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紀念“一二·九”七十周年活動簡訊

嘉賓：
    武光（北航首任院長，原社科院副院長，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肖衍慶（北京日報同心出版社原社長，著名長篇小說《雙水峪》作者）
    時邁（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高級教師）
    韓德強（北航管理學院教授）
時間：2005年12月10日上午9點半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下面是肖衍慶老師的發言（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毛主席說過，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革命和不革命的最終分界線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和實行和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這是唯一的標準，在這個問題上也有我自己的思想變化過程。我和工農兵結合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大學階段。我是1957年進入北京大學。進了大學在那個年代意味著將來就是國家干部，對于一個農村孩子來說也就是擺脫了繁重的體力勞動。我是來自農村，所以進大學時是抱著這個思想的。但進大學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的反右派斗爭。當時北大食堂南墻上貼著兩條標語，一條是歪歪扭扭的“自由萬歲”，另一條寫著“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很顯然，頭一條是右派先生寫的。后一條時毛主席的語錄。這兩條標語給我的印象是反右派斗爭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當時我就如饑似渴的看接漏右派的大字報，參加批判右派的會。我清楚記得當時一個右派在給妻子寫的信中稱贊自己的頭是多么天才，這顆頭只能放在自己的肩上，放在任何別人的肩上都不行。這種種教訓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個人主義是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犯錯誤的根源。那個時候，我對自己頭腦中的個人主義開始有所警惕。這個時候我們參加十三陵水庫的修建勞動，后又下鄉深翻地、下礦當礦工。在勞動中，一面用汗水洗刷自己頭腦中的個人主義，這是“破”；一面還要立。靠什么立? 我當時有一個高中同班同鄉的同學，他當時在沈陽工作，路過北京來看我，特意給我留了十塊錢。我拿這十元錢到北大書店買了套三卷本的毛澤東選集。買了后就一篇一篇讀，當我讀到《〈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時，讀完這篇后臉發熱。毛主席在文章中說，“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就相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媽呀，我一想，領袖在群眾面前甘當小學生。我呢？想“揚名聲，獻父母”，想做人民頭上的老爺。這是何等的可恥！所以我有了這個覺悟之后，就在后面下鄉、下礦的勞動中自覺地和工人、農民交朋友。我們在井鑫煤礦勞動了一百天，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國工人。 我當時的交往對象叫李裕德，他比我大兩歲，我寫他。結果第一篇我沒寫好，礦工們說，你寫的像你，不像我們的李裕德。哎呀，我很苦惱。學校放暑假時，我又跑到煤礦，和李裕德一起勞動。 在一起勞動中，他把他的情況和心里話給我講了。他說，舊社會那個時候，礦工們都是為了活命，哪兒會想著能夠娶老婆，更沒想過有所積攢。解放后，我就干起頭了，我非要好好做不行，來報答國家。我和他交往深之后，根據他的真實情況寫了篇文章，后來發表在《北京日報》頭版。他后來還參加了59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表彰大會。我看了個材料，上面說當年的先進工人現在大多數生活狀況都非常慘。所以三年前，我和老伴專門去看了他。他已經癱瘓了，他見我第一句話就說：“肖衍慶啊，資本家入黨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想不通啊！”我說，“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咱們都想不通吧。”我寫的《雙水域》中的李云山就是以他為原型的。他曾經到北大來，我給他說“咱們換換位置，我去當幾年礦工，你來學習幾年，這樣你的貢獻會更大。”當時我確實有這個思想，就是和工農群眾結合之后，確實覺得怎么就不如他們呢。我當時的感覺也正像毛主席說的“工人農民比較干凈”。所以當時從感情上開始有了變化。對這些人，我非常尊重。
   

    到了1961年，應國家的政策號召，我當時帶了幾個研究生到昌平縣黑山寨一個叫分水嶺的小村莊搞政府支持，也是一百天的時間。那一年正是春夏都旱，春種種不上。我們和群眾一起擔水、點種。就是用山溝里的水，一瓢瓢舀出來，點種。晚上我們就把青年團的工作組織起來，編文藝節目、唱歌，讀毛主席的書，講講革命故事，把群眾的文化生活搞起來。到了深秋寫了場谷雨，我高興極了，和農民有了種共同的感情。當時我們已結束回校了。我又跑到這個村子，住了七天。那個群眾啊，盡管生活還很困難，但是在我住的那幾天里，群眾們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讓我吃，給我講這個村子的歷史。這個村子解放前夕曾有過一場拉鋸戰，是和國民黨組織的“還鄉團”，當地又叫“壯丁隊”的這么一伙兒力量打仗。當時有幾個村民被打死了，這個時候的村支書就是從還鄉團的槍口下逃出來的。回校之后，我利用暑假的時間給他們整理了一部村史。我寫的《雙水域》中村史的那部分，就是借鑒了這個村子的歷史。我和這個村子現在還有聯系。
  

    如果沒有1958年我下廠、下礦勞動時看到的千百萬革命群眾那種沖天的干勁；沒有1961年我看到的群眾在困難面前不怨天、不憂人，堅信黨、堅信毛主席，就不會形成我堅定的感情。這對我后來在兩條路線中站穩立場非常重要。所以我被打成“反革命”后被平反時，專案組的同志說，“老肖對三面紅旗是堅定的。”
   舊學校教育我的是“勞心者治人”。而毛澤東思想教育我“要學會尊重勞動人民”。這就是我的第一個轉變階段，破除個人主義思想。
  

