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回憶起幾十年的革命經歷時，一個高大的形象伴著那親切的湖南鄉音，常常浮現腦際。他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雖然我和毛澤東同志的接觸并不多，但是他的指示和教導，無時無刻不在指揮著我的工作和戰斗；他的思想和言行，每時每刻都在鼓舞著我和戰友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而奮斗。

　　01

　　我第一次面對面見到毛澤東同志并直接聆聽他的指示，是在1931年5月第二次反“圍剿”戰斗中。當時我正任紅一方面軍三軍九師參謀長。5月16日拂曉，在徐彥剛師長和劉英政委率領下，我們九師正奉命沿東固通往中洞的大路強行軍。走了一程，忽然聽到遠處傳來槍聲。看來前面兄弟部隊已和盤踞中洞一帶的敵軍交戰。師長立即下令跑步前進。但是，從這里到中洞還有一段較長的路程。這時，總部的個通信員迎面跑來，大聲說：“叫你們幾位師領導到前面去！”我和徐師長、劉政委策馬飛奔，拐過一個山嘴，就看見了毛總政委和黃公略軍長。

　　毛總政委一手拿著指北針，一手拉著一位老倌子，正對著一條山間小路指指點點地交談著。看見我們滾鞍下馬，毛澤東同志便迎上來對我們說：“朱總司令和總部特務連已經在前頭打響了，你們改走這條小路，直插中洞！”

　　我恍然大悟：原來剛才毛總政委是向老倌子了解通往中洞的捷徑。

　　黃軍長正蹲在地上標地圖，他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口授，把這條地圖上沒有的小路標出來。上次龍岡大捷后，我們參謀部在這一帶調查地形時曾經偵察到這條小路。聽向導說，這是獵人、藥師和販私鹽者才肯走的小路，荊棘叢生，崎嶇難行；但是取這條小路到中洞是直線，比那繞個大圈的大路要近得多。所以，我們當時就把它標在地圖上。現在，我拿出地圖，與黃軍長的地圖一對，不錯，正是這條小路！

　　毛總政委走過來，用贊許的目光看著我說：“對！打仗就是要事先進行偵察、調查。”接著又說：“你們快去吧！我上白云山去，等候你們的捷報。”我們立即從這條小路插過去，迅速到達中洞，和紅七師、紅八師道圍殲了敵公秉藩師。

　　一個成了俘虜的敵軍官瞪著驚疑的眼睛說：“娘呀！你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漁家傲》中所描寫的：“飛將軍自重霄入。”這個“重霄”并非“天上”，而正是這條名不見地圖的崎嶇小路。

　　后來，我經常想起毛總政委的“打仗就是要事先進行偵察、調查”這句話以及他親自向老倌子進行調查時那種認真的神情。在以后的每次戰役或戰斗前，我總是按照他的這個指示，對敵情、地形、氣候等進行周密的調查。

　　毛澤東同志不僅重視軍事調查，而且重視向群眾作社會調查，在這方面，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在興國長岡鄉和上杭才溪鄉等地的調查報告，為我們作出了榜樣。　　

　　★抗戰期間的耿飚

　　1932年春，中央紅軍東路軍在毛澤東同志率領下東征漳州。攻克漳州后，4月21日，在東路軍總部駐地——漳州芝山南麓的紅樓，舉行了各軍的師以上干部會議。在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就下一步行動計劃作了講話。他在講話中強調；各個部隊要分散到漳州附近各地，通過進行社會調查，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影響。

　　會后，紅三軍進駐漳浦，我們九師駐在舊鎮、盤陀、霞美、東山島等地。在駐地，我們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開展社會調查，發動和組織群眾，建立了工會、農會和赤衛隊。為了便于開展社會調查和聯系群眾，我們還號召湘贛籍的干部戰士學習閩南話。

　　由于我們學會了許多當地話，與群眾有了共同語言，軍民關系更加如魚得水，工作也就開展得更加順利毛主席還經常要求我們對調查得來的材料進行研究總結，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得出正確的結論。在紅軍長征到達甘肅境內時，我們第一大隊在通渭附近的青石嘴消滅了敵軍的一個騎兵團。

　　當時隨一大隊行軍的毛澤東同志高興地對我說：聽說西北有‘四馬’(指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四人)，今后要注意這些‘六條腿’(指敵騎兵)了。你這個參謀長要發動參謀到戰士中去調查一下他們打騎兵的體會，還要向當地的老鄉了解敵人騎兵的特點，進行研究，總結出一套打騎兵的經驗。”

　　我報告說：敵人騎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馬打趴下了，騎兵多半摔個半死。毛澤東同志笑著說：“這叫‘射人先射馬’嘛！什么東西都有個規律，有一長必有一短。所以你們要通過調查研究，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來。你們可以編一個‘打騎兵’的歌子，讓大家學。”

