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分權制衡”民主制度創新提要

一、黨完全退出國家權力機構，主抓大中小學教育和干部培訓。
二、各級“人代會”組織延伸到所有城鄉基層單位，成為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和民主管理的常設機構。
三、變常規陸軍為“國民軍”（即地方武裝民兵），全力發展以海空軍、特種兵和國民軍為主的新型國防體系。
四、以退役陸軍轉業組建新的國營企業為示范，推動全國企業重建社會主義“鐵飯碗”制度，恢復和擴充包括農民在內的全民免費醫療制度。
五、變“九年義務教育制”為包括大學在內的“全面義務教育制”；在貧困地區率先實施“費用由國家全包”的中小學“住宿制”，并逐步推向全國。
六、重建和進一步發展完善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把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別列為憲法明確規定的國民經濟發展目標。
七、新聞宣傳出版媒體自成體系，獨立承擔輿論監督和發揮社會主義思想衛士作用。
八、把建立各城鄉單位“民主鳴放專欄”，允許出版資產階級學術刊物，以及恢復基層政治學習和討論制度，作為進行民主監督和開展意識形態領域思想斗爭的主要形式。
九、把培育“懂憲、守憲和護憲”公民意識和建立各級憲法審議庭與最高裁決庭，作為追究“違憲”行為、維護憲法最高權威、確保共和國社會主義性質的保障。
十、各級“人大”根據“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憲法總綱提出社會發展目標，各級政府根據“人大”所提目標制定相應規劃，組織、領導和協調發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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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分權制衡”---- 重建方案的核心

面對左派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和根本性缺陷的深刻揭露批判，中國自由主義新右派的慣常回應，就是一面承認“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社會發展動力的“弱肉強食”制度雖然丑惡，卻是人類“最不壞”的選擇；一面指責左派雖然長于批判、但根本提不出更好社會替代方案來。

本文的主題和重點，就是以在中國具有深厚社會群眾基礎的毛澤東主義為指導，在吸取總結社會主義正反經驗和緊密結合實際的基礎上，探討在中國能夠摒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有效替代方案。

多年來，所謂“跟世界接軌”路線在中國貫徹實施的直接后果有四個方面：一、中國成為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國家之一；造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失業洪水”，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以及世界最大范圍的生態環境破壞。1 二、某些確信“只有資本主義可以救中國”的自由派著名人士,開始看清并轉而痛斥中國可恥的“拉美化”社會轉型定局2，發出嚴重社會不公和尖銳階級矛盾與利益分化會導致社會動蕩的強烈警告3。三、廣大工農民眾在貧富“兩極分化”過程中利益嚴重受損，爭取合法利益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4。這種可能危及社會整體穩定的強烈不滿和持續反抗，清楚顯示以“發展生產力”為名的“劫貧濟富”路線已經難以為繼。四，代表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曾對資本主義充滿迷戀向往的青年一代，陷入強烈不滿現狀卻又看不到人類發展替代道路的巨大迷惘之中。此文專為上述三類對象而寫。

不滿中國“拉美化”現狀之自由派良知人士的最大思想誤區，是認識不到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并不存在他們所向往的、不會導致中國目前各種“轉軌病”的“真宗、純粹”的資本主義理想形態，而只存在受美國特定國情條件所制約決定的美國資本主義現實形態5， 或受中國特定國情條件制約決定的中國資本主義現實形態。因此，面對“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令人痛心疾首的實踐結果，要說服對外無殖民擴張和掠奪資源之路可走的中國新生資產階級，為求取社會總體穩定而自覺減少其原始資本積累的貪婪殘酷程度，注定是白費力氣的徒勞。認為毛澤東主義“對舊社會可以進行有效破壞，但對新社會卻少有建設意義、……回歸毛的意識形態將是中國災難”的主觀成見6，不應該阻礙自由派理性人士以開放型的心態和頭腦，對“新毛主義重建中國社會方案”進行理性評估和提出建設性批評意見。

對中國工農大眾來說，免遭“吃兩遍苦、受兩茬罪”的關鍵，不是聽信自由憲政極右派及其“工團主義”追隨者的欺騙誘惑，把希望寄托在服務于資產階級精英主義整體統治目標的所謂 “獨立工會運動”和“鄉村基層選舉”上，而要靠自己團結起來，樹立明確的近期和長遠奮斗目標，利用現行憲法中的社會主義綱領原則，采用各種可行性方式，逐步清算和掃除新生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利益代表，最終把國家政權命脈牢牢掌握到自己手中。

對向往真正民主自由、不滿中國嚴重貧富“兩極分化”現狀、真誠關注同情人民大眾命運和深重擔憂中國前途的思想青年來說，本文從目標及手段的正當性、現實可行性和結果對比三個方面，把社會主義制度和新毛主義重建方案，跟所謂“最不壞”的資本主義制度放在一起7，從而提供兩種反差強烈、對比鮮明的社會發展模式，供你們仔細全面地加以審視，深思熟慮地作出選擇決定。

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并不僅僅基于道德良知的訴求，而是基于在世界范圍內，對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和資本主義“外圍國家”內外矛盾和相互關系的客觀考察與長遠分析。8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資本主義中心國家誘使和強迫第三世界接受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其實質是使原有的半外圍國家再度外圍化，同時在外圍國家重新形成一個巨大的產業后備軍。通過私有化和自由貿易、自由資本流動等政策，中心國家資本摧毀了原半外圍國家的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使它們再度淪落為在世界市場上靠出口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產品勉強過活的外圍國家。而當廣大第三世界勞動人民的日子過不下去之時，就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瀕于滅亡的征兆。
作為這種征兆的一種表現，是第三世界各國原有的社會政治系統的坍塌。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已經在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等國引起了全民范圍的暴動。目前幾乎每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都處于高度不穩定的狀態，現有體制內部的任何一種政治力量（包括某些醉心于“民主”選舉的“左派”政黨）都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在這些國家，唯一所缺乏的是由新的革命理論所指導的代表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新的革命力量。只要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不解決，只要這種危機不斷深化，只要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人民不能照舊生活下去，那么這種理論和這種政治力量的形成必然只是個時間的問題。這就是毛左派思考構筑重建中國社會主義藍圖的時代和國際背景。

根據馬克思把人類社會建造成“自由人聯合體”9的基本構想，努力創造最終消滅一切階級、政黨和國家官僚機器的社會條件，是中國新毛主義左派堅持不懈的共產主義奮斗總目標。為不斷接近而不是偏離這一目標，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后，堅持由毛澤東所確立的逐步縮小而非竭力擴大工農、城鄉和腦體力勞動之間“三大差別”的基本方針，10 乃是防治社會主義社會蛻化變質、建立真正自由、平等、公正和具有個人尊嚴社會的必由之路。

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從本質意義上來說，就是要反對旨在維護黨內官僚特權利益的精英主義路線，挫敗他們一心要擴大上述“三大差別”的企圖與努力。而精英主義的本質追求目標，就是要取消以推翻“兩極分化”分配制度為主要特征的平民革命成果，破壞以社會資源和利益共享為基本要求的社會整合目標，主張采用對人際關系和人類與自然關系破壞性極大的資本主義利益競爭，作為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利益嚴重分化，階級矛盾不斷積累、激化并引發社會動蕩和革命。

“階級斗爭天天講”，實質上就是反對精英主義的發生和擴張，就是立足于“防腐拒變”，提醒人們以“精英階層利益一體化”為特征的階級壓迫，乃是社會走向混亂的主要因素。少數人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用所掌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排斥多數人的生存利益，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此乃是社會與國家管理的最大破壞因素。因此，為求取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民安居樂業，必須堅持毛澤東所制定的平民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路線，通過“精英集團”和平民階層的共同努力，尋求方法克制精英主義的利益擴張，以有效實現各社會階層利益和人際關系的良好整合，使中國走出“治亂交替”的千年惡性歷史循環11。明確這一階級斗爭的特點和實質，也就明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必定是那些不愿跟平民階層合作卻企圖騎到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當官做老爺”的權力精英；就必須堅持文革所提出的“矛頭向上才是大方向”的原則；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決不允許重演把階級斗爭矛頭指向普通群眾的做法。

