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亂：“基本理論”是破爛──“過期作廢腐爛變質”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一說“市場經濟”，“主流經濟學家”們馬上拉出了一大堆清單：“市場原則”、“讓市場自己調整自己”、“市場本身糾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糾正市場的毛病更為有效”、“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總而言之一切放任自流，政府什么也別管，最好連政府都取消。如此“市場經濟”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是最原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曰“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按“主流經濟學家”們畫出的美麗藍圖，只要建立起如此“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一切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這根本就是彌天大謊。

　　所謂“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之類理論根本就是“過期變質”的破爛，早在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后就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拋棄了。在那之前它的確風光無限。今天“精英”們的“窮是因為懶”、“窮是因為沒本事”、“窮是因為素質低”、“你就不配活著”之類口頭禪早在那個時代就非常流行了──所以今天的“精英”想宣布版權都沒資格。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發生后美國胡佛政府仍然堅持“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府不應干預市場”，不折不扣照著張維迎的原則辦事：“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結果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許多美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產生了懷疑，開始討論是不是該走蘇聯人的路子。于是有了凱恩斯理論的時髦，有了羅斯福的新政，政府建立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對個人的基本生存權提供保證，等于把自由競爭的“優勝劣汰”跟人的生存權分離開來，淘汰企業不淘汰人命。也就是說“自由資本主義”不再絕對自由，而是有了限制和條件。它實際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加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有了點“社會資本主義”的味道。雖然羅斯福被不少鐵桿“純資本主義擁護者”斥為“社會主義者”，但事實是從那以后西方國家再也沒有中斷過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和干預，也不再有那種“絕對”的、“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說白了就是絕對的、無限制的“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競爭就有勝負。成功者生存，失敗者呢？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往社會一推了事，自生自滅去。但“生存權高于一切”的規律在哪兒都要起作用。當大批人的生存權受到威脅時，社會不管，必生動亂。怎么辦？當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解決辦法是：侵略別人去。“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污泥，污泥干著急”。通過對外侵略擴張，把內部的矛盾轉嫁給它人，一切代價最后都落實到殖民地人民頭上：你失業了？失去土地了？生存權沒著落了？好辦，到殖民地去，搶他們的土地，搶他們的財寶，搶他們的好東西，剝奪他們的生存權，你的生存權不就保住了？一切不就全解決了？于是皆大歡喜──除了那些被滅絕被掠奪喪失了生存權的殖民地人民。這就是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以盛行的關鍵。翻翻歷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不帶有兩重性：對內講法制，對外講侵略；對內講民主，對外講專制。只講其對內法制民主的一面、隱瞞其對外侵略專制的一面就是歪曲歷史。《大國崛起》說“荷蘭是靠當‘海上馬車夫’發的家”，這是典型的“隱惡揚善”、歪曲歷史，故意只展示人家對歐洲“自家人”的那一副面孔，隱瞞了人家對殖民地國家的另一副面孔。當年的荷蘭對殖民地國家充當的可不是什么“海上馬車夫”，而是不折不扣的“屠夫”。想想鄭成功是從誰手里收復的臺灣。想想當年是誰在印尼對華人進行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想想歷史上是誰為了占有“丁香之國”的產權而把全部居民斬盡殺絕。想想是誰第一個從印地安人手里攫取了紐約曼哈頓島。想想是誰第一個從土著居民手里搶奪了南非。編寫《大國崛起》的“精英”們只告訴中國人人家“海上馬車夫”的這一面，隱瞞了到處侵略擴張的“屠夫”的那一面。號稱“精英”，人品還不如婊子：婊子會拿了錢陪笑，但不會挨了刀還陪笑。而這些“精英”呢？挨了刀還要恬著臉陪著笑去舔“屠夫”的腚，人品比婊子不知賤了幾萬倍。

　　“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存在著尚未被征服的殖民地可供侵略、內部矛盾能夠轉嫁出去的條件下才能繼續運轉。一旦世界被瓜分完畢、不能再毫無阻礙地對外轉嫁矛盾，這個把戲就玩不下去了，就只能強行把矛盾轉嫁給同類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只能造成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矛盾激化。當有“弱肉”可獵時，狼與狼之間可以大體上相安無事。一旦無“弱肉”可獵，狼吃狼就不可避免。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象征著世界上最后一個主要農業國被資本主義國家征服，象征著世界已被資本主義國家瓜分完畢。從此之后資本主義國家“一致對外”共同侵略非資本主義的農業國家的時代結束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大打出手的時代到來了，狼跟狼共同吃羊的情況少了，狼吃狼的情況多了。人類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世界大戰。但自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標志世界被瓜分完畢后才14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才11年就爆發了前所未有的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導致了德國納粹黨的上臺，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自從美國羅斯福的新政開始標志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拋棄了“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采取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相結合的新體系后，自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再也沒發生新的世界大戰，再也沒出現1929年那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從那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就“內外有別”了，對內實際搞的是“社會資本主義”，而對外喊的卻是“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簡單回顧一下歷史：歐洲國家自推行“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后便個個如同抽了瘋，滿世界亂竄搞擴張，急星火燎要把內部社會矛盾轉嫁出去。轉嫁不出去，結果就是內部社會危機、社會動亂。也就是說“不傷人，必自傷”。當世界還沒被瓜分完畢、還有地方可侵略擴張時這個體系還能順利運轉；一旦世界瓜分完畢、再也不能輕而易舉對外轉嫁矛盾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立刻全面激化，爆發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戰，爆發了史無前例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于是如下主張得到了普遍認同：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游戲規則要改一改了。如果不能保證自由競爭失敗者的生存權，整個社會都要遭殃。所以政府必須干預，稅富濟貧，建立起碼的生存權保障體系，讓整個社會得以安寧。這樣做不是從單純的資本贏利的角度看問題，而是從整個社會的生存角度看問題，故名之曰“社會主義”。從此“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退出了歷史舞臺，隨之而去的是新的世界大戰和1929年那樣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正反兩面的事例無不說明了一條：“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害無窮。就是它導致了無數殖民地國家的滅亡，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世界經濟大蕭條，導致了無數社會動亂。一旦拋棄了“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采取了“社會資本主義”，這一切就沒有再重演。這一切難道是偶然的嗎？

