也使他們了解了我們政治犯，就是為了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反動統治，解放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才被逮捕坐牢的。這些人大多數是窮苦人，經過我們這一番工作，他們知道了我們政治犯都是好人，是共產黨，因此，后來不但不再欺負我們，還對我們很友好，有的還能幫助我們做點事。

六  審  判

我的同鄉、原國民黨深澤縣黨部的宣傳干事張玉華當時已在天津女子師范學院當舍監，她不怕危險仍同情和支持我們的革命活動。她從《大公報》和《庸報》上看到我被捕的消息后，當時想“張青甫成了共產黨要犯，可是我不怕”，次日她便趕到看守所來看望我。見面后，她詢問了我被捕的經過情況，然后我便請她設法通知《大公報》和《庸報》報館，請他們在法院開庭審問我時派記者來旁聽。這樣，不僅能夠擴大抗日宣傳和擴大共產黨的影響，用輿論對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還可以通過報紙的報道，讓組織上和同志們知道我被捕后的情況，特別是我在國民黨法庭上辯論的情況。張玉華領會了我的意思，馬上就去照辦了。會見后的第二天，她又讓她的一位姓陳的女同事給我送來一條被子和幾塊錢。

開庭那天，從看守所坐悶子囚車去法院。囚車也是汽車，過去我在北平時只有在馬路上看從身邊飛馳而過的汽車的份兒，根本沒有權力坐汽車，現在做了國民黨的囚徒，倒坐上汽車了，應該說是“幸運”的。其實，沒有做過囚徒的人，真是不知道乘坐囚車的那種滋味。這種汽車只有門，沒有窗，上了汽車將門關上，白天立刻就變成了黑夜。車中是不通風的，車中的汽油味、囚徒們身上留下的臭氣味，還有其它什么別的味，一齊向我襲來，使人惡心欲嘔。這是我有生以來“有幸”第一次坐汽車。

10點鐘正式開庭。我在法警的押解下鎮定地、從容地挺起胸走進了法庭。

這是一間很大的房子。正面一個高高的臺子上，有審判長、推事、書記官等四、五個人穿著法衣在上面正襟危坐，檢查官和律師在兩側。不大的旁聽席上坐滿了群眾和報館的記者。天津兩家大報《大公報》和《庸報》的記者也都來了。我被帶到面對法官的被告位置停下站立著。

審判長宣布開庭之后，檢查官首先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起訴書，指控我觸犯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主要借口是說我參加了“反日會”。其實這是我的假口供。還說在我的住處搜到的剪報本上有紅軍作戰的消息和蘇區的鈔票照片，并說搜到的郭沫若著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也有問題。

按照法庭審判程序，檢查官提起公訴后，允許被告請律師進行辯護。可是當時我哪有可能去請律師呢？法院給我指定了律師，但這種律師只是裝點門面，根本不可能替我說話，即使組織上能千方百計為我請律師，又那有敢替一個“共產黨要犯”辯護的硬骨頭律師呢？所以，只好還是由我自己來進行辯護。

檢查官指控我觸犯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理由是：一、說我參加了反日會。我說，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我們的同胞做了亡國奴，“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每個不愿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每個有骨氣的青年都有權利、有義務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請問，我是中國人，我愛自己的國家，究竟有什么樣的人敢說我有罪？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究竟是危害了什么樣的民國？危害了什么人的國家？二、說我的剪報本有問題，是證據。我說，這些剪報都是從你們發行的報紙上剪下來的，為什么你們的報紙可以登，而我就不能剪呢？你們登在報上不犯法，而我剪下來為什么就是犯法呢？如果你們認為這是犯法的，那么，首先就應該封閉你們的報館。三、說我看了郭沫若著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也是犯法，是罪證。我說，這本書是你們的書店公開賣的，我買了看為什么就是犯法？如果你們認為是犯法，那么你們為什么不去封閉他們的書店？你說這本書哪一章哪一節是違法的？你們敢不敢登在報紙上讓全國人民來評判呢？法官還問我寫的信哪兒去了？我說吃掉了、問我為什么吃掉，我說，因為你們不讓反日，我不吃掉，被你們抓到了，不就構成了我反日愛國有罪的證據了嗎？最后，還問到我寫信時桌旁坐著的那個人叫什么名字，我說只知道他姓劉，（實姓魯），不知道他的名字。問他的住址，我說不知道，問他的特征、高矮、黑白、口音等，我都一一反其實而答之，以欺騙敵人，使敵人摸不著頭腦。

從法庭出來，即在腦中以詩記之：

鐐銬鎖身進法堂，智斗頑敵保護黨。

革命氣節奏凱歌，迎來紅旗永飄揚。

法庭上這場激烈的辯論，是一場針鋒相對的舌戰。我以共產黨人的正氣壓倒了敵人，將敵人駁斥得啞口無言。因我不僅始終未暴露我的真實身份“中共直中特委委員、共青團直中特委書記”，而且連普通團員的身份也從未暴露。所以退庭時，報館的記者們紛紛圍上前來，贊許地說：“你辯論得真好，一定會宣告無罪！”

3月的一天上午，高等法院又開庭了。開庭前，我想是要宣判了，這時記者們“一定會宣告無罪”的話又在我耳邊回響。我想應該宣告無罪，因為我既無罪證，又無口供，他們根據什么判我的罪呢？雖然這樣想，但還是不敢肯定。退一步想，即使因為不準反日而判我罪，那也只能是很輕微的，因為國民黨還會要保留自己的假面具，不愿在中國和世界人民面前將自己的面孔抹得太黑。

但是，畢竟是我年輕，想得太天真了。國民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高等法院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推理方法硬給我羅織罪名，蠻橫地做了如下判決：

“張慶福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公民權五年，裁判確定前羈押日數以二日抵徒刑一日。

被告不服，可在十天內上訴南京最高法院。”

敵人僅僅根據我在法庭上嚴肅而又強硬，激烈而又巧妙、光明正大、咄咄逼人的辯論，便說我一定是共產黨中獨擋一面的骨干，有意假借名義做共產主義的宣傳。就這樣用強加于人的辦法，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判了我五年有期徒刑。

宣判后，記者們再沒有發表意見，旁聽的許多人都露出憤憤不平的表情。當時我想，革命者殺頭都不怕，還怕坐牢？便下定決心，在黑暗的監牢里，以適合囚徒用的新方式再繼續同敵人進行更艱苦的斗爭。

回到看守所后，我便和王振世、趙杏村等幾個同志一起研究，還上不上訴。當時我們考慮到，我們黨的武裝斗爭是在南方，所以南方的階級斗爭要比北方激烈，因此國民黨在南方鎮壓共產黨也就更厲害，而國民黨中央政府又在南京，若上訴，估計國民黨最高法院非但不會減刑，還有可能加罪。因此，我們決定不上訴。

第二章  在鐵牢中

一  醞釀絕食

當時，河北省共有四所省直屬的監獄。第一、第二監獄設在北平，第三監獄在天津，第四監獄在保定。我被判決后，就從高等法院看守所轉送到了第三監獄。

這里的政治犯都關在單人牢房里，狹窄的牢房內只有一桌一凳和一張床。一個人整天被關在一個幾平方米的牢籠中，見不到同志，見不到可以說話的人，找不到可以說話的對象。盡管我已經過了幾個月的看守所生活，初到這里仍然感到有些不習慣，初入獄時，還允許我們有紙筆，當時我寫下了如下的標語貼在牢房內的墻上：“監獄是熔爐，要把自己當做一塊碎鐵，鐵可以煉成鋼”、“監獄是革命者的大學”。這一方面表達了我堅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一方面也把它作為自己長期坐牢的座右銘，借以鼓勵自己。我還開始用小說的形式寫我的被捕，已寫了好幾千字，可惜后來轉到北平監獄時被獄方收走了。

第三監獄里政治犯很多，彭真同志也曾被關在這里。聽說政治犯們過去搞過一次絕食斗爭，爭取到生活和管理上的一些改善。聽說他們的火食由吃玉米面窩頭改為可以吃到部分的細糧，牢房白天不再上鎖，各牢房之間的同志可以互相來往，還可以在一起搞一些娛樂活動等等。可是，對我們新來的政治犯的待遇卻惡化了，天天吃玉米面窩頭、稀粥，沒有一點兒細糧，牢房的門白天、晚上都鎖著，不準出來活動和互相見面。在此情況下，我們開始醞釀發動一次絕食斗爭，要求改善生活，吃細糧不吃粗糧和給予一定程度的自由，允許政治犯二人住在一起。我們利用獄中普通犯人給我們政治犯送飯的機會，代為傳遞字條，秘密商定斗爭的要求、計劃和統一行動的時間。不巧，一天早晨，普通犯人為我們傳遞字條時，被監獄看守發現了。

看守反映給典獄長，于是乘我們還未行動之前，敵人便先下了手。

第二天一早，突然停止了給政治犯放風，早飯后忽然增加了一些看守。我正在疑慮時，他們來到了牢房，給我們政治犯重新戴上鐐銬，然后叫我們帶上自己的東西集合。當時，我們猜不透這是要干什么，有的同志說，很可能是轉移。果然，典獄長宣布說這里人多牢房少，容納不下了，除少部分政治犯留在第三監獄外，其他人將分送到第一、第二、第四監獄去。這時，我們才明白，原來是敵人想用分而治之的辦法，破壞我們正在醞釀中的絕食斗爭。

我們一群政治犯被押上了火車。押我們的這節車廂是悶子車，一關上車門，便什么也看不見，透不進一絲陽光，同志們互相看不清模樣，只是可以說話，能從聲音中辨別出是王振世，還是王錦佩；是趙杏村，還是宋遇春。在黑暗的車廂中，同志們互相說了一些親熱的互相勉勵的堅持對敵斗爭的話。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到了北平前門車站。

站臺上站滿了警察和來接收我們的法警，還有監獄的看守長之類的人物。當時除了聶元典等幾位被送保定第四監獄的同志仍留在車上外，我們都伴著啷當的腳鐐聲，踉踉嗆嗆地被押下火車。按照監獄預定的名單，把我們分成左右兩隊，然后由全副武裝的法警押解著，分別押送去第一和第二監獄。我和王占恒、王振世、宋遇春、趙杏村等五位同志被押到右安門里的第一監獄。周學鰲、王錦佩等同志被押到德勝門外的第二監獄。

