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劍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六中全會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更多地從加強執政能力建設著手，消除各種危害公共利益的不利因素，營造促進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和機制。
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鼓勵市場競爭的同時，也將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團”，以免其損害公眾利益和破壞社會和諧。
關注中國問題的人都會注意到，在中國GDP完美保持27年增長姿態的同時，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以發散性的方式開始蔓延。嚴重的失業、讓人氣餒的貧富分化、幾乎失控的腐敗、農民的相對貧困化等等，都在中國經濟奇跡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陰影。
特殊利益集團陰影
雖然這些社會問題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頑強性格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國人突然發現。問題的實質并不在于這些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內消除，或能否在現有的體制框架內加以改良，更在于目前的這種體制本身是否就是造成某些社會問題的根源。
在一次紀念“南巡談話”十周年的專訪中，一位在近十年來爆得大名的經濟學家，以他一貫的自信對記者談到了腐敗：“腐敗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體制，而是因為有舊體制；而要想改革舊體制，在過程中不出點問題才叫‘見了鬼’。在轉軌過程中，尤其兩種體制交叉換位時，或在新體制不成熟的時候，腐敗可能還會加劇。但不能因為有腐敗，就停滯改革，往回走絕對不是出路。要讓水不斷的流動，腐敗不制度化，不固化。”這段談話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許是正確的，但如果在改革27年之后，我們仍然將問題推給舊體制，那就只能證明我們對社會現實狀態的麻木。
事實上，這段“標準”的解釋反映了中國主流精英界一種普遍流行著的時代錯覺。在這種錯覺中，中國目前仍在存在著新舊兩種截然不同體制的對立，我們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走向一個新的體制。但事實卻是，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已經很難分辨什么是新體制，什么是舊體制。兩種體制經過27年的磨合，已經交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時不僅不相互排斥，還相互配合，相互鞏固。換言之，中國人今天面對的既不是我們深惡痛絕的舊體制，也不是我們多年以身相許的新體制，而是一種被官僚體系操縱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環和自我加強的畸形體制。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什么“走回頭路”的問題，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問題，而是可能被鎖定在歧路上的問題。
這是一個以舊的政治體制為推動手段，因而在邏輯上也就容易指向各級政府及部分官員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這一點，從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階段表現得并不明顯。由于這一階段官僚體系對改革可能產生的利益調整看得并不清楚，他們對民間（主要是農民）的自發改革采取了某種觀望的態度，所以這一階段更準確的定義應該是“官僚默許”的改革。也正是由于這一階段改革的特點，導致許多人將中國改革定義為所謂“增量改革”，但這種定義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漸失去了解釋力。實際上，經過將近10多年的改革實踐，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南巡”講話之后，中國各級政府及部分身居要職的官員逐漸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們憑借幾乎完全不受約束的壟斷政治權力作為資本，以個人經濟利益為導向，開始以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終將部分領域的改革主導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這種完全失去了約束的改革，在中國農村被稱為“干部資本主義”，而在中國城市則被稱為“權力資本主義”，事實上，有一個更加恰切的術語可以描述中國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詳的“官僚資本主義”。只不過，這個術語可能喚起某種諷刺的回憶，而只能偶爾在私下中被人們提及。
官僚體系在中國改革中的“自我覺醒”，1990年代中期之后演變成一種巨大的體制性力量，將觸角伸展到中國經濟的每一個領域，并按照自己的邏輯架構“新”的體制。例如199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出于財政壓力開始裁減機構規模，開始鼓勵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于是，林林總總的政府機構變成了面目全新的社會中介組織。財政部門變出了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司法部門變出了律師事務所；稅務部門變出了稅務師事務所；工商行政部門變出了各類咨詢部門。這些社會中介組織本質上仍然是國家權力機關。只不過其權力的壟斷性和利益的封閉性以一種新的形式被延續下來。
利益再分配模式鎖定
由于中國改革模式中對社會穩定程度的極端高要求，任何帶有異議或抗議色彩的利益表達都可能被視為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因而也構成了對中國改革的威脅。改革一方面將越來越多的人驅離了傳統的共同體，另一方面卻沒有為這些分散的、離開了體制內合法團體的個人開辟新的利益表達渠道。中國領導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經深刻的認識到，改革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似乎忘記了為這種利益調整設置一個安全閥。進入1990年代中期后，中國各級政府大門外如家常便飯的小規模靜坐抗議，幾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時代的一道標志性風景，而政府處理這種問題的辦法卻仍然是讓人疲于奔命的一對一談判。當然，更經常的情況是，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而更多的抗議和更強烈的不滿則在不斷醞釀著，生長著。
