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四川支援災區重建支農實踐的收獲與感想　　

　　在災區整整一個月的志愿服務是我的第一次如此長時間的支農實踐活動，雖然有相當一段時間并不在農村。在學校只是和其他支農同仁交流經驗和思想，或是尋找一種寂寞的歡愉，而這次活動卻是對支農隊員實干能力、團隊精神和分析問題能力的一次綜合考驗。對此次活動進行認真地思考，既有助于掌握災區的社會狀況，更深刻地分析大學生支農的意義，又能夠發現實踐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p>

　　一，大學生支農的再思考　　

　　談到大學生下鄉時，張斌同志提到“關注社會，塑造自我，建設新農村，”仔細品味，這樣說是很有道理、很全面的?！　?/p>

　　我們在大學里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深受自由主義，功利主義的影響，在大學里不是逍遙玩樂、自由散漫就是遵循“適者生存”的叢林原則，拚著老命去應對各類考試，為以后能有一份高薪的收入作準備。所以很多大學生不是“無聊”就是“郁悶”，看不到青年人應有的朝氣和理想，書本上學的知識也與社會的實際需要嚴重脫節。許多同學上大學后從話語形式到生活習慣乃至性格都與廣大群眾相脫離了。因此大學生需要到實踐中去學習，深入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從思想上和行為上對自己進行改造，從而使自己獲得新生，正如毛主席所說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還有就是有意識地了解底層的社會，如農民的生活生產狀況、農村組織化程度、社會矛盾等等。到農村后就會發現，我們除了能豐富一下農民的精神生活和做一些簡單的勞動外其實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僅憑一群大學生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對農村有什么大的改變，但在農民眼中大學生是高高在上的，能夠到窮鄉僻壤的農村來，尤其是在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不遠千里來到災區，這首先就會在心中充滿感激。農民的熱情讓大學生感動，農村的現狀令大學生擔憂，這就會激起大學生的責任感和良知，給自己做出新的定位，使越來越多的青年走上追求理想、改造社會的道路上來。中心每次組織培訓與下鄉活動以及在災區發展當地的志愿者就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尤其是對于首次下鄉的同學來說，這種效果是很明顯的。而“建設新農村”是一個切入點，通過農村的實踐和關注“三農”問題，將我們的視野拓寬到整個社會，做一個有社會責任感、敢于改造社會的人，并且到實踐中去為人民服務。　　

　　另外，和隊伍一塊下鄉也是對我們健康生活方式與團隊精神的培養。剛到那邊時當地的志愿者就天天堅持朝話和例會，開會的時候有專門的主持人和記錄員，所以我剛一來就感受到了中心的文化氛圍，心中也格外激動。后來每一天的時間安排都格外緊湊，六點半就要開始早操，有時跑的路程很遠，感覺會有些累，但在這樣一個集體里大家只會感到充實與幸福。晚上的例會對當天的工作進行總結，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敢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平日里基本上沒人會如此直言不諱的指出別人的缺點和錯誤，但支農隊里沒有這種潛規則。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每一個有前途組織和團隊都應該具備的精神?！　?/p>

　　正如毛澤東用“修學儲能”來形容自己的大學生活，大學生下鄉支農與調研也應被視為修學儲能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下鄉更具有培養人、歷練人的重要意義，這是災區支農給我的最深體會?！　?/p>

　　二，對參與抗震救災各方的分析　　

　　在災區我們遇到了各方面的志愿者，有個人自發來到災區的，也有各種民間組織或高等院校組織的志愿者?！按鬄闹笥写髳邸保卣鸢l生以來，全國人民都把目光投向了四川，中國人達到了空前的團結，但感動之余也應有所反思，因為到災區后有好一些問題不是我們所愿意看到的。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在沒有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大政府，且政府公信力日益下降，其社會公共服務職能無法得到應有發揮的情況下，民間組織以及志愿者的充分參與確實起到了無法替代的作用，這體現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更是在維持社會穩定等方面幫了政府一個大忙。災區的圖書館、食品、小孩的玩具、文具等相當一部分物資都是民間組織或志愿者捐的，我們也遇到了好幾支志愿者，如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組織了成都信息工程學院的師生在災區進行了防暑防疫知識宣傳，助學行動（AEA）組織志愿者在白沙社區支教，但有不少情況也是我們包括災區人民所不愿意見到的，有的志愿者來災區之前準備工作做得不好，在吃住方面還不能自己解決，要增加當地的負擔。有的人來到災區不是想雪中送炭，倒是有些錦上添花，甚至不排除一些做秀的行為，來到災區就是為了沽名釣譽。也經常會有到災區做采訪的各種各樣的媒體以及來參觀的企業家，這些人在這個時候來也是不恰當的。民間組織到災區來確實有不少是真心想做點事情，但在災后重建階段它給人的整體感覺是比較散，缺乏統籌。不同的民間組織有各自的理念和行事準則，來到災區也是有各自的任務，不同組織的志愿者也多少給人一些各為其主的感覺，在一起要通過談生意似的“協商”與“合作”達成“共贏”才能把事情辦下去，有時也難免會有些心理上的隔閡。很多民間組織號稱是“中立”于政府和群眾之間甚至成為政府穩定社會秩序的助手，和當地群眾的接觸很有限，不愿意去了解當地的社會矛盾，和群眾接觸時決口不談政府作風問題。在這個非常時期有些做法是必要的，但這同時也是民間組織局限性的表現，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政府的救災與重建工作根本不像新聞媒體上說的那么令人滿意。　　