患難與共的同志們就要分手了，這一分別真不知將來是在戰場上重逢，還是在慶祝勝利的大會上相見；當時是多么想道一聲“珍重”，多么想再多說一兩句勉勵的話，可是我們不能說，只能把自己的兩只手緊緊地握在一起，遙遙地互相致意，表示要團結戰斗，斗爭到底。

記得當時我心里默念過一首小詩：

前門車站分兩邊，遙遙相視口無言。

只能以手示心意，團結斗爭到明天。

我們被押送到右安門內的第一監獄，門口一塊木牌上寫著幾個陰森森的大字：“京師第一監獄”，這是老牌子。一進大門先把我們帶到辦公室登記。除了登記本人的姓名、年齡、籍貫外，還要登記父母、兄妹等直系親屬的姓名、年齡、職業，連家住幾間房，門朝哪面開都問得詳詳細細，目的是為了將來盤察探監的親屬，防止我們的同志冒名來探望。然后從頭到腳脫下自己的衣服，交給監獄保存，換上監獄的無領偏襟的囚衣。水筆、懷表等物也都交給監獄收存，自己不許帶一分錢、一張紙。最后給我們每人都編上號，在監獄中不許叫名字，只準喊代號。我的代號是666號，王占恒是667號，王振世是668號，趙杏村是669號，宋遇春是670號。從此，在中國國民中暫時取消了我們的名字。

我們被帶到北新監。這個獄所的布局很奇特，五條輻射形的監筒，監筒兩側都是面對面、一間間的牢房。這五條監筒的名稱分為“仁監”、“義監”“禮監”“智監”、“信監”，它們把這“仁、義、禮、智、信”連結成一個整體。看守只要站在五條輻射監筒的中央匯合處──中央瞭望臺，便能同時監視這五個監筒。

我被帶到“仁監”，關過××號牢房。牢房很小。房中靠墻有一張固定在地上的木板床，床上鋪著草墊子。一個不到一米長的小木桌，它一邊釘死在墻上，另一邊有兩條腿著地。還有一個小木凳和一只馬桶。這些就是囚室內的全部用具。牢房的門上有一條二寸多長的小縫。這小縫內寬外窄，看守從外面可以看到囚室內的全部；我們囚犯往外看，卻只能看出去一條橫線。小縫外面裝著可以開合的鐵片，供看守隨時開合，監視囚犯。對著牢門的墻上有一扇開得很高的小鐵窗，犯人不準扒上窗口，在囚室內只能仰望天空，卻看不到監獄院中的環境。兩間隔墻牢房中間高處的墻上有一個小洞，裝著一盞燈。兩面用玻璃隔起來，只能透光，不能互通消息。這座監獄是模仿日本監獄修建的。過去叫“京師模范監獄”，有什么模范呢？為了給外國人參觀，獄中囚室搞得比較干凈、整齊些，室內還裝有暖氣管。可惜我在獄中住了五年，冬天從未供過暖氣。這是專門給外面參觀的人看的。很可能最初設計時就根本沒有打算供暖氣。

在這里政治犯也是住單間，還不許我們和普通犯人一樣參加勞動。但這絕不是對我們政治犯的特殊優待，而是特殊虐待，是害怕我們，限制我們政治犯在一起商量對策，“制造事端”鬧得監獄頭頭不得安寧。也怕我們接觸普通犯人，怕我們向他們宣傳抗日，宣傳共產黨，鼓勵他們為要求改善生活作斗爭。

監獄中讀不到書，看不到報，看不見自己的同志，聽不到同志的聲音，這種非人的生活是很難熬的。每天我們都如饑似渴地盼望著那二十分鐘的放風。盡管許多同志原來并不相識，但我們之間卻充滿了同安危、共患難的情誼；盡管放風的時間那么短暫，盡管在看守的監視下不能交談，但我們那偶然一瞬間的相遇，一個無言的微笑，一個不易察覺的手勢，便心領神會到這是表達發自內心的親切問候，便感到了同志間的相互支持，增添了堅韌不拔的斗爭勇氣。

二  斗爭就是生活

革命者的生活就是斗爭。向階級敵人斗爭，向自然界斗爭，向逆境作斗爭，向一切困難作斗爭，向一切不利于革命的思想作斗爭。到了敵人的監獄里我們還是要斗爭，監獄里的斗爭就是我們政治犯的生活。

五年的監獄斗爭不下幾十次、幾百次。這里我僅舉一些例子，做為政治犯中生活的剪影。

前邊說過，我們來到北平河北第一監獄，仍然是關進單間囚室，與同志隔絕，與世隔絕。我們要打破被隔絕的困境，解脫精神上的苦悶，我們迫切要求兩個人合住一間房，經過較長時間的斗爭仍達不到目的。因為敵人把我們視為洪水猛獸，最怕我們講話、聯系。只有隔離我們，使我們嘴的說話功能逐漸消失，使任何人聽不到我們的聲音，他們才算放心。

但是，人不同于一般動物，人是會用腦思索的，是有創造性的。尤其是革命者在困難環境中是能克服困難，創造奇跡的。于是在敵人堅持隔離我們的情況下，我們被迫思考如何適應環境，利用環境，利用周圍可能利用的條件，來打破敵人對我們的隔離孤立政策。經過幾晝夜的苦思苦想，終于想出了一個“打電話”的聯絡方法。

政治犯的囚室，是互相連接的一排房子，于是我們就利用室內從來不放氣，而只是裝樣子的暖氣管做“電線”，用喝水的唐瓷缸子做“話筒”，發話人將缸子底部緊貼在暖氣管子上，嘴伸進缸子口內講話，收話人是將缸子倒轉過來，把缸子口緊貼在暖氣管子上，將缸子底部緊貼在耳朵上，來聽對方講話。打電話的辦法很好，同志們可以隨時用它來交換意見，交流思想。但用這個辦法很難保密，容易讓別人聽見，不能用這種辦法來討論對監獄斗爭的問題。看來這辦法還不能滿足我們獄中斗爭的需要。于是困難和需要又逼著我們進一步開動腦筋，用力思索。“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終于我們又想出了個“打電報”的辦法。

所謂“打電報”，就是將四十個國音字母按次序排列成八行，每行五個字音，還是利用暖氣管子傳音。“打電報”時，用筷子或手指敲打暖氣管子，先打行數，后打各行的字母數。如打“同志你好”，就是22“ㄊ”61“ㄨ”84“ㄥ”（同）—43“ㄓ”（志）—41“廣”（你）—33“ㄏ”74“ㄠ”（好）。這里的數字是表示需要敲打的次數。

我們用這個方法可以自由交流思想，討論斗爭問題又能夠保密，盡管敵人有時聽到我們的敲擊聲，但他們卻無法知道我們打的是什么秘密事兒。我們囚室里的暖氣管直通看守長的辦公室，我們“打電報”有時響聲太大，打擾了他辦公，他也氣急敗壞地用重器大力敲打暖氣管，來發泄他對我們的不滿，但也就僅此而已，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來制止我們。

在北新監除了從天津轉來的我們五位政治犯外，還有先我們來監獄的武競天、李之連、榮高棠、郭達、解鐵光、李子遜等幾位同志，政治犯們都是有文化的，在被隔離的情況下，精神生活感到突出的“饑餓”，所以我們首先要求看書學習、閱讀報刊雜志。

監獄組織機構中設有教誨所，所內設有教誨師、圖書館。我們轉到第一監獄不久，教誨師就給我們送來了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的經書，并且和我們談話，企圖“教誨”我們，改造我們的思想，當即被我們諷刺、挖苦，頂了回去。

我們要求看報紙、雜志和新興的社會科學、進步的文學書籍等。開始監獄當局死也不答應，由于我們不看經書，他們就給我們送歷史書籍，如《史記》、《東漢》、《西漢》等。史書我們倒可以看一些，但必須答應我們買書看書的要求。后來經過較長時間的斗爭，終于答應了我們。但還不算圓滿，如，始終不準我們看《日報》、帶新聞性的刊物，只準許我們看《國聞周報》和《東方雜志》。這項斗爭我們算是基本勝利了，爭取到監外可以送書，自己可以買書。在獄中我們可以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中擇選的《農民運動大綱》、哲學、政治經濟學等方面的書。在文學方面我還看過，《現實文學》期刊以及辛克萊、小林多喜二、羅曼羅蘭、高爾基等作家的革命文藝小說，如《屠場》、《石炭王》、《沒有太陽的街》、《蟹工船》、《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母親》等。還有蘇聯及其它國家革命作家的小說也看得不少。外文書開始不準看，以后也不限制了。

為了打破敵人對我們的孤力、封鎖、限制，我們要求允許親屬會見和通信。經過斗爭，獄方允許了直系親屬可以會見和通信。由于敵人怕我們“鬧”，后來我們又爭取到可以同獄外的表親（實際上多是同志用表親的名義）見面和通信了。這也算監獄當局的一點讓步。不過，對我們看管的也很嚴，一個月只準接見一次，說話的時間很短，且看守在旁邊監視著，不準直接遞東西，不準說涉及政治的話。雖然如此，有時我們用巧妙的語言還是可以得到獄外的一些消息。通信就不同了，獄外收信人必須是事先得到監獄批準的，發出的信也必須在看守長的辦公室寫，經看守長同意后才能發出。獄外的來信，必須先經監獄當局拆閱檢查后才能交給本人或是扣壓不給。

監獄為了增加收入，利用犯人的勞動力，開辦了印刷廠、鞋廠、農場，犯人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十分勞累。這樣作也是想使犯人們沒有時間去想“歪事”。而我們這些政治犯想去勞動也不可能，監獄當局把我們政治犯視為“政治瘟神”，唯恐我們互相見面和接觸普通犯人。生怕我們傳染給別人“紅病”。所謂“模范監獄”的“模范”二字，就在于它看管奇嚴，最善于折磨犯人，特別是對政治犯，監獄當局簡直是費盡心思，“防疫”惟恐不周，不讓我們接觸人的種種措施簡直是天衣無縫。無論我們怎樣與之斗爭，還是沒有沖破它。一直保持住了他們的“模范”美稱。我們說他們的“模范”，實際上就是罪惡，是對人類正義的踐踏。

