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可持續性觀點客觀評價我國計劃經濟

中國政法大學

楊 帆

   是誰要把我國計劃經濟

定義為“歷史最壞時期”？

對我國28年計劃經濟，長期存在著妖魔化傾向，許多官方文件和領導講話，報刊傳媒，教科書，學術著作，只談“改革開放28年以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中國歷史最好時期。在各種場合，丑化和否定計劃經濟的言論不計其數。經濟學家說計劃經濟沒有效率，預算軟約束，平均主義大鍋飯，人民極其貧窮，依靠票證生活；說計劃經濟違背比較利益搞趕超戰略完全失敗，要開放創新依靠外資進行技術升級，說國有企業是產權虛置，應分給私人，或者干脆就分給有權力的人；政治學家說計劃經濟下沒有人權，以權力消滅社會和個人自由，不讓農民出村子；社會學家說毛澤東不計劃生育，誤增四億人口；大家一致批評這28年不搞經濟只搞政治運動，把國民經濟搞到崩潰邊緣，中央黨校的黨史專家說，建國以來只有兩個時期經濟好，一是1957年以前，二是改革開放以后，這是公開學術和政治語言。還有不計其數的私下漫罵，說毛澤東是專制大暴君，什么好事也沒干，除了左傾就是左傾，稱為“中共左禍”；說農民相當于國家農奴，最近山西揭露出來的奴工事件，其實就是計劃經濟時期的普遍現象；說大躍進餓死3000萬人，國家還集中財力搞原子彈；說志愿軍對抗美國不值得紀念；說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歷史上所有革命都是以暴易暴，越搞越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是近代中國人的兩個病灶；說社會主義進入中國完全是歷史錯誤；等等。

總之，否定計劃經濟28年，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所謂“精英鐵三角”的共識，是他們新自由主義和民族歷史虛無主義思想體系的一部分。 其認識論根源是：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經歷了長期激烈的思想政治文化斗爭，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就是徹底否定計劃經濟，否則似乎就沒有合法性。 其理論誤導之一就是：把計劃經濟與大躍進文化革命混為一談。其實大躍進和文化革命不僅否定市場經濟，也破壞了計劃經濟，它們的錯誤來源于毛澤東同志本人的一些特殊想法，與計劃經濟體制無關。其利益背景則是最重要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既得利益集團把毛澤東時期和計劃經濟定位于歷史最黑暗時期，把改革開放以后定義為歷史最好時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禁止中國人民對近年來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反思，用一位“著名主流經濟學家”的話就是：現在無論出什么問題，也比計劃經濟時期好。 這樣的“標準和規則”建立起來了，誰反思改革就是反對改革；誰主張調整利益格局，誰就是要復辟計劃經濟，寧要腐敗和分裂，不要回到毛澤東時代。這樣，他們的既得利益就有了合法性。這樣下去，目前中國各種問題都無法真正解決，直至出現社會分裂和經濟崩潰為止。因此，目前我們重新評價計劃經濟，不僅具有科學和歷史意義，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計劃經濟的真實意義與成就

說計劃經濟時期就真正是工人農民當家作主，說國有制度就真正是全民擁有了生產資料，能夠超越商品貨幣的歷史階段，直接進入共產主義，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說法，或者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信仰系統。 如果把信仰與科學混同，強制推行理想主義，就必然要犯“左”傾錯誤。 我國計劃經濟在推行過程中有很多失誤，再加上毛澤東同志特殊的理想主義與實踐，“左”傾就更加厲害，這在 1978年底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已有結論，承認計劃經濟積累太高，國強民窮，國家對老百姓的消費有歷史欠帳，要補欠帳，集中精力搞經濟；承認計劃經濟時期權力過于集中民主太少，而文化革命則是一場歷史浩劫。 這樣的結論成為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但并不意味著就可以全盤否定計劃經濟。 如果開始新階段就必須徹底否定舊階段，那么以后改革開放也會被否定。 這恰恰就是一種“革命”思想，而不是改良思想；改革之所以不同于革命，就是由于它不是否定與割斷歷史，而是尊重傳統，按照歷史延續性的邏輯發展，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都是在一個國家內，一個政黨和政權的領導下進行的，難道就沒有延續性？這與十七大確立的科學可持續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實際上，計劃經濟時期的積累率高達 30%，在排除了經濟波動因素以后，有效年經濟增長率至少10% 以上，7年擴大一倍，28年GDP 擴大8倍以上。更加主要的經濟成就不在總量而在結構。西方主流經濟學所鼓吹的比較利益和自由貿易，并不能使中國富強。自洋務派以來中國致力于工業化與現代化，從官辦商辦到官督商辦都試過，百年來結果如何？到1949年中國工農業產值的比重是1：9，工業只占10%。制度學派解釋為官商結合的腐敗所致，實際上根本原因是沒有強大的國防，1840---1945年105年中國沒打過勝仗，帝國主義把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關鍵的經濟條款是5% 低關稅，美國卻長期實行46%高關稅，相差40個百分點，無論什么樣的產權和所有制，都不能與外國競爭。 