新毛主義強調階級斗爭，并不在于我們本性嗜好人與人的斗爭。恰恰相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對立之一，就是主張人際相互合作、和諧相處，還是主張以人與人之間激烈冷酷的利益傾軋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機制。我們確信：“實現人與人的和諧、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人的解放，是人的復歸。和諧，意味著人類最終擺脫動物界上升為人；意味著人類從物質生活領域的異化中解脫，向精神生活領域復歸；意味著升華人類生活，進化人性。和諧，將為未來的人類開辟道德與美學的廣闊無垠的新天地，那里將是人的樂園。”
在認識到全球資源相對有限、經濟發展總量不可能無限擴展之情況下，面對全世界財富總量如果較為均勻分配已經足夠全球每個家庭享受小康生活水平之情形12，仍然盲目復制西方資本主義加劇貧富“兩極分化”之竭澤而魚式經濟擴張方針和窮奢極侈型消費模式，固然是人類自取毀滅之道；重復前蘇聯陣營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唯生產力論”社會發展道路，同樣是人類缺乏遠見和自制能力的表現。
重建和確保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關鍵，不在于哪種制度更能滿足社會成員在追求物質享受方面毫無節制的欲望，而在于哪種制度更能維護人的自我尊嚴與建立和諧相處、平等合作的人際關系。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瘋狂追逐個人利益所造成的高度焦慮、緊張、不安、壓抑、沮喪13、爾虞我詐、貧富對立和犯罪猖獗14等社會病相對照，社會主義的價值和生命力在于，她致力于提供一種安定、放松、愉快、平靜、友愛和能夠普世共享的節儉型小康生活，從而使人類能夠享受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法領略享受得到的、物質與精神相互結合的復合型滿足。
人類社會要實現這種滿足，就需要通過社會關系的變革，有效“改變人類的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而這類“社會關系的變革與社會和諧的實現，又是人類與自然和諧關系最終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實現社會和諧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類之間的生存競爭，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對整個社會生活及經濟活動作出自主與自覺的調控；才能實現人類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歸真；才能引導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15

毛澤東所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認識到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為使大多數人滿足的社會主義，跟把少數人滿足建筑在多數人痛苦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斗爭仍在繼續進行；思想戰線上與多數人利益訴求相適應的格局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少數人控制絕大部分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局面難以在短期間改變，上層建筑和思想意識形態里“誰戰勝誰”的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無時不刻地進行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的“和平演變”努力，舊社會的政治經濟痕跡和傳統習慣勢力還存在強大影響。無產階級所面臨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被推翻了的階級，而來自掌握共產黨權力的“官僚主義者階級”16；他們為維護和擴展自身既得利益，對走資本主義道路抱有本能性的強烈沖動和欲望17。

新毛派重建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方案的核心，就是總結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在文革實踐中的正反經驗教訓，改進超越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18式大規模政治運動模式的局限性，把放手發動與依靠人民群眾，和建立從“制度上反對官僚主義統治的措施”緊密結合起來，以挫敗“官僚國家使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分離永久化”的企圖，確保無產階級在與資產階級進行文化思想和政治經濟斗爭中的持續優勢，確保人民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主人翁地位，從而根本杜絕“官僚主義者階級”以權謀私和改變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的可能性19。中國以自己的幅員遼闊、豐富的民族文化傳統和特定的國際地位，依仗毛澤東所留下的獨一無二的思想和革命遺產，完全可以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陷入嚴重動蕩和空前危機的時候，發動人民重建“分權制衡”形式的新潁社會主義制度，并以此向世界各國人民展示“非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現實替代道路，在國際范圍內，有力推進單靠西方“綠色運動”或“反全球化”運動所無法有效完成的“人類內部和諧及人類與自然界和諧”之偉大革命進程。

以下試從黨、政（注：在本文中，凡不注明特指國家行政部門的“政”，均包括“人大”在內整個政府系統）分立和加強人民權力主體與獨立媒體監督等方面，勾勒有關“分權制衡”的基本框架：

一、黨完全退出國家權力機構，而成為主管大中小學教育和干部培訓的、全力塑造社會主義事業可靠接班人的、對全國人民實施政治思想領導的“教育黨”和“導師黨”。全黨緊緊抓住青少年思想教育、人才培養和建立合格后備干部隊伍著手，確保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黨在整體上采取這種“退居二線”的做法，可以有效防治黨與國家成為一體化行政組織時難以避免的蛻化變質結果，20 也有利于發揮毛澤東所說的“打游擊”的方式，通過擺脫具體管理者的角色，深入群眾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站在“人民代言人”的位置上，對國家官僚實行有效的監督和批判21。

二、作為國家權力機構主要代表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不僅全權負責立法和對各級行政首腦的任免評審工作，而且通過在各級黨政機構、學校、軍隊和基層單位設立“人代會”的方式，使覆蓋全社會每個組織細胞的“人大”系統，成為人民監督各級黨政權力和參與民主管理的常設機構和國家制度。城鄉基層單位“人代會”在政治上取代工會、農會的作用，負責對本單位領導的任免、監督與評審工作。在思想上組織以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為重要內容之一的群眾性政治學習討論活動。在軍事上負責基層“國民軍”民兵隊伍的建設與訓練。

三、從國家主席、總理到省、市、縣、區、鄉長等各級行政長官，一經同級“人大”任命，有權按照立法所規定的公開化選拔制度與程序，自行挑選組建領導班子和下屬行政管理干部（但國防部長由全國人大直接任命）。上級“人大”對下級“人大”任命的行政長官，具有罷免權但沒有任命權。各級“人大”對同級行政長官選拔的下屬官員，具有“彈劾權”但沒有任命權。各級行政長官在全國“人大”和同級“人大”決議和立法框架下，獨立實施國家行政、司法和社會經濟管理目標。基層城鄉單位行政領導在不違法國家法律和上級“人大”決議的前提下，按同級“人代會”會議決議，獨立自主開展工作。

四、根據現代反侵略戰爭特點和高科技與“人民戰爭”并舉指導思想，全力擴建和加強海空軍與特種兵部隊，而把常規陸軍盡可能按原有編制轉業地方，組建和充實大型工程建筑、交通運輸、軍工和生產建設兵團等性質的大中型國營企業。并以整建制“軍轉民”企業的民兵師團為基干核心力量，在各城鄉基層單位擴建數量龐大的、具有強大實戰能力的“全民皆兵”非常規役民兵隊伍，定期接受適應現代反侵略戰爭要求的嚴格軍事訓練。

五、以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最好、最有思想威望的黨內思想理論人士為核心，組建包括新聞報刊和文化出版在內的媒界獨立運作系統，負責對黨、政、人大日常運作的輿論監督和對全社會的思想引導。媒界領導不再擔任黨政工作，但具有參加各級黨政核心領導會議的列席資格，并享有對重要黨政文件決議提出參考意見的知情權和批閱權。

六、維護憲法最高權威，建立確保共和國社會主義性質為宗旨的各級憲法審議庭和最高憲法裁決庭，對“分權制衡”制度執行中出現的矛盾和按常規運作無法解決克服之社會危機，根據憲法精神進行裁決。最高憲法裁決庭由德高望重之國家級黨政退職領袖組成。

為確保社會主義“分權制衡”制度“權力分隔”之原則，必須在憲法細則中明確規定：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經全體代表以三分之二多數投票表決通過，可以選舉中共中央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一職外，所有黨、政、軍、媒界領導干部均不得跨系統兼任領導職務。國家主席除依法召集國家安全聯席會議之外，只擔任國家對外禮儀性工作。中央人民政府由全國人大任命的總理負責組閣，全權處理國家事務管理工作。以下從黨、人大、獨立媒界、行政、司法和軍隊等方面，進一步闡述新毛主義“分權制衡”體制的意義作用和具體做法。


一、變執政黨為教育黨

如何吸取文化大革命正反經驗教訓，不僅是依靠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而且從國家制度、權力分配格局與相應利益安排上，系統性、規范化和全方位地有效防治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對象竊取全面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權力，是新毛派在重建社會主義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

中國從革命戰爭時期承接下來的高度集權型的“共產黨一元化領導”形式，既有受社會主義特定發展階段主客觀條件制約而必然存在的歷史合理性，也存在著為修正主義集團自上而下搞復辟提供方便的致命缺陷。從毛澤東晚年時期夢魘般擔憂“中國赫魯曉夫”篡黨奪權的反復警告看，他顯然并不是沒有意識到高度集權體制是一把也可致革命于死地的“雙刃劍”。但在文革后期，基于大多數人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理解不深和黨內資產階級力量很強的現實估量，為確保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政令暢通和指揮效率，毛澤東還是恢復和強化了具有官僚化本能發展傾向的“黨一元化領導”體制，摒棄了上海革命群眾在“一月革命風暴”中所創建的“上海人民公社”政體取代方案。