但我們的心不死，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只要肉體在，信念就不變。我們有手就要動，有嘴就要說，同志間要設法聯系，群眾工作還必須做。

我們同志間打“電話”、打“電報”，監獄當局對我們也無可奈何。至于做群眾工作那就比獄外難多了。這里的工作對象只有普通犯人和普通看守。工作既要抓緊，但又不能急；工作對象要選準，不能看錯；工作的時機和時間又都很有限。于是我們就利用普通犯人給我們打水、送飯、倒馬桶的短暫時機，有選擇的用一言半語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工作。雖然看守監視極嚴，而我們的宣傳教育還是起作用的。如有的普通犯人就利用各種機會給我們偷偷傳遞紙條，這對于我們政治犯來說，也是一大幫助。

對看守，我們也做工作。所有的看守都是窮苦人，雖然他們的思想和社會關系各有不同，我們對所接觸到的看守，經過了解以后，分別不同對象，試探著進行了工作。如，有個姓吳的看守，家境困難，為人比較正派，與監獄當局也無私人關系，但膽小怕事，怕丟掉飯碗。我們對他進行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他對我們管得松些了，有時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另有一個姓趙的看守，是第二科長周禿子的妻弟，他是一個狗腿子，我們經常提防著他。有時也給他出點難題，借以提醒他要約束自己一點，不要肆意地對待我們。還有一個姓傅的看守，這個人比較開通、正直，同情我們，但又不敢表現得太明顯，我們都做他的工作，特別是武競天同志做得更多些。武競天同志有時還托他向獄外送信、傳話，對我們多少也算有點幫助。

我們不放松任何機會，如對來參觀的中國人、外國人，我們都做他們的工作。只要他們經過我們的牢房門口，我們都向他們宣傳，大聲說，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是愛國抗日的，我們沒有罪！反對國民黨不準抗日，鎮壓愛國青年！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我們要求出去抗日救國！反對壓迫，還我們自由！我們的宣傳是為了擴大共產黨的影響，揭露國民黨賣國投降的罪惡。我們的宣傳對來參觀的青年學生還是起作用的，有的學生當場就有同情我們的表示，對此，監獄當局十分警惕。

在敵人的監獄中，想活下去就得斗爭。我們政治犯與普通犯一樣，一年四季全吃玉米面窩窩頭和稀粥。玉米面常是發了霉的，粥總是很稀很稀的，咸菜塊都是小的。為了改善生活，我們經常與獄方作斗爭，每經過一次斗爭，就改得好一些。可是過幾天就又變壞了，又得斗爭，就這樣反反復復，一年要經過幾乎上百次的斗爭。囚衣我們要干凈的或新的，牢房內冬天無火，我們要棉大衣，棉鞋。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就輪番地向監獄“鬧”個不停，一直到解決為止。監獄對犯人的醫療條件和醫生對犯人的態度都很差，即使是頭疼腦熱，醫生也治不了，因為沒有什么好藥吃。醫生看病時，犯人尚未講完病情，藥方就已經開好了，幾分鐘看一個病人，“效率”倒很高，就是高度缺乏醫德。牢房有向南的和向北的。向北的常年不見陽光，陰暗潮濕，常年關在這種囚室里必然是無病變有病，輕病變重病。要住向陽的牢房，也成了我們斗爭的重要題目。

一九三三年六月，我們從看守嘴里得知長城抗戰暴發，于是我們政治犯一致要求出獄參加長城抗戰。監獄明確答復：“絕對不行。”本來我們也知道不可能，因為當時國民黨仍然堅持對內反共、對外投降的政策，我們只不過是借題作文章，來進一步揭露國民黨賣國投降的反動面目而已。不準出獄抗戰，我們就提出為長城抗戰的將士募捐。于是，我們有存錢的同志就紛紛提出各自捐多少錢，沒有存錢的同志，就提出捐衣服，捐鞋子等。當然，監獄方面是一概拒絕了。

我們每天都是在斗爭中生活，也是在斗爭中教育、鍛煉我們自己，使我們自己的革命意志更加日益堅強。

三  為著明天

我們在白色恐怖統治下做地下革命工作是為著明天，在敵人的監獄中進行斗爭也還是為著明天，我們為著明天冶煉自己的革命意志，為著明天而學習、鍛煉身體。我們是把敵人的監獄當做了特殊形式的大學。根據我們坐過敵人監獄的同志們的體會，住過這種“大學”和沒有住過這種“大學”的大不一樣。在這種“大學畢業”和“沒有畢業”而退學的就更不一樣。

敵人對我們的摧殘折磨越殘酷、越毒辣，我們的革命意志就越堅強，斗爭就越堅決。我們這塊生鐵不怕烈火，敵人的反動烈火燒得越旺，我們就越快地鍛煉成鋼；敵人對我們把火燒得時間越長，我們這塊鋼就煉得越純，質量越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是應該感謝敵人的。正是：

敵靠監獄逞兇頑，我將敵獄當樂園。

冰山高寒育雪蓮，喜得爐中生鐵煉。

多謝頑敵苦熬煎，煉我骨硬心更堅。

來日出獄去決戰，定滅蔣朝換新天。

經過監獄斗爭，我們階級覺悟進一步提高了，階級仇恨進一步加深了，腦子里日夜想的是革命斗爭。我用從醫務室要來的包藥用過的紙片，用玉米粥當漿糊，糊成了一把紙扇，用稻草桿蘸著墻裙子上的黑灰，在扇面上用自己編造的別人不認識的速記符號，寫上了這么四句話：“共產黨員在監獄，在刑場，在任何逆境中都要堅持斗爭。共產黨定能領導人民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員的神圣任務。頭可斷志不移。”我將這把紙扇掛在床邊的墻上，天天看，永誌不忘。

我從來不迷信，也從不信仰任何宗教，可是在監獄中我卻做起了類似宗教的儀式。這就是每夜在入睡前，躺在床上先將雙手緊握，舉過頭頂，心中默默念道：“黨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高于一切，共產主義必勝。”每晚這樣默念三遍，然后才漸漸入睡。在我出獄前，不論遇到怎樣不愉快的事，或是有病不舒服，每天都要這樣做，從未間斷過一天。我覺得這種舉動并不可笑，這是我發自內心的對黨的忠誠，對馬列主義真誠信仰的表現。

監獄對我們的折磨，越發增加了我們對敵人的仇恨。國民黨對我們施盡了陰謀詭計，在一九三五年“何梅協訂”之前，政治犯刑期滿了，國民黨都要派叛徒來談話，進行策反工作。王德、馬輝之、趙明新等同志在刑滿時，就是國民黨派叛徒吳正廷來談話的。叛徒要他們改變立場，承認錯誤，并且要他們答應出獄后不再干革命了，如不答應，就不能釋放。他們當即義正辭嚴、斬釘截鐵地揭露了叛徒的罪惡陰謀。他們每個人都把叛徒吳正廷的變節無恥行為痛罵了一頓，使他無地自容，只好夾著尾巴走了。“何梅協訂”之后，國民黨反動派將平、津、河北省拱手送給了日本帝國主義，接著國民黨也悄悄地全部撤退了。之后，我們政治犯刑滿時，就再也沒有叛徒來談話了。

也有個別同志堅持錯誤的意見，認為只有出去才能革命，不出去怎么革命。不管怎樣，只要能出去就好。我們批評了這種動搖的有害革命的意見，我們絕大多數同志一致的意見是：絕不能有絲毫的動搖，寧可坐穿牢底，坐到日月無光，在階級立場上，在革命意志和革命氣節上絕不能后退分毫。共產黨員的稱號應該始終是潔白無瑕的、光榮偉大的。

為著明天，我們還需學習知識，準備革命勝利后去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我們認識到了這一點，也爭取到了買書看書的條件，環境是無比的安靜，時間則有的是，只怕沒辦法去消磨。這些正是我們學習的有利條件。

我們每個人的學習都是自覺的。每個人的情況不同，愛好不同，客觀條件也不能盡如人愿。我們的學習一般說來是無計劃的，也難以統一進行。除了學習外語有個人的計劃外，其他都是逮住什么學什么。當時的情況是：有學政治經濟學的，有學哲學的，有學歷史的，有學文學的。在外語方面，有學俄語的，有學法語的，有學德語的，有學英語的，有學日語的，還有學世界語的。我就學過一本日語，也學過世界語。世界語的《茵夢湖》、《倫敦塔》兩本小冊子，當時我已能翻譯成漢語。可惜時過五十幾年，現在都忘記了。不過有關社會科學書籍的學習，對于我后來的思想和工作都曾經起過很好的作用。

附帶說一句，當時通過學習《百科全書》，我曾經研究了中國和外國的“速記符號”，取其最簡者，并利用了不同的方位代音，制訂了我自己使用的《簡單的速記術》，也可以叫做《拼音新文字》，借以記事。當時我研究制訂它，倒不是為了“速”，而是為了保密，即使敵人拿到我用這種拼音文字寫的東西，他也猜不透其中的含義。

我也喜歡文學，在獄中看了一些小說，還寫了一些舊體詩。當時監獄不許有紙和筆，我們互相傳遞的紙條用的是從醫務室要來的包藥的紙片，但不能用它寫詩保存，因為獄方對我們政治犯每天都要檢查，從囚室內的角角縫縫，到我們的全身（解開腰帶裸露全身），全檢查遍，而且每天早、午、晚要這樣檢查三遍，什么東西都難以私自保存。所以，我就用普通犯人偷偷給我的一個鋼筆尖，用涮碗水當墨水，將詩寫在書的天頭和字行的空白縫中間。就這樣我寫滿了《現實文學》和《農民運動大綱》兩本書的空白處。我出獄時日本已侵占了北平、天津，為防萬一，不能帶書出獄。當時我把書全部交給了王振世同志，請他代為保存。我們商定待我出獄后找到安定的地方，再來取這兩本書。可是沒想到我出獄后未找到住的地方，日本鬼子又檢查很嚴，自然也就不能去監獄取書。幾年后，王振世同志出獄回鄉，參加了地方的抗戰工作，不久病死，不知他是否將書帶出了監獄。我的那兩本書至今不知下落，只有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它記載了我在囚室中的心聲、思想活動、激昂的革命情緒、對敵人的憤懣和仇恨、對黨對人民的熱愛、對抗日戰場的向往，而沒有一點兒傷感和私情。這不只是因為我是一個剛過二十歲的青年，而主要的是因為我早已是一個純粹的職業革命者。

