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壯大成長

30年代初，在殘酷的白色恐怖統治下，斗爭環境極其險惡。國民黨反動派采取種種手段，對我們黨、團及一切革命群眾組織進行破壞。我們的同志不斷有人被逮捕、監禁甚至殺頭。還有些同志的工作剛有眉目，就被敵人盯上了，因而不得不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工作，也有的中途不干了。這就使得我們的組織變化性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不斷地發展團員、建立新組織，補充和壯大共青團的隊伍。

一  發展組織

正如全團做宣傳工作一樣，組織發展工作也是依靠全體團員來做。每個共青團員都肩負發展組織的重任。在日常工作和斗爭中，必須注意培養和考察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作為發展團員的對象。

由于政治環境的險惡，迫使我們對擬發展的對象必須進行認真的了解、嚴格的審察、長期的培養和考驗。因此，當時團員數量雖不太多，但質量卻很高，均與黨員標準差不多。團員年齡增長后，只要一貫表現好，即可經過簡單的手續轉為共產黨員。當時在國民黨眼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是沒有什么區別的。被捕后，對黨、團員判刑是用同一個標準。

發展團員的手續，從形式上看比較簡單，因為在白色恐怖的環境里，既不能填表、寫自傳，在介紹人應做的工作完成前，上級領導也不能公開與之進行談話。但具體進行發展工作卻要非常細致、極其慎重。對于擬發展的對象，首先必須了解其家庭情況、社會關系、本人歷史和本人政治思想狀況。現在公開發展組織，當然比較容易，而在那時卻是異常困難的，我們必須先用“旁敲側擊”、“迂迥曲折”、“巧引善誘”的閑談方法，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對方情況，同時又不能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讓對方看出我們的目的和意圖。這樣做無疑是很費時間的，往往談上幾個小時，也得不到幾句有用的想要了解的情況。除此之外，又無其它捷徑可走。談話后，要在支部會上匯報談話的具體情形，包括談話對象的反應和談話的結果，然后再研究下一步談話的內容和應注意的問題等等。總之，發展組織的工作要求極其慎重，稍有疏忽，就會出問題，甚至會發生危險。例如，王振世同志（共青團員，現已去世）在工作中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當時王振世同志也拉洋車，做洋車夫的工作。他選好了一個青年洋車夫作為對象，對他進行工作，想發展他入團。對那個人進行了較長一段時間的工作后，王振世同志認為工作已基本成熟了，就直截了當地問他愿不愿意加入共青團。沒想到那位青年車夫回答說：“小王，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嗎？我不入團，我勸你也趁早退出來，不要干了，這很危險……”接著，他就對王振世同志談了他自己的身份，說國民黨如何用金錢拉攏他為他們做事，他如何接受了國民黨的津貼，公安局又如何給他布置任務等等。這突如其來的談話，使王振世大吃一驚。多虧這個人并非真正的國民黨特務，他尚未喪失階級本性，只是貪圖金錢，答應為國民黨做事。他與王振世相處時間較長，個人關系不錯，青年人多少重些感情、講點義氣，因而沒去告發，才沒造成大的損失。

入團的儀式比較簡單，當然不能像現在這樣掛黨旗，掛馬列像，唱國際歌，而只能秘密進行。但整個過程卻是嚴肅而激動人心的。在會上，首先由介紹人講話，介紹新團員的家庭情況、社會關系、個人歷史及思想發展過程等情況，還要講一下介紹的經過。接著是上級團委的代表講話，上級團委或是市委、區委，或是支部書記，代表共青團組織向新團員表示歡迎，并對新團員提出一些希望和要求。最后，由新團員本人宣誓、講話，表示決心。

二  支部生活

那時，支部生活當然都是秘密的，也是非常嚴肅認真的。

每個單位，有團員三人的便可建立支部，由上級指定支部書記。為了避免損失，每個支部一般只有三、五人，六、七人的大支部是不多的。倘若一個單位團員人數增至十來人，就要另建立一個支部。同一單位內的兩個支部，稱為“平行支部”，平行支部間不發生橫向聯系，彼此不知道對方的存在。這樣，萬一有人被捕、叛變，遭受損失的機會就會少些。即使是一個支部被破壞，另一個支部還能照樣存在，繼續活動下去。

盡管如此，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一個單位內不可能、也不適宜大量發展團員。因而有“平行支部”的學校和廠礦是很少的。

共青團組織有嚴格的紀律，每周一次支部會，除有特殊情況，必須按時召開。團員沒有無故不參加的。支部會程序差不多是固定的：先由上級代表或支部書記做時事報告，再由每個同志匯報自己一周來的工作，未完成任務的要說明原因。匯報后，同志間要展開批評自我批評，特別是對任務完成得不好的同志，大家都會幫他分析原因，進行必要的批評，絕不姑息遷就。最后，支部書記提出下周的工作計劃，交同志們研究討論，并將任務落實到每一個團員。

支部會有時是為專門問題召開的。如發展團員，處分團員，組織調整以及秘密工作問題。凡屬共青團組織的重大問題，都要在支部會上進行討論。

支部會上的氣氛通常是熱烈的。共青團員們小則十五、六歲，大則二十出頭，正在朝氣蓬勃的年齡，政治熱情很高。支部會上人人暢所欲言，無論是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能以誠相見，這正是共青團組織的強大的戰斗力所在。

支部活動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地點也是經常變換的。通常是在條件方便的同志家中開會，如朝陽門內小牌坊胡同小黃同志家，宣武門內絨線胡同胡傳仲同志家，都是當時有關的支部開會的地方。有時也在同志們租住的民房中開會，當時的會議都是三、五人，或五、六人，不開大會。有時會開得長，結束太晚，街上行人已很少，為了避免警特們的注意，于是不論男女同志，大家便擠在一起湊合度過一夜。有時，我們到郊外去開支部會，男女同志在一起，儼然是一伙郊游的大學生，漫步在藍天白云之下，蒼翠曠野之中，盡情地發表意見，討論工作。有一次，曾讓男三中的小馮同志借他們校長（也是他的同鄉）放在北海公園中的私人游船，我們蕩舟于公園的荷花叢中開支部會，在湖上無數游船中的游客看來，我們也只是一群興致盎然的賞花游客，然而待到“興盡晚回舟”時，各項工作都已討論完畢。在開會的過程中，我還得到了額外的收獲，那就是我從此開始學會了劃船。

三  派遣和打入

北平是一座文化古城，當時，大工廠不多，我們的工作基礎主要在學校。我們依靠學校做陣地，發展組織，培養干部，從學生支部調出人來，加以秘密訓練，然后采用“內線打入”的辦法，派遣到工廠、兵營、農村去開展工作，發展組織，領導群眾斗爭。

例如，我們曾把藝文中學十四歲的女生趙翠娣同志調出來，擬進行派遣，先要她秘密地住到平大工學院女生宿舍杜寧遠同志處，由杜對趙進行建團、革命氣節和秘密工作技術等方面的教育訓練，準備把她派遣到西郊女子挑花工廠去開辟工作。當時為了使她不受家庭的牽制，要她與家庭斷絕了聯系。家里以為她失蹤了，曾到處尋找。后來，有一天在街上偶然被她媽發現了，把她強拉回家去，結果沒有派遣成。

“九·一八”事變后，我們團市委還曾把中法大學支部的夏尚志、中國大學支部的張木夫和燕京大學支部的張文藻三位東北籍的同志，秘密地派到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滿州國”去，要他們到那里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去工作。還有北平師范大學支部的小邵（山東人）和小郭（河南人）二位同志，也曾通過傅作義部隊的炮兵團獸醫官辛潤田先生的關系，派他們到傅作義部隊去作瓦解白軍和建黨建團的工作。我們還派小梅到長辛店火車站去開展工作。派師大的學生郝德青到通縣農村去，以串村小販為職業掩護，開展革命工作。

派遣和打入是我們當時開辟工作、發展組織常用的辦法。

四  團內教育

共青團組織雖處在極端殘酷的白色恐怖環境中，但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仍非常重視對團員的政治教育。首先強調革命的實踐，即在階級斗爭的環境中通過具體的工作，來教育團員和青年。此外，還很重視經常性的時事政治、團紀、斗爭策略、革命信念和革命氣節教育，以及秘密工作與馬列主義基礎理論的教育等等。

秘密工作教育和革命氣節教育除在支部會上進行外，還有針對性地進行個別教育，即經常利用一些正反兩面的具體事例教育團員，這樣比較生動，收效也更大一些。

秘密工作教育，是為了打擊敵人、破壞敵人而教育團員如何隱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活動，如何躲過敵人的追捕而保存自己，保存組織，積蓄革命力量；革命氣節的教育，是教育團員在敵人的法庭上、刑場上，在嚴刑拷打下堅貞不屈，在金錢、美女的引誘面前經得住考驗，毫不動搖。并且能夠利用一切場合和時機進行革命宣傳，即使在臨刑面前的一剎那，也要表現出共青團員的英雄氣慨，喊幾句使敵人聞聲喪膽的口號。