　　說了這么多不是對民間組者和志愿者的苛求與批評，這些問題都是次要的，畢竟他們在關鍵時刻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政府這方面的問題，政府在抗爭救災和災后重建的過程中到底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又做得怎么樣。想當年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央沒有對外求援，各地也沒有反復要求老百姓捐款（現在的很多捐款都是組織上三令五申要求的，很多人捐款從次數到數額也是“被逼的”，我家那邊就是這種情況），更沒有今天這么多的民間組織和志愿者參與進來，說到物資，當時是全國一盤棋，調撥救災物資不受任何“市場因素”的影響，都由政府統一完成，不存在什么“共贏”不“共贏”的問題。人民對政府也是十分信賴的，當時黨中央的一封慰問電就足以給災民帶來生的希望，治愈心靈的創傷。而今天非要一個國務院總理沖在前面指揮救災才能穩住局面，即便如此也會遭到一些地方官員的蒙騙以致都江堰三名官員被撤職。人們對政府也是不信任的，捐款捐物的時候不愿意通過政府渠道而寧愿通過民間組織或親手把東西交到災民手里，災民則得知由政府來發放物資就感到憤怒。這些都是我在災區得到的信息，也應屬于調查得到的結果。兩次抗震救災，一次發生在所謂的“十年浩劫”之后，一次發生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做這樣的對比沒有別的意思，只是這樣的問題不能沒有人來關注。　　

　　三，下鄉不能沒有社會調查　　

　　鄉建中心長期開展大學生支農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經驗的。通過下鄉培訓將中心在農村作的工作和鄉建理念逐漸傳播開來，但有不少同學在培訓之后只是學著做以往大學生下鄉曾經做過的事情，比如十佳兒媳婦評選、組織老年人協會，甚至把開展活動的多少當作對下鄉績效考評的標準。我們這次下鄉就有的同學并沒有真正領會做這些事情的意義而只是娛樂一下，或者沒有借助一些有利的時機把支農實踐繼續開展下去，比如做社會調查，了解災區社會的實際情況?！　?/p>

　　在我看來，做社會調查在下鄉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基于條件所限并不是每次下鄉都能把這項工作做得很好，但我們都應該有意識地去做這方面的工作。開展老年人活動和辦婦女協會之類的精神扶貧有其本身的意義，能夠激發農民的活力和積極性，其價值也遠不止于娛樂這一方面。我們初到農村，能做的事情也確實不多，只有發揮大學生的組織優勢和文化優勢將村子里比較空閑的老年人和婦女組織起來開展一些文藝活動，一來活躍一下當地的氣氛，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二來可拉近我們和農民之間的距離，為以后開展工作打好群眾基礎，還有可能就是在活動中傳播一些合作互助的理念，為農民的組織化提前作一點工作，但這方面在短時間內是很難有收效的，農民也只會把各種活動的開展當作娛樂和對大家精神面貌的改善。在災區這樣的特殊環境里，這種效果是很必要的，但這不能對農村的現狀有實質性的改變，我們如果把下鄉只是停留在搞文藝演出辦老年人協會這樣的層面就會顯得比較膚淺，做久了也會顯得有些華而不實。下鄉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去表演幾個節目或做一個老年人協會，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活動的開展拉近我們和老鄉之間的距離，取得群眾的信任，在村子里站穩腳跟后就應該有意識地做一些社會調查，這里所說的社會調查不是指在計劃開展某一項具體活動之前進行的可行性調研，也不是以問卷調查或專題走訪等形式進行狹隘的調研，而是在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之后善于傾聽群眾的心聲，有意識有側重點地去了解一些當地的社會狀況。下一次鄉了解一點，在不同的地方下十幾次乃至幾十次鄉就會對中國農村社會有個比較全面的了解，長期開展下鄉活動的支農隊員就應該有這樣的意識。　　

作者為南昌大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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