而中國社會主義進程所遭遇到的歷史曲折，其正面作用，就是用活生生的階級斗爭現實，教育和造就了一大批真正理解和忠實于毛澤東晚期革命思想精髓的新毛主義者。這種從中國只存在一個毛澤東和少數幾個思想追隨者的不利局面，轉變成為今天中國有成千上百個“毛澤東”的歷史性轉變，為中國革命從權力高度集中模式向分權制衡模式轉換，準備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新毛主義重新確立界定共產黨地位和作用的基本目的，一是要造成光憑掌握中央最高權力者“拍板定案”根本無法改變國家既定社會主義性質的勢態。二是不僅要從思想教育方面、而且更從利益安排上，建立促使廣大共產黨干部自覺忠于無產階級革命理想和信念的有效機制。

全世界社會主義制度遭受重大挫折和失敗重要原因之一，是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全面掌管國家權力和經濟資源的情況下，其黨內各級領導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利益沖動，遠遠超過忠于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利益堅守。新毛主義重建方案的核心指導思想，就是要通過完全剝離黨掌握國家行政權力的做法，使黨內各級領導和黨員骨干們清醒認識到：要維護黨的自身榮譽和對社會的政治思想領導地位，靠權力支配是靠不上了；必須靠他們自身以身作則、名符其實地成為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師”，靠他們辛勤勞動成功培養出一代代忠于革命理想信念的社會主義公民和執掌國家權力的干部后備力量。

變執政黨為教育黨的第三重考慮是：黨完全退出國家行政管理系統，有利于從制度上確保黨不陷入繁瑣行政事務，全力以赴，抓好對鞏固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工作。要把全國大中小學校教材和教育大綱的安排設置，作為“百年樹人”的“系統工程”，加以全面規劃和精心設計。要貫徹毛澤東“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指導思想，緊密結合知識教育和思想戰線持久開展社會主義革命之中心任務，深謀遠慮地設計各類德育智育課程、職稱資格考試和定期參加生產勞動的制度，使中國每個孩子從上小學起直到大學畢業，從學習到生活各個方面，全面系統地接受無產階級世界觀和集體主義思想的潛移默化與培育熏陶。在強調“又紅又專”教育方針的過程中，要把是否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新公民跟傳統所有制和傳統觀念實行兩個“徹底決裂”，作為衡量社會主義學校教育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

要發揚中華民族“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實行這樣一種歷史性的轉變：中國共產黨的每個優秀黨員，同時也將是公開佩戴教職標志的、受到社會普遍尊敬的優秀人民教師和政治思想工作干部。他們不僅以自己出眾的思想覺悟、文化學識和處處“為人師表”的日常表現，而且通過在全國各地重要工作崗位上“桃李滿天下”的廣泛師生聯系和思想紐帶，成為確保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經濟穩定和不斷發展前進的領導核心。每個在校學生在沒有踏上工作崗位之前，將是配合黨組織向自己親人朋友傳播革命思想和社會主義人生觀的工作助手與義務宣傳員。在參加工作后，他們跟學校師長和校友之間的緊密聯系和信息交換關系，將是黨跟社會保持緊密聯系、持續發揮政治思想領導作用的重要渠道。

人類最先進的社會主義教育目標，要有最優越的物質條件來加以保證。中國不僅要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實“九年全民義務教育制”，而且要在無產階級重新掌握教育大權之后，立即實行包括大學在內的全面義務教育制度22。凡是有條件的地方，應該參照資產階級貴族學校培養資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做法，積極建立推廣學校寄宿制度。在貧困地區，要有國家統一撥款，率先實施“一切費用由國家全包”的中小學“住宿制”，并量力而行，逐步擴大，最終達到全國普及住宿學校的宏偉目標。這樣做，不僅能大大減輕低收入工農家庭的經濟負擔，以和平而非革命方式，有效補償工農底層民眾在“改革”過程中所遭受的利益剝奪和經濟損失，而且能極大強化國家、集體與個人之間的利益依存關系。這種通過把父母養育之恩改成國家養育之恩的做法，將以漸進溫和方式，逐步淡化個人與家庭之間的利益紐帶關系，并且有效削弱家庭政治經濟背景的作用，使“唯才德是舉”的人才培養和干部選拔路線規范化、制度化。

黨無可替代的思想政治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還體現在黨掌管全國黨校、軍校、干校和干部培訓班工作。各級“人大”在選拔任命各級政府首腦時，以及“人大”在選舉自身領導干部時，候選人在校學習期間所獲得的品德評語評分和職稱資格考試成績，將依法律規定公布于眾，作為獲得候選資格的重要評審依據和競選條件。各軍、政部門在選聘提拔干部時，同樣遵循上述資格評審和選拔程序。高中和大學畢業生的品德評語評分，在教師主持下由全班學生民主評議，公布于眾和由學校永久備案存檔。

各級黨委、總支和支部以學校為政治和組織基地。在各個地區和所屬城鄉基層單位、各級“人大”委員會和政府部門，不再設立黨的專職領導機構；省地市級黨委一般由該地大學黨委聯合組建，領導所屬區域黨的工作。高中中專學校的黨組織聯合組建相關縣區級和農村人民公社的黨委領導班子。初中小學黨組織組成所屬城市街道和農村生產大隊的黨支部。

各級黨組織的日常工作，一方面是指由學校黨組織劃片包干，調查分析研究所屬地區和基層單位政治經濟情況，了解掌握各地干部和群眾思想動態，按照黨的奮斗綱領和政治要求，積極發現、發展和培訓先進骨干分子，高標準、嚴要求地把他們吸收到黨內來，并通過必要干部培訓，按照“全國人大”的具體立法規定，有計劃、有步驟地為政府、人大和媒界系統培養輸送干部后備力量。另一方面是指高中大學黨員畢業生仍然接受母校黨組織的領導。跨地區分配工作的黨員畢業生，關系轉入就業地區相應學校黨組織。黨員畢業生的重要任務，就是建立、保持和發展所在工作單位群眾與黨的思想聯系，加強學校黨組織和基層“人代會”的政治配合關系；研究分析和監督匯報所在單位（包括“人大”和政府部門）領導的政治表現和思想動向等。

黨由“居高臨下、發號施令”領導方式，轉變為以黨員先進思想和模范帶頭作用深入基層、領導發動群眾跟一切反社會主義思想行為和權力蛻變作斗爭的方式，恢復了中共早期革命斗爭時期經常派出黨員以教師身分，扎根基層、發動群眾對反動勢力開展“造反有理”斗爭的革命傳統。黨的自身建設和民主監督問題，通過各校建立互聯網“民主鳴放專欄”、定期政治學習討論和“民主生活會”制度來解決。各級黨組織的領導班子，由相應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學校同級“人代會”可與“黨代會”一套班子兩塊牌子，接受上級黨委的領導，但必須在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框架中活動。

為加強黨對軍隊的政治思想領導權，可以通過法律明確規定，所有軍校學生必須努力獲得黨員身份。凡經學生就學期間經軍校黨組織考察長期達不到入黨標準者，將作退學處理。軍校學生畢業后，以所在海軍、空軍和特種兵部隊為單位，建立黨小組和黨支部，接受黨中央軍委所派指導員、教導員和政委的領導。上述軍隊政工人員由軍委按照公開的德才評分規則，從軍校教職人員以及優秀的軍校畢業生現役軍官中提拔挑選，輪流述職。軍校領導骨干主要從優秀的中高級將領和軍隊政工人員中選拔任命。

海空軍和特種兵部隊職業軍官的晉升，除實際表現之外，凡是軍校畢業生者，所屬軍校的思想品德評語評分、軍事專課畢業成績和軍校黨委推薦信，將作為晉級評審主要依據之一。非軍校畢業軍人在晉升軍官職務之后，必須按規定進入軍校學習進修，并接受軍校黨組織的進一步政治思想考察評定。中央軍委由全國各大軍校黨委成員民主選舉產生，向黨中央全會負責，接受中央全會的領導。黨中央主席兼任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由全國“人大”直接任命的國防部長兼任。國防部長有權任命海軍、空軍和各特種兵部隊最高司令長官，并接受全國“人大“授權指揮抗擊外來侵略、保衛國家安全和維護中國國際利益的軍事行動。


二、把各級“人大”組織建設成為“社會主義民主堡壘”