在黨的領導下，共青團的教育是很成功的。我們被捕的同志，絕大多數在野蠻殘暴的敵人面前，都表現出了革命的堅定性，他們寧愿坐牢、殺頭、長期住反省院，忍受非人的待遇，也不向敵人屈服。在生死關頭，能置個人生命于度外，保持共青團員的革命氣節和革命英雄氣概。我們大批壯烈獻身的革命先烈和曾受到國民黨監獄長期摧殘、折磨活下來的同志就是這樣。當然也有極個別的人喪失了革命者應有的氣節，如當時曾經擔任過團市委書記的吳正廷就害怕危險，可恥地叛變了革命。在他的反革命破壞活動中，致使中共直中特委書記李耕田也成了可恥的叛徒，為國民黨立了大功。

共青團員們可歌可泣的英雄行為令人感動，就連看守所和監獄里的各種刑事罪犯，對這些“政治犯”也都十分敬佩，甚至個別看守也在暗中幫助我們。在共青團員們面前，兇殘的敵人往往無技可施，暗自認輸。

共青團組織對團員的學習抓得很緊。同志們都懂得，為了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必須學習革命的理論，來武裝自己的思想。當時，我們的同志都是自覺地冒著生命危險，偷偷地看社會科學的書，看馬列主義的書，看革命的小說。如《共產黨宣言》、《共產國際綱領》、《史的一元論》、《政治經濟學》和高爾基的《母親》、《夜店》，小林多喜二的《沒有太陽的街》，辛克萊的《屠場》，還有《石炭王》、《煤油》以及關于蘇聯革命斗爭的小說《震動世界之十日》、《一周間》、《夏伯陽》等等，都是很好的教材，大家都如饑似渴地閱讀，從中去尋找真理，去吸取革命力量，有的同志為此曾被國民黨逮捕，有的同志甚至犧牲了生命。

五  共青團員的個人生活

現在，每當我看到快樂的年輕人幸福地學習、工作和生活，盡情地享受著青春的快樂時，便不禁想起我自己的青春年華，想起五十多年前的那些并肩戰斗、甘苦與共、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志們的生活情況。

社會動蕩和民族的災難催人早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我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我們這些十幾歲、二十歲左右的青少年，早早地離開家庭，踏上人生的征途，肩負起民族和階級解放的重負。那時我們的生活是清貧、艱辛、危險和動蕩不定的，然而我們卻自認為走在革命道路上是幸福的。

我們既要獨立謀生，又要從事革命活動，并盡力從經濟上幫助組織，因而我們常常是衣著儉樸，食無保證，居無定所。但艱苦的生活卻煉就了堅忍不拔的革命毅力。

我們每天不但為革命而冒險奔波，還要為謀生而辛勞，我們沒有也從未想過節假日吃點什么，更談不上什么業余生活，不能像現在有些青年人那樣，工作之余看電影、溜馬路、逛公園、談戀愛。我們是每天冒著危險早出晚歸，披星戴月自謀生活、開會、寫標語、撒傳單，做群眾工作，發動群眾，發展組織，開展對敵斗爭……

我們隨時可能被捕，隨時準備在敵人的法庭上、監獄里、刑場上做最后的斗爭。今天是學生，明天就可能被派去做工人、店員，到另一個地方，從事另一種職業。個人的志愿絕對服從組織，組織的需要就是我們的理想。這種動蕩不定、艱苦危險的生活，使我們無暇顧及家庭和個人婚姻問題。我們雖不是軍人，思想上卻是“一切行動聽指揮”的革命戰士。

我們也有幸福！那就是在青少年時期就找到了人類解放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投身于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共青團組織是一個團結友愛的大集體，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業，使我們結下了親如手足的革命情誼。我們之中的許多人，自覺自愿地拋棄了原來安定舒適的生活，離開家庭，走上了革命這條艱難險阻的道路。我們的青春和生命能緊緊地與中國人民及全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聯系在一起。這種幸福與快樂是當時尚處于迷途中的年輕人所難以得到的。

我在北京的兩年多時間，物質生活上都是在極端艱難困苦中度過的。靠拉洋車掙的血汗錢根本不夠維持生活，經常饑一頓、飽一頓地過日子。有時一天到晚只吃兩個饅頭，有時甚至一天還吃不上一頓飯。一個冬天的早晨，我從地安門內的住處油漆作去德勝門內羊房胡同劉澤如同志家，剛一進門就兩眼發黑，腿發軟，暈了過去。劉澤如了解我的情況，知道我一定是由于凍餓所致，于是趕緊扶我上床休息，自己很快去煮了一碗掛面湯給我端來。我吃了掛面湯，才慢慢恢復過來。

有時，我不論到哪個同志的公寓，只要趕上吃飯，就飽餐一頓。那時，同志之間真是有飯同吃、有衣共穿，在物質生活上不分彼此，情如手足。當時在生活上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劉澤如同志。若沒有他不時地在經濟上援助我，使我能勉強維持生活，也就很難設想在白色恐怖極端嚴重的北平，我能堅持兩年多的地下斗爭。

有一段時期，我在德勝門內羊坊胡同東頭租了一間小屋，有時自己做飯。這樣既省錢，又比東一頓、西一頓、冷一頓、熱一頓的生活好一些。有一次，我要想吃紅薯玉米面粥。當時，邊切紅薯邊想工作，不小心，一下子切到手上，頓時鮮血直流，刀、案板、紅薯上全沾上了血，我趕緊找破布包上手，心里又氣又笑。當時紅薯切不成了，我在屋子里轉了一圈，想出幾句順口溜：

菜刀無情，紅薯更硬，

咕嚕一聲，鮮血澎澎。

鮮血澎澎，為了革命，

堅持不懈，革命必成！

當時我們不僅吃飯難，穿衣則更難，吃飯可以湊合，穿衣卻不能過于破爛，必須能遮擋敵人的眼目才行。因此我常到天橋夜市去買舊衣服、舊鞋子穿，或者穿其他同志的舊衣服。在北平的兩年多時間，我從未添過一件新衣。1932年冬，我在石家莊被國民黨逮捕時，身上穿的是胡喬木同志送給我的一件很薄很薄的舊棉袍，下身穿的是劉澤如同志送我的一條很舊的夾褲。這時已是十二月中旬，寒氣逼人，我就是這樣，穿著同志們的單薄的難以御寒的衣服，進入敵人的監獄的。

愛美是人的共性，尤其是青年人。然而我們的青年時代，已走上革命斗爭的道路，卻無暇也無條件去考慮這些，只要勉強過得去，并且不致引起敵人注意就可以了。

住的地方盡管是斗室陋屋。為了安全，我從不在一個地方久住，兩年多，我換過五、六個住處。為省錢，我總是盡量租小房、破房。每換一個住處，就重新報一次戶口，換一個假名字。那時，國民黨的戶籍工作很亂，隨便報一個戶口是很容易的。搬走了，也不用去銷戶口，警方根本不去調查你的來往去向。

我初來北平時，從東城到西城，從城區到郊區，我外出工作全憑兩條腿跑路，又拉了一個時期的洋車，練就了腿上的硬功夫。后來工作越來越多，活動范圍越來越廣，我開始覺得走路太費時間，工作受影響太大，劉澤如知道了這種情況，給了我十幾元錢，我到德勝門內曉市上，買了輛勉強能用的舊自行車，從此，我以車代步，工作方便多了。沒想到，有一天卻發生了這樣一件不愉快的事：我騎車去東城參加軍醫學校和獸醫學校的聯合支部會，到鼓樓東大街時，一個流氓（當時人們稱這種人叫“車匪”）騎自行車從我后邊飛快地追了上來，他超過我之后，突然用后輪撥到我的前輪上。當時我正想著開會的事，沒有精神準備，提防不及，“啪”的一聲，將我摔到馬路旁的高牙子上。待我爬起來，尋找那人時，他早已逃之夭夭了。再看我的衣服，肩膀處摔了一個大口子，鮮血也滲了出來，將襯衣染紅了一片，幸好自行車還沒有摔壞。我早就聽說北平街上有“車匪”，沒想到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猖狂，心里非常氣憤。但因那時我做地下工作，在公開場合是不能顯露鋒芒的，否則，會因小失大。我只好把氣憋在肚子里，騎上車回去洗去血漬，換了衣服，又趕去參加支部會。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生活確實是很艱苦，并且是非常危險的，但我們卻無任何個人考慮，也從無半點畏縮不前。生活雖苦，但精神是愉快的。因為我們有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支持著。那時我們堅信革命一定會勝利，我們每每想到，為了子孫后代和全世界勞動人民永不受苦，我們歷盡千辛萬苦、千難萬險也在所不辭。

在北平兩年多的時間，我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地下秘密工作中，割斷了與工作無關的一切社會關系，連自己的父母也不通音訊，不再考慮個人的事。當時在工作中難免要接觸一些女同志。有一段時間，我在戶口上報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于是我就把住房布置成一個不愛學習的浪蕩學生的臥室，墻上掛著各種姿態的女明星照片，枕頭下壓著色情小說，與我工作有關的女同志，有時來我的住處有說有笑。在周圍人的眼中，這樣的學生是不會對政治感興趣的，更不會是共產黨人。后來為了互相掩護，我還和朱、黃兩位女同志組織過“家庭”，冒充夫妻和妻妹的關系報戶口，在一起居住。那時我們共青團員，在男女關系上，心是純潔美好的，在密切的接觸與共同生活中，并無一絲邪念。男女同志間情深而不亂，是一種親如兄妹又勝似兄妹的手足之情，是生死與共的同志關系。