　　我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進行調查研究，總結出一些打騎兵的經驗，用于實戰。那時寧夏馬鴻逵的騎兵一直尾隨我們。毛主席說，不能把這條“尾巴”，帶進陜北根據地。我們一、二縱隊便集中兵力，在楊城子以西地區把尾追的三個騎兵團徹底擊潰。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后，我從部隊調到外交部，任我國駐瑞典王國大使。赴任前，周總理帶我們首批駐外大使十人，到中南海懷仁堂去見毛主席。毛主席就開展外交工作的問題，作了重要指示，其中也提到了調查研究工作。

　　他說：你們中間有幾位在部隊是參謀長，參謀長擅長調查研究，你們到國外也要通過公開的途徑進行調查研究，了解駐在國的各種情況，包括風土人情，以便增進相互了解，加強國家之間和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合作。他還說：對于通過調查而了解到的情況，必須加以研究，去其糟粕，留其精華。任何民族總有它的優點、長處，我們要通過研究，認識和學習人家的長處。你們還要學習駐在國的語言，只有懂得當地語言，才能閱讀報刊、進行參觀訪問、和別人交談，才能做好調研。（以上均為講話大意）

　　毛主席還對我說：你是到西方國家去，要了解和學習他們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我在任駐瑞典大使兼駐芬蘭、丹麥公使期間，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經常去參觀工廠企業，了解他們生產經營和企業管理方面的經驗。調查研究是從事一切工作的基礎。毛澤東同志的諄諄教導以及他自己在這方面所作出的榜樣，對我一生的戰斗和工作，有著巨大的指導意義和鼓舞作用。　　

　　★毛主席在抗大講課

　　02

　　毛澤東同志善于在革命力量弱小和革命艱難的時刻，撥開迷霧看到光明的前途，并為我們指出通向勝利的道路。

　　記得我在湖南水口山礦當童工的時候，毛委員幾次派遣中共黨員和進步學生來水口山發動和組織工人群眾。我就是在他們的教育下提高了階級覺悟，于1925年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10月，毛委員又派何叔衡同志到水口山傳達關于大力開展農民運動的指示，指示以水口山為中樞，實行工農大聯合，建立工農武裝，開展武裝斗爭。遵照這個指示，水口山黨組織一方面著手建立工人武裝，一方面舉辦工人培訓班，培養出大批農運骨干，到附近農村去宣傳革命真理，傳播革命火種。我也被派往我的家鄉醴陵縣去開展農運。

　　后來，水口山工人赤衛隊在宋喬生同志帶領下上了井岡山，在毛委員和朱德同志直接指揮下進行戰斗。不久，我也帶領一支農民游擊隊參加了紅軍。

　　1935年9月，紅軍長征到達哈達鋪后，我們右路軍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下設三個縱隊。我所在的紅一師改編為第一縱隊第一大隊，大隊長是楊得志同志，肖華同志任政委，我任參謀長。9月底，我們第一大隊占領了通渭城。10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葉劍英、博古、王若飛等同志騎馬來到通渭城內大隊部。當晚，他們就住在我們駐地。為了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我沒敢休息，與哨兵起警戒在首長們的住處周圍。

　　剛過半夜，毛澤東同志披著衣服從屋內走出來，伸手做了個擴胸動作，然后把左手叉在腰里，仰望著夜空中璀璨的繁星。過了一會，他回頭發現了我，便說：“那不是耿飚嗎？”我走過去向他敬禮，說道：“主席這么早就起床了！毛主席指指別的領導住的地方，示意我不要聲張，接著，他從衣袋里摸出香煙，拉著我說：“走，我們走遠點。”我們邊抽煙，邊遛達，邊說話。毛主席問我：“你怎么沒有休息呀？”我說：“你們都在這里，我們得負責啦！”

　　他用夾著香煙的手來回擺擺：“咳！沒什么大不了的。你們有一個大隊嘛，敵人不敢來！”我說：“名義上是大隊，可總共才四個連哪！”由于長征途中耗員太多，我們已由原來一個師縮減為一個加強營的兵力。

　　毛主席從我的話中聽出了這種情緒，就笑著說：“怎么？嫌少啦？以后再擴大嘛！”他那夾著香煙的手向露出曙光的原野上劃了個大圓圈：“就在這兒站穩腳跟，再打出去！”他那充滿豪情的聲音深深感染了我，使我因一夜未睡而感到困乏的身子忽然精力倍增。

　　我久久地回味著這兩句話：“以后再擴大嘛！”“就在這兒站穩腳跟，再打出去！”我似乎察覺到：一個以陜甘地區為根據地、壯大革命力量、東進抗日的偉大計劃，已在毛主席的胸中醞釀并逐漸形成長征到達陜北后第二年，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高潮，黨中央決定創辦中國工農紅軍大學，以便培養干部，走向抗日前線。我奉調到紅軍大學第一期第一科學習。

