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產權理論與國企改革--兼評科斯產權理論》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秘書長兼院研究室主任

  何秉孟  教授

各位專家、新聞界的各位朋友：
去年6月10日，我們也是在這個會議室，曾召開過《新自由主義評析》一書的出版座談會。今天，我們再次在此聚會，就《產權理論與國企改革--兼評科斯產權理論》一書的出版進行座談。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連續(xù)出版兩部評析新自由主義的著作，表明我國理論界對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在此，我首先向參與這兩部書的研究與寫作的專家，向社科文獻出版社的同志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向關注和支持我們的研究與討論的新聞界的朋友們及各界領導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記得去年6月10日在《新自由主義評析》一書的出版座談會上，我向與會的專家學者及新聞界的朋友介紹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時，曾特別介紹了吳易風教授在他所撰寫、并收入該書的一篇論文中的一段精彩論述："新自由主義不同學派的影響范圍不同"，"在我國，當前影響最大的是以科斯為首的新制度經濟學"；"十多年來，某些經濟學家一直企圖用新自由主義誤導我國改革開放的方向"，對此，"如失去警惕，聽任新自由主義泛濫下去，誤導我國的改革開放，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就會喪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蛻變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我認為，吳易風教授的上述見解和判斷，絕非聳人聽聞。近十多年來，一些人在"反左"、"創(chuàng)新"的旗號下，成套搬進新自由主義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猖狂進攻，向國有企業(yè)、公有制潑臟水。致使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特別是科斯的產權理論，不僅在我國的經濟學界的相當一部分人中具有很大影響，而且已經滲透到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實際工作之中，嚴重影響到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正確方向，并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種傾向已經危及到國有企業(yè)、國有經濟的生存和發(fā)展，危及到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
偉大的鄧小平曾經指出：面對公然向馬克思主義、向四項基本原則挑戰(zhàn)的錯誤思潮，"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思想戰(zhàn)線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這方面擔負領導責任的和有影響的共產黨員，必須站在斗爭的前列。"正是本著這一精神，為推進我國的國企改革沿著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的正確方向發(fā)展，從去年年初開始，我們即著手籌辦"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與國企改革--兼評科斯的產權理論"研討會。為開好這次會議，同年夏天，我們組織了幾個小型的關于國企改革的座談會。在全國理論界、社會科學界同行的大力支持下，"產權理論與國企改革"的研討會于去年9月22 日順利召開。今天擺在各位面前的這部著作，就是由出席這幾次座談會、研討會的專家學者向會議提交的論文中精選結集而成。
《產權理論與國企改革--兼評科斯產權理論》分為五篇，共收集論文25篇。下面我簡要介紹一下收入本書的具有代表性的幾篇論文的主要觀點：
本書第一篇為"總論"，以拙作《國有企業(yè)改革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為指導--兼評科斯產權理論》代之。拙作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科斯的產權理論進行了辨析，歸納、總結了當代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的十個基本觀點，指出："科斯的產權理論是私有產權理論"，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不是改變所有制，······而是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同經營權相分離"，我國的國企改革只能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為指導。
本書第二篇為"科斯產權理論評析"，收入了著名經濟學家吳易風、吳樹青、胡代光、丁冰等學者的大作。吳易風教授在其論文《不能讓西方產權理論誤導我國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中，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分析，揭示了所謂"科斯定理"實則是"科斯謬誤"、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清晰論"實則是"產權神話"。吳易風教授指出：現在，在我國產權理論研究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出現了言必稱科斯定理、言必稱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清晰論"的不正常現象；國內有些人通過宣揚科斯及新制度經濟學的私有產權理論，來宣揚資本主義私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完全背離了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胡代光教授的《評析科斯產權理論中的兩大支柱》一文，以非常平實的文字，對構成科斯產權理論的兩大支柱--交易費用和科斯定理給予了評析。結論是，用西方學者的話來說：科斯的"交易費用這個概念或范疇未免太抽象、籠統，似乎是未被揭開的'黑箱'"；而"科斯定理"則"有可能是錯誤的或僅僅是同義反復"。胡代光教授指出："科斯強調，要建立起任何穩(wěn)定和完善的市場經濟，都必須有適當制度安排。他本意指'適當制度'就是完全實行私有化制度。對于這個論斷，我們切忌'食洋不化'，照抄照搬，否則將被誤導，走入歧路。"