然而愛情并非不能啟動這群舍生忘死的年輕人的心扉。尤其是女同志，并不因參加了革命就失去了溫柔，有的女同志對愛情往往表現得更直率。我在北平兩年多的時間里，也曾不只一個女同志對我表示過愛慕之情，翊教女中就曾有一個姓潘的女同志，在緊張的地下工作中，還邀我同她去看過一場電影。可惜她不了解我那時的心境，我的心已全放在了工作上。看電影，對我是一種難卻的精神負擔，因而電影剛開演不久，我便因工作疲乏而呼呼入睡了。

第六章  難忘的戰斗

1930年至1932年間，北平地下共青團除了作好經常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外，還組織過不少次群眾性的對敵斗爭。由于當時政治形勢的要求和“左”的思想指導，群眾的經濟斗爭，我們作得很少。這里我介紹的，僅是我親自布置和親身參加過的幾次主要的政治斗爭。

一  怒打《萬人敵》

《萬人敵》，又名《天昏地暗》，是當時新上映的一部電影故事片的名字，這是一部十分惡毒的反動影片。該片把我黨領導下的煤礦工人大罷工，描寫成烏七八糟的強盜影片。我們團省委的一個同志曾在上海看過這部影片，看后非常氣憤。1931年夏季的一天，報紙上登出廣告，《萬人敵》將于某日在宣武門內絨線胡同影院上映。團省委認為，為了維護工人階級的尊嚴，應該抵制它，不能聽任這種反動影片上演。于是我們團市委決定：要組織一次有計劃有準備的打擊行動，給敵人以迎頭痛擊。

當時全國革命形勢處于低潮，白色恐怖十分猖獗。在這種形勢下組織這樣的群眾斗爭，是要冒風險的。然而除此之外，又有什么辦法能制止《萬人敵》的上映呢？寫文章批判它，哪家報紙敢登？寫信向絨線胡同影院老板提出抗議？誰理你，人家不但不會聽我們的，說不定還會招來禍害，只有組織一次有實力的革命行動，才有可能制止這部影片的上映。

于是我們立即開始了秘密的準備工作。為了確保不走漏一絲風聲，使斗爭能夠達到預期目的，我親自到和平門外師范大學操場去布置這項任務。

我化裝成師范大學的學生，混在出出進進的學生中，來到師大校內的操場。我像其他學生一樣，一到操場就隨意翻翻雙杠，玩玩吊環，同時用眼睛的余光觀察操場上的各個角落。我發覺一個前來接受任務的同志已經來了，正在操場一角的沙坑邊練習跳遠，我便裝做跑步的樣子，沿跑道通向沙坑的方向跑去。那位同志顯然是看見了我，也仿佛是練完了跳遠，改練跑步。我們就像是碰巧相遇的同學邊跑邊談。那位同志接受任務后，繼續活動了一會兒，便離開了操場。

那天先后個別接受任務的四位同志是四個不同支部的，也是這次四個行動小組的組長。他們互不相識，先后分別接受任務后，便各自分頭去準備了。

《萬人敵》在北平首次上演的那天，我們的各項準備工作均已齊備。離開映時間還有半小時，絨線胡同影院門前已擠滿了人。共青團員們帶著各自動員來的進步群眾，混夾在普通觀眾中間，三三兩兩結伴而來。我也在這個時候來到影院，和一般觀眾一樣，各自買票進場，我裝做找座位的樣子，暗中觀察同志們的動靜。

第一組的同志負責割電話線，我看見組長坐在“太平門”附近，他們進場后先觀察好了電話機的位置，身藏鋒利的鐵剪，只等時機一到，便沖上去把電話線剪斷。第二組的同志負責砸電燈，他們坐得比較分散，組員們都分好了工，每個人砸距離自己最近的電燈。第三組的任務是破壞銀幕，他們的座位都比較靠前，每人的衣袋里都裝滿了雞蛋和一些零星食品。不了解內情的人看了，也許會以為這是一些電影迷，連飯都顧不得吃就來看電影了。他們哪里知道，衣袋里白花花的雞蛋其實都是“秘密武器”，雞蛋里的清和黃早已被抽出，空殼中有的灌滿了濃黑的墨汁，有的灌滿了鮮紅的墨水。它們是用來投向銀幕的“炸彈”。這些攜帶“武器”的戰士們，有的嘴里吃著東西，有的同旁邊的人談著影星的新聞趣事，儼然是影院的常客。第四組的同志是這次行動的主力軍，任務最為艱巨。他們負責搗毀放映機，燒掉拷貝，使《萬人敵》不能再上映。此刻，他們心里可能有點緊張，但表面上看來卻很平靜，暗中緊握鐵器和火柴，眼睛里含著意味深長的微笑。現在“萬事俱備，只待熄燈”了。

不多一會兒，電燈熄滅了。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來，一場激戰馬上就要開始了！我們約定《萬人敵》片名的出現，就是我們的行動信號。只要銀幕上一出現這三個字，電話線將被割斷，電燈將被砸碎，銀幕將被污染，放映室內將有一場激戰……，場內混亂的情景可想而知。

很短的新聞加片演完了。當我屏息凝神，等待激戰開始時，銀幕上出現的卻不是《萬人敵》的片名，而是《萬人敵》因故停演，改演另一部片子的通知。“怎么回事？”“為什么停呢？”“誰知道呢，管它呢。”一時場內議論四起，我和同志們雖然也感到意外，但心里卻一下子輕松了，互相交換著勝利的微笑。為了不暴露身份，大家將“興奮”藏在心里，真的看起電影來了。

事后估計，停演的原因可能是影院老板臨時聽到了什么風聲，嚇壞了。于是決定改演其它片子。

然而不管怎樣，我們是勝利了。后來反動影片《萬人敵》再也未在北平上映過。

二  轟打艾迪博士

艾迪是個英國傳教士，思想很反動。1931年夏末，他從歐洲途經蘇聯來中國。一天，北京大學國民黨的學生組織貼出布告，說×日×時邀請艾迪博士到北大三院禮堂講演，題目是：介紹蘇聯的概況（大意）。希望同學們踴躍參加。

我們共青團的組織得到消息后：料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艾迪關于蘇聯現狀的講演，不可能是客觀的、真實的情況介紹，肯定是歪曲蘇聯現狀的胡說八道。當時蘇聯是世界上僅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全世界上反動階級都卷入了反蘇大合唱，不遺余力地用種種惡毒的語言咒罵她；各國共產黨人則將她視為工人階級的祖國、革命的圣地。總之，革命與反革命兩大營壘，在對蘇聯的態度上涇渭分明，在這種形勢下，我黨也曾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那時，在我們共青團員的心目中，蘇聯這個革命圣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團組織當時決定：不能讓這個反動教士打著中間派的幌子，肆意進行反蘇反共宣傳，毒害和欺騙青年學生。要發動團員和進步青年，在講演會上搞一次行動，破壞這個帝國主義走狗的反動宣傳。

時間很緊迫。決定之后，我們立即刻寫傳單、印傳單，動員、組織團員和進步青年群眾，在講演之前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

講演的日子到了。那是個陰沉沉的雨天，清風陰涼。離講演開始還有一小時，北大三院大門前不斷有人出出入入。我和北平大學工學院的女生杜寧遠同志，裝成一對親密的戀人，邊走邊輕聲交談，從容地混在三五成群的學生中間走進了北大三院的禮堂。

我們不慌不忙地挑選了后邊一個角落站下，在這里可以望見整個會場。

禮堂未設座位，在這里我看到稀稀落落的聽眾中，有不少是我們來執行任務的同志和赤色群眾。他們都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傳單早已被他們帶進來，厚厚的一摞一摞地放在地上，聽任到會者自己取閱，人們看到地上的傳單，連忙去取，但有的人一看內容，便緊張起來，連忙丟下。

臨近講演時間，禮堂里的人多了一些，又有不少我們的同志混在聽眾中走進來。他們有的手里拿張報紙，有的雙手插兜，分散在各個角落。他們并不是來聽講演的，而是來執行任務的。我知道，他們的衣兜里都裝著戰斗的武器──注滿墨水的雞蛋、石頭、磚塊……

突然人群中一陣騷動，原來是艾迪博士出現在講臺上。我離得遠，看不清他的面孔，只見一個身穿黑色西服的瘦高個子外國人，在講臺上連講帶比劃，他身旁還站著一個中國翻譯。他嘰里哇啦地講了一會兒，翻譯就結結巴巴地翻幾句。我站在最后，只能聽到斷斷續續的詞句：“布爾什維克暴政”……“蘇維埃極權制度”……“大英帝國的民主”……

站在前面的同志，開始還靜靜地聽著，漸漸地越聽越氣憤，簡直難以忍耐了。突然，這次行動的總指揮，從一個角落里發出信號，于是，立即響起了“打倒帝國主義走狗”的怒喊聲，場內立刻有些混亂，接著，就有人跟著喊起來：“不準帝國主義走狗污蔑蘇聯！”“艾迪滾下臺來！”“滾下來，不準他講！”……隨著口號聲，石頭、磚塊、雞蛋、一齊飛向講臺，剎時間，石頭、磚塊砸在講臺上的“呯呯”聲，墨雞蛋砸在艾迪身上的“撲哧”聲，群眾的喊打聲，此起彼落的口號聲，響成一片，亂成一片，整個禮堂沸騰了！

群眾中有人高興得大喊：“打得好！”“打得痛快！”

