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龍簡訊：警惕中國大學的殖民化傾向

北京大學的教改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有一段時間了，人們對此紛紛發表評論，形成了兩大陣營，對此事件進行了一個時期的論戰。2003年10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烏有之鄉書吧舉辦了開放沙龍：《漫談北大教改》，邀請了北京大學中文系韓毓海先生和著名經濟學家楊帆先生、韓德強先生參加，后來北大韓毓海先生因故未到。

沙龍開始由北京大學的學生們首先發言。一個學生認為，大家不反對改革，北大確實需要改革，問題是怎么改革。北大是全國人民的北大，不是學校領導的北大，不是某個學派的北大。北京大學應該按照教育家辦校的思路推進改革，而不能按照企業家辦校的思路來推行改革。現有機制需要引入競爭，但是不能推行無限競爭，而要有限競爭，因為學術成果需要一定時間的思考和檢驗，不能簡單地用幾篇論文來量化。但是他贊成北大教改方案中不讓北大畢業生直接留校的提法。另外一個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學生認為，北京大學博士畢業生中的優秀者可以留校，北京大學不能排斥自己的優秀學生，排斥北大畢業生的做法也不一定能消除學閥作風。對方認為如何確定優秀的問題在操作層面無法解決，因而無法避免學閥現象。而后，韓德強先生做了主題發言。

韓先生認為，談論北大教改之所以受人關注，是因為其意義不僅限于北大。他接著介紹了以張維迎和甘陽為代表的兩種看法的論戰。張維迎有基本三個理念：第一，改革即正確；第二，外國即先進；第三，市場競爭萬能。甘陽認為張維迎的改革方案是民族文化自卑感的表現，它意味著民族自信力的消退和喪失。張維迎這個教改方案將使中國的留學運動永久化，使中國世世永為弟子國。韓先生認為，甘陽的評論立意高遠，切中時弊，但似乎的確有些曲高和寡。為什么呢？是因為張維迎的方案是中國經濟殖民化過程的產物，有著深厚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土壤，有二十年大學崇洋媚外的大學教育改革作鋪墊。

韓先生認為，中國大學的人文和社會科學教育，多年來的確陳舊不堪，教授博導真有水平的不多，寫出來的書和論文大部分都是浪費中國寶貴的森林資源。但是，這首先是指導思想上的問題。中國政治的現實需要把黑的說成是白的，這就使整個人文和社會科學走入了絕境。再加上學術界和政治界的絕大多數人的思維停留在西方十九世紀的水平上，沒有注意到二十世紀的西方學術發展正在否定十九世紀的基本觀念，因此知識體系陳舊落伍。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紀的西方學術發展正在重新發現中國，也在重新發現和解釋歷史。其內在的基本邏輯是反思西方分析型思路的局限，認識到中國綜合型思維的價值。遺憾的是，這種趨勢只有少數學者作出了呼應。認清這個趨勢，才是激發中國文科新生的根本動力。而張維迎對此趨勢漠然無知。這是北大乃至全國文科通病。在這兩個前提下，無論教師晉升體制如何改革，都不能使文科煥發出創造力。

撇開理論模式轉換問題不談，張維迎強調，無論如何改革，不能不改革。然而，這種改革即正確的思維值得警惕。在官僚體系控制著學校的權力和各項資源的基本格局下，改革很有可能成為學校官僚尋租的大好機會。按照張維迎一貫推崇的經濟人假設，我們不得不質疑，改革方案的主持人能夠從中獲得什么好處？代表誰的利益？

一位座談者說，國家推行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后果是什么呢？學術繁榮了嗎？高等教育普及了嗎？沒有，反倒帶來了學術混亂、學術腐敗，導致了中國的貧民階層子弟喪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使得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趨勢更加惡化了。

楊帆先生發言指出，張維迎設計的所謂“教改方案”，是文化買辦化的表現，實質是要用美國標準控制中國的社會人文學科，其結果必定是在全國高校形成官僚買辦學閥的壟斷，學校黨政領導擁有更大特權，以外國留學生代替現有教授，形成官僚買辦化。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20世紀80年代走到90年代，出現了嚴重的偏差。權力資本化越演越烈，對國有資產和平民利益的瓜分和剝奪越來越嚴重。目前權力資本集團正在走向買辦化。他們采取各種步驟分化知識分子群體，扶植代言人，打壓不同聲音。