為著明天，我們不僅如饑似渴地學習知識，而且還必須鍛煉身體。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被關上幾年監獄，身體必然會垮掉，那就失掉了革命的基本條件。我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寢；從起床到入睡，整個白天不沾床邊。除三餐外，不是看書，就是與同志們打“電報”、“電話”，以及向監獄當局進行斗爭。和吃飯、看書一樣，五年時間無一天間斷過鍛煉身體。鍛煉的方法是自由活動，無一定的章法，就這樣也很見效。五年監獄生活雖然在物質和精神上受到了嚴重折磨，但我沒生過病，所以出獄后能夠馬上投入戰斗。這與我注意鍛煉身體是分不開的。當時有《夢醒后》小詩一首作證：

身在戰場與敵沖，但聞我刀砍骨聲；

突然征馬前蹄失，嘆我仍在監獄中。

醒來熱血更沸騰，滿腔勇氣無處用；

惟有努力煉我體，待出獄后與敵爭。

四  戰斗堡壘

從天津第三監獄轉來的五位同志，有的在一起工作過，有的在看守所接觸過幾個月，也比較熟悉了。與先于我們來第一監獄的幾位同志，彼此還都不熟悉。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采用其它方法進行了相互的了解，不久彼此間便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和看法。但是誰是共產黨員，誰是共青團員，還是靠自己說，不可能由組織介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建立黨的支部確實是困難的。經過認真考慮后，我們先把有把握的“仁監”的幾位同志組織起來，建立了監獄中被囚的中共黨員的支部。這里有我、王振世、趙杏村、王占恒和先來獄中的武競天，共五個人，由武競天任支部書記。武競天之后，由我接任支部書記。后來支部成員又增加了榮高棠、解鐵光、郭達等同志，我記得他們是在“仁監”的。

黨支部建立后，前面說過的對監獄的斗爭、群眾工作和我們的學習都是由支部領導的，如向監獄提出某項要求，采取什么方式向監獄斗爭，對監獄的看守、普通犯人、外來參觀的外國人、中國人、青年學生和一般成年人，對不同對象如何進行不同的宣傳，以及學習中要討論什么問題，都是經過同志們共同研究的。我們的交換意見和討論問題就是采用了“打電報”的方法，這個方法大大地幫助了我們。

1933年長城抗戰暴發時，我們的支部還未建立。當時我們要求出獄參加抗戰是自發的，但行動是一致的。1935年紅軍東征時，我們的支部早已建立了。當時我們聽到紅軍東渡黃河的消息異常興奮，支部立即領導討論了紅軍東征和全國的形勢。我們當然希望形勢發展快些，能夠早日出獄參加抗戰。但也沒有做過高的估計，沒有被紅軍東征一時的勝利沖昏頭腦，我們還是做了在獄中長期斗爭的思想準備。

每遇到有的同志出獄，如武競天、榮高棠、趙杏村等同志出獄時，我們都是由支部領導開過歡送會的，這就是用打“電話”的方法。同志們分別講了對出獄同志的希望，將要出獄的同志當然也就表了決心和對尚留獄中同志們的希望，最后，分別唱《國際歌》和其它革命歌曲。不能集體來唱，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獨居一室，就借助暖氣管子傳遞歌聲，若一齊來唱那就誰也聽不到別人的歌聲了，真是美中不足。曾記得歡送武競天同志出獄時，我還誦讀了一首小詩《務求大地一片紅》

有一天我若能出牢籠，

要走遍天涯海角，

號召群眾：

戰惡浪，

頂狂風，

不怕惡鬼奪去生命，

誓驅黑暗爭光明，

務求人類解放，

大地一片紅。

黨員同志間本來就是親如手足，在敵人的監獄中更是患難相依，生死與共。同志們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不論在生活上或思想上比在獄外還更要深一層。如武競天同志出獄時，他在北平無一社會關系，找不到落腳之處，手中又無一分錢，于是解鐵光同志不顧自己愛人的安危，將她的住址告訴了武競天，并請她對武關照援助。這確實會增加她幾分危險。我在獄中，幾年沒敢花錢買一塊肥皂或一包牙粉，而卻將積存的六元錢全部送給了武競天同志。這也是救急，使他不致一出獄門就挨餓。事情雖小，但從同志們的思想和行動中可以看到同志間的親密關系。

在監獄這一特定的環境里，黨支部對黨員的教育不可能有組織地進行，主要是靠同志們自我學習、自我教育，也就是自我修養，這里重點是革命氣節的修養、理論知識和文化知識的學習。

我們的黨支部是自發建立的，未經過上級黨組織批準的手續，因此和獄外的黨組織也沒有正式的聯系，只是有時經過解鐵光同志的女友借送取書的機會，傳遞一些獄內外的消息。如毛主席、黨中央給全國國民黨監獄中的政治犯的慰問電就是這樣傳給我們的。

五  黨的關懷

1935年，黨中央完成長征到達陜北后，毛主席以黨中央的名義給國民黨統治區監獄中的政治犯──革命同志們，發出了慰問電報。當我們從暖氣管子上聽到“毛澤東”的名字，聽到黨中央勝利地到達陜北抗日前線的消息，聽到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來電報慰問我們時，頓時使我們忘掉了自己是身在敵人的監獄中，一股熱流立刻串遍全身。心里好像開了花，有種說不出來的痛快、喜悅，不由自主地跳躍起來，熱淚橫流。黨的勝利，人民的勝利，自然也是我們的勝利。為了這一勝利，我們就是瘦死在敵人的監獄里，也心甘情愿。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這樣關懷我們，我們更要繼續堅持監獄斗爭，好好學習，鍛煉好身體，爭取將來出獄更好地為黨工作，為革命事業的勝利去進行忘我的斗爭。

我們一連高興了幾天，在這幾天里我們通過“電報”，共同商量好，以國民黨監獄中政治犯的名義，給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發一感謝電。在電報中除感謝黨對我們的關懷外，還表示了我們的決心：絕不動搖，絕不妥協，堅持革命氣節；抓緊學習知識，煉好身體，準備將來出獄聽從黨的分配，重新走上革命斗爭的第一線。

我們的黨支部雖然和獄外黨的組織沒有直接關系，不能得到黨組織及時指示。但后來知道，當時北平市委是經過各種關系，各種渠道，迂回曲折地了解我們在獄中的情況，甚至對某些同志的個人情況也都有所知。這說明黨的領導對我們被捕坐牢的同志是很關心的，只是由于當時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造成的困難，使我們黨無法對獄中的同志進行聯系和幫助。我們有時也能設法知道獄外黨的活動的一些表面情況，當然只能是一星半點。這也說明我們雖然身在監獄，而心卻還是時刻掛念著黨的。

六  獄中新聞

“教誨師”被教誨  監獄的組織機構里設有教誨所，所內有教誨師，其職責是為國民黨說教。對普通犯人，他儼然是負責一個方面的獄官，即負責對犯人進行政治說教、思想熏染，也可以說他是要犯人“改邪歸正”有權力的政治教官。對我們政治犯，他同樣想施展他的權力，來“教誨”我們，他名義上講“三民主義”，實際上講的是封建主義、宗教主義，有時也夾雜一點資本主義。我們講的是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們也聽他的，但主要是為了反駁他。他也不得不聽我們的，但他似乎有點聽不懂。經過一段時間的辯論，他往日的威風沒有了，對我們無可奈何，慢慢地他也不敢來了。實際上，他是認輸了。

周禿子服軟  周禿子是監獄直接管犯人的二科科長，典獄長的親信。“周禿子”是我們給他起的外號，他的真名叫什么，我們誰也不知道。此人是個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一臉橫肉，兩只大眼總是虎視耽耽地注視著犯人。他對犯人十分兇惡，稍不如意就橫加訓斥。再加他腦袋上沒有幾根頭發，更顯得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膽小的人見他就害怕。他是北方人，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整治犯人的辦法卻不少，頗受上司的賞識。開始他對我們政治犯也不例外。我們這些人都是提著腦袋干革命，破壞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人，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就天天和惡人打交道。像他這樣的狗腿子，我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周禿子這把刀算是碰到石頭上了。他既然敢來碰我們，我們就把他的刀刃給頂卷了，使他對我們無可奈何。開始他還常來北新監走走、看看，在我們面前挺著腰板晃晃。由于我們多次的獄中斗爭，他感到我們難對付了，怕我們給他出難題，慢慢地他也就少來了，不來了，甚至我們找他都難得見面了。天地間善惡相斗，惡總是怕善的，光明與黑暗相搏，黑暗總是要讓位給光明。周禿子再厲害，在我們共產黨人面前他也軟下來了。

宋遇春同志瘐死  宋遇春同志個性急躁，思想過左，好個人行動。獄中黨支部建立后，除個別的人思想本來就不進步，屬誤捕來的人外，所有北新監我們能聯系上的政治犯，都是參加我們統一的斗爭行動的，只是因有不同情況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我們提出的斗爭要求，有的宜全體一致行動，有的宜分批行動，有的宜單個人輪番行動，但無論怎樣的行動都是共同決定的，不是個人決定的，只有這樣才能互相支援，彼此呼應，使斗爭較有可能取得勝利。而宋遇春同志常常不和同志們商量，不采納同志們的意見，不考慮斗爭策略，腦子一熱就和監獄方面干起來，甚至常常輕率地采用絕食斗爭的方式。同志們既不同意他動不動就絕食，當然也就不可能來支援他，只能勸說他。他屨屨獨自絕食，監獄當局當然也就容易對付他。他每次絕食，監獄方面都是給他從肛門往腸子里打牛奶，絕食次數多了，他的腸胃消化能力也就漸漸減退了。時間一長，直至失去了消化功能，再往肛門里打牛奶也就不能吸收了。最后，宋遇春同志就這樣瘐死在獄中。