再看艾迪，頭上淌著墨水，狼狽地硬撐著繼續講著，大概他不是第一次受到這樣的待遇，而是經受過這種“鍛煉”了，所以他還堅持著沒被打下臺來。然而聽眾們卻三三兩兩地退場了，我們的同志打完了準備好的“子彈”，也陸續退了出來，眼看人要走光了，艾迪無可奈何地只好捲起講稿，灰溜溜地收場了。

三  砸國民黨市黨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軍攻占我中國沈陽的炮聲，震憾和喚醒了全國億萬愛國人民。在北平，一個以青年學生為先鋒的抗日救亡高潮很快形成了。

在黨中央指示未及下達之前，河北省黨團兩省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九·一八”事變后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當時認為，日本侵占沈陽是侵占整個中國的開始，它一旦在東北站住腳，必將全力進攻華北，進而實現其吞并全中國的野心。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迫在眉睫。我們必須號召全省各界人民聯合起來，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會后，團省委要團市委印發黨、團兩省委《告河北全省人民書》。我們通過組織系統，將這份重要傳單，迅速地散發到了廣大市民群眾的手中。

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對日寇的進攻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下令不準東北軍抵抗。在日軍的兇焰面前，我國軍隊一潰千里，不到五天時間，就失去了遼、吉二省，使祖國的大片國土淪喪于日寇的鐵蹄之下。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深深激怒了廣大的愛國同胞，人民的憤怒終于匯成一瀉千里的滾滾洪流，猛烈沖激著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的堤防。

北平的抗日救亡運動，首先是由學生們掀起來的。運動聲勢越來越大，就像一座即將爆發的火山，凝聚著無窮的能量，隨時可能噴發出沖天的火焰。

在這種形勢下，黨、團組織決定，將學生們自發的抗日激情變為有組織的自覺行動，去砸國民黨北平市黨部，進一步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投降主義的罪惡行徑，孤立投降派，推動國民黨出兵抗日，鼓舞廣大群眾的斗志，擴大我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

面對群情激憤的愛國群眾，國民黨政府非常恐慌，市面警戒森嚴，如臨大敵。為了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順利地集合群眾，當時我們想了一個很巧妙的辦法，即在宣武門內國會街法學二院禮堂（即原國會禮堂，現新華社所在地），由劇聯負責組織一次演出，動員愛國群眾，主要是青年學生以看戲為名，匯聚一堂，演出結束后便整隊出發。這種方法既能麻痹敵人，又便于集合隊伍，而且還能通過演革命戲時對團員和群眾進行一番戰斗前的宣傳鼓動工作。

十月的一天，法學二院的禮堂門前熙熙攘攘，熱鬧非常。男女學生們三三兩兩說說笑笑地進入禮堂，他們都是共青團員或赤色群眾。禮堂大門兩旁有持教育槍的女學生站崗，她們肅然挺立，在男同學的協助下，認真詢問和觀察每一個進入會場的觀眾，嚴防憲兵、警察、特務及搗亂分子混入。

一進入禮堂，舞臺正上方高高懸掛的兩面大幅中共黨旗赫然映入眼簾。鮮艷的紅旗上是鐵錘鐮刀圖案，它像烈火，像閃電，像雷鳴，使我們這些備受白色恐怖摧殘折磨的共青團員和革命群眾的心一下子沸騰起來了！

禮堂墻上貼滿了紅紅綠綠、令人振奮的標語：“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武裝抗戰收復失地！”、“誓死不當亡國奴！”、“打回老家去！”、“反對國民黨進攻蘇區！”、“武裝保衛蘇區！”、“調轉槍口一致對外！”、“反對國民黨屠殺自己的同胞”，“擁護工農紅軍！”、“擁護蘇維埃政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蘇維埃政府萬歲！”，同志們心情激動地讀著這些標語，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天地──一個紅彤彤的，屬于我們自己的天地。這滿墻的標語也似乎變成了震耳欲聾的春雷，響徹云霄。

能容納一千多人的扇形禮堂不僅座無虛席，而且連過道上也擠滿了并肩接踵的人群，全場洋溢著莊嚴而熱烈的氣氛。有的同志久久地注視著主席臺上方的黨旗熱淚盈眶，有的人則環視著四周的標語，欣喜地讀出聲來。認識的、不認識的共青團員和革命群眾，個個精神振奮，互相交換著喜悅的目光。

演出開始了。

第一個劇是《工廠夜景》。這個劇是描寫一個鐵工廠的工人不堪忍受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非人的生活待遇與工作條件，要求資本家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資本家不答應，工人們遂宣布罷工，進行了激動人心的斗爭。

第二個劇是《到明天》。劇中描寫一個貧病交加的失業老工人病在床上，他的兒子──一個失業的青年工人，焦急地守護在父親床前。由于失業，父子倆不僅無錢看病，而且無錢買糧。家中僅有的一些家什全都賣光了，父子倆早已斷了炊。為了奄奄一息的老父，兒子強忍悲憤，出外要飯，好不容易要到一個窩頭，自己舍不得吃，趕快捧回家來給病危的父親。但老人已經不行了。他用顫抖的手把窩頭推給兒子，只說了句“你還年輕……，要掙扎，熬到明天……”便含著滿腔的悲憤離開了人間。最后是老人的兒子走上了革命道路，參加了地下革命斗爭。

話劇剛結束，我們預先指定的同志便登臺講演。大意是，國民黨不但像劇中表現的那樣殘酷剝削勞苦大眾，而且不準士兵抵抗，將祖國的大片河山拱手讓給日本強盜。我們應該到國民黨市黨部去，質問他們為什么不打日本，專打自己的同胞？為什么自己不抗日，還不許百姓抗日？現在，我們中華民族到了生死的關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不能坐等國家滅亡，甘當亡國奴。同胞們！要團結起來，與日寇決一死戰，誓死不當亡國奴！

演說不長，鏗鏘有力。本來話劇已將人們的革命情緒激發起來，這簡短的演說猶如火上加油，一下子把全場點燃了！這時，會場里不少激動的聽眾高喊：“到市黨部去，要求國民黨出兵抗戰，收復失地！”話音剛落，全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接著，人們懷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深仇大恨和對國民黨的義憤，懷著戰斗前特有的激情涌出禮堂，很快自動地排成四路縱隊，唱著雄壯的歌子，喊著口號，邁著矯健的步伐，走出了法學二院的校門，浩浩蕩蕩地朝市黨部街（位于原石駙馬大街附近）奔去。

群情激憤。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們一個個憋足了勁兒，眼睛里燃著一團團怒火，恨不得一下子砸開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的大門，把那些賣國害民的黨棍推倒在地上痛打一頓。隊伍一到市黨部大門口，小伙子和姑娘們便一涌而上，把門口站崗的兩個武裝警察圍在中間痛打一頓。兩個警察一看寡不抵眾，便窺測時機連滾帶爬地逃進大門，氣急敗壞地將大門關了起來。

院內更多的武裝警察聞訊早已爬上了房頂，用槍口對著門前示威的群眾。但他們沒有長官的命令，誰也不敢開槍。

被關在大門外的學生群眾，并不理會房上持槍荷彈的警察，眼見砸不開關閉著的大門，心急如火。驚天動地的口號聲不停地喊著，幾個身強力壯的男學生，搭人梯摘下了掛在大門口的“中國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的木牌，扔在地上，學生們蜂擁而上，叮叮噹噹地砸了起來。一些女學生也拼命地往前擠，在砸壞的木牌上吐唾沫用腳踹，以發泄她們對國民黨不抵抗主義的憤怒。更多的學生群眾則一面高呼，一面用力砸市黨部的大門。雙方相持了一個多小時，群眾沒能攻進大門，警察也沒敢開門出來，市黨部的黨棍們更沒一人敢露面。

我們估計時間長了敵人會調集軍隊來鎮壓，于是總指揮便下令撤退，大隊人馬由東向西轉移。

那天我為了檢查斗爭實際執行的情況，騎著自行車，跟在示威隊伍的后面，緩緩地前進著。當群眾隊伍剛剛撤離市黨部大門不遠時，兩扇紅漆大門突然打開，一群全副武裝的警察、特務瘋狗般地竄了出來，向群眾隊伍的尾部猛撲過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襲擊，群眾又緊張起來，隊伍有些混亂。

我在大隊的最后，這時首當其沖，看到猛撲過來的警察和慌亂的群眾，心里也有些急。這時道路都堵塞了，幸虧我在這一帶拉過洋車，熟悉大街小巷，于是我騎車飛快地轉向南邊的頭髪胡同。因而擺脫了敵人的追捕。指揮者盡管設法緊急疏散，但仍有一些人被捕。

第二天得知，我們共有幾十人被捕。不幾天，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這些人就分別由各自所在的學校保釋了。

第七章  抗日怒濤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性轟轟烈烈的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是在“五·四”之后，“一二·九”之前，中國歷史上可歌可泣的最偉大的青年運動，應該載入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史冊。特別是中國青年運動的史冊。

這里，我僅記錄了“南下示威”一段，它是這次學生抗日運動的高潮。材料的來源，是根據當時我們團市委派去參加領導的共青團員薛聲豫和王錦佩兩位同志回北平后的匯報，憑我記憶如實地寫出來的，時隔五十五年了，細節上可能會有出入。但我認為粗線條地寫出來也是很有意義的。

