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同志指出:不是任何發展都是“硬道理”,當前貧富差距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五中全會不再提效率優先——明目)
把“效率優先”放到該講的地方去
劉國光
文章來源:經濟參考報
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文件有許多新的精神。其中一項是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而不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其實如果我們注意,在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文件中,已經不出這一提法。這次會議繼續淡出此題,表明了中央貫徹科學的發展觀,重視構建和諧社會的決心。這一舉措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經濟理論界和媒體的一些同志,由于學習體會中央精神不夠,囿于習慣,仍不時有宣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論述出現。為了深入領會中央關于收入分配問題的指導精神,有必要理清“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并不符合當前形勢要求的理由,并把“效率優先”這個提法,放到該講的地方去講。我以為,比較重要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1)“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意味著把經濟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會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顧一下。這怎么也同“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搭不上界。這個提法只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段時期,不適用于初級階段整個時期。
(2)小平同志講“在本世紀末(即2000年)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貧富差距)問題。”如“公平”放在兼顧即第二位的地位,就不可能突出地提出和解決社會公平問題。這與小平同志的指示相悖。
(3)現在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社會不公平造成許多矛盾緊張與社會不和諧現象,潛伏隱患,不時爆發。如繼續把社會公平放在“兼顧”的第二位,與我黨構建和諧社會的宗旨不符。
(4)按國際公認分配公平指標,中國基尼系數已達0.45以上,超過國際警界線;超過資本發達國家如英、美、法(基尼系數0.3-0.4)和資本福利國家如挪、瑞(基尼系數0.2-0.3),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僅遠大于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是中國歷史上貧富差距空前大的時期。如果再拖下去,把公平放在“兼顧”的第二位,如何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稱號相匹配。
(5)“效率優先”不是不可以講,但應放到應該講的地方去講,而不是放在收入分配領域。效率、效益、質量一系列概念是與速度、投入、數量一系列概念相對應的。我黨轉變增長方式(即發展方式)的方針要求把質量、效益、效率作為經濟增長(發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把投入、數量和速度放在適當重要地位。對生產領導來說,可以講“效率優先”“兼顧速度”,把質量、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主要靠拼投入、增數量來實現經濟增長。這符合正確的“發展是硬道理”的大道理。因為不是任何發展都是大道理。不講效益、不講質量的發展就不是大道理,而且照這樣粗放地發展下去,其后果很令人擔憂。鄧小平說“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就沒有什么可以擔心的”。所以,把“效率優先”放在發展生產的領域去講,非常合適。這是它永遠的存身之地。
(6)而在分配領域,效率與公平原先人們設想的是trade off(交易)的關系,即在一定范圍內擴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提高效率,所以有優先兼顧之說。但是后來大家研究,兩者之間不單是trade off的關系,而且應當是辯證的矛盾統一的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過小都不利于提高效率。所以就不存在哪個優先哪個兼顧的問題,要辯證統一地考慮。
(7)有人說,初次分配可以講“效率優先”,再分配再講注重公平。難道初次分配社會公平問題就不重要?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的畸高畸低的個人收入,不是初次分配問題?有些部門、企業高管人員與普通職工的畸高畸低收入,不是初次分配問題?一些外資、內資工廠,把工人(特別是民工)工資壓得那么低,而且多年不怎么漲,過量剝削剩余價值,不是初次分配的問題?還有說不清道不明的許多不合理、不合法、不規范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不是初次分配中產生的?初次分配秩序混亂,初次分配中的社會不公問題難道不需要重視、處理、解決?還要等到財稅等再分配杠桿來調節,這在中國是遠遠不夠的,是解決不了分配不公問題的。
所以,在收入分配領域不用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不要再出“初步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而要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正如這次五中全會文件所強調的。這符合改革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也有利于調動大多數人的改革積極性。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本文是作者10月13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座談會2005年秋季會”上的講話摘要
文章出處: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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