計劃經濟的真正歷史意義在于，它是資本原始積累的一種方式。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需要資本原始積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道路，先發資本主義國家依靠侵略和掠奪，后發國家則有依附型和獨立型之分。自由貿易不能強國，依附型發展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實際結果是不發展，帝國主義也不讓我們發展。在共產黨武裝斗爭取得政權以后，必然依靠國家力量實現工業化。

在生產力非常落后，與帝國主義交戰被封鎖禁運的條件下，中國毅然拒絕依附型道路，決定依靠國家力量實行內部積累，創造動態比較利益。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作為工業化一種原始積累方式，比侵略型道路道德水平高，比依附型道路速度快。計劃經濟的實質是依靠政權力量強行壓低消費，把積累率提高到30% 以上，成為工業化資本積累源泉，中國人民為之付出兩代人的犧牲，在28年內走完了西方資本原始積累200年的道路，完全沒有對外掠奪，無論道德評價還是歷史評價都是站得住的。

集中力量做大事，是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如果不是當年趁美蘇爭霸之機，我們犧牲洋房汽車首先擁有原子彈，等到現在政府稅收充裕了，美國霸主還能讓我們干嗎？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利用國家的組織力量，比較徹底地消滅了傳染病，修建了基本的水利工程和基礎設施。

1978年工農業的實際比重大約是5：5，一個獨立而強大的現代工業化體系已經建立起來，在軍事工業和高技術方面，與國際水平迅速接近， 1970----1980年10年奮斗，大型噴氣式飛機已經成功，至今說起來無人相信。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00美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原始積累。 計劃經濟體制適于積累不適于經營，轉向市場經濟也是歷史必然，只不過歷史規律不能自動實現，而是通過人的活動實現，人的活動就充滿著矛盾和斗爭。因為文革后期政策極端左傾，思想極端僵化，因此激烈的政治思想和理論斗爭難以避免，這樣的斗爭傷害了人的感情，造成了一代人的絕對對立，理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至今各執一詞，互相否定，喪失了中國人“維大英雄能夠本色，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傳統與胸懷，或許只有新一代人才能夠完全這一“超越左右翼”的思想整合。

        誤增4億還是人口紅利？

      筆墨官司并沒有打完

改革開放初期最大的理論成果解放思想，批判文化革命和計劃經濟，其中對毛澤東的人口政策進行徹底否定，說毛澤東“錯批一個馬寅初，人口誤增四億”。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市場經濟均衡論，制度學派的改革論，都無法解釋近年以來中國經濟超過10% 的增長和大牛市，竊據中國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喪失了解釋力和預測力，已經失語。我們需要以歷史觀點解釋的是；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在市場經濟確立以后，仍舊高速增長，積累率仍舊超過30%甚至更高，兩種不同的體制卻有相同的結果，說明在體制因素以外，還有更深層次的經濟增長動力，按照這個邏輯思考，我們吃驚地發現，原來卻是最簡單的因素：人口！ 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完全成正比例！

1840---1949年，中國人口停滯于45000萬左右，經濟也不增長。計劃經濟28年經濟增加8倍，人口增加4億；改革開放28年經濟又增加8倍，人口又增加4億；再過12年到2019年左右，我國經濟按年增 7% 計算，還可再翻一番，人口則到達16。5億的最高峰。 人口與經濟的內在聯系是：人口增長快則年輕人多，年輕人多則儲蓄率高，儲蓄等于投資，所以投資與經濟增長率就高。2019年后中國人口老化，經濟增長率必然下降， 我們就只能依靠技術的力量了。