一  南下示威之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北平的抗日救亡運動洶涌澎湃地開展起來了，其勢如大海的浪濤，一浪高過一浪。絕大多數學生都投入了運動之中。他們不顧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壓力，懷著滿腔愛國熱情，走出課堂，在古都的大街小巷，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在那些日子里，街頭講演、街頭戲劇、街頭歌詠、街頭漫畫競相媲美。北平的繁華街巷成了宣傳愛國主義的大課堂。學生們自編自演的歌曲和戲劇，字字血，聲聲淚，控訴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屠殺我同胞的滔天罪行，回腸蕩氣的激動著每個有血性的中國人的心。

與此同時，國民黨反動當局繼續奉行媚日反共的政策。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重申“各校學生不得因抗日活動停課”的訓令，開除了一批積極進行抗日活動的學生，并企圖用收買和打進的辦法控制學聯。抗日人民與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了！繼北平學生砸國民黨市黨部之后，全國其它省市的學生也奮起砸了本省市的國民黨黨部。國民黨反動派的邏輯是愛國犯法，抗日有罪；而人民的邏輯則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9月下旬，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三千多人到達南京，聯合舉行了示威活動。激憤的學生們打傷了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王正廷。10月底，抗日學生同賣國政府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成千上萬的抗日學生，從全國各地繼續潮水般地涌向南京，到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在地示威游行，強烈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動員全民抗日！這次“南下示威”，是“九·一八”后“一二·九”運動之前，這段歷史時期抗日救亡運動的最高潮，也是這次運動中最為波瀾壯闊的畫面。

二  “示威”和“請愿”

北平的“南下示威”運動，是在我黨、團組織領導下，由學聯出面組織的。我們團市委派去參加南下示威黨團領導工作的是王錦佩和薛聲豫同志。

在我們組織南下示威的同時，國民黨反動派也在各校學生中積極進行反動活動。他們看到學生中要求抗日的勢頭很猛，知道正面阻擋不行，便用偷梁換柱的方法，組織一派學生提出“南下請愿”的口號，來對抗“南下示威”，他們拼命在學生中進行煽動，散布對國民黨政府的幻想，妄圖改變學生南下斗爭的性質。

我們當即揭穿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并發動群眾堅決和國民黨的這一陰謀進行斗爭，絕不上他們的當。

三  車站斗爭

11月下旬，“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成立了。12月初，浩浩蕩蕩的學生示威隊伍開進北平前門車站，準備乘火車南下，到南京直接逼蔣介石出兵抗戰。

反動政府聽到這個消息后，十分恐慌，立即下令北平鐵路局，不準給學生開車。當時數千名示威學生擠滿了站臺，就是走不了。反動政府的阻撓更加激起學生的憤怒。他們決心突破一切阻力，不到南京誓不罷休。

在“南下示威團”的秘密領導核心──聯合黨團的領導下，學生們一方面派代表向鐵路局據理力爭，交涉車輛，一方面則有組織地在火車站臥軌，阻擋客貨車的開動，給反動當局施加壓力。同時，還在鐵路工人中做工作，爭取鐵路工人同情和支持學生南下示威，并幫助尋找司機和鐵路工作人員。

經過幾天幾夜的斗爭，“示威團”終于爭取到一部分鐵路工人的同情。這些愛國的工人不顧國民黨政府的阻擋，勇敢地站出來，同鐵道學院的幾個高年級學生一起，把火車開動了。當時，車站上一片歡騰。學生們叫著、跳著、笑著，抗日的口號聲響徹車站的上空，沒過多會兒，列車發出了一聲雄渾悲壯的長鳴，載著代表華北人民抗日救國決心的“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出發了。

四  特務破壞

列車在初冬的原野上隆隆奔馳。凜冽的寒風穿過半敞著的車門吹入車廂，使車內更加寒冷，但車廂中的氣氛卻暖人心腑。有些人在大聲談論到南京后如何行動，有些人在唱著抗日救亡歌曲……，在這滿載著南下示威學生的“專列”里，洋溢著一種戰斗前特有的熱烈而緊張的氣氛。盡管登車前幾天的車站斗爭已使人十分疲乏，但此刻卻很少有人在隆隆聲中安然入睡。每個人腦子里都有一根崩緊的弦：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場慷慨激昂的戰斗，試想幾千名赤手空拳的青年學生，闖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巢穴──南京，面對荷槍實彈的武裝衛隊與國民黨要人進行斗爭，除了一顆顆憂國憂民的赤誠的心和年輕人沸騰的熱血，還有什么可以憑籍呢？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在準備為民族生死拼搏的時刻，每個人的心頭都燃燒著一團熊熊的愛國之火。

列車將到濟南車站時，一節車廂里突然響起了一聲怒喊：“說！你到底是什么人？”同學們立刻循聲圍了上去，只見幾個小伙子正把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圍在當中，厲聲責問。原來那個學生模樣的人是被國民黨收買的特務，他混在南下示威團中，一邊聽同學們談話，一邊偶而說兩句背時的話，給同學們泄氣，企圖將“南下示威”引向“南下請愿”的軌道。有兩個同學察覺了他的陰謀，當場把他揪住審問，那個人在憤怒的學生面前，嚇得渾身發抖，他只得承認了自己的特務身份。

當時同學們將這個特務捆綁起來，接著便七嘴八舌地談論怎么處理他。有的說：“把他從車上扔下去，讓他自己爬回北平找他的上司領賞去！”，有的說：“這樣太便宜他了，不如帶他到南京，召開大會公審他，讓他去找他們的蔣委員長訴委屈去。”同學們同意了后一條意見，決定將這個特務帶到南京，以便當場揭露國民黨政府破壞學生抗日的罪行，激勵同學們同仇敵愾，與對日親善的國民黨政府斗爭到底。可惜的是，列車剛到南京，一群國民黨警察、特務便沖上這節車廂，將狗特務給搶走了。

五  南京政府的恐慌

在載著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的火車正行駛在途中的時候，南京國民黨中央為商討緊急對策已經吵作了一團。以特務頭子陳立夫、陳果夫為首的死硬派大罵愛國學生是“亂黨”，說學生南下示威是受共產黨指使的，主張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殘酷鎮壓；以蔡元培、吳稚暉為首的“元老派”則主張明寬暗嚴，對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人避其銳氣，以柔克剛，主張用安撫、勸慰的方法將這次風暴平息下去，同時暗中追查共產黨在其中的活動。當“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的大隊人馬已浩浩蕩蕩地開抵南京時，國民黨政府內仍未拿出統一的對策，因而他們對學生也未采取一致行動。在慌亂中，國民黨中央首先請元老派出馬，到車站去“迎接”學生隊伍，假意安撫。而死硬派則對學生隊伍怒目而視，蓄謀相機鎮壓。敵人的內部矛盾，客觀上對我們有一定的好處，使我們好有時間整頓隊伍和聯絡全國各省市學生齊聚南京，壯大示威隊伍，以爭取斗爭的勝利。

六  各地抗日學生匯聚南京

北平南下示威的學生在中央大學住下后，一邊休整隊伍，統一思想，一邊向全國其它省、市的學生團體聯絡，電請他們速來南京，為挽救民族危亡，共同行動。

北平學生南下示威，要求抗日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南京城。南京的一些報社記者紛紛前來采訪。南下學生便慷慨激昂，痛陳曲衷，把答記者問變成宣傳抗日的講壇。

盡管南京政府拼命實行新聞封鎖，北平學生南下示威的消息還是不脛而走，很快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上海、四川、南京等各大中城市的學生，紛紛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阻擋，風塵仆仆陸續來到南京，與北平南下學生匯合到一起。而未到南京來的全國愛國學生的心也都飛向這里。

學生示威隊伍更壯大了！中央大學成了抗日學生們的營壘。這里從早到晚都是一片熱氣騰騰的景象：一伙伙、一行行、一隊隊來來往往的青年學生；一幅幅標語、一張張漫畫，一支支戰歌……，形成一片熱烈的抗日救國景象，又像滾滾洪流，時刻準備沖堤而出，一瀉千里。在整個陣營里“聯合黨團”的同志們日以繼夜地忙碌著：分析形勢，制定斗爭方案，進行各種組織安排。

北平南下的學生，像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精神抖擻，斗志昂揚，時刻準備上陣，在整個示威學生中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

經過幾天的調查研究，周密準備，一場暴風雨般的群眾抗日示威斗爭開始了。

七  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的戰斗

清晨，雄壯的口號聲和嘹亮的抗日歌聲，劃破了南京上空的寂靜。北平學生南下示威的隊伍潮水般地涌出中央大學，奔向國民黨中央黨部。

示威隊伍沿途吸引了大批南京市民。馬路兩旁許多市民都對示威學生投來贊許的目光，有些人竟一直跟隨隊伍來到森嚴的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

在預定的時間，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人聲鼎沸，口號聲震天動地。在黨部大門口的對面，“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的大幅旗幟迎風飄揚，仿佛在對國民黨反動派宣布：北平的愛國學生為挽救民族危亡，歷盡艱辛，沖破了重重障礙，終于勝利地到達目的地！這鮮艷奪目的旗幟，使同學們的自豪與憤怒之情更加熾烈。與“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的大旗并立的，還有其它省市來南京示威的學生們高舉的旗幟。同學們手中還各拿一面小旗，上書各種抗日標語。這些五顏六色的小旗伴隨著口號聲，上下揮動，左右如流，形似大海的怒濤，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洶涌澎湃。