毛澤東曾經強調指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23 為全面貫徹落實毛澤東的這一偉大思想，由全國勞動大眾所選舉產生的各級“人代會”，不僅要全權負責選拔任免各級國家行政長官，而且要在選拔過程中，全力破除“唯上智下愚不移”的傳統偏見，確保基層工人、農民和士兵具有充分機會獲得上述“管理權利”；同時要把提倡“能官能民、能上能下”風氣，作為防治掌權者蛻變的重要措施。24

為確保“人大”能夠全面有效地行使國家權力，新毛主義改革中國“人大制度”的關鍵，是從以下幾個方面樹立各級“人代會”的重要地位和高度權威：

1、法律權威性。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全國從中央到地方至基層的“人大”系統，擁有不許任何政黨、團體、機構和個人以任何理由加以更改的最高國家權力。國家行政權力來自“人大”授權，接受“人大”決議指令和監督，向“人大”負責。

2、廣泛代表性。各級“人大”常務委員會由“人大代表”按巴黎公社原則25自下而上按差額選舉方式產生。城鄉基層單位“人代會”常委會成員和代表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產生。每十個基層“人代會”會員，就可以聯名提出候選人名單和彈劾本單位“人代會”常務委員的動議。基層單位“人代會”和各級“人大”代表逐級遞選更高一級“人大代表”。每十個“人代會”代表，就可以聯名提出同級“人代會”常委候選人的競選名單和相應彈劾動議。上級“人大”可以罷免下級“人代會”的常務領導；下級“人代會”可以游說上級“人大代表”動議、表決和罷免上級“人大”常務領導。

3、社會公正性。各級“人代會”的另一重要職能，就是建立和管理采用“小字報”或互聯網形式的“民主鳴放專欄”，以確保每個公民能夠以最低廉的民主參與成本，對各級掌握權力的“人民公仆”實施有效監督。這種不加任何金錢擁有量和社會地位限制的社會主義民主，是體現跟資本主義“金權民主”之本質區別的重要標志。全國人大以確保人民民主監督權利和維護促進社會公正為目標，制定有關“民主鳴放專欄”運作管理和防治誣告與打擊報復的詳細法規。各級“人大”必須依法及時受理、處理群眾通過“民主鳴放專欄”提出的批評、建議和控告，行使“人民群眾隨時可以罷免不稱職公仆”之“巴黎公社”原則。為保持基層單位行政權力的相對穩定，也許還可增加基層“人代會”罷免基層領導須報上級“人代會”機構批準的條款；同時為防治上級“人代會”領導徇私包庇，下級“人代會”通過聯系足夠多上級“人代會”代表的票數，就可以動議和表決罷免上級“人代會”常務領導。這種由文革“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演進而成的、上下相互制衡的民主操作方式，不僅是依靠群眾監督和遏制權力蛻變腐敗的必要手段，也是改進提高各基層單位和社會制度整體運作水平與效率的促進辦法，還是保證民意表達有暢通渠道和調整處理人民內部利益分歧和矛盾的有效形式。

4、擁有“國民軍”民兵武裝的強大威懾性。認真研究總結文革失敗和中國社會主義進程出現曲折的原因，一個重要教訓是：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前途激烈較量搏斗時，人民是否牢牢地掌握了“槍桿子”，對斗爭結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毛澤東對“軍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活動能量的低估，是導致文革期間大部分軍隊“支右不支左”偏差、并造成“兩派分裂、全面內戰”動亂局面的主要原因。26把全國所有陸軍轉變為跟各城鄉單位“人代會”組織“兩位一體”的“國民軍”武裝民兵建制，可以從根本上改變革命人民無法低抗修正主義“槍桿子”的軟弱地位。


三、全國陸軍轉為“國民軍”的國防和社會涵義

根據文革軍隊“支右不支左”的嚴重教訓和馬克思“組織國民軍以根除常備軍‘這個一直存在著的階級統治’僭取政府權力之危險”的偉大遠見，27人民不僅必須直接掌握“槍桿子”以保衛革命成果，全國陸軍轉變為“國民軍”性質的武裝民兵還有以下幾大涵義：

1、有利于大幅度減少軍費開支，從而能騰出一大部分資金，優先發展加強海軍空軍和特種兵部隊建設；另一部分被削減軍費則可作為啟動資金，興辦與國民軍主力建制相匹配的大中型國營企業或生產建設兵團的。還有一部分，應用于開辦優先照顧轉業官兵子女上學的“免費全宿制”學校教育經費。

2、受盲信“世界和平主流”對外路線和國內經濟“減員增效”路線方針的雙重禍害，中國幾百萬陸軍部隊既持續面臨巨大裁軍壓力，又面臨部隊官兵復員轉業后無法確保全面就業的現實威脅，從另一個方面加劇貧富“兩極分化”矛盾和威脅社會穩定。通過輸入必要技術和企業經營人才，把具備條件的陸軍部隊大批轉變為大型工程建筑公司和運輸企業等，既能在不打散原有部隊編制前提下有效解決轉業官兵的大面積就業問題，變“純支出”為“純贏收”促進國家經濟積累創造新的財富，而且能使這些“軍轉民”單位保持原有軍事訓練水準和關鍵武器裝備的維護保養。那些分散轉入各地基層單位的退伍官兵，則將成為這些單位國民軍隊伍的各級領導和軍訓骨干，全面有效地提高國民軍的軍事素質。

3、面對現代武器裝備“敵強我弱”的基本態勢，為適應現代反侵略戰爭特點，把發展機動性強、高科技含量高的空軍海軍和特種兵部隊（空降兵、海軍陸戰隊、導彈和電子信息戰部隊等），跟建立兼有運動戰和游擊戰能力的數千萬國民軍緊密結合起來；用全民皆兵、聚散無形、兵民難分、各自為戰、遍地開花式的“人民戰爭”汪洋大海，來對付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

4、貫徹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群眾專政的路線，用紀律嚴明的國民軍力量取代警察擔負的社會治安和保衛工作。各地公安局只保留專業化強的刑警特警和交通警察建制，取消武裝警察，達到恢復毛澤東時代警察少、治安好和削減警察費用以增加國民教育經費的社會發展目標。


四、社會主義媒界獨立和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問題

胡風同志曾有過無產階級文藝事業應該獨立運行的主張。毛澤東則表達過辭去黨內領導職務專任報紙總編的想法。文化大革命“踢開黨委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司令部以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形式指導全國革命人民“對反對派造反有理”的偉大實踐，是通過輿論工具直接宣傳、組織和發動人民群眾開展思想和政治領域斗爭的有益嘗試。

繼承、改進和發揚上述想法做法，由享有崇高政治思想威望、但不擔任黨政職務的無產階級思想家理論家為核心，建立把各級黨政機構作為輿論監督對象的社會主義媒體系統，對于確保無產階級“分權制衡”制度的有效運作，具有決定性意義。應該考慮以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人民出版社等為“龍頭”，從組織機構到業務關系，與各地報刊、電（視）臺和出版社上下緊密結合，自成體系，組建覆蓋全國的思想宣傳和信息傳遞網絡。這一網絡系統的主要工作職責和宣傳報道重點為：

1、配合黨在教育戰線所承擔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工作，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組織領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思想開展深入持久的斗爭。

2、根據“分權制衡”制度的內在要求，以提高公開性、透明度、加強輿論引導和思想指導為重點，通過社會主義思想宣傳、新聞報道與揭露等，對各級黨政領導和“人大”權力運作實施全方位監督。

3、了解民意民情，做好“下情上達、上情下達”工作和黨與“人大”、行政各系統之間的橫向信息交流和溝通工作。

4、發行“內參通訊”定期向黨政系統和國家安全部門提供重要決策建議。

5、從奪取國際戰略競爭思想文化主導權高度出發，積極開展對外國際文化交流，廣交朋友，建立國際反帝反霸統一戰線。要針對資本主義國家人民厭惡競爭、渴望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普遍心理，以“社會主義和諧”理論為吸引力和精神感召中心點，建立社會主義文化的優勢地位，有力反擊西方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滲透與“和平演變”企圖。要采取“以開放對開放”的政策，建立第一流的對外電視節目和出口第一流的國產電影，在世界范圍與資本主義爭奪青少年的思想。

在開展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思想斗爭的過程中，要繼承和進一步改進毛澤東所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和文革“四大民主”做法，把建立社會主義思想和言論自由制度，作為提高社會主義公民抵御資本主義“和平演變”思想侵襲腐蝕的重要手段。