丁冰教授的《略論科斯產權理論與我國國企改革》一文，揭示了科斯產權理論的本質："按照科斯定理的要求，為了使經濟效率最大化，······產權的主體必須是私人。如果產權是公共的，產權就模糊，效率低下；產權是個人私有的，產權就清晰，效率最高。可見科斯產權理論的本質和真實含義是要為維護私有產權，為建立、完善和鞏固私有產權制度提供理論基礎。"因此，"我國國企改革絕不能以科斯產權理論為指導；如果按此理論把國企產權明晰界定歸個人，實行私有化改革，就無異于從根本上摧毀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斷送社會主義前途。"丁冰教授指出，"現在流行一種觀點，認為國企改革首先應按科斯明晰產權的要求，把國企產權量化到個人，實行國企改制，或者說實行'國退民進'的方針，使國企退出一切競爭性領域。并且要按'三套馬車'拉動的方式退出：一是讓企業(yè)管理層收購（MBO）；二是讓私營企業(yè)收購；三是讓外資企業(yè)收購。這'三套馬車'論不僅有悖于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而且還會加速私有化進程。"
本書的第三篇為"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研究"篇，本篇收入的何干強等8位學者的7篇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當代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何干強教授的《用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推進國有企業(yè)改革》一文指出：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其特征是從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出發(fā)，歷史地認識生產資料所有制，強調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是所有制的核心；認為國有企業(yè)股份制改革的實質，是全體勞動人民憑借國有資本所有權，利用股份制這種企業(yè)資本組織形式，獲取自身經濟利益。在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看來，搞活和發(fā)展國有控股企業(yè)，這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要求；在競爭性領域搞活和發(fā)展國有控股企業(yè)，才能真正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何干強教授指出，"反對（國有資本）一股獨大"，這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信念的動搖。一些地方在"反對一股獨大"、出售國有企業(yè)的同時，片面強調發(fā)展民營經濟是富民的有效途徑，避而不談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對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把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宣揚為促進社會公平的主要手段，卻淡化生產資料公有制對初次分配公平關系具有決定性作用。殊不知，只有在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前提下，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才能有助于共同富裕。
鄭宗寒教授的《關于產權的幾個理論問題》，分析了產權的本質。認為，產權作為所有制關系的法律用語，反映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財產權背后是人權。財產權所反映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有制是基礎，但不限于所有制，它必將向流通、交換、分配、消費延伸，在生產關系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反過來又影響所有制。它還會向上層建筑延伸。看到這些，才能看到產權的全部。文章指出，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產權，只有與社會制度及所有制關系聯系在一起的產權；也不存在抽象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而只有與社會制度及所有制關系密切相關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在我們面前擺著兩種產權觀：馬克思主義產權觀與非馬克思主義產權觀。前者認為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前提下談產權，解決產權問題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原則；后者則以"產權清晰"的名義搞私有化。鄭宗寒同志還強調，我國理論界對產權的認識一直存在一些誤區(qū)：一是抽掉產權關系的內涵，把產權泛化；二是歪曲事實，批判公有產權，美化私有產權；三是把產權看成一切。以這樣的產權理論指導我國改革，會把我國帶入危險的道路。當務之急，是確立正確的產權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指導實踐。改革必須明確目標方向，圍繞著堅持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來進行。
胡鈞教授在《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制、所有權理論與產權》論文中，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所有制、所有權和產權幾個概念的區(qū)別與聯系，指出：有人在理論上把它與所有權（property）直接等同甚至把"所有制"這個具有深刻科學涵義的概念也說成是隸屬于產權關系之下，把它解釋為"產權關系的制度化"。這顯然是曲解。胡鈞教授強調，概念上的混淆影響著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和認識，因為如果把產權與所有權直接等同，就會把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等同于所有權改革，等同于私有化改革，從而誤導改革方向。黨中央對國有企業(yè)改革要求的"產權清晰"中的產權有明確的解釋。江澤民同志1999年6月在青島召開的國有企業(yè)改革和發(fā)展座談會上講得很清楚。他說："企業(yè)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于國家，這是非常明確的。現在，有些企業(yè)管理、監(jiān)督和經營工作沒有跟上，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無人負責。······要有嚴格的責任制度，要有人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負責，不能只要管理的權力而不負任何責任。"可以看出，產權與所有權的區(qū)別是很明確的。有關所有權改變的，叫所有權結構改革，有關企業(yè)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叫產權或產權制度改革，不涉及到所有權歸屬的變動問題。