在憤怒的學生們高呼“反對不抵抗主義！”“武裝抗戰收復失地！”“要求見蔣介石”口號時，據說蔣介石正在中央黨部召開緊急會議，聽說學生們來找他算帳，便趕緊從后門溜走了。代表國民黨中央出來接待學生們的，是教育部長蔡元培和交通部長陳銘樞。

雖然蔡元培當時是很有威望的教育家，然而此時他是代表國民黨中央說話的。憤怒的學生那管許多，雷鳴般的口號又響了起來。北平南下示威團的副總指揮薛聲豫同志走上臺階，代表示威學生向蔡元培遞交了質問書，質問國民黨政府為什么不抵抗日寇的進攻，還禁止人民的抗日活動？蔡元培看了質問書，在上萬雙眼睛的怒視下有些驚慌，支支吾吾地說：“不抵抗是東北軍決定的，中央政府并不同意。”又說：“北平禁止抗日的事，不太清楚，要回去查問查問。”

這樣回答，激起了示威學生們的憤怒，無數面小旗又揮舞起來，“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的口號聲立刻又響成一片。在混亂中，一群學生沖了上去，架起蔡元培、陳銘樞便走。原來他們認定國民黨一定會抓人，故決定先抓人質，最后，好同國民黨交換“俘虜”。正在這時，陳立夫、陳果夫親自率領三、四百名打手，殺氣騰騰地沖了出來，用桌、椅、凳向示威的學生們亂砸。學生們一見國民黨撕掉偽裝、兇相畢露，動起了手，于是更加憤怒，立刻揀起桌、椅、凳回擊。雙方對打了十幾分鐘，敵人見打手不能取勝，后邊便開了槍，手無寸鐵的學生只好散開。這時，到手的“俘虜”又被搶了回去，薛聲豫等一些同學也被敵人逮捕了。敵人憑借武力，暫時占了上風。然而，這只是南京斗爭的第一個回合，國民黨當局的血腥鎮壓不僅沒能撲滅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反而激發了他們更堅決地與賣國政府作斗爭的勇氣和決心。

八  要求釋放被捕同學

當天下午，南下示威的學生們又聚集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高呼口號，抗議國民黨迫害學生的暴行，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同學。

國民黨當局怕事情鬧大不可收拾，便派元老派的吳稚暉、于佑任二人去看望被捕的同學，對他們進行勸誘和拉攏。吳稚暉和于佑任來到關押被捕同學的小屋，做出一副慈祥長者的模樣，勸說被捕的同學不要受共產黨利用，“誤入歧途”，要他們相信政府對抗日定有安排，回去好好讀書。被捕的同學當即責問：“我們抗日有什么罪？”，“愛國犯了什么法？”，“你們不抗日，為什么還不許我們抗日？”，兩個元老被問得張口結舌，無言可對。最后，他們假裝愛護青年，把薛聲豫同志除外的其他同學都釋放了。薛聲豫同志因為斗爭特別勇敢，被敵人視為眼中釘，被扣留下來。

當被釋放的同學走出中央黨部大門時，兇神惡煞的陳立夫、陳果夫上前擋住，狂叫道：“不許放走！拖回來！”這時，中央黨部門前的大街上，四周的房頂上、窗口旁，以及黨部門口通往四處的街道上都擠滿了南京市民，人山人海，人們爭看二陳的丑惡表演。示威學生親眼看見二陳的猙獰面目，怒從心起，學生和市民們的口號聲震天動地般地響了起來：“立即釋放被捕同學！”“愛國有理，抗日無罪！”

被捕的同學們看到這萬眾沸騰的場面，不由得露出勝利的微笑。二陳則心虛的溜走了。同學們沖上去同被釋放的同學握手、擁抱、簇擁著他們回到住地。南京的市民們也紛紛向被捕學生示意贊揚。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刻，人民的心是相通的！北平南下的學生們雖然遠離學校和家庭，卻感到自己的斗爭不是孤立的，得到了安慰，更鼓起了戰斗的勇氣。

九  搗毀國民黨中央日報社

經過一天的示威斗爭，國民黨反動派看到學生們斗志正旺，又有社會輿論支持，感到眾怒難犯，便施展陰謀詭計。他們妄圖先將這次學生運動說成是“共產黨的陰謀”，然后以“反共”為名，置愛國學生運動于死地。“聯合黨團”識破敵人的陰謀，對此早有準備，處處警惕，使敵人抓不到一點他們所需要的證據。

示威次日的早晨，剛剛出版的《中央日報》，刊登了南下學生在中央黨部門前示威的大幅照片。照片上有個學生舉著的一面三角旗上寫著“擁護共產黨抗日”。《中央日報》便蓄意說，這張照片就是證據，證明北平學生南下示威是共產黨操縱的，共產黨抗日是假，搗亂是真。

報紙傳到學生們手中，引起了爆炸性的反應。因為旗子上寫的標語明明是“擁護國民黨抗日”，國民黨特務用偷梁換柱的手段改成“共產黨”幾個字，其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很明顯，敵人制造偽證，是作為大規模鎮壓的借口，他們迫不及待地要對學生們下毒手了。

敵人的無恥行徑，使示威學生的憤怒達到新的高潮。值此國難當頭之際，學生們為爭得抗日救亡的權力，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來到南京；國民黨反動派不但絲毫不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所動，反而千方百計地設下陷阱，迫害學生，是可忍，孰不可忍！偽造照片的報紙成了新的大規模斗爭的導火線。學生們當即集合隊伍，沖進中央日報社，嚇得報社工作人員慌忙逃竄。憤怒的學生搗毀了報社的所有機器設備，又乘勝鋸倒了報社門前的大旗桿，歡呼著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踩在腳下。然后，學生們又沖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將懸掛在大門口上的木牌（上書“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摘下來砸碎了。

國民黨中央黨部大門內，一個官員用陰險的眼睛注視著學生們的動靜。這時，他認為時機已到，便下令軍警開槍。一個學生當場倒在血泊中，當他的戰友們不顧危險地撲到他身邊時，他已經停止了呼吸。

戰友的鮮血更加激起了對敵人的無比憤恨。這憤恨使人變得勇敢無畏，使昨天還害怕流血的人決心以死拼搏。反動派的槍聲仍在響著，烈士身邊的人越聚越多。最后，哀悼又變成了示威：學生們舉著死難烈士的血衣，邁著沉重的步伐，在南京的大街上游行，控訴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愛國學生的罪行。這就更激發了南京市民同學生們一起憤怒聲討國民黨反動派！

那天，整個南京市都籠罩在一種森嚴陰暗的氣氛中。每個愛國人民的心中都燃燒著一團悲憤的烈火。其他省市的人民也很快知道了南京中央黨部門前的慘案，抗議和吊唁的電報像雪片般不斷傳來。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愿望相反，他們的武力鎮壓不但沒能嚇退愛國學生，反而使自己在全國人民面前處于更加孤立難堪的境地。越來越多的人識破了國民黨政府不抗日，只反共的真面目，于是就更加堅決地參加這場示威運動。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一連幾天，“抗日無罪、愛國有理”“嚴懲兇手、一致抗日”的口號聲在南京城上空回蕩，強大的輿論壓力使獨夫民賊蔣介石也不由得大傷腦筋。

十  蔣介石下野

流血事件發生的第三天，蔣介石被迫也通電下野。南下示威學生們歡騰雀躍，南京市民們也為這一喜訊奔走相告。

國民黨政府派人找南下示威團談判，虛偽地答應抗日，要求學生們立即回原省市去讀書。學生們分析，蔣介石下野不過是迫于形勢，虛幌一槍，這個流氓成性的老反革命決不會甘心退出歷史舞臺，一旦形勢穩定，便會卷土重來。于是學生們認為不能輕易撤兵，必須逼迫國民黨政府答應學生們提出的幾項具體要求。

國民黨當局本想以蔣介石下野來哄騙學生們回校，平息這場風暴，現在一看學生們沒有上當，便惱羞成怒，暗暗準備用最惡毒的手段對待示威的學生。

新的游行示威高潮又掀起來了。南京中央黨部門前，終日響徹著震耳欲聾的口號聲。學生們的抗日熱情經受了重重考驗，大批學生骨干在斗爭中鍛煉了意志，增長了才干，變得越來越堅強了。斗爭在繼續著……

十一　押送回境

在國難當頭的時刻，國民黨政府不派軍隊去東北戰場抗日，卻調集大批的武裝警察向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們下了毒手。一場經過周密策劃的血腥鎮壓又開始了。

敵人用軍警布置了三道防線。對付赤手空拳的游行示威的學生；第一線對學生拳打腳踢，第二線對學生用木棍抽打，第三線則使用槍托和刺刀。他們把學生一個個捆綁起來，像載運豬羊一般拋上卡車，運到火車站，押上火車。被捆綁的學生掙扎著、叫著、罵著，武裝軍警則揮舞著木棍、槍托、刺刀和繩索。經過長時間搏斗，有的學生被打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有的學生被追趕到江里淹死。目睹這激烈悲壯場面的市民們，雖然敢怒不敢言，但內心卻加深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蔑視和憤恨。最后，各地來京示威的學生們，終于被國民黨強用武裝給押送回原地。

這次在南京爆發的空前的學生示威運動，雖然被鎮壓了，但是廣大青年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并未因此而停止，他們堅決要求抗日的愛國思想和英勇斗爭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著全國民眾迅速掀起了“反對蔣介石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抗日救國熱潮。