要貫徹毛澤東“讓人說話天不會垮下來”的方針，允許中國資本主義思想代理人和自由主義新右派的理論家們，不僅能在互聯網思想學術交流網站上自由發表“壓迫有理、剝削有功”的歪理邪說，而且在文科大學里給他們保留一定比例的教授職位，讓他們辦幾份公然鼓吹資本主義、詆毀社會主義的學術刊物。如果不讓人們接觸反面的思想，無產階級思想媒介對資產階級思想開展批判斗爭的時候缺乏“活靶子”，沒有種過“思想牛痘”的年青一代，就很容易在我們繼續“對外開放”的情況下，成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必須建立在充分“擺事實、講道理”的基礎上，才能收到教育人民的最佳效果。要允許思想右派的辯解反駁，并善于從右派的批評攻擊聲中，發現我們自己工作的缺陷和社會主義制度需要改進的弱點。要完整登載他們的反面文章，利用發表報刊文章到開展互聯網思想論壇交鋒，以及全面恢復機關單位政治學習和思想討論制度各種思想斗爭形式，廣泛持久深入相對從道理上，把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根本缺陷以及在中國實施的黑暗結果與事實，反反覆覆地說清楚，使這些以理服人的批判揭露，逐步成為社會大眾一致公認的思想共識。

各級媒介機構要建立具有強大社會影響力和思想吸引力的互聯網思想論壇；同時要組織力量深入基層搞“流動串聯”和“中短期蹲點”，配合各單位“人代會”組織，積極引導群眾開展卓有成效的政治學習和思想討論活動。全國各單位政治學習和思想討論的重點，一是批判上述右派學者所公開發表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言論；二是討論“民主鳴放專欄”中所揭露和觸及的重大問題和現實矛盾，廣泛發表意見建議，為有關“人代會”機構正確處理問題提供群眾基礎。三是對照單位和社會實際，學習憲法條款、提高“維護憲法權威”自覺性。

在學習討論過程中，要允許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毒害者充分發表觀點，以平等說理與和風細雨的思想批評方式，耐心細致地、與人為善地幫助他們提高思想認識。媒介領導要在互聯網思想交鋒和單位學習討論活動中，善于發現類似“數學（陳必紅）”一類思想覺悟高、筆才口才好、善于深入淺出講解革命道理的人才，把他們重點培養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媒介的骨干力量。并通過這些思想理論骨干，在基層單位發現培養大批工農思想理論骨干和“工農兵業余通信員”人才。這一工作做好了，完成上述1、2、3、4方面的任務，就有了可靠人員保障。高度關注和及時收集、報道、追蹤從各級黨政機構與城鄉基層單位“民主鳴放專欄”中出現的情況，則是做好這四方面工作的前提要求。

媒體文宣系統與黨組織之間的相互協作與互為制約，體現在黨所掌握的文科大學，根據確保中國媒體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要求，為媒體文宣系統培養輸送大量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中國正反經驗教訓的黨員畢業生；同時為媒體選拔的“工農兵通信員”和基層理論骨干，按特定法律規定進行業務培訓。全國人大在新聞立法中，明確規定文科大學畢業生下基層單位工作鍛煉的必要年限，以加深他們跟底層民眾的感情和思想聯系，增長思想斗爭經驗和理論才干。文科大學畢業生參加媒介工作后，雖然仍然保持跟原學校黨組織的關系，但在上下級關系上，接受媒體文宣系統從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領導。媒界人員通過與原屬學校黨組織的聯系，與黨保持溝通和相互監督的關系；也通過聘請“工農兵業余通訊員”的方式，與各基層單位民眾和軍隊基層官兵保持密切聯系。

在媒界參與領導意識形態領域政治教育和思想戰線斗爭過程中，必須分清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和改造目標的三個不同層次。

對黨政領導干部這一層次來說，要從科學性和價值論相統一的高度28，不斷提高自身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反修防修”的自覺性，依靠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信仰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斷發展創新，有效指導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實踐。

對廣大人民群眾這一層次，要在反對資產階級和小生產者自私自利思想觀念腐蝕侵襲的同時，強調建立在“大公無私”基礎上的革命大道理和思想信仰，在本質上是維護而不是剝奪人民大眾合法私利。所謂“大公”，其實是把每個底層百姓處于一團散沙狀態下的“小私”，集中整合成統一的意志，以對付推翻社會精英階級所要維護強化的“大私”，建立與鞏固不受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公正社會。在引導基層群眾開展政治學習和思想討論的過程中，要特別強調“斗私批修”是群眾用來要求和檢驗領導干部日常表現的民主監督武器，而不是強求群眾自己必須達到思想標準。

對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影響較多的知識分子這一層次，要摒棄強迫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說教”和“世界觀改造”的簡單粗暴做法，相信他們受現實生活中社會主義新人新事的環境影響和感染，憑借自己的知識理性和善惡辨別能力，通過細致深入的思想討論和引導，一定會逐漸認清發揚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扶助合作精神對社會健康發展的重大意義，看透認清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弱肉強食”競爭必然會導致社會畸形、人性扭曲的惡果，最終認同毛澤東平民主義發展路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從思想深處跟必然會導致中國“治亂循環”的自由主義精英治國路線劃清界線。通過成功培養“社會主義新人”與有效改造“資產階級舊人”，確保“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情況不再重演。

五、重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改進國家行政管理

中國自由主義新右派崇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所謂“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動力，并在此基礎上引進整套“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然而，追隨這一理論之俄國、東歐、拉美諸國經濟和中國之“轉軌變型”嘗試無不陷入巨大困境的事實，以及震撼動搖市場經濟楷模之美國經濟運作根基的“企業經濟犯罪”，卻把“自由市場之手”可以自動達到“最佳資源配置”的神話，無情地打得粉碎29。
　　
　　面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風雨飄搖”的處境30，新右派只能把社會達爾文主義“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原則”和“性惡論”，作為證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天然合理的依據。他們抹煞人類具有超越動物“獸心”一面的、以思想文化承繼為主要特征的、把追求“真、善、美”作為不懈奮斗目標的社會理性。而理性，恰恰是人類思想文化發展到特定階段之后，必然試圖用常識和理性規劃社會經濟發展的思想基礎。

中國有些人只要一提到“計劃”，就會條件反射性地立即聯想到令人憎厭的“官僚”。在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傳統“計劃經濟”模式中，制訂和推動計劃落實的各級黨政官員，對計劃經濟運行確實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大躍進”起中國計劃經濟所出的一切亂子，固然有高層指導思想上的偏差，也有“經濟規模越大，計劃就越不靈光”的客觀因素。但決定性的因素，還是作為各級計劃制訂者和執行者的中共官僚階層素質，無法滿足確保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有效運行的客觀要求。
　　
　　這種困擾和阻礙社會主義經濟建康發展的矛盾和差距，越來越尖銳地集中表現為：掌管“計劃經濟”操作運行的中共官僚階層，到底是遵循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理性，把個人所掌管部分的經濟活動，立足和服從于廣大人民的整體利益，還是聽從“獸心”的擺布，追求個人名利或小團體的利益，甚至私欲膨脹，一有空子就“化公為私”、轉“公有制”為“官有制”。

制約傳統型計劃經濟正常運行的主要矛盾和弊端還反映為：人工制訂或修改計劃無法適應瞬息萬變市場需求變化；企業領導為防治“鞭打快牛”而隱瞞生產實績與能力的動機，和為求升官提職而虛報生產完成指標的利益沖動，兩者同時并存；各種統計測算誤差加上本位主義和“長官意志”干擾，造成計劃失真、失靈和失控；計劃與實際生產需求關系脫節，國家計劃調控難以克服“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錮疾；投資滯后短缺所形成的“瓶頸制約”和重復性無效投資兩者并存，導致巨大浪費和產品積壓。這些矛盾和弊病的存在，是推動中國走上“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客觀動力之一。而現代大型計算機突飛猛進的網絡技術，為改進計劃經濟運作方式以克服根除這些矛盾和弊病，提高了極為便利的條件。

除了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傳統職能之外，新毛主義重建方案所關注的國家行政重要職能之一，就是運用現代大型電腦網絡技術，對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運作方式進行革命性改造。同時需要強調的，還有以下幾個方面：

1、根據“人大”提出的社會經濟發展總體目標和近期與長遠要求，按照優先發展教育衛生事業和科技、國防與環保產業的總方針，制定相應社會發展戰略、國民經濟發展實施規劃和財政預算方案。新毛主義重建方案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恢復和不斷發展完善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各級人大要把加強工農聯盟、扶助鄉村集體企業、整修水利、科技下鄉和提高農民收入方面的成果，作為考核各級政府是否稱職的指標。