官方在90年代初期即制定所謂“社會科學與國際接軌”方案，首先在經濟界培養了一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典型代表如樊綱，他是在社會科學院連提三級。如果說第一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張五常為代表的，那么這就是第二代，包括樊綱，張維迎，江小娟等人。然后通過一系列政策鼓勵他們成為“跨世紀學術帶頭人”，經過特殊提拔和傳媒吹捧，讓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經濟思維控制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經濟學由此在中國成為神學，信仰和新的意識形態，所謂“理性人假設”就是在中國推行資本至上。在權力缺乏制約的背景下，只能是權力資本化。

這種權力資本化，買辦化的傾向受到全社會強烈抵制。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反對腐敗的社會思潮，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大學中仍舊有非常強大的力量。權力資本集團不摧垮他們，不實現文化買辦化，就不能在中國取得合法性。于是他們勾結外國勢力，策劃了一連串的，旨在為權力資本化正名的活動，包括張維迎的“原罪論”，“吐痰論”（教唆國有企業領導人先把企業搞垮，再變成自己的）；包括傳媒界那些大款們違反程序，私下里把張維迎捧為“改革風云人物”（本來社會推薦張衛星）；也包括在教育界科學界“與國際接軌”為名，排斥馬克思主義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包括安排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江小娟去科技部做“引導性發言”，鼓吹出口褲子換美國飛機，依靠跨國公司轉移技術，結果受到了科技界的強烈抵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大學所謂“教改”的實質意義非常清楚了，不能僅僅從教育層面理解。正因為北京大學在全中國的重要地位，它幾乎就是全國的縮影，所以不能不深深卷入政治旋渦，而且有“超前過度反應”的特點——當中國趨于極左的時候，它就是超前極左，當中國傾向于極右的時候，它就更右。文化革命就是在北京大學發動的。現在北京大學的經濟部分，已經成為推行新自由主義極右理論的大本營。

但北京大學的精華是文史哲，因此，所謂教改的矛頭主要是針對文史哲和馬克思主義教員的，遇到文史哲方面強烈反抗是必然的。這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反對權力資本化和文化買辦化的斗爭。

如果“改革”二字時髦，不如此就不能在中國“風光”，那么好，我就給北京大學以至全國的高校改革出個主意：

第一，   以教授治校，打破行政系統對學校的壟斷。首先下崗的應該是龐大的行政系統，特別是那些腐敗的學校領導人。不能以改革的名義，讓學校行政和黨的系統掌握對教師的辭退大權。教師應相對穩定，教職高低可以競爭，但不能輕易辭退。

第二，   科研評價標準不能以西方為唯一。發展社會人文學科應該雙向接軌，一方面吸收國際先進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看他在中國社會實踐中的影響。在中國權力資本猖狂的背景下，寧可先不動高校，保持文化多元化和學術自由，以免高校成為權力資本化和文化買辦化的工具。取消學術評價中的外語標準和外國專家的壟斷。真正有價值的社會人文科學成果，應該是以自己國家母語表現的，外語不能深刻表現中國文化底蘊，不能表現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特別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沒有必要一定使用外語，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也只有精通中文才行，怎么能夠以他們的意見為主要標準？

第三，   北京大學應該打破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科的壟斷，發揚傳統文史哲的優勢。應該歡迎不同意見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去北京大學演講和辯論。不能以學術壟斷和買辦化代替科學與民主。應該吸引全世界的學生和學者來學習中國文化和漢語。

最后楊帆委托北京大學學生轉告北京大學各方面人士，打破北京大學對他們“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封鎖，在北京大學安排他們的講座，或者與張維迎，劉偉，樊綱，江小娟公開辯論，同時公開向全社會轉播。這才是北京大學兼收并蓄和科學民主的傳統，這才叫做改革開放、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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