十二  薛聲豫

北平南下學生被押回北平時，幾次游行斗爭中被捕的同學也被釋放押回，只有薛聲豫同志仍被敵人扣留在南京。

薛聲豫，即薛迅，河南人，北平藝術學院的學生。這位僅二十歲出頭的女同志，性格倔強，有似男性，被敵人視為最危險的人物。在南京短短的十幾天中，曾先后三次被敵人逮捕。最后一次，她雖然化了裝，同學們把她夾在中間掩護她，但因她臉上有麻子，在敵人強迫學生列隊后，她仍被從同學中認了出來。

她雖是年輕姑娘，卻勝似小伙子勇敢潑辣、精明強干。那里斗爭最激烈，那里就有她在，那里就有她那富有感染力的聲音。她不但言辭鋒利，善于演說，在與身強力壯的敵人搏斗中也從不示弱。一次，在中央黨部門前，她當場打了蔡元培一個耳光。在與敵人的激烈搏斗中，她掄起椅子，一個人砸傷了好幾個敵人。被捕后，她表現得最堅強，曾把前來勸降的國民黨元老罵得狗血淋頭，下不來臺。她被敵人視為頑固分子，就是不放她回北平。

后來，薛聲豫同志的姐夫，通過國民黨要人羅嘉倫出面活動，費了很多周折，南京政府才同意把她放出來。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釋放后不準她回北平，只準她回河南老家。但是過了不久，薛聲豫同志便由河南老家冒著重新被捕的危險又回到了北平，繼續進行地下革命斗爭。

十三  “九·一八”革命抗日的火種不滅

數以千計的學生從全國四面八方奔赴當時的首都，到國民黨中央政府門前游行示威，要求出兵抗日，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學運史上也是罕見的，是我國抗日救亡運動史上光輝的一頁。愛國學生們在國家民族危亡的關頭，不辭艱辛，不畏強暴，敢闖國民黨反動派的巢穴，向權傾一世的蔣介石示威抗爭，用自己的青春熱血，譜寫了一曲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頌歌。學生們的斗爭雖被鎮壓了，其革命精神卻在全國人民中引起了很大反響，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日愛國熱情。正是這次斗爭，對促成上海“一·二八”抗戰起了很大作用。

南下示威斗爭還為我們黨團鍛煉、培養了一批骨干，發展了革命力量。有些學生被迫離開學校后，又轉到了工廠、農村和國民黨軍隊中進行抗日宣傳和發展組織工作。有些同志被派到東北，參加了那里的武裝抗日斗爭；有許多參加南下示威的普通學生，經過這次斗爭的鍛煉，提高了思想認識，加入了黨團組織，有的還成為后來“一二·九”運動的領導骨干。“九·一八”的學生運動起到了“啟后的作用”。四年之后暴發的轟轟烈烈的“一二·九”的學生運動，就是接受了“九·一八”學生抗日運動的經驗，繼承了“九·一八”學生抗日運動的革命精神，繼續把學生抗日愛國運動推向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又一個新的高潮。

第八章  營    救

一  緊急轉移

一九三一年七月，王德同志由團中央從上海調來北平，任共青團河北省委書記。他的愛人朱凝同志任團省委秘書，負責機要工作，保持與團中央的秘密通訊聯系。

當時的秘密工作紀律，不準有更多的人知道負責同志的住址，王德同志的住址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一天清晨，我去王德同志家談工作，走到他家附近時，我照例仔細觀察了預先規定的暗號，暗號告訴我沒有發生什么異常情況，我才去敲門。朱凝同志給我開了門。我一進門，便發現她神色異常，她關好門，立刻焦灼地說：

“小張，你來得正好！王德昨晚一直沒回家，我急得一夜沒睡，準是出事了。”

“糟糕！”我一聽，心里一沉，意識到事情不妙。根據地下工作的經驗，一夜未歸，十有八九是被捕了。情況緊急，特務隨時可能闖進這所住宅，必須立刻轉移。想到這里，我顧不上安慰朱凝同志，馬上催她收拾文件，立即轉移。

我到窗前觀察了一下外面的動靜。還好，沒有什么可疑的跡象。我想，王德同志在對付敵人的審訊中，一定會編造一個假地址蒙騙敵人，為我們爭取轉移時間。

屋里，朱凝同志動作敏捷地收拾著文件，挑出必留不可的藏在身上，其余的全部燒掉，并處理了燒過的紙灰。

此刻，時間就是生命，必須趕到敵人到來之前離開這里！

處理完文件，朱凝同志還想收拾一些日用品帶上，我制止她：

“什么也別帶了，快走吧！”

我們帶好文件，一前一后離開了這個小院。我在胡同口等著朱凝同志，準備先帶她到劉澤如家暫避一下。我看出她在拐彎時好似想回頭望一眼那熟悉的小屋，卻強忍著沒有這樣做。她面部嚴肅，內心悲憤緊張。她是在默默地向那間小屋告別，向王德同志告別。當時，我想：這對恩愛夫妻，曾在那里過了一段緊張而幸福的生活，從此將天各一方，不知何時才能夠團聚了。

我和朱凝同志帶著沉重的心情，急匆匆地向著羊房胡同走去，表面上我們仍像常人一樣，沒顯出一點惹人注意的表情。街上的人、景、物我們都無心去注意，徑直來到劉澤如同志的住處。

我帶一個生人，一個女同志突然出現在劉澤如同志面前，他感到突然，不待他發問，我便立即向他做了說明，并且希望他能讓朱凝同志在他這里暫住，他欣然同意了，并且還說了一些安慰朱凝同志的話。

二  探  監

我把朱凝同志安頓好后，一連幾天都在打聽王德同志的下落，終于打聽到王德同志被捕后，已經由公安局轉送到法院。我決定到法院看守所去看望前些時候被捕的雷任民同志，以便從他那兒了解王德同志被捕后的情況。雷任民被捕時是團市委的成員。我去探監是冒著很大風險的，然而在緊急關頭，個人安危已經置之度外了。

那天下午，我化了裝，帶著臨時買的一些食品，來到法院看守所（現在的人民大會堂西側），冒充雷任民的表弟，要求會見他。我辦好了手續，等了好一會兒才隔著鐵窗見到雷任民同志。他一見我，目光驚奇，好似說：你怎么來了，太冒險了！我趕緊親熱地喊著：“表哥！”立即拿出帶來的東西。一個穿制服的看守將東西檢查后，才交給雷任民同志，然后就站在角落里盯著我們。我忙說出一套事先編好的家常話迷惑敵人，果然，那看守沒發現破綻，便不再注意我們了。

我乘機用暗語詢問他，是否聽到王德同志被捕的消息。他也用暗語給我肯定的答復，并說詳情由他表弟郝德青同志（是師大的學生，共青團員）轉告我。又聊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鈴聲響了，會見時間結束，我被趕了出來。

沒過幾天，郝德青同志找到我，送來了雷任民同志在看守所中寫的字條。告訴我：王德、馬輝之、平杰三和王秋亭四人一起被捕，并大略介紹了他們四人被捕后各自的口供和到看守所后的表現。不久，郝德青同志第二次又給我送來王德同志經雷任民轉給我的簡信，信中說明了他們四人被捕的經過。他們是由于胡敬民的叛變出賣而被捕的。那叛徒曾由河北省委派赴陜北聯系工作，途經山西時被閻錫山的人抓住，經不住敵人的威逼利誘，當了叛徒。他半途折回北平后，假稱自己已從陜北回來，要向省委匯報工作，實際上他已與敵人串通，設下陷阱。中共河北省委書記馬輝之、委員平杰三、共青團河北省委書記王德和委員王秋亭等四人一齊落入敵人的圈套，在北河沿京華公寓被捕了。

我將上述情況告訴了朱凝同志，由她用密信向上海黨、團中央做了緊急報告。

三  營  救

團中央回信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營救四位被捕的同志，所需經費中央立即籌措寄來。我接信后，立即為營救他們而四處奔走。

在那個社會，辦什么事都講私情，都需要拉關系，都需要錢。個別的一般同志被捕，送送禮、行行賄，或是托托關系，有高官說情，也許就能釋放出來。然而王德等四位同志是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的，他們的政治身份非同一般，且已經完全暴露，人情和行賄已無濟于事。只有找律師辨護，爭取輕判這一條路可走。但是，到那兒去找肯為“共產黨要犯”辨護的律師呢？

正當我焦躁不安的時候，猛然想起京津地區有名的大律師黎炳文。他是我的同鄉，也是張玉華的公公。1930年我初到北平時，端陽節那天，我曾在他家作過客。他的十四、五歲的小女兒黎青竹成熟較早，待我很親熱，恨不得將節日一切好吃的東西都端到我面前，要我吃光。黎炳文的四姨太太還是我們村的人。我有急事求他，他也許會講一點情面，答應出庭為四位同志辯護吧？

我這樣想著，心中升起一線希望。和團市委的其他同志商量后，也認為可以試一試。于是我決定乘火車去天津，同黎炳文大律師面談。

這天，我趕到前門火車站時，已經來不及買票，便立即登上了已經徐徐開動了的去天津列車的最后一節車廂。坐下后，我盤算著，到了大律師的家怎么同他談，同時，也想起年前的往事：