2、各級政府機構在全國“人大”和同級“人大”的指導監督下，根據“人大”決議和立法規定，獨立實施國家行政管理、司法執法，以及貫徹落實經濟發展計劃。城鄉各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公社接受上級政府計劃經濟統一管理和指導；但在組織關系上接受同級“人代會”的職務任命、工作審議和民主監督。

3、政府部門在貫徹實施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過程中，可根據下級單位行政領導的執行計劃能力和工作表現提出相關任免建議。下級單位“人代會”否決上級政府部門這方面建議時，必須提出充分理由，并取得該單位全體會員三分之二無記名投票的表決支持。

4、政府制定社會發展戰略、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財政預算方案時，必須遵循“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縮小‘三大差別’、確保人權基本權利之一的就業權（即‘鐵飯碗’）”等憲法綱領，以不斷促進“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之社會發展根本目標。必須強調：作為社會主義重要標志的 “鐵飯碗”制度，不僅是確保低收入社會成員生活穩定的重要福利保障措施，而且通過使人們享有免于憂懼的自由和獲得“歸屬感”，成為管理成本其實是最低的社會保險方式。它對于形成穩定預期保證、促使人們行為長期化、提高社會凝聚力等，都具有關鍵性的正面作用。對于某級“人大”通過的具有“違憲”性質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和施政要求，該級政府有責任向上級“人大”、或憲法審議庭乃至最高憲法裁決庭提出抗訴。“人大”對違反憲法規定制定和實施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的行政長官，行使撤職罷免乃至向憲法庭提出刑事起訴的權力。

5、政府根據“人大”各項立法規定，執行“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司法權。各級黨組織、人代會、軍、政部門和媒介組織都必須在法律框架范圍內行事；以此形成黨、政、人大和媒界相互監督、分權制衡的局面。

6、組建由黨、政、軍、媒界代表組成國家安全聯席委員會，由國家主席主持日常運作，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以此加強“分權制衡”情況下必要的集中，確保國家安全決策的迅速、及時和有效。

7、國家主席、總理和國防部長由全國人大代表以差額選舉方式獲三分之二多數票直接產生。除國防部長外，總理全權任命部長人選，以平衡“分權制衡”制度下的權力分散，提高行政效率。
　　
　　國家行政計劃部門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從國民經濟體系宏觀運行和滿足市場個體消費需求微觀領域兩方面著手，利用現代大型計算機網絡技術，革命性地改變和提高計劃經濟的運作效率與可靠程度。

在滿足個體消費者市場需求方面，可以通過建立大批裝備計算機銷售掃描終端的超級市場，經過大型計算機網絡的即時處理，使市場需求信息在24小時之內自動輸入生產計劃部門。依托同樣的計算機聯網技術，生產廠家能夠按設定程序和指令，迅速作出投產、限產或停產的決定。與人工制訂和修改投入產出計劃的傳統做法相異，國營超級市場計算機銷售掃描終端可以根據電腦程序設定，當A商品超過最低存量警戒線時，就能向所屬地區計經委大型電腦中心自動發送定購信號。該中心則通過預定軟件程序的人工或自動搜索和優化處理，在本地生產A類商品的廠家中，按各生產要素配置狀況等因素，選擇最佳供貨廠家自動發出投產指令。如果本地相關廠家因超負荷運轉或其它原因無法接受投產指令時，該指令就自動轉發到省計經委電腦中心在全省范圍尋找最佳供貨廠家。如省級范圍求購落空，相關指令即自動轉送到鄰省或國家計經委信息中心，以求在更大范圍落實合適供貨廠家。如果由國家級信息中心發出的求購指令仍然無法落實生產廠家，國家級電腦中心將按預設電腦程序，自動編發警示報告或報表，發送到國家計委有關部門提示A類商品出現生產能力短缺情況。有關部門依靠同一家或另一個計算機中心的特殊編程功能，從國民經濟體系宏觀配置領域，在全國范圍進行相關信息的追蹤和匯總處理，并根據匯總結果和對宏觀經濟規劃方面因素的綜合平衡與考量，作出是否新增A類商品生產廠家或在某一廠家擴充生產能力的決定。

以上用傳統計劃經濟方法可能耗時數周數月才能落實的訂貨投產的過程，運用現代計算機信息網絡處理技術，短則24小時之內就能完成。用傳統方法需要數月甚至數年才能落實的A類商品擴建生產能力的決策過程，長則一周之內也可完成。而在兩個性質不同的計劃經濟實施過程中，一律以規范化的電腦預設程序，進行可行性評估和經濟效益分析研究，從而完全排除了“長官意志”的人為加入和干擾。生產企業接受或拒絕訂單的過程，也由相關電腦中心根據數據庫所儲存的該廠相應數據，自動分析處理作出決定，從而有效杜絕了企業領導有意隱瞞或夸大A類商品生產能力導致計劃失靈、經濟失控的弊病。

需要強調的是，上述電腦化計劃經濟決策過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取決于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按照國民經濟運行要求，建立全面配套的、反映靈敏、信息高度完備的全國性電腦化數據庫管理系統。例如，中央計劃經濟決策部門必須通過這類數據庫配套系統，確切完整地掌握某地乃至全國所有A類商品生產企業的生產規模能力幾相關情況，才能在在增加A商品投資方向和規模方面作出最優決策。反之當市場出現“供過于求”信息返饋時，同樣依靠上述信息積累和處理流程及時作出減產和調整決策。這就需要利用“互聯網”（INTERNET）等現代信息傳遞技術，從中央到地方設立設立覆蓋全國所有大中型國營集體企業狀況和農村人民公社主要經濟資料的信息輸入網絡網點。
為保證電腦化計劃管理系統的配置質量和運行效率，全國人大要根據計劃經濟運行規律和專家意見，制定有關電腦化計劃經濟信息管理的專門立法。要考慮在大學設置相應專業，揉宏觀微觀經濟學、統計學、計算機軟件編程與數據庫管理、計劃經濟信息管理法規以及市場調研、企業管理等為一體，培養高素質的電腦化計劃經濟管理系統分析師（System Analyst）、軟件工程師（Programmer）以及信息輸入員（Data Specialist）。經過上述專業訓練并通過職稱考試之信息輸入員的職責，就是嚴格按照有關經濟信息立法規定和規范化程序要求，及時輸入跟宏觀微觀經濟運行有關的各類重要信息和數據。地方政府經濟主管部門的責任，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法核查企業所報信息和數據的可靠程度，以防信息輸入失真導致計劃經濟決策失誤。
以上經濟信息輸入經各地計算機處理中心匯總、分析、加工后，分送各級計經委作為組織、領導和協調本地生產過程的重要參考資料；并按照上述經濟信息立法規定，有選擇地通過計算機網絡自動送報中央計劃經濟部門信息中心匯總處理。
中央計劃經濟部門根據“人大”提出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通過對全國各地計經委電腦信息中心所報送的資料進行規范化、程序化的分析處理，外加必要的實地復核和調查，編制短期、中期和長期國民經濟發展規劃，決定投資項目，并對閑置生產能力和企業隨時進行“關、停、并、轉”的宏觀調控。
傳統計劃經濟由中央少數人制訂、修改和平衡全國各地經濟發展安排的繁復工作，絕大部分將由預先設定的計算機程序所承擔。由于經濟部門和專家誤判經濟情況而作出錯誤決策的可能，將會降低到最小程度。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形之手”所決定的 “先天性”周期經濟危機和巨大浪費31相比，自由派所竭力貶否的社會主義“理性建構”，無疑將比盲目性極大的所謂“自然演進”顯示出無比的優越性。


六、樹立憲法最高權威，發揮憲法統率作用

新毛主義反對片面強調“法治”、輕視思想覺悟和發揮人民民主監督作用之錯誤思想，蔑視法律條規越訂越多、公民自我約束能力越來越差、“法近虛設”現象越演越烈的所謂“依法治國”路線。通過總結吸取文革時期強調群眾運動而忽視國家法律功能的教訓，我們也認識到：建立充分體現無產階級統治意志的、具有國家權威和強大約束力的、為人民高度認同和自覺遵守的、簡明扼要不搞“繁瑣哲學”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確保立腳未穩的社會主義新思想、新觀念戰勝傳統舊思想、舊觀念的必要手段。文革時期所流行的以“毛主席語錄”來評判和規范人們行為的做法，實踐證明具有很大局限性。不要說在毛澤東逝世后，左派右派一如毛的英明預見都會以他的“光輝教導”來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就是毛澤東健在的文革時期，對毛澤東思想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的現象，就已經相當突出。顯而易見，我們必須把毛澤東宏大理論體系和表述中所包涵的核心思想，上升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統治意志，以用詞高度精確和極為嚴謹的、黨內“走資派”無法任意曲解利用的法律條款形式，明確載入任何人不得違反和挑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在憲法中明文規定：隨膽敢挑戰修改之，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根據以上指導思想，新毛主義重建方案把提高公民社會主義覺悟和民主意識，與樹立憲法最高權威、訂立以憲法為核心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兩者緊密結合，謀求建立以下一整套相輔相成的民主法律保障機制：