　　編寫《大國崛起》的“精英”們號稱“歷史權威”，但面對五千年的中國史，卻總結不出“人民的生存權高于一切”；面對三百多年的殖民史、兩次世界大戰、一次世界經濟大蕭條、那么多的殺戮、那么多的滅絕、那么多的動亂，那么多的苦難，卻總結不出“‘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破壞性無窮”。他們“總結”出了什么“歷史規律”？靠“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魚腸子的方法”之類雕蟲小技，在加上混個“海上馬車夫”，便可以“大國崛起”。再就是弄一堆外國風景、名人雕塑、著名建筑的影像之類剪剪貼貼，加上幾句解說詞，再來點電腦合成圖象，向對外國風光感到好奇的人們賣弄“歷史花絮”。真正關鍵的歷史規律他們一個也總結不出來。直是要多淺薄有多淺薄，要多低能有多低能。就這還恬著臉自稱“精英”，而且還是“世界一流大學”的“精英”。真令人懷疑他們的臉皮是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夠刀槍不入，水火兼防，否則何以如此無恥？

　　至于張維迎之類的“主流經濟學家”，其問題就不僅僅是淺薄低能兼無恥了。張維迎英國牛津留學生活了好幾年，又是專門研究經濟的。他不可能不了解西方資本家國家的真實情況，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歷史條件已不復存在，早已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拋棄了；不可能不知道現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際實行的是資本主義摻點社會主義因素的混合制度；不可能不知道西方國家政府經濟的管制體系已經非常成熟、嚴格、嚴密，沒有一個國家在“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有多大，連世界大戰都造得出來，更不用說在中國一國之內造出社會動亂了；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絕不可能靠對外侵略擴張來轉移內部矛盾，一旦在中國推行“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社會矛盾必將全部在內部積累、內部爆發，最終必然導致中國社會大動亂。他明明知道這一切，但仍然不遺余力把“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早已在西方國家“過期作廢”的毒性極其強烈的“經濟理論”強加給中國，仍然拼命鼓吹“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這只能有一個解釋：蓄意。蓄意利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造成社會動亂”這一鐵的規律，在中國制造出社會動亂來。

　　這順便解釋了“主流經濟學家”們為什么那么積極消滅中國現存的社會福利制度：惟恐中國社會矛盾激化得不夠快不夠深不夠徹底。所以厲以寧說：“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所以張五常說：“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這一切都完全符合“用‘看不見的動亂’制造‘看得見的動亂’”這個總目標。

　　這也同時讓人理解了“精英”們為什么那么熱衷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借口“全球化”、“國際接軌”，千方百計幫助外資控制中國經濟，從中國榨取驚人的利潤──向中國轉嫁外國社會的矛盾，進一步加速中國社會矛盾激化。

　　簡單打個比方：“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象個化工廠，一運轉起來就產生大量產品──利潤，同時也大量產生有毒垃圾──社會矛盾。一個國家采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如同在自己家里安了座毒工廠，得到了產品的同時也必然得到毒垃圾。如果任憑毒垃圾在家里積累，那就是把自己家變成了毒氣室，自己消滅自己。起先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從別處找塊地方──殖民地，好把毒垃圾堆到那里去。產品歸自己，毒品送別人；利潤留給自己，社會矛盾轉嫁它人。只要世界上還找得到新的地方把毒垃圾甩出去，這套體系就還能運轉自如。但到后來可供堆放毒垃圾的地方都被占滿了（殖民地都被占完了，沒地方轉移內部矛盾了），這條路就走不通了，再照舊運轉就毒著自己了。于是化工廠的主人們就要求別人的化工廠停產，把自己生產的毒垃圾傾倒到人家的地盤去。別人當然不干。大家都想“以鄰為壑”，犧牲別人保全自己，結果大打出手。打到后來參與打斗的方方面面總算都打明白了：打不是辦法，根本的出路是改革工藝，考慮如何避免產生有毒垃圾，而不是如何搶奪垃圾場。這就需要政府干預，不再“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而是對工藝流程實行管制，控制污染排放，即控制社會矛盾的積累激化。世界便這樣磕磕碰碰地混到了今天。

　　而“主流經濟學家”們呢？硬逼著中國采取人家已經淘汰的舊工藝（“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照老樣子制造毒垃圾。他們明明知道這種做法早已被證明是自取滅亡，別人早已認識到，早已淘汰了；明明知道中國連象別人那樣對外堆放毒垃圾的場地都沒有（無法靠向殖民地轉移內部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卻仍然告訴中國人說這是唯一取得產品（利潤）的辦法，而且宣布毒垃圾在家內積累不要緊，不過是“改革代價”。他們一方面把別人不要的有毒工藝硬塞給中國，一方面要消滅中國僅有的一切減緩毒劑的設施（福利制度），同時還想方設法把別人產生的毒垃圾引到中國這所屋子來（讓外資控制中國經濟）。所有這一切只能有一個解釋：蓄意的理論誤導，預謀的戰略下毒，存心要用“看不見的動亂”制造“看得見的動亂”，毀滅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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