我是通過張玉華認識大律師一家的。張玉華已故的丈夫，是大律師的長子。1930年我離開深澤縣時，張玉華除給了我劉澤如的地址外，還托我到北平后代她看望一下她的公婆。黎炳文在京津兩地都有房產，當時他和二太太，三太太住在北平，大太太在老家，四姨太太則住在天津。黎炳文雖然已是京、津聞名的大律師，但對本鄉人卻很熱情。他在日本留過學，所以家中的氣氛也較一般有錢的紳士家開明、活躍。黎青竹是他的愛女，只有十四、五歲，是一個聰明、活潑的小姑娘。我第一次去過她家之后，她便不斷地到羊房胡同劉澤如同志的住處來和我閑談，給我唱歌，慢慢地我和她也就熟了。

黎青竹從小在家中跟著家庭教師讀書，她特別喜歡文學作品。為了做她的工作，我把高爾基的《母親》等進步書籍借給她看，給她講我所知道的蘇聯的情況，她總是很感興趣地聽著。她對英語也很感興趣，常常在街上跟在外國人后面聽人家講話，因而英語學得不錯。我發現這個出身富家的小姑娘不但聰明好學，而且有一顆追求進步的純潔的心。特別是她對我那樣信賴，使我更增加了爭取她進步的決心。

后來，她隨父親去了天津，就讀于天津女子師范學院附中，臨走時給我留下了地址，要我給她寫信。一年多不見了，她變成什么樣了呢？能幫助我動員她父親出庭為我們的同志辯護嗎？

我想了許多，不覺火車已到天津車站了。下車后我才想起自己未曾買票，奇怪的是路上也無人查票。以為這路車白乘了，慶幸節省了兩塊錢，不料在出站口時被擋住了。

“票！”穿鐵路制服的收票員對我喊道，“什么？沒票？坐車不買票？！到那邊補去！”說完還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為了不暴露身份誤大事，我只好交出了幾倍的罰款，然后才如釋重負地走出車站。

到了黎炳文家時，恰巧張玉華也在家。她這時已辭掉國民黨深澤縣黨部宣傳干事的職務。我們正互相詢問別后的情況時，黎青竹也放學回來了。

一陣談笑之后，我向他們講明來意，并請她們從旁幫助。張玉華聽了，沉吟不語，黎青竹卻把頭一揚，一口應承。看來這個閱世不深的小姑娘并不懂得這不是一般的官司。她把問題想得太簡單太天真了。

果然，黎炳文大律師得知我的來意后，臉上客氣的笑容頓時消失了。黎青竹在旁邊再三要求父親幫我的忙，黎炳文慈愛地對女兒笑笑，搪塞道：

“先吃飯吧，吃完飯再談。”

飯后，黎炳文將我讓到書房中，聽我細談了王德同志等一案的詳情。我講完了，他仍低頭在紙上寫著，良久，才抬起頭，對我說：

“這個案子不比尋常，個人是辦不了這個大案的。若辦，需要一批費用去進行活動，打通關系。你能不能先交××××元，否則，事情不好辦。”

我一聽，吃了一驚！如此巨款，還要立即交付，真比登天還難！我本想請他通融一下，但一觸到他那冷漠的目光，我立刻意識到他是借故推脫。由于是熟人，不便當面回絕，便想出了這個辦法。我明白了，這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肯冒政治風險，公開為“共產黨要犯”辯護呢？

我與張玉華、黎青竹略談片刻，便準備告辭。黎炳文可能看出了我不滿意的表情，也可能覺得這樣對待客人不太妥當，于是他把寫好的一封信交給我，說：“北平有個李鏡湖大律師，他的名望比我高，路子比我寬，這案子他辦起來困難可能小些。這是我給他的信，你拿上去找他，他會接待你的。”我接過信，說了聲“多謝”，便要離開他的家。黎青竹對我仍懷有熱情，要求我住下，次日再回北平，她想，這樣可以有時間多談談心。我謝絕了她真心善意的挽留。

我很清楚，我與李鏡湖素不相識，他更不會冒政治風險為共產黨辯護了，我何必去找他多此一舉呢！

一線希望破滅了，我懷著忿恨的心情回到了北平。將天津之行報告了團中央。后來國民黨終于依照專門為鎮壓共產黨制定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將王德、馬輝之等四位同志各判處了有期徒刑三年半。關在了北平第一監獄。

四  假夫妻

王德同志被捕后，敵人從叛徒口里清楚了他的政治身份，為此朱凝同志也受到敵人的通緝，時刻處于危險之中。劉澤如同志處不能久住，必須想一個保護她安全的長遠之計。經團市委研究，決定由我和她暫做假夫妻，租房同住，二人互相掩護。原與她聯系的一個女同志小黃（南方人，其夫在上海團中央工作），也與我們同住，假稱是朱凝同志的表妹。那時她們兩個均已身懷重孕。

我們在地安門內，北海東邊的油漆作胡同租了一間房子，購置了一些簡單的生活必需品，三個人便搬了進去，安下了“家”。我用北大學生“劉志”的名子報了戶口，朱凝自然報的是劉太太，小黃也用了一個化名。這樣，三個革命者組成的“小家庭”便誕生了。

我們的“小家庭”是十分和睦的。同志間真摯的友情，使房東看不出一點破綻，絲毫不懷疑我們，把我們看成了是真的恩愛夫妻。我每天早出晚歸，當時雖已不再拉洋車，卻有許多工作等著我去做：開會、聽匯報、談話，布置工作、檢查工作……北平不少的大街小巷幾乎都有我的足跡。我騎著劉澤如資助我的那輛舊自行車，幾乎走遍全城不少的角落。朱凝和小黃雖然都有很重的身孕，卻盡心盡力地在生活上照顧我，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熱心、周到。因而我每次深夜歸來，雖然精疲力盡，走進我們的小屋時心里總是覺得暖烘烘的。

小黃同我們一起住了不長時間，便由組織決定，讓她回上海生產去了。我整天在外面奔忙，“家”里只剩下朱凝同志，她受通緝不能外出，一個人整天呆在屋子里未免感到寂寞。她很想念王德同志，卻又不能親自外出打聽他的消息，更不能親自去看守所探望他。她心里很難過，開始時常暗自哭泣。但她是個堅強的女人，后來我就很少見她傷心落淚了。我每天回“家”，她都急切地向我打聽外邊的消息，敵我的情況，恨不得讓我把自己一天所看到的，聽到的新鮮事都講給她聽。我盡量忍受一天的疲倦，滿足她的要求。我知道她的心情很不好，只能用我們的黨、團工作和抗日運動的開展情況來安慰她，幫她解脫苦悶。

日子過得很快，組織決定也讓朱凝同志去上海生產。于是我們這對假夫妻，就此分手，“小家庭”也就結束了。

一天清晨，我們懷著依依難舍、惜別的心情到了前門火車站，我送她上了火車。她坐在車廂里，通過窗口，用淚眼向我告別。我們都知道，那時革命同志的分別，也許就是永別。一切難以用語言表達，惟有我們同志間的真摯友誼永遠留在心間，它鼓舞我們繼續堅持新的革命斗爭。

半年后，朱凝同志在上海生下一個小女孩，尚未出滿月，團中央又派她帶著孩子回到了北平。這時，我已離開北平，去直中任共青團特委書記。兩人未能見面。不久，她也在北平被捕，解往南京監獄。將女兒交北大一工友養育。這樣，他們這一對革命夫妻，便一個在北平坐監獄，一個在南京監獄做了國民黨的女囚。

五  除夕之夜

冬去春來，轉眼間我在北平已經秘密戰斗了兩年多了。

1932年的春節就要到了。除夕之夜，北平城萬家燈火，爆竹聲聲，大街小巷籠罩在歡樂的節日氣氛中，平時車水馬龍的街巷，此時變得冷冷清清。街上不多的行人，個個都來去匆匆，想必他們的父母妻兒正在翹首以望，等待他們回家團聚。除夕之夜，千百年來就是我國人民團聚的良時佳刻。但是，在那個社會，這一天卻同時又是“幾人歡樂幾人愁”，“地主逼債，窮人上吊”的時刻。

我們這些在白色恐怖中戰斗的共青團員──余志遠同志、胡喬木同志和我等等，都是不只一次地獨自度過除夕的了。此時此刻，我們這些人自然也不會有份外的歡樂，但也沒有絲毫的悲傷。

這年的除夕之夜，我們是在劉澤如家度過的。劉澤如當時雖然尚未加入組織，但是由于我和他住在一起，思想上他受到我的影響，已經十分傾向于我們黨了。在我們心目中，他如同一個慈愛的兄長。我們的活動也不回避他。就在這除夕之夜，我和胡喬木、余志遠就在他的家召開了團市委的會議。

屋子里暖融融的，每個人的心頭都不禁漾起一陣愉快的暖流。我們雖然拋開了各自的小家庭，離開了家里的親人，但卻成為了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們有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心中的獨特快樂──為革命理想奮斗和為人類解放獻身的快樂，在精神生活上，有誰能比我們更充實、更愉快呢？

我們在爆竹聲中進行了一年工作的總結，研究了當前的政治形勢和五月以前的工作計劃。劉澤如同志端來了他親手炸的香噴噴黃澄澄的年糕，大家邊吃邊談，不知不覺夜幕已經退去，曙光在東方升起。

新的一年開始，團省委將余志遠調離北平團市委，將他派赴石家莊任共青團直中特委書記。

余志遠生于石家莊，他父親是石家莊市救濟院的院長，派他到石家莊工作，為的是便于隱敝，有利秘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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