1、把社會主義追求“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奮斗目標，作為根本大綱在憲法中明確固定下來。以此為基礎，把新毛主義重建方案有關“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縮小工農、城鄉、腦力體力勞動‘三大差別’、確保人民群眾民主監督權利和就業權利”等各類構想，提交全國各級人大代表深入討論，廣泛聽取社會公眾意見，擬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具體條款，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

2、把確保科研、教育經費32和國防預算投入比例不低于世界發達國家前十名的要求，以憲法條款形式明確固定下來。為維護憲法的最高權威性和連續性，必須在憲法中明文規定：哪些憲法條款可根據憲法總綱適時修改，對包括憲法總綱在內的哪一些重要條款，在任何情況下不得修改的限制性條款。

3、要重視人的思想覺悟與道德水準對調節人際關系、規范社會成員行為的重要作用，把“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系統工程，跟提高全體公民社會主義民主意識和發揚“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互助互愛精神相結合，作為確保法律有效性的社會基礎性工作，抓緊抓好。
要徹底扭轉凡事依賴律師“打官司”和迷信法律制裁手段的“法治病”，恢復發揚毛澤東時代注重思想教育和協商調解的做法，有效化解和正確處理好大量人民內部矛盾和利益糾紛，從而在大大降低社會犯罪率的同時，大大降低國家司法成本。要從理論和實踐上，跟向富人利益高度傾斜的、訴訟費用極為昂貴的資本主義司法制度，徹底劃清界限。

4、提高公民社會主義民主意識的關鍵，就是要把人民群眾參加政治學習討論和運用“民主鳴放專欄”的過程，作為培育公民“懂憲、守憲、護憲”意識與習慣的最佳場所。除涉及國家政治經濟安全和國防機密的情況外（由“人大”制定“國家保密法”明文界定），一切立法、司法和國家經濟行政管理過程必須公開。對于各級黨政部門所通過的不利于促進“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憲法要求的政策、規劃和決定，所有公民都有權在“民主鳴放專欄”提出批評、質疑和控告并要求正式回應；媒介和有關“人代會”負責公開報道與處理。

5、按照“人與人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目標和憲法要求，全國人大要對縮小全國城鄉差距和地區貧富收入差距，提出明確具體的目標要求，并以此作為考核中央政府政績的主要指標之一。各級政府部門的經濟政策或基建投資決定，必須有利于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差距。每一個出臺政策和措施是否對縮小“三大差別”有利，應成為單位政治學習討論內容和“人大”評議政府工作實績和表現的主要指標。

6、國家級黨、政（包括“人大”）、軍、干部的工資水平，與全國工農實際收入平均指數掛鉤。政府財經部門按照國民經濟再投入和消費比例，設定全國最高工資和最低收入限度，根據職業性質制定收入級差規定報“人大”審議通過。如可以考慮軍人、科學家、技術專家最高工資不超過工農平均收入（？）倍，工程師、醫生、作家等不超過（？）倍，教師（黨務人員）、政府官員、媒界人員、高級技工最高工資不超過工農平均收入水平的（？）倍，城鄉最低收入（即社會最低貧困線標準）不能低于上述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地區性收入級差不能超過百分之三十等。

7、人民群眾評估中央政府政績的主要指標之一，就是檢驗其在穩步提高國家經濟、科技、國防、教育衛生和國民整體收入水平的前提下，每年公布的地區收入級差縮小了多大百分比。評估地方政府工作成績標準之一，就是在穩步提高本地城鄉居民收入總水平的前提下，每年拉低工農和不同職業收入差別為多少。凡以促進經濟發展為名，人為擴大地區收入、工農收入和腦體力勞動收入差別者，視情節輕重和實際后果，由“人大”給予免職處分直至交憲法審議庭追究法律責任。

8、根據“人與自然和諧” 的社會主義發展目標和憲法要求，各級政府部門的經濟政策和決定，必須有利于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反對只顧局部效益不顧社會效益、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的經濟決策。
譬如，在產業扶持和輕重緩急次序安排方面，必須優先發展有利于節能和環保的公共交通設施產業行業，嚴格控制包括發展小汽車在內的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要堅決摒棄資本主義“唯利是圖”人為制造市場、制造消費的短期行為，鼓勵企業在產品經久耐用方面下苦功，在講究部件替換匹配性以使產品自動升級方面動腦筋。要在全國造成“節約光榮、儉樸是明智，浪費可恥、奢侈是愚蠢”的全民共識。企業領導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促使企業職工設計制造產品時精益求精，力求同樣是一臺電視機或電腦，資本主義國家為所謂“鼓勵消費、促進經濟增長”使用幾年、十幾年就報廢換代，中國人則要制造換一些部件能夠用幾十年、上百年的產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要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雄心，不僅體現在社會制度、人際和諧方面對人類發展道路作出示范，而且要在充分利用和節約地球資源方面為全世界樹立先進榜樣。

9、各級憲法審議庭和最高裁決庭，將為人民群眾和媒界對各級黨政部門實施憲法監督，以及黨政（包括“人代會”）之間的互相監督，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證。憲法審議庭和最高裁決庭的職責，是審理追究通過一般行政渠道無法解決、糾正和懲處的（特別是黨和“人大”部門把自己凌駕于法律之上的）“違憲”行為，以司法判決形式，維護憲法最高權威，確保共和國社會主義性質。
由三名終身職務成員所組成最高憲法裁決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分別以三分之二多數投票表決，選舉德高望重之國家級退職黨政領袖人士擔任。如因特殊情況需要彈劾最高憲法裁決庭成員時，必須由中共中央常委和人大常委會同時動議，并同樣經“兩代會”全體代表分別以三分之二多數投票表決通過。最高憲法裁決庭其主要職責，一是依法復審各級憲法審議庭的判決結果并作出終審判決；二是協調和裁決“分權制衡”制度運轉過程中無法按常規解決克服的重大矛盾和社會危機33。


結語：愚公移山，堅韌不拔

新毛主義重建方案的第一重大特征是，在強調開展“興無滅資“思想斗爭作用、強調人的思想覺悟對捍衛社會主義制度重要意義的同時，也注重從利益機制上，把黨、政、軍、文化知識界等各界人士的切身利益，和人民大眾的切身利益緊緊捆扎在一起。要通過明確立法，采用“水漲船高、一損俱損”做法，把黨政軍領導和社會各界精英人士的工資收入水平，與工農大眾收入平均指數掛鉤、同步浮動，以促使處于社會優勢地位者放棄在利益分配上“自我優先”的精英主義取向，把維護社會大眾利益、支持提高廣大工農整體收入水平的平民主義社會發展路線，作為自覺的思想追求。

在黨的職能改變方面，黨的領導干部從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權力把持者，轉變為脫離國家權力之后，他們必須依靠支持人民群眾跟權力蛻變分子作斗爭，以及成功培養出一代代革命事業可靠接班人的成果，才能有效維護和強化自身政治領導地位，擴大黨組織的社會影響力。否則就會被“邊緣化”。

上述利益機制，也同樣適用于人大、媒體和憲法法庭系統人士。如果拆毀這一社會主義“分權制衡”體制，以左翼思想文化人士為主體的獨立媒界系統，將失去“無冕之王”的權威身份和獨特地位；各級人大將失去從立法到任免行政長官和掌握全國民兵武裝力量的巨大權力，重新成為無足輕重的“橡皮圖章”；由法律界人士和革命老前輩所組成的憲法審議裁決系統，將再次成為“權大于法”的犧牲品；包括廣大陸軍退役官兵在內的占全國最大人數的工農大眾，將會失去由社會主義“分權制衡”制度所確保的“鐵飯碗”、全面義務教育制和“學生住校制”等制度性利益保障。在這種制度下，權力和利益唯一受損并受到很大制約的，是馬克思所反感的、毛澤東對之充滿警惕的國家行政官僚系統。即便官僚精英階層在共產黨掌管學校中受到良好思想品德教育，他們中某些掌權者“以權謀私”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利益沖動，仍然會頑固地高于廉潔奉公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自覺；但是受到黨、人代會和獨立媒介的三重制約，加上各級“人代會”不斷選拔大量工農兵群眾加入國家行政管理機構“摻砂子”，國家行政官僚階層的精英主義自發傾向，勢將受到有效遏制。