　　在紅大，我和同學們最愛聽毛主席講課。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在講課中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他根據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提出了弱小紅軍戰勝強大敵人的戰略戰術，特別是“戰略的持久戰”與“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相結合的原則，從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

　　抗日戰爭爆發后，毛主席針對國內存在的“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論調，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論持久戰》的講演，進一步闡述了上述原則，為中國抗日戰爭如何到達勝利之途指明了方向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施展了反革命的兩手來對付中國共產黨和他領導的人民軍隊。他一方面假意邀請毛主席到重慶去進行和平談判，還請求美國政府派遣特使來華進行“調處”；另一方面卻在美國幫助下調兵遣將，進攻解放區，想憑借其軍事優勢來消滅人民軍隊和革命力量。

　　對此，毛主席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策略，以革命的兩手來對付蔣介石的反革命兩手。一方面通過談判揭露敵人的戰爭陰謀，另方面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丟掉對蔣介石的和平幻想，奮起抗擊敵人的進攻。在黨中央和毛主席這一正確方針的指引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弱轉強，經過三年解放戰爭，我們終于迎來了全國的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1945年2月美軍觀察組回國前和晉察冀軍區領導程子華、唐延杰、耿飚等在軍區駐地河北阜平廟臺村西溝窯洞前合影。

　　03

　　記得毛主席說過，領導的職責在于制定政策和使用干部。好的領導必須善于使用干部。他本人不僅善于使用干部，而且十分關心和愛護干部。在這方面，我有深切體會。

　　長征途中遵義會議后，我們在赤水、土城一帶與敵軍展開了激戰。剛開完遵義會議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都親臨現場指揮。鏖戰一天后，鑒于敵援兵將至，軍委和毛主席當機立斷，下令連夜撤出戰斗，渡過赤水河轉移。

　　當時我任紅一師參謀長，軍團長林彪打電話給我，要我到渡口去指揮部隊渡河。我指揮工兵分隊架起兩座浮橋，部隊在浮橋上整整過了一夜，才全部渡過赤水河。這就是“一渡赤水”。當我回到師部后，才知道在我指揮部隊過河時，毛澤東同志曾派總司令部的同志通知，要我們紅一師的幾個領導同志到他那里去。由于我不在，所以只有李聚奎、黃甦、譚政三位同志去了。

　　據他們后來告訴我，毛主席向他們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還講了我們應采取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部隊整編問題。這說明毛主席對我師干部的關懷。更使我感動的是，毛主席見我未去，便給我寫了一封信要他們捎給我，信中表揚了我和紅四團的同志們前幾次架橋任務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隊通過。

　　毛主席指的是長征初期在瀟水上架橋以及后來在烏江上架橋的事。那時我任紅四團團長，率領全團作為前衛團，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并消滅守敵，為大部隊和中央縱隊開道。當到達道州時，受阻于城外的瀟水河，我們在敵人火力下架好浮橋，沖過河去，攻占了道州，接著布置警戒，掩護中央縱隊渡過了瀟水。后來到達烏江時，洶涌的急流又擋住了去路，對岸敵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鎖江面，妄圖使烏江天險變成紅軍難于逾越的障礙。但是，我們紅四團在劉伯承總參謀長的直接領導下，在急流中架起浮橋，消滅了對岸守敵。

　　當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朱德等同志來到江邊時，對岸已經沒有槍聲。毛澤東同志走上浮橋，用腳跺了幾下，連聲說：“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其實，架橋開路是我們前衛團的份內之事。想不到毛主席卻一直記住此事。現在他又寫信表揚。所以，當我捧讀毛主席的信時，心中無比激動。

　　時隔數十年，當時的激動心情，至今清晰可憶。毛主席十分關心干部的學習。當我在紅軍大學學習時，他除了來校講課外，還經常來看望我們。“紅大”開始設在瓦窯堡，后來遷往保安，保安北靠長城，在古代是邊陲要塞，城外那些蜂窩似的山洞，就是我們的校址。這些山洞荒廢了不知多少年代，積了厚厚一層羊糞、腐草和獸骨，人走進去，撲面飛出一群群蝙蝠。

　　“紅大”一科的學員全是師以上干部，現在全成了清潔工。我們大家動手，清理好衛生后，又自己制造了石黑板、石粉筆、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連油燈都是石頭的。有的同志說：“嗬！我們又回到石器時代啦！毛主席來看我們時，表揚了我們自力更生、因陋就簡地建立“最高學府”的精神，接著風趣地說：“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們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煉’吧！天下無事，你們就在這里‘參禪悟道’；天下大亂，你們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難。”