老張想愛人  老張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只記得他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東北人。“九·一八”事變后，東北籍在北平的學生絕大多數參加了抗日愛國活動。這位老張可能是接觸過進步的學生，但他并不是進步的學生，可也不能說他是反動的學生。他的腦子里沒有政治。滿腦子里是想吃想玩，特別是想找愛人。別人學習，他不學習，一個人被關在牢房里整天想找愛人。這當然只能是胡思亂想。可是他又不能不想，因為他的腦子里沒有別的事。這樣，我們都認為老張是一個不問政治糊里糊涂的人。這也是國民黨逮捕并且判了刑的一個所謂“危害民國的人”，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奇妙的諷刺。

可憐的“死”  北平師范大學的一個普通的學生，也被國民黨把他當共產黨人抓了來。這個人從來沒有接觸過進步的學生，我們也沒有發現他思想上有那一點進步的因素。而對這樣的人，國民黨也竟然依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將他捕來，并判了刑。這一大學生與上邊說的老張不同，他倒不是每天想找愛人，他也不講吃不講喝，只是每天躺在床上公開手淫。就是在大白天，看守看著他，他也不在乎。天長了，出精多了。這就使他入不敷出，慢慢地吃不下飯，睡不好覺，臉色變得越來越黃，人越來越瘦。最后，無病而死在監獄里，做了國民黨所謂“危害民國”的犧牲品。

七  蘆溝橋的炮聲

1937年7月7日的夜里，我們正在第一監獄的囚室中熟睡，突然從遠方傳來了一聲炮響，把我們都驚醒了。接著就是一條一條的火龍從我們的牢房上空飛馳而過。同志們立刻互通“電話”，互相訊問，當然誰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至天亮，炮聲不斷，誰也沒有再入睡。

同志們因打“電話”時間過長，嘴和耳都感到疲倦了。于是便停打“電話”，各自放開思想任由自己去想了。有的從壞的方面想，有的從好的方面想，有的想想這面，又想想那面，有的競異想天開……，有的想得頭腦發疼，但誰也沒有再想睡覺。

第二天早晨有個看守，忘記是姓傅還是姓吳的了，以不安的表情偷偷地告訴我們說，昨夜的炮聲是日軍從蘆溝橋向城內打的。日軍搶占蘆溝橋，二十九軍進行了抵抗，勝負未分，中國軍隊和日軍還正在打著哩！

同志們得知這一意外的情況后，腦海里立刻翻騰起來，心里極端不安，大家憑著對國民黨蔣介石堅持不抵抗政策的認識和推論，感到日本在蘆溝橋的暴行，對我們政治犯來說是兇多吉少，或者是有兇無吉。

日本侵略軍從蘆溝橋向北平城內打的第一顆炮彈是從我們頭上飛過的。日軍進城后的第一刀，也很有可能就對準我們這些監獄里的政治犯，因為日本侵略者最恨中國共產黨。我們有這樣的共同想法，因此大家感到我們生命的最后時刻就要到了，我們怎么辦？于是我們通過打“電報”展開了討論，大家一致的意見是，不管形勢怎樣發展，我們應準備最后的犧牲，于是共同決定：不論分別來殺害我們，或是集中殺害我們，屆時，都要喊口號、唱國際歌。我們頭可斷、血可流，在敵人的屠刀面前絕不能有絲毫的示弱，要表現出偉大中華民族子孫的英雄氣概，要表現出共產黨人萬死不屈的革命氣節。同時決定：將我們對付敵人的嚴肅態度要千方百計設法報告監獄外的黨組織，這也就算是我們在臨刑前向黨告別，向同志們告別了。中華民族遭屈辱，拋去頭顱留氣節。

第三章  苦尋母親

一個月過去了，監獄還像往常那樣平靜，炮聲也越來越遠，慢慢也聽不到了。而在北平城內，日軍卻到處橫沖直撞，無人敢碰他們一下。我們政治犯在監獄里表面看來也是平靜的，只是每個人的心里總是在那里吊著放不下來，內心里思潮翻滾，東猜，西猜，誰也說不準將會怎么樣……

一個月又過去了，監獄里還沒有動靜。聽說“七·七”事變，日本在軍事上是做了充分準備的，而在打跑中國軍隊后，如何統治他們占領的地方尚未來得及準備。當時日軍已經打到保定，并繼續向南進攻，而對他的后方──北平城內的政府機關尚未著手接管，中國的政府和其它一切社會組織機構仍繼續存在，表面上仍行使著權力，實際上是在等待著。政治烏云遮天，一時難得晴朗。

一  小鳥出籠

這時已是1937年的9月，河北省高等法院的北平分院和監獄仍在行使職權，尚無一個日本人來干涉。只是由于兩個多月來國民黨北平當局與南京政府中斷了聯系，法院領不到經費，不僅法院難以維持，更重要的是監獄里的幾千名犯人領不到囚糧，就要斷炊了。這對法院是個很大的威脅，不妥善處理，犯人會要鬧的。如果鬧了事，引起日軍后方──北平城社會秩序的混亂，日本人會加罪于他們，所以他們才不得不下決心，決定陸陸續續地釋放犯人。

起初是聽說，后來也看到有些刑期未滿的犯人開始釋放了。我們問過看守，才知道監獄是被迫不得已才釋放的。不過不是不加區別地一下子全釋放，而是將刑期只剩下十天、八天或十天半月的先釋放，逐漸將半月二十天或個把月的釋放。到10月10日左右我的五年刑期只剩下一個多月了。這時我想釋放的都是普通犯，我們是政治犯，我們猜想監獄當局是不會釋放我們的，法院和監獄會將我們當做禮物，討好日本人，好使他們在日本人那里得到一點好處，借機高升。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他們竟沒有采取下策，還想在中國人面前給自己留一條后路，所以，最后法院還是通知監獄，將政治犯刑期殘余不長的也和普通犯一樣釋放了。

這是10月中旬的一天，無風無雨天氣晴朗。吃過早飯不久，聽到中央暸望臺有人喊：“666”，我已經很熟悉這是我的代號。接著一個看守將我的囚室鐵門打開，要我帶上自己的洗臉用具跟著他走，他也沒跟我說什么，我在監獄中也養成了習慣不多問。從北新監一直跟他來到不知是典獄長的，還是二科的辦公室。辦公室的人員已經將我入獄時穿的衣服和用物放在那里，問清我的姓名，他們什么也沒說，便叫我立即脫下囚衣，換上自己原來的衣服，讓我出獄。上自典獄長，下至看守，沒一人和我多說什么，就這樣將我釋放了。我想大家都做了亡國奴，他們對我說什么好呢？我不知當時他們是什么心情？就這樣，他們將我從小籠子里送入了日本人的大籠子──被日本侵占了的北平城。

小鳥出籠

（一）

朝陽上鐵窗，“離情”涌心頭；

今日出牢門，不忘獄中囚。

（二）

小鳥喜出籠，天開獲自由；

四面八方空，頓失腦中軸；

（三）

家賊尚未除，外寇破金甌；

囚變亡國奴，舊恨增新仇。

（四）

繼續上戰場，為民爭自由；

妖魅不掃光，斗爭永不休。

我走出了第一監獄的大門，由于在囚室里關了五年，一下子被放出來，驟然感到天地大了，空空蕩蕩，搖搖擺擺，心中無主，好像喝醉了酒，一下子感到頭發脹。原來我手中積存的幾塊錢已經都給了武競天同志，現在手中分文沒有，街上又到處是日本人，橫沖直撞，我到那里去呢？在獄中時，我日夜想的是出獄后首先找黨的組織，可是我離開北平的黨組織已經快六年了，北平又由國民黨的天下變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剛從監獄出來要想馬上找到黨，這不是空想嗎？自知不行，我想還是得先找個落腳的地方，然后才可能設法去找黨。于是我便向著絨絨胡同小學走去。記得那里有一位小學女教師劉墨珠，是我的同鄉，她可能還在那里，她是保定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畢業，教了多年書。她已經是中年人了，為人忠厚正直。她丈夫在太原經商，一個人在北平沒有牽掛，盡心盡力地做好她本職的工作。她待人和氣，跟同事們的關系很好，也樂于助人。這樣一個人，我想是可以找的。因為當時除了她之外，在北平我還找不到一個可以給我幫助的社會關系。人到走投無路的時候膽子就大了，極其一般的社會關系也得去求助了。

我是剛從監獄出來的“犯人”，樣子本來就惹人注意，加上日本人剛侵占北平不久，不知街上有多少特務在注視著中國人的行動。所以，我在路上走得既不敢太快，也不敢太慢，更不敢東張西望，生怕引起敵人的懷疑。雖然我還只是二十五歲的青年，但因坐了五年的監獄，身體已經很弱了，費了很大的勁，出了一身的汗，好不容易才走到絨線胡同小學。

走到小學門口，傳達室的工友打量了我一番。由于劉墨珠已是這里的老教師了，人緣又好，工友聽說我和劉先生是同鄉的關系，也不好拒絕，于是他將劉先生的宿舍指給我，叫我自己直接去找。

一見到劉墨珠，她似乎不認識我了。待我說明后，她又驚又喜，說同鄉們都很關心我，現在出來了就好了。她問了我這些年的監獄生活情況，也問了我的身體健康狀況。在我們交談之間，我感到劉墨珠原來不是健談的人，可是現在比起我來強多了。我本來是個健談的青年，可是現在腦子里想說的話，嘴卻說不出來，或者說出來是詞不達意，不能表達自己完整的意思。這主要是由于監獄特別對待我們政治犯，讓我們始終是一個人被單獨關在一間牢房里，長年沒有說話的對象，于是嘴變鈍變笨了，幾乎不會說話了。這真是：