本書第四篇為"國企改革的實踐與理論探索"，輯錄了毛立言、楊承訓、李成勛、白聿夫等教授的6篇論文。毛立言研究員在《"經理革命"與"管理層收購"--論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的不同趨向》一文中，通過深入考察現代產權運動的基本趨勢，得出了"管理層收購"是同產權運動的基本趨勢和社會主義"新經理革命"的要求相悖逆的重要結論。毛立言研究員指出：產權分化是現代產權運動的基本趨勢。這一歷史性變化將深刻影響現代社會的產權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隨著產權的分化，形成了擁有獨立法人財產權的市場經濟活動主體――現代法人企業(yè)；同時也就發(fā)生了意義重大的"經理革命"。產權分化趨勢造成的新的產權結構同時也預示著公有制產權結構形態(tài)產生的端倪。對完整意義上的私有產權不斷進行"揚棄"的產權分化趨勢，也在為社會化產權的真正形成創(chuàng)造著條件。從產權運動的基本趨勢和"經理革命"產生的條件來看，現代產權制度都是建立在產權分化的基礎上的，或者說，是以產權分化為條件和特征的。社會主義"經理革命"的制度創(chuàng)新意義，其"新"之所在，就在于它是公有制基礎上的"經理革命"，是解決公有制經濟中的委托－代理關系問題，是培育公有財產所有者委托和制約的經理階層問題。"管理層收購"是與產權運動的基本趨勢和社會主義"新經理革命"的要求相悖逆的。
毛立言還指出，公有制經濟轉型實際上是一個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如果沒有有力的制約力量和有效的約束機制，這個博弈過程只能是強勢群體主導的過程，就會出現經營權侵蝕所有權和向所有權轉化的自發(fā)趨勢，就會成為一種自發(fā)的權貴私有化過程。這已經在俄羅斯和東歐變成現實，這是原蘇東社會主義瓦解的深刻經濟原因。
《國企改革的目標定位：打造"新國企"》一文，是李成勛研究員多年深入河南安彩集團等國企改革第一線調查研究和理論探索所得出的結論。文章指出：國有企業(yè)改革雖已進行多年，成績巨大，但難點、疑點和問題還不少，進一步明確國企改革的目標仍然十分重要。國企是國民經濟支柱、國家安全保障、社會穩(wěn)定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基本標志。國有企業(yè)在社會主義社會及其初級階段有不可動搖的戰(zhàn)略地位。傳統國企的主要弊端是政企不分，使企業(yè)不能按市場經濟規(guī)律自主經營，導致效率低、效益差。國企改革有三種目標選擇：一是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無法結合而主張國企全部退出；二是認為國企既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標志就應全盤保住；三是搞活老國企使其成為"新國企"。只有第三種目標是可取的。因為它有利于發(fā)揮國企所擁有的現代生產力的巨大潛力，不使它流失或閑置；有利于使國企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提高效率和效益，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基礎；有利于維護現階段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改革中我國已涌現出了如四川長虹、河南安彩、江蘇春蘭等一大批"新國企"。"新國企"是由國有資本控股的、合乎現代企業(yè)制度規(guī)范的、充滿生命力的新型企業(yè)。"新國企"的出現證明：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公有制可以結合；國企并非效率低、效益差，更不是"國企必垮"。國企改革的方向并非"國退民進"，而是打造"新國企"。"新國企"在發(fā)展中還必須不斷提升和優(yōu)化。
本書的第五篇《警惕新自由主義誤導國企改革》，收入了周新城、衛(wèi)興華教授和于祖堯、傅軍勝等經濟學家的6篇論文。周新城教授的論文旗幟鮮明，題目就是《不能讓新自由主義誤導國有企業(yè)改革》。文章尖銳指出：國有企業(yè)改革，始終存在著兩種改革觀的對立：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堅持公有制，改革其實現形式；還是按照新自由主義，取消公有制，實行私有化。這種爭論，一刻也沒有中斷。中央堅持馬克思主義改革觀，反對私有化。文章還對有些經濟學家成套搬用新自由主義理論，反對公有制，鼓吹私有化的手法進行了剖析。周新城教授說，這些經濟學家的手法是各種各樣的，但概括起來，不外是兩種：一是公開的、直截了當的，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性經濟人"、"私有財產永恒論"等等假設，攻擊公有制違反人的自私本性，鼓吹"私有制萬歲"、"人間正道私有化"等等，主張"私有化是國有企業(yè)的唯一出路"；另一種是隱蔽的、迂回曲折的，只要中央提出一項改革措施，他們就把它往私有化方向去引導和解釋。例如，中央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他們就鼓吹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私有化；中央提出"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yè)制度，他們就鼓吹公有制產權不明晰，"產權虛置"，只有落實到個人，產權才是明晰的；中央提出國有企業(yè)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籌集社會資本，擴大國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他們就鼓吹通過股份制將國有企業(yè)的資本出售給私人，把股份制作為私有化的一種手段；中央提出國有經濟戰(zhàn)線過長，要作戰(zhàn)略性調整，他們就鼓吹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國退民進"，把賺錢的企業(yè)讓給私人經營；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針，要求采取多種形式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yè)，他們就把出售當作唯一的形式，鼓吹一賣了之，掀起一股賣企業(yè)的歪風。這就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客觀要求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旗幟鮮明地批判新自由主義，分清理論是非，保證國有企業(yè)改革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地發(fā)展。