　　毛主席所說的“參禪”，是“參”馬列主義之“禪”；他說的“悟道”，是“悟”中國革命之“道”。也就是說，毛主席要求我們通過學習，掌握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道理，以便將來更好地從事革命工作，并帶著馬列主義這個銳利武器投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

　　毛主席在政治上和組織紀律上對干部要求很嚴格，但是，他在和干部談話時從來不用訓斥的口吻，而常常用商量或勸說的口氣，采取循循善誘的方法來教育干部。紅四方面軍到達陜北后，周恩來同志通知我，軍委要調我到紅四方面軍的紅四軍去任參謀長，問我有什么意見。

　　我見周副主席是用商量的口氣說的，便說：“如果征求我個人的意見，我還是留在一方面軍好，四方面軍我不熟悉。”

　　過了幾天，周副主席告訴我：毛主席要和我談話。我想：大概是因為我不愿去紅四軍工作的事。所以，到毛主席那里去時，我心中有些不安，準備挨批評。可是，到了毛主席住處后，他笑著對我說：“耿老鄉，我們到外面走走吧!”那天雖是冬日，卻不冷，我們在陽光下沿著保安城墻邊的一條小河，邊走邊談。

　　毛主席說：“這個河像不像你們醴陵那條河？”我說：“你講的淥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我們又談了當年醴陵農運和水口山工運的情況。

　　接著，毛主席看著我說：“哎，叫你到四方面軍去哩。”

　　我說：“周副主席已經和我說過了，但是我覺得還是留在一方面軍比較合適。”

　　毛澤東同志和顏悅色地說道：“已經決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喲！”

　　“請示主席，”我問：“叫我去干什么？”“去當參謀長。”我又問：“有什么任務？”

　　毛澤東同志停下腳步望著我：“政治任務，具體地說，就是反張國燾路線。”

　　我認真地說：“這個任務應該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參謀長去似乎不合適。”

　　毛主席笑了：“嗨，你這個同志喲！一個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個任務也分出政委參謀長。四軍只要參謀長嘛，事在人為，參謀長也能完成政治任務。”

　　就這樣，毛主席在笑談中說服了我，教育了我。我愉快地表示服從組織分配。抗日戰爭爆發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我所在的部隊改編為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我任參謀長，后又被任命為副旅長兼副政委兼參謀長。

　　當時我們大家熱血沸騰、磨拳擦掌地準備開赴抗戰前線。不料，一個月后傳來命令：三八五旅只有七六九團開赴前線，而旅部率領七七○團留在后方，擔任保衛陜甘寧邊區的任務。說實話，讓我這個一貫擔任先鋒部隊的指揮員留守后方，心理上時轉不過彎來。我就去找劉伯承師長和徐向前副師長，向他們要求讓我到前線去。

　　他們耐心地與我談話，要我安心留下來。我接受了他們的勸告，表示服從組織安排，但是心里還總有些遺憾。后來，中央軍委將留守部隊組成后方留守處，由肖勁光同志任留守處主任。不久又組建留守兵團，肖勁光同志任司令員。

　　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林伯渠等同志參加了組建留守兵團大會。毛主席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講明了留守和保衛革命大本營的重要性。

　　大會后，在會餐時，毛主席找到了我，依然是那樣和顏悅色地對我說：“耿飚啊，聽說你想到前線去指揮打仗，是不是？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揮嘛，可以給前方出點子啊！你們七六九團在陽明山就打了勝仗嘛。都走了，誰給我們中央這些人搞飯吃呀？我對你們肖主任講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團吃飯吶！”他還打了個比喻：鳥有窠，毛毛有搖籃，革命要有根據地。

　　毛主席的諄諄教導和他那風趣的談話，堅定了我做好保衛邊區、建設邊區的工作的信心。毛澤東同志還常常虛心地征求和聽取群眾和干部的意見乃至批評。

　　1943年下半年，留守兵團撤消，改為聯防司令部。那時我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和曹里懷同志同住一室。我們兩人對于中央處理留守兵團、特別是處理肖勁光同志的問題，有些看法。我們討論了幾條意見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向中央反映。

　　次年秋，我在黨校畢業，面臨分配工作。我給毛主席打了個電話，要求見見他，一來談談我對分配的想法，二來想把這幾條意見向毛主席當面匯報一下。毛主席給我回了個條子，要我馬上去他那里。

　　毛澤東同志很忙，見他一次很不容易。我十分高興，就約了曹里懷同志一起去。我們趕到毛主席住處，先談了我們對處理留守兵團問題的三點意見和兩條建議。毛主席仔細聽后，連連說：“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議，講信任、講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寫出來給我？”我趕緊把早已寫好的五條意見，交給毛主席。毛澤東同志立即聚精會神地看起來，連手上夾著的香煙燒了一大截煙灰都忘了彈。他一面看，一面點頭，還用鉛筆在上面劃出重點，批了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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