“特囚”一室獨關押，五年不準嘴說話，

本是一個健談人，可恨變成半啞吧。

在劉墨珠家吃過午飯，下午她帶我到前門外打磨廠旁邊的一個巷子里找到一家小客店。因為我剛出獄的樣子不平常，我必須說明來歷，店家聽后本不愿意留我，后由劉墨珠先生做保，這才算住下了。劉墨珠將我安頓好，給我留下了幾塊錢就走了（劉墨珠解放前已入黨，現已去逝。日寇投降后，我在北平城里代表市委秘密活動時，對我的工作又曾給予過幫助）。這時，我首先考慮的是既要應付店家，還要應付查店的警、憲、士兵，更要準備萬一日本人來查店，我怎樣對待？傍晚，果然警察來查店了，沒想到這位警察是個真正的中國人，當他知道我是剛從監獄出來的政治犯時，他鄭重其事地認真地告訴我，要我身邊不要帶任何書，就是《三民主義》也不要帶。還告訴我腰里不要扎皮帶。說日本人看到你有書，就會把你當成知識分子，日本人最恨也最怕中國的知識分子；說如果日本人發現你扎皮帶，就會把你當成城外游擊隊派進城里來的密探，那就危險了。你看，這是多么好的警察，多么好的中國人啊！

二  逃出虎口

次日早飯后，我開始從小店里出來去尋找黨的組織。郭達、榮高棠他們在獄中時間短，出獄早，當時我猜想，他們可能已經找到黨或黨的外圍什么組織的關系了，所以我決定去找他們。郭達家住湘潭會館。我到他家時，家里只有他母親和妹妹二人，他媽告訴我說，郭達已離開北平到外地去了。當老人知道我是郭達在獄中的難友時，給了我五元錢，并囑咐了我幾句。我表示了謝意后就離開郭達家，又去找住在他親戚家的榮高棠，到他親戚家時得知，幾天前他就已經離開北平到南方去了。我又撲了一個空，這一天算是白跑了。

夜里，我從記憶里去尋找黨的組織關系的蹤跡。苦想了半夜，終于想到第二監獄是被抗日游擊隊砸開的，那里的政治犯──我們的同志都出城參加了游擊隊。我猜想王錦佩同志如果從獄中出來參加了游擊隊，他就很可能和他的胞兄有聯系，而他的胞兄我記得是在東城鮮魚胡同小學教書。從前我曾到他那里找過王錦佩，和他見過面。我想若能找到他的胞兄，也就有可能和王錦佩取得聯絡。這也是一條路子。絞盡腦汁再也想不出別的路子了。

第二天，我便到鮮魚胡同小學去找王先生。幸好他還在那里教書，見面后，我先做了自我介紹，接著說明了來意。他聽后，當即熱情地接待了我，接著告訴我，說他和王錦佩沒有聯系，也不知道現在他究竟在哪里。我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我坐在那里冷靜地想了一會，問他，王錦佩當年在北平師范的同學們有誰還在北平，能不能幫助我打聽一下。我想當年北平師范學校里我們的同志較多，說不定現在還有人在市內工作，如果能打聽到一個線索不是也很好么。王先生領會了我是在找黨的組織關系，便答應了我的要求，要我過幾天再到他這里來聽消息。

呆在小店里，我很煩悶。街上有不少日本浪人，我又不便出去亂跑；不出門坐在店里又不能看書，也只好捱時間，真是悶死人，急死人。

過了幾天，我實在等急了，便又去找王先生。這次出乎意料，王先生一看到我第一句話便說：“好了，找到了。”當即告訴我，要我在某日下午呆在店里不要出去，有人到店里來找我，有什么事，可與去的人面談。我聽后高興極了！

某日，在約定的時間，果然有人來了，是一位從未見過面的生人，他不告訴我他的姓名，我也就不便多問。看樣子，是一位能干的和我年齡相仿的青年人。他告訴我，給我買好了從北平到天津的火車票和從天津到青島的船票，要我到濟南師范學校，去找一位平津流亡同學會姓黃的，一切問題到那里去和他談，他可以解決我的組織關系問題和工作問題。說罷，他遞給我車、船票和十來塊錢。當時他在店里不便多停留，更不便多說什么，便告辭走了。

在交通線上，日本已經管得很嚴，我這一套打扮怎么走呢？不太惹人注意了嗎？不行，必須化裝。我便到天橋舊衣攤上買了兩件舊衣服，化裝成一個賣舊書的小商販。我習慣了化裝，有些經驗，化裝得還很像，不易讓人看出破綻。就這樣，在北平火車站和天津車站還挨了日本兵的幾次棒打，總算是平安地到達了天津。

在天津碼頭，正在上海輪之際，國民黨的飛機來轟炸了，我身邊有的人受了傷，我還幸運，未碰上彈片。在船體隨著海浪顛簸航行的時候，我松了一口氣，感到這可算是逃出虎口了。

五年鐵窗苦，今日復自由。

陸上炮火急，潛乘海輪溜。

真人化偽裝，苦悶在心頭。

從天津港口開航，船中乘客個個愁眉苦臉，除個人交談家常外，沒有談國事的。航行到深夜，突然集體唱出了抗戰歌曲。我聽到了抗戰歌聲很興奮，經詢問才知道他們是一批平津流亡學生。從此，我也就開始冒充平津流亡學生，這樣，可以有個組織做為暫時的依靠。船中的歌聲、交談聲使空氣立刻活躍起來。船到青島，我看見了日本尚未染指的大陸，一下子，心中產生了一種說不出來的喜悅或是傷感。

喜登陸

輪中初寂寂，易夜歌聲豪；

月隨海浪舞，心伴月光躍；

船靠大地腹，眉開眼也笑。

三  濟南告急

我從青島乘車，到達了濟南市。馬路上行人匆匆，個個臉上陰沉緊張，許多商店已經關門停業，市面上呈現出戰爭即將來臨的景象。好不容易，我找到了濟南師范學校，這里死一般的寂靜。走遍學校，找不到一個人。因為沒有人，使我更感到不安。啊，我如夢初醒：為了躲避戰爭，這里的師生們都疏散了。我要找的人當然也就杳無蹤影。躊躇一會兒，為難了，怎么辦？到那里去找姓黃的呢？

日軍正在搶渡黃河橋，敵人的飛機已經飛臨濟南上空，狂轟濫炸，這里很快就會變成戰場。找黨，一定要找黨，即使在戰火中，即使過鬼門關，九死一生也得找黨。在此緊急情況下，苦思良久，最后，我下定了決心，到延安去。

這時，濟南火車站已經不賣票，但火車還在運行。車站上人聲嘈雜，東奔西撞，亂成一片。沒有人維持秩序，也沒有任何人能維持得了秩序。當時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哭的叫的，吵的鬧的，你撞她，她罵你，聽吧：高音、低音、中音都有；簡直把人的頭都鬧昏了。一片混亂。這些人大多數是逃命的，誰有力氣能扒上火車，誰就能走。我被關了五年監獄，身體已經十分瘦弱無力，但為了找黨，拼了命我也得扒上車去。幸好我身無什物，用盡了全身的力氣，終于扒上了南下的火車。上了火車，也不平安。日寇的飛機總是追著火車，不是掃射，就是轟炸。火車不得不時走時停。火車停時，乘客們便爭先下車到鐵路兩旁找有利地形臥倒隱蔽。日寇的飛機進行抵空密集地掃射和轟炸，臥倒隱蔽也無濟于事，乘客中仍有不少受傷的，也有被掃射死的。肢軀分離，血肉橫飛，此種慘狀，目不忍睹。

火車在日寇飛機的轟炸和掃射中艱難地運行，走走停停，比牛車快不了多少。加上在徐洲還要換車，不知經過幾天，我終于以一個完整的人到達了西安。后來我做了一首《過濟南》小詩：

兵慌馬亂人嘈嘈，敵兵搶渡黃河橋；

初到濟南風云變，拼命扒車向南找。

敵機轟炸車難進，時行時伏避彈群；

苦難艱險全渡過，喜至延安外層門。

四  一元錢驅之天涯

從青島登陸前在船中我就開始冒充平津流亡學生，因而到了西安我便直奔平津流亡學生接待處。這樣吃、住可以不花錢。西安離戰爭前線雖然很遠，但街上也有些緊張氣氛，也在進行抗戰動員。而我到了這里，反倒感覺比較安全了，心里沒有那么緊張了。沒想到，在這里我偶然遇到了姚文同志。她從南京國民黨監獄出來，到西安參加了婦女抗日慰勞會的工作。1931年，她在北平民國大學讀書，那時她就是共青團員。她告訴我西安有八路軍辦事處，并且把辦事處的地址也告訴了我，使我很高興。次日上午我便急急忙忙地趕到八路軍辦事處。

辦事處一位負責同志接待了我。在我把來意、情況自我介紹后，我提出了要求辦事處幫助我到延安去。辦事處當時答復我說，離西安不遠有個云陽鎮，那里設有中央辦的青年干部訓練班。凡是要到延安去的人，都要由他們負責介紹。辦事處可以將我送到青訓班去。對他們這種負責態度，我當即道謝。而后興奮、愉快地回到了平津流亡學生接待處。

第二天，我搭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汽車到了云陽青訓班。這里的負責人有羅紹華、馮文彬等同志。我和他們都不熟悉。見面后，我做了自我情況的介紹，并提出要到延安去。他們沒有立即答復我，要我先在那里學習。后來我知道胡喬木同去也是青訓班的負責人之一。我們當然是老熟人了，他只能證明過去，不能證明我現在。十多天后，他們說，沒人能證明我是從北平國民黨監獄中出來的，也沒有人能證明這幾年我是在干什么。因此，不能到延安去。當時正在云陽青訓班的還有朱凝。前面曾提過，她曾做過我的假妻子，當然是老熟人了。但她剛從南京國民黨監獄里出來，不了解我近幾年的情況，當然不可能證明我。北平有人能證明我是剛從國民黨監獄出來的，可是北平已經淪陷了，不可能派人到那里去調查。我知道武競天同志于1936年出獄后就到了延安，他可以證明我確是與他一起被國民黨關在北平的第一監獄里。我已經給武競天同志寄過請他轉中央的信，我要求等中央回信后，要不要我去延安，再作決定。但是青訓班的負責人不讓我等武競天同志的證明和中央的回信。他們不讓我到延安去，并且還要我很快離開青訓班。最后，根本不考慮我的意見，竟采取了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給我一元錢，讓我任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天下之大，任我到哪里去，是死是活，他們概不負責。