項啟源研究員和衛(wèi)興華教授在《不能把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不要混同"公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實現形式"》兩篇論文中，憑藉深厚的理論功底，對有些人將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看作是傳統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而將股份制看作是取代傳統公有制的主要公有制形式或"新公有制"等觀點進行了辯駁。嚴肅指出："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股份制已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并說這是馬克思的觀點。是出于對馬克思著作的錯解"；"新公有制"論者把純粹由私人資本持股的股份公司賦予集體所有的性質，列入'新公有制'企業(yè)之中，是既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違背十五大以來黨的有關決議，而且不符合當代實際的"，"必將對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帶來消極后果。"
同志們，由于時間關系，我不可能對收入本書的25篇論文逐一予以介紹。僅從我上面所作的介紹就可以看出，收入本書的論文從不同角度，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對新自由主義的新制度學派、尤其是科斯的產權理論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辨析與批判，對當代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進行了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和歸納，對當前我國國有企業(yè)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實事求是的揭示與剖析，代表了我國理論界、經濟學界對于新自由主義新制度學派、特別是科斯產權理論認識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我國理論界、經濟學界關于當代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研究已經達到的最高水平。可以說，這本著作，是在對科斯的私有產權理論進行深入剖析的基礎上，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對當代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進行開創(chuàng)性研究和探索的我國學術界的第一本著作。其中，不少論文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并對我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某些政策調整產生影響。在此，我不妨引用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真正倡導者劉國光教授在最近撰寫的《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一文中的一段話，他說：2004年夏天以來，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辯論，出現了不少精彩的文章，其對政府決策的影響是，促使國資委確認了MBO（管理層收購）在我國現行情況下問題很多，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于是對MBO的政策調整了說法，由過去的"從來沒有說過反對管理者收購"，到"國有及國有控股的大企業(yè)不宜實施管理者收購"，到最后斷然宣布"國有大型企業(yè)不準搞管理者收購"，中小企業(yè)只能在極嚴格的條件下公開公正地試行。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教授對近年我國學界關于產權理論的研究和產權改革的辯論所作的評估是實事求是的。劉國光教授在這篇文章中還強調指出："我們斷然不能讓它（新自由主義）主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fā)展。這不僅是我國經濟學界應有的認識，也是一些經濟部門的決策官員應注意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不可將近年來我國學術界、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的研究、對新自由主義新制度學派、特別是科斯的私有產權理論的批判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產生的影響作過高的估計。比如，MBO問題，不過是產權改革、國有企業(yè)改革等眾多問題中一個問題，禁止MBO，不能說產權改革、國企改革的方向問題、指導思想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的研究還要深入，我們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也還要深入。現在有的人四處散布流言蜚語，說什么"中央XXX錯誤領會了XXX的意思，批新自由主義批錯了"，等等。我們知道：去年9月中央辦公廳剛剛頒發(fā)的29號文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理論領域的噪音、雜音主要集中的表現"之一，就是企圖"用新自由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我們這些"著名經濟學家"竟然淪落到靠編織流言來為新自由主義辯護，多多少少令人感到有點惋惜！
同志們，我的發(fā)言過于見長，占用了大家的過多時間，向大家表示歉意！最后，我再一次對為這本書的寫作、編輯、出版做出貢獻的專家、學者表示敬意！向今天光臨座談會的新聞界的朋友們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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