    第二個階段是1962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這是個黨的領導機關，能夠在老同志身邊工作，從老領導那里學習革命的傳統。但是當時我還有個問題，世界觀還沒有完全改變，隨著在這樣一個領導機關工作時間的增長，“為官”的思想就慢慢凸現出來了。 這是有兩件事情給我敲響了警鐘，一件是62年國慶節，我從外面調查回來，在王府井受到警察的盤查，我把市委工作證掏出來給他，意思就是說“我在特殊機關工作，你還敢不放行？”我當時就表現出了這樣一種特權思想。另一件事情是，我一個北大留校的同學在王府井書店買了本《雷鋒日記》。我們在大街上碰上了，我問他買的什么書，他說《雷鋒日記》，我當時不屑一顧。后來看到毛主席的“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字，我才知道我錯了。我真正對“特權思想”的認識和反思主要是在后面的“五反”、“四清”（社教運動）中。我們當時到的廠子是通縣的一個儀器廠。當時這個廠子的領導班子是整個腐爛了。當真正把這個廠子的群眾發動起來，控訴這些腐敗分子，就是“斗走資派”時，那個群眾像火山爆發一樣，里三層、外三層把廠領導圍住，簡直要把他們打成肉餅。所以群眾對走資派的憤恨，我是親眼看到的。這個對我教育很深。那個時候我也在讀《焦裕祿》。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上，在后來學大慶的過程中，我在廠里和工人們一起勞動，一起清潔衛生，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一起斗私批修。這是第二階段，也就是怎樣克服“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個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思想，樹立共產主義思想。
  

    第三階段是文革時期，那個時期批判修正主義的思潮觸及到了每個人的世界觀。這個時候毛主席有段話：“舊學校，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舊知識分子，他們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因此要對他們進行再教育。”這個傳到我們教研室時，有相當一批同志接受不了。有個清華來的女同志非常氣憤，她說要是這樣的話，我們這幾年共產黨員白當了。因為當時市委研究室集中的都是名牌學校的高材生，都是培養的革命接班人，頭上的光環一個套一個，當然就對主席的話有意見。我當時雖未明著表態，但也未完全想通。后來我被錯打成“反革命”，開除黨籍，下放察北勞動，那個時候我知道我被打錯了，當時我對自身有一個問題是認準了，對別人的批判是認同的。就是剛進北大校門時“這下終于擺脫了繁重的體力勞動”這個思想，實際上就是擺脫勞動人民嘛。所以下放期間和群眾一起勞動時，我是全心全意投入進去。我當時橫下心給自己定條要求，要半年時間趕上他們一個壯勞力。那個時間也積極地用自己以前學到的醫術給群眾們扎針、治病。當時是一心自覺地要去改變自己舊有的思想、觀念，愿意改造，愿意接受再教育，培養勞動人民的立場。所以《雙水域》中的下放干部楊立倫是概括了我的一些經歷和感受。在我結束下放，徹底平反時，我給愛人說，“這一年多的下放使我體會到，知識分子一定要改造‘名’和‘利’。只有改造了這兩個方面，你才能夠為人民服務。不改變這兩方面，是不可能真正為人民服務的。組織上不論對我們平反到何種程度，我們都不應對組織上有任何的怨言。”所以后來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時，我對此不屑一顧，從未動搖過。因為我是親身感受和經歷過的。
  

    由于前面的經歷，在后來多年的工作中，我知道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根本轉變是太重要了！你說你要搞共產主義，要為人民服務，而你不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都是一句空話！在我思想轉變之后，在我以后的工作中我感覺就有方向盤了，工人、農民們的話和思想感情和我就是相通的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央一個大的刊物組織了一場大的“潘曉來信”討論，討論“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提倡宣揚“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這樣一種哲學。有人批判雷鋒、丑化雷鋒，否定“大公無私”。我反其道而行之，當時順義縣有個女青年，看了這個刊物上的討論之后，就給編輯部來了封信，問“農村青年到底怎樣生活才有意義？”。我就堅決地用毛澤東思想來進行辯論。后來這個女青年又給她們村里的赤腳醫生辯論，他們這個赤腳醫生就堅決批判潘曉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后來改變了這個女青年對潘曉思想的盲目認同。我說這個話的意思是，當我們自己的思想改造之后，我們幫助青年進行思想改造時，就能幫到點子上。不斗私批修，不改造自己的人，絕對學不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本身就是要改造人。
  

    從以上的經歷中，不難看出，像我這樣一個農民子弟，如果不讀毛主席的書，不接受毛澤東思想教育，不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在今天也只能是精英中的一分子。遠離實際，遠離生活，遠離人民，為有錢、有勢的人去賣命。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實際上就是堅持和貫徹共產黨人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堅持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是把共產黨人的觀點堅持到底。英雄創造歷史的觀點是唯心的，英雄和人民共同改造歷史的觀點同樣是唯心的。抱著唯心的觀點，是不可能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的。現代不同了，工人階級由于下崗、買斷而被分散了。農民也因分田、進城務工而散了。和工農結合有許多實際的困難，全社會又沒有這樣的風氣，但是辦法總比困難多。只要我們認準了這條光明的道路，我們就會有辦法到工人農民中間去，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最后還是工人農民說了算。
  

    李爾重老人說得好，“人民不會不說話。一旦人民說了話，中國就有救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