我接過這一元錢，立刻如觸電一般難受，心如刀割，周身涼徹。我不知道這一元錢算是什么錢，是善心的慈悲賞錢，還是我為革命坐監獄的代價。我從敵占區冒著生命的危險，頂著敵人的轟炸和掃射，幸未被射死和炸碎，不遠千里來一心要找母親──我們的黨，所得到的回答就是這一元錢。當時這一元錢的作用非凡，它使我一陣心疼幾乎要暈過去了……它使我的心房產生了劇烈的震顫，真是難以令人理解。慎重是對的，但也不該把我當瘟神，這樣輕易地把我推出門了事。

五  歸母懷抱

任何力量阻擋不住我找黨，刀山火海也要闖。青訓班對我的冷遇，更堅定了我的決心。你們這里不相信我，無人證明我，我要到抗戰的火線上去，在與敵人的生死搏斗中，讓鐵和火來證明我是不是黨的忠誠的兒子。我又給黨中央寫好一封信，交給了青訓班的負責同志，請他們代勞轉送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武競天同志，并請武競天同志轉交黨中央。我很感謝青訓班的負責同志答應了我這點要求。我揮淚告別了青訓班，奔向了抗戰的最前線。

我走后，張聞天（洛甫）同志代表黨中央給青訓班來電報了，說接到了我給黨中央的信，催促我趕快到延安去。這時，青訓班的負責同志們著急了，到處打聽也找不到我這個小張──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時同志們對我的慣稱。這時我早已改用“武光”這個新名字了。這一內部情況，是1939年春羅紹華同志在延安中央組織部當面告訴我的。

離開云陽青訓班，我仍回到西安平津流亡學生接待處。這里有些學生要到山西抗戰前線去。正好，我冒名平津的流亡學生和他們一起到了山西省臨汾。這里比西安的戰爭氣氛更濃。我們打聽到八路軍駐山西的辦事處已從太原撤退，轉移到了臨汾城外的劉村。我與幾個流亡學生在臨汾城內沒有停留，立即向劉村奔去。

到了劉村，果然不錯，八路軍駐晉辦事處是在這里，辦事處一位負責同志接待了我們。每個人的情況不同，他與我們分別談了話。當他們知道我是做白區工作的同志而且是剛從北平國民黨監獄里出來的，便立刻告訴我，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在這里，他們可以馬上將我介紹到北方局去。我聽后，心頭上這塊千鈞重石立刻落了地，高興極了。

當天我就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氣，心想，總算是活著找到了最親愛的母親，回到母親的懷抱了。即使是神筆，也難以寫出當時我那種說不出來的心情，悲喜交集，熱淚奪眶而出。

六、繼續走上新的革命戰場

到了北方局，首先見到的是林楓同志，這更使我喜出望外。當時他是北方局的秘書長，1931年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時，我們倆經常見面，想不到經過多少困難艱險、風霜雨露、槍林彈雨，六年之后，在這抗戰的最前線又見了面。當然，首先是互相親切地問候一番，彼此說說自己幾年來的情況。當我說完從北平到這里來的經過情況后，他高興地說：“你放心，我們已經接到北平市委的電報，對于你在獄中的表現和出獄后的情況，北平市委在電報中都告訴我們了。你的一切北方局都已很清楚。你在這里休息幾天，寫個簡單的材料。你馬上就要重新開始工作了。”

第二天，劉少奇（胡服）同志和楊尚昆同志分別和我談了話。這是我和他們第一次見面。我向他們做了自我介紹，也述說了一下我從北平到這里來的經過情況。他們詳細地詢問了北平被日軍侵占后各方面的情況，而后著重地向我介紹了當前中日戰爭的形勢及我們抗戰的政策和布署。同時指出，做地方工作是要抓緊時機，發動群眾，創建革命抗戰根據地。在具體工作上要抓緊建黨、建軍、建政，同時注意團結友軍，加強革命統一戰線工作。他們與我談得很多、很長，我心里很亮堂，一直到中午共進午餐后，才各自去休息。

不久，日軍準備從太原南下，打通同蒲鐵路交通線。在這敵進我退的戰爭形勢下，我們也要從被動中爭取主動，以防一旦敵人占領了鐵路交通線給我們造成的困難。為此，北方局決定：以鐵路為界，路東保留中共曲沃特委，路西另建立中共鄉吉特委。由我任鄉吉特委書記。鄉吉特委所屬地區是黃河以東，同蒲鐵路以西，晉西南汾河兩邊從臨汾到風凌渡共十五個縣。

記得是11月底的一天，我滿懷豪情、滿心喜悅地離開了中央北方局。以上戰場沖鋒陷陣的勇氣和決心，走向新的戰斗崗位。

真金不怕火煉

金，

耐高溫。

不怕億萬度，

不怕長時焚；

高溫不變質，

久煉更顯真。

煉到最后，

金，還是金！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我到了新的崗位，以沖天的干勁，開始了為創建晉西南汾河兩岸抗日革命根據地，馬上要進行更艱巨更艱苦的斗爭！

二○○八年修改于北京

附錄一

“九·一八”事變前后

北平共青團組織的變動情況

一  共青團北平西城區委

“九·一八”之前，共青團西城區委已經存在。它究竟是什么時候建立的，我不清楚。我到區委工作時，區委書記是鄭基（福建人）。委員有董旭生（河南人，后改名董天知）、余志遠（石家莊人）、王國華（河北深澤人）和我。雷任民同志代表共青團市委直接領導西城區委。

1931年夏天，共青團區委書記鄭基和一女同志闕華（福建人，也是共青團員），偷用團中央從上海寄給團省委的經費結婚，引起同志們的義憤。當時鄭、闕都是民國大學的學生，團省委用闕華的住處作為和團中央的通訊處，團中央從上海寄給省委的經費和信件都是由她收取的。作為共青團員，他們明知這些經費來之不易，竟然昧心私用，這是團紀絕對不能容許的。在當時嚴重的白色恐怖的統治下，對這種不可信任的人的處理，都不能用今天說服教育的辦法；為了防患于未燃，我們便將他們兩人清除了團的組織。

烈火煉真金，在長期嚴酷的白色恐怖中，大多數同志經受住了艱難困苦的磨煉和生死的考驗，成了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極少數同志經不住這些考驗，成了可悲的落伍者。這個教訓，青年一代應該記取。

二  共青團北京市城區區委

鄭基、闕華事件處理后不久，領導西城區區委的共青團北平市市委委員雷任民同志被敵人逮捕。市委書記吳正廷調往上海。這時團市委領導已無人，團市委組織已不存在。團省委決定，將西城區委改為城區區委，直接受省委領導。當時代表省委領導城區區委的是王秋亭（當時稱大金牙，王秋亭是他被捕后的化名，出獄后，名袁逸之）。

城區區委由李續綱、余志遠和我三人組成，李續綱任書記。

城區區委存在的時間不長。“九·一八”前后（很可能是“九·一八”之后），發生了李續綱事件。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天，余志遠同志發現李續綱與師大的一托派學生談話，立即警覺起來。當時在我們的同志中，都知道托派是和國民黨相互勾結，反對我們的。我們把托派同樣當敵人看待。因此余志遠同志認為事情嚴重，立即向省委代表王秋亭做了匯報。

王秋亭向省委反映了這個情況，引起了上級黨委的重視，于是經團的會議討論之后，省委決定撤消李續綱同志的工作，并開除了他的團籍。

我當時也是同意開除李續綱同志的，因為當時黨團組織處于敵人的白色恐怖的重圍之中，必須十分警惕，才能生存。然而，事隔五十多年，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后，冷靜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才感到當年對李續綱同志的處理有些急躁和粗糙，進行當時環境允許的調查研究及分析不夠。自然，這也與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有關。不過，處理人的問題確實應該慎重，這應引以為戒。胡喬木同志當時的態度是比較慎重的。

三  共青團北平市委

1931年秋，省委曾派胡敬民（化名）到陜北執行任務，胡到山西即被閻錫山的人逮捕，旋即叛變，接受了敵人的任務。他返回北平后隱瞞了自己的叛變行為，偽稱向省委匯報工作，事先勾結國民黨特務機關，暗中設好陷阱，在北河沿京華公寓省委聽他的匯報會議上，將河北省黨、團組織的負責人馬輝之（黨省委書記）、王德（團省委書記）、王秋亭（團省委委員）、平杰三（黨省委委員）等四位同志當場逮捕。這樣，黨團省委都無人了，情況緊急，團中央決定將城區區委和海淀區委合并，建立新的共青團北平市委。

當時共青團海淀區委的書記是胡喬木同志。

新的團市委由胡喬木、余志遠、王振世和我等幾個人組成。胡喬木任宣委，余志遠任組委，我任書記。

北平是文化古城，工廠不多，學校卻不少。雖然國民黨拼命在學生中發展組織，嚴密控制學生的思想和活動，但我黨、團組織在學校中仍有相當大的影響。不少學生不滿國民黨“對內鎮壓、對外屈從”的賣國政策，暗中同情我黨。在學校里，提起CP（即共產黨）、CY（即共青團）來是盡人皆知的。尤其是共青團，在北平各大中學校幾乎都有支部或團員。總的人數雖不太多，而質量卻是很高的。