國際主流經濟學終于承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得益于“人口紅利“，但他們不愿意承認其根源，這會否定他們的“市場萬能論”教條。是我們國家的獨立與強大并實行社會主義民生政策，才使人口猛增，在計劃經濟時期把他們養大成人，形成農村龐大的過剩人口大約4億。 以后才有可能在國際資本進行結構調整的新歷史條件下，通過開放政策，使他們與外資結合，出現出口和就業的猛增。 中國以家庭為中心已進行30年教育投資，下一階段實現技術升級才是真正的考驗。

這說明，有比制度改革更加深刻和根本的東西，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不是體制改革，而是國家的強大和人口的龐大與快速增長。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是工業化不同時期的不同經濟機制，都有積極作用，在同一時期也可互相補充。兩者并不代表歷史的不同方向，不代表根本對立的兩條道路，而是同一歷史方向，同一歷史任務的不同歷史階段，或者是不同發展形式。只要我們拉開歷史視角，就可以看出其相互否定與激烈斗爭，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暫時現象，那種冤冤相報的非理性態度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發展奠基

如果一個70歲的人功成名就，說自己前30年活得沒有意義，我們會懷疑他有老年癡呆癥。計劃經濟完成的是資本積累的任務，單個企業的成本收益和經濟效益不能反映計劃經濟的貢獻，造原子彈的國家安全收益，造大飛機的產業拉動效益，都不計入企業收益。而油礦勘探，科技發明的沉沒成本是由國家承擔的，也無法計入企業成本。

按照國際通行的指標比如GDP，必然低估計劃經濟而高估市場經濟。改革時期的特殊增長因素是體制轉軌，轉軌是把在計劃經濟下積累的財富通過市場價格機制，轉換成現實的GDP，因此轉軌或者說改革，是綜合體現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方面貢獻，絕非市場經濟一方。把肯定計劃經濟積累的貢獻說成是反對改革，是無知和偏見，或者就是維護既得利益，必須予以糾正。

最簡單的解釋，就是許多在計劃經濟下不計算價格的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中計價了，如土地，資源和家務勞動；許多財政補貼取消了，相應地必須提高企業成本價格；物價提高要求工資增加并進一步漲價。 絕大部分統計只要不是實物指標而是價值指標，都是以價格為基礎的，價格提高了，投資，消費，收入，物價，成本，出口，稅收，GNP，GDP，企業收益，分紅，都會提高，貨幣也會超額發行。進一步發展資本市場則是把未來收益，通過貼現的方法變成現實貨幣財富，于是有股票和房地產的增殖。近年以來房地產業的大發展及其暴利，主要是由于國家讓渡了地租。馬克思指出的絕對地租，級差地租和壟斷地租，在計劃經濟下基本為零，而在轉軌過程中逐步具有了價格，地方政府，房地產企業和購買者都有利益，其來源是計劃經濟積累的地租的讓渡，是政府幫助拆遷的造成的低成本，主要不是房地產商的貢獻，而不是市場經濟的平均利潤和超額利潤。

改革初期大量實物經濟和生產力是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 把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農業發展全歸功于分地是不公平的，計劃經濟時期培植的良種也起到關鍵作用。80年代初期的消費熱潮是軍轉民的產物。 至于計劃經濟時期生育大量人口并且由國家負責醫療和教育，是不可忽視，因為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大量國有企業的人才下海，兼職和技術外溢，給鄉鎮企業提供了人力資本。在所有人都沒有財產做抵押品的時候，

是各級政府和國營單位為民營企業提供了無償的擔保，成為他們“第一桶金”的來源，現在都是應該算產權的。

如此說法，并不排除改革與市場的作用。沒有改革，計劃經濟積累的財富就不能在市場經濟中轉變成為現實的財富。 我們肯定計劃經濟的歷史作用，也不是反對改革開放，恢復計劃經濟，而是要反思改革，保障下一階段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歷史是螺旋型發展的，發展具有“隔代“特征。第三階段可能在形勢上要否定第二階段一些東西，并恢復第一階段某些特點，這是更高水平的整合而不是簡單的否定和倒退。 社會基礎已經變化，計劃經濟只能成為歷史，但是我們希望留給我們后代的，是一段輝煌的歷史，一段全體人民付出巨大犧牲但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我們需要繼承的是計劃經濟時期的愛國主義和艱苦奮斗，而不是計劃經濟的做法，這是一種精神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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