新毛主義重建方案的第二重大特征，是注重現實可行性和具體操作性。這一給中國絕大多數人以明顯實惠好處、使極少數非法暴富者利益受到沉重打擊的社會發展替代方案，不僅可以在中國貧富“兩極分化”路線最終引發社會動蕩和革命形勢下，成為左派組織動員人民大眾重建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和具體奮斗目標，而且能在意識到社會危機的中共黨內人士試圖調整施政路線、化解社會緊張狀態時，作為可行性很強的左翼改革漸進步驟，逐步扭轉中國在“拉美化”泥坑中越陷越深的困境。

譬如，為加強遭受嚴重削弱之國營企業的實力，完全可以在裁軍過程中，不事聲張地把幾個或十幾個陸軍師，改變為恢復毛澤東時代“生老病死有保障”之“鐵飯碗”制度的、必定為深得廣大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人心的大中型國營企業。
為加強媒體監督，可以選派堅信社會主義的黨內高層理論干部，組建掌管由《人民日報》或“中央電視臺”和省市級報刊與電視臺合編的、不受地方行政管轄的“垂直領導”獨立媒體系統，實施對各級黨政領導進行媒體監督的試點工作。
也可以根據“反腐肅貪”、追索國有流失資產需要，訂立必要法規，在條件成熟地區從事建立“民主爭鳴專欄”的政治實驗，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有條不紊地、有步驟有重點地依法開展“反腐肅貪”運動和收復國有流失資產斗爭。
還可以針對城鄉貧困家庭孩子“上學難”的突出矛盾34，有國家通過大力壓縮公款消費、征收“高消費稅、遺產稅”等取得資金來源，統一撥款，有選擇地建立一批“一切費用由國家全包”的“住宿制”中、小學校，給窮人后代以接受“有教無類”待遇和“教育脫貧”的機會。這樣做，不僅會大大增加市場有效需求和就業機會，而且能夠以不致引發社會大規模動蕩的漸進調整方式，補償工農底層民眾在“改革”過程中所遭受的種種利益剝奪和損失，從而大大增強這些年來因階級和利益分化遭到空前削弱的社會凝聚力。而根據2003年美國侵略伊拉克戰爭的情況看，有無這種凝聚力，乃是現代反侵略戰爭中能否樹立全民精神防衛能力的關鍵。
上述這些舉措，均可以在不發生急風暴雨式社會革命和巨大政局變動的條件下，通過左派力量和全國人民的積極推動與不斷施加強大民意壓力，由黨內左翼調整路線制定者采取謹慎試點、逐步推廣的方式，在保持基本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情況下，穩妥漸進地扭轉“拉美化”社會發展方向。

在黨內左翼力量一時無法占據上風情況下，中國左派應援引憲法有關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力的明確規定35，以據理力爭的方式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在全國各地建立“毛澤東主義學會”、“維護社會主義憲法聯合會” 以及“維護民工權利協會”等基層性“社群組織”，以合理合法的方式，促成必要的思想整合和組織整合。在這一整合過程中，要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風氣，對各類左翼社會發展模式和方案進行廣泛深入討論，逐步建立起包括新毛主義重建社會方案合理構想在內的牢固共識，使之成為中國左派宣傳社會主義政治主張和具體奮斗目標。要擬定使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生動鮮明和簡潔扼要的戰斗口號36，發動人民群眾起來重建自己的社會主義事業。

我們可以根據現行憲法所明文規定的“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37”原則和“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38之條款，對借“推進企業改革”為名大搞“化公為私”、“買斷工齡”逼迫國企職工“下崗”等明目張膽的“違憲”行徑，在民眾覺悟和組織程度比較高的地區、單位或部門，借鑒上述“民主鳴放專欄”做法，深入基層，組織發動群眾通過貼“小字報”、宣傳討論憲法原則和中央高層“維護憲法權威”講話、在互聯網左翼論壇大造輿論，群眾投告請愿乃至正式提出法庭起訴等合理合法手段，跟黨內外資產階級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名正言順地提出清算剝奪“化公為私”私有化成果的斗爭目標。

根據現行憲法“國家保護公民合法收入”39之條款，中國左派也可以維護憲法權威為號召，利用互聯網、學術討論會思想座談會、發動請愿示威活動等，對拖欠農民上城打工者工資之嚴重社會現象，不僅追究資本家、包工頭等肇事者的經濟責任，而且追究有關政府和司法部門默許縱容這類剝削搶劫行為者的“違憲罪”和“瀆職罪”。

必須高度關注和重視九億中國農民的生活疾苦和利益困境。要充分發揮某些大學已存各類馬克思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研究學會等組織，聯系和擴展更多類似組織，發現和培養思想進步的各地大學生，通過他們在暑假寒假時期深入廣大農村，宣傳跟農民利益直接相關的新毛主義重建方案主張，并建立密切的固定聯系。對于向農民肆意轉嫁國家全民義務教育經費負擔，以及各種“土政策”橫征暴斂、侵犯剝奪農民“合法財產所有權”的行為，有選擇、有重點地發動群眾，跟為非作歹的農村貪官污吏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中國思想左派應該積極運用現行憲法中“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的明確規定40，針對報刊、電視、文學和互聯網等思想意識形態陣地資本主義賣國主義和反社會主義思想攻勢十分猖獗的現象，堅決揭露政府有關主管部門的包庇縱容和公然與憲法“對著干”的“違憲”責任。

根據現行憲法“反帝、反霸、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正義斗爭”原則規定41的“違憲”行為，我們也可借時事討論會和互聯網上貼開展輿論譴責和思想批判的形式，直至向法院提出正式起訴等合法手段，把中國政界學術界代表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親美派人士推上“違憲”被告席。

參照上述重建方案中所強調的培養全國人民“懂憲、守憲和護憲”公民意識之要求，針對現實斗爭和長遠斗爭的需要，緊扣維護現行憲法權威這一中心大造社會主義輿論，不僅有利于發動群眾，大大增加反動勢力鎮壓左派力量的難度，而且有利于中國人逐步加強社會主義憲法意識，為新毛主義重建方案的實施前景，在全社會打下良好思想基礎。

總之，要把毛澤東時代在現行憲法中所存留的一切社會主義因素，轉變為有效反擊“拉美化”路線的思想動員手段和斗爭武器，選準中國資產階級最容易突破的基層薄弱環節，在黨內外左派力量比較強的地區和單位，開展成功機率較高、容易取得廣泛社會同情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局部抗爭。在每一場斗爭中，組織領導者要以毛澤東所提倡的“五不怕”精神42為自我武裝，首先在斗爭氣概上勇敢無畏地壓倒敵人。而在策略上，要抓住黨內走資派還不敢公開拋棄社會主義旗號的致命弱點，精心設計使敵人“狗咬刺猬無處下口”的公開口號和合理合法的具體斗爭目標，營造一種“朋友跟我們靠近不必害怕丟腦袋、敵人對我們仇視卻難下手”的有利勢態，以保護群眾的人身安全和斗爭積極性。要遵照毛澤東“不打無準備之仗”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力求使每一個斗爭回合，都能爭取到黨內各級左派力量和思想學術界良知人士以及社會輿論的廣泛呼應、同情和聲援。要向最好處努力，作最壞打算，制定進退有據、能夠充分應付成功與失敗兩種可能的對策，明確勝利時要達到打擊削弱敵人、壯大人民力量之成效，失敗時能達到迫使反動派暴露真實面目、擦亮人民眼睛和保存自身力量之結果。

在歷史所賦予的重建社會主義中國偉大事業中，我們要繼承毛澤東所倡導的“愚公移山”43的堅韌不拔精神，深入底層用最通俗的語言，堅持不懈地宣傳我們重建社會主義中國的各項具體主張。增強中國革命必勝的信心。要使所有黨內外左派人士、一切不滿資本主義自私貪婪“兩極分化”路線的進步知識分子，溝通那些渴望人與人和諧相處、希望共同致富的中國人，與憎恨靠巧取豪奪少數人致富、反感人與人互相競爭搏斗之社會模式的絕大多數民眾一道，共同“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44 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愿和我們一起奮斗，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面對現在壓在中國人民頭上“國際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和“國內資本主義拉美化”這兩座大山，我們“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2003年3月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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