在組織內部，同志們習慣用暗號來稱呼黨團。“大學”代表黨，“大學的同志”即黨員；“中學”代表團，“中學的同志”即說的是團員。

附錄一

我記得的部分支部和同志有：

北京大學支部

1．劉松云同志，男，東北人，1931年12月曾參加北平學生南下示威運動。

2．吳硯農同志，男，天津人，曾參加南下示威，解放后曾在天津市工作，“文革”前在華北局工作（具體職務不詳），現離休，半癱瘓。

3．扈文章同志，男，山東人，參加過南下示威。

4．白××同志，男，南方人，當時住在沙灘北大紅樓對面小胡同內一公寓里，曾參加世界語協會的領導。

中國大學支部

1．張木夫同志，男，東北人，1931年我派他去東北義勇軍工作。

2．陳蔭藩同志，男，江浙人，1931的曾參加胡喬木同志主編的《工農兵小報》的編輯工作，同時參加社聯的領導工作。

中法大學支部

1．夏尚志同志，男，東北人，1931年曾參加南下示威。同年，我派他與張木夫同志一起去東北義勇軍工作，現任中國工藝美術公司顧問。

2．李生璜同志，男，市委曾派他參加反帝同盟青年部的領導工作，解放后在中國科學院工作。

3．林迂同志，男，1931年曾參加南下示威。

燕京大學支部

張文藻同志，男，東北人。

輔仁大學支部

劉傳堯同志，男，東北人，1931年曾參加南下示威，現名劉靖。

師范大學支部

1．余志遠同志，男，石家莊人，1931年曾參加共青團西城區委、城區區委、市委工作。解放后任河北省總工會主席，現任天津市政協副主席。

2．李續綱同志，男，河北省人，1931年曾任共青團城區區委書記，后留學日本，解放后任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

3．郝德青同志，男，山西人，1931年曾在通縣農村化裝做農民工作，解放后做過駐外大使，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

4．鐘鳴宇同志，男，山東人，1931年曾做過洋車夫工作。

5．邵××同志，男，山東人；郭××，男，河南人，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我曾派他倆做門頭溝煤礦工人的工作。之后不久，將二人調出，經過傅作義炮兵團的獸醫官辛潤田的關系，一同派往綏遠傅作義部隊，做白軍工作。

清華大學支部

1．胡喬木同志

2．李耕田，男，天津人，1931年曾任共青團海淀區委委員，1933年在石家莊被捕叛變。

3．白堅同志，男，陜西人，1931年曾任海淀團區委委員，后參加團市委工作。

民國大學支部

1．闕華，女，福建人，1931年因私用公款結婚，被開除團藉。

2．鄭基，男，福建人，1931年曾任西城團區委書記，后因私用公款結婚被開除團籍。

3．李曉村同志，男，四川人，抗戰期間曾任晉西北八分區專員。

4．廖井丹，女，四川人，曾被國民黨逮捕，在南京坐牢，“七七事變”后出獄，改名姚文，在西安婦女慰勞會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5．廖××，男，四川人，高個子。解放后任新疆自治區民政廳廳長。

藝術學院支部

1．薛聲豫同志（薛迅），女，河南人，1931年任該校團支部書記，曾負責編輯過兒童刊物《紅孩兒》、《小朋友》。南下示威時，團市委派她和王錦佩參加南下示威的領導工作。解放后，她曾任河北省副省長、北京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文革”期間去世。

2．何小石同志，男，福建人，1931年曾參加普洛畫會的領導。

4．曹興嘉同志，男，是該校支部的領導人之一。

北平大學工學院

杜寧遠同志（袁青），女，河南人，1931年曾參加市婦聯會的領導，抗戰時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過，解放后做過北京礦業學院黨委副書記，后調中國專家局工作。

北平師范支部

1．王錦佩同志（楊成），男，河北滄州人，1931年曾參加南下示威的領導，參加過共青團北平市委，唐山市委工作。1932年在唐山與王振世一起被捕。1933年春和我一起從天津第三監獄轉押到北平。他進第二監獄，我進第一監獄。“七七事變”后被趙同部隊砸獄救出，即參加了抗日游擊隊，抗戰時期曾任華北軍區工業部政委，解放后在紡織部工作，現已癱瘓。

2．杜振藻同志，男，河北平山人，1931年曾擔任共青團北平市委的發行工作，參加過教聯的領導工作。

3．喬××同志，男，河北人，1931年曾參加劇聯的領導。

4．肖××同志，男，河北人，1931年曾參加左聯（或劇聯）的領導。

5．劉××同志，女，北平人，北師附小學生，曾與李群彥同志結婚。離婚后與周小舟同志結婚。

6．李君彥同志，男，河北人，1931年入團，解放后任海軍副政委。

軍醫學校

劉××同志，男，四川人。當時其胞弟十二、三歲，不是團員，也曾幫助散發過傳單，做過一些工作。

獸醫學校

譚睡僧同志（譚永華），男，四川人，解放后隨部隊進疆，任新疆民政廳長。他入團前曾參加過國民黨、當時即審查清楚。

婦女職業學校

李秀清同志，女，冀南慈縣人。

蠶桑學校

張桂英同志，女，河南濮陽人，是平杰三同志的學生，現在天津市政協。

藝文中學支部

1．趙杏村同志（趙明新），男，山東人，該校支部書記。1932年是天津市委的成員（具體分工我不知道），在天津被捕。1933年5月同我一起從天津第三監獄押到北平第一監獄。刑滿后，經叛徒吳正廷談話，趙堅持革命氣節，后被送入北平草嵐子軍人反省院。是經中央批準出反醒院的六十一個人中的一個。抗戰期間在山東工作。解放后，先后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長、長春汽車制造廠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死于上海分院院長任內。

2．陳調民同志，男，河北省安新縣銅口鎮人，是有名的國民黨將領陳調元的本家，據說抗戰后在我們部隊中做文化工作。

3．邱蔭堂同志，男，河南人。

4．陳××同志，女，南方人，記得她母親是黨員，同志們稱她為“黑姑娘”，解放后任昌平或清河某紡織廠黨委書記。

5．趙翠娣同志，女，北平市人，1931年時只有十三、四歲，初中生。當時我們曾將她從學校調出，偷偷離開家庭，經過秘密訓練后，擬派往北平西郊女子挑花工廠去開展團的工作。訓練時住在北平大學工學院女生宿舍杜寧遠同志處。訓練尚未結束時，偶然在街上被其家長發現，將她拉回家中，因而未派遣成。

市立女一中

鄒德馨同志，女，廣西人，解放后，在全國婦聯工作，現已離休。

市立男三中

馮××同志，男，冀南濮陽人，是平杰三同志的學生。1931年他曾任市委的交通。三中的校長是他的同鄉，關系較好。當年小馮常借這位校長放在北海公園里的私人游船，我們男女同志假裝劃船游湖，在北海荷花叢中開秘密會議。1937年11月他到過陜西云陽青訓班。

市立男一中

1．唐××同志，男，北平人，當時他住朝陽門內小牌坊胡同，我們常借他家開會，他是一中的支部書記。

2．羅××同志，男，北平人。

中大附中

倪順榮同志，男，河南人，1931年曾任團市委交通。后改名倪鋒。在上海某單位工作，至去世。

香山幼稚師范

周崇恩同志，女，河北涿州人。香山幼稚師范學生，1932年我在直中特委時還接到過她的信。

翊教女中

潘××同志，女，北平人，家住崇文門外花市大街。她是由香山幼稚師范轉入翊教女中的。

光華女中

張桂敏同志，女，河北深澤縣人，由郁文中學轉入光華女中。

宏達學校支部

1．董旭生同志，男，河南人，抗戰時任山西決死三縱隊的政委，在百團大戰時犧牲。（當時，名董天知）

2．鄭雅民同志，男，熱河人，當時做革命互濟會工作。

3．王振世同志（王德山），男，河北深澤縣人，1932年在共青團唐山市委工作時被捕，從天津第三監獄轉入北平第一監獄，抗戰期間刑滿出獄，因找不到組織關系，回家參加抗日工作，后病死。

4．劉景明同志，男，河南人，也同我一起拉過洋車。

東北中學

林彥青同志，女，吉林人，參加東北同鄉會和婦聯的工作。當時我們稱她“小林”。其二哥“二林”，也是共青團員，做東北同鄉會工作。其大哥“大林”，是黨員，專做黨的工作。

此外，我還記得西直門內“信誠地毯廠”有個工人同志姓劉，名字記不起來了。北京大學印刷廠也有一個工人同志，名字也想不起來了，有時他偷著給我們印東西。

附錄二

有共青團員參加領導的各革命群眾組織

1931年共青團市委派團員去參加領導的主要群眾組織有：

一、反帝大同盟青年部

反帝大同盟是我黨直接領導的革命群眾的反帝組織。“九·一八”事變后，該同盟的斗爭目標集中在反日上，中共北平市委派林楓（老鄭）等同志領導。反帝同盟青年部則由共青團市委派人負責，當時我們派去的同志是中法大學支部的李生璜同志。

二、北平市學聯

即“北平市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團市委派去參加領導工作的同志有劉松云、扈文章、王錦佩等。

三、北平市婦聯

團市委派到市婦聯工作的共青團員有：北平大學工學院學生杜寧遠同志，市立女一中學生鄒德馨同志，民國大學學生廖××（姚文）同志。

四、北平市劇聯

團市委派藝術學院支部的曹興嘉、北平師范支部的喬××同志參加劇聯的領導工作。

五、普洛畫會

團市委派到該組織中參加領導工作的是藝術學院支部的薛聲豫、何小石二同志。

六、北平市社聯

即“社會科學家聯合會”，團市委派中國大學學生陳蔭藩等同志參加領導。

七、世界語協會

當時這是一個在黨領導下的進步群眾組織，同世界許多國家的左派世界語學者的組織都有來往。團市委派去參加領導的是朱××（當時他住在沙灘某公寓）等同志。

八、東北同學會

這是當時東北流亡在關內的學生群眾抗日救亡組織。團市委派去參加領導工作的團員有燕京大學的張文藻同志和吉林流亡北平的二林同志。（小林的哥哥）

九、北平市教聯

這是北平教師的抗日組織。團市委曾派北平師范的杜振藻同志參加該組織的領導工作，當時劉澤如同志還不是黨員，但在我的影響動員下，也參加了該組織的領導工作。

十、R讀書會

共青團員參加這個組織領導工作的，記得有北平師范的肖××同志。

另外，還有“紅色革命互濟會”、“赤色工會”、“左聯”、“蘇聯之友社”等革命群眾組織，這些組織中也有共青團員參加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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