由于社會穩定從上到下都被作為官員們的重要政績指標，這種表達遭到了比以往更加嚴厲、更加普遍的壓制。所謂“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變成了各級行政部門普遍的行事準則。于是，一個彈簧被史無前例地壓緊了：改革越是劇烈、被拋離分配游戲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達的意愿就越是強烈，反過來，表達意愿越是強烈、壓制這種表達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強迫性。對于這種情形，任何具備正常思維的頭腦都會做出判斷：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的惡性循環。
市場化改革確實剝奪了集權主義體制的經濟基礎，而且造就了新的強有力的社會集團。中國很多改革決策漸漸變成了這些強勢利益集團狹小圈子中越來越神秘的討價還價，公共政策的制定呈現出被代表少數利益集團人的私人化的態勢。這種發展帶來的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后果就是：中國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漸趨于鎖定狀態。
官、學、商結合神話
中國在相當多的領域中實際通行的以權力等級為依據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基于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政治權力牢牢控制著經濟資源。許多人以中國改革中民營經濟的發展來證明，政府行政權力控制經濟資源的范圍已經大大減少。但這顯然只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這甚至不是最關鍵的一個方面）。實際上，在中國27年改革中，政府行政權力一方面釋出了不少經濟資源，這包括那些處于激烈競爭行業的國有企業，另一方面，政府行政權力不動聲色地大量進入更高級、更新興的行業，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的要素領域，如金融、土地、新技術等等。換言之，政府行政權力在一面制造公開退出假象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在悄悄進入新的更具有利潤空間的領域。中國金融、土地行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官辦企業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連最具高風險特征的風險投資行業，行政權力也在最近幾年中大量進入。
1990年代以來，政府權力體系以國家名義所進行的大量浪費性重復建設，只有極少數是由于當事人的無知造成的，而絕大多數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這不僅造成中國幾乎所有產業的嚴重過剩，更為內部人以“退出競爭性行業”為口號進行“化公為私”的原始積累創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憂慮的是，這種原始積累一旦打通宏觀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場，體制性的掠奪就會開始，“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循環就會進入加速階段。近幾年中，在中國證券市場、銀行系統以及土地市場中頻繁發生的各種洗錢丑聞，已經將這種循環的瘋狂性格展露無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籌劃上市募集，企圖再一次用公眾資金化解由于貪污瀆職所造成壞帳，就是這種“化私為公”循環的最新例證。行政權力將壞帳留給了銀行，銀行再以“專業”的面目進行壞帳剝離，實際就是全民買單，掏空百姓。這是一個不斷制造兩極分化的典型的惡性循環。
許多人曾經寄望于這種掠奪性的原始積累將是一次性的，從此之后，我們就可以像許多先發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按部就班地走入市場經濟的坦途，然而改革歷史經驗否認了這一點。實際上我們看到，從1978年開始改革到現在，中國的財富掠奪程度不是逐漸降低的，而是不斷升高的，尤其當改革進入要素領域之后，這種掠奪趨勢更是在不斷加速。事實上，只要體制是允許掠奪的和盜竊的，那么，通過搶劫積累財富的成本就會比正兒八經做買賣要低廉的多。只要權力不受到約束以及權力仍然控制著關鍵的要素資源，這種積累就不會停止。
單一的投資拉動
與這種逐漸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階層結構相耦合，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也逐漸被鎖定。仔細觀察中國這些年的經濟發展，我們就會發現，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上有兩個主要動力。一個來自投資，另外一個來自出口，而推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為重要的消費，卻始終萎靡不振。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近十年的最終消費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卻是79％，相差將近20個百分點。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們不能不懷疑，中國經濟中存在著某種嚴重的循環障礙。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最終消費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經形成了長期的下降趨勢。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平均以0.5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據稱中國最發達省份之一的江蘇省，這個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尋常的消費率，除了證明我們上面已經談到過的分配嚴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說明大多數中國民眾的收入水平遠遠沒有跟上GDP的增長步伐。在消費逐漸下滑的情況下，中國要維持GDP的增長，便只能越來越依賴投資與出口。但在199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的這種依賴已經達到相當反常的地步。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先生估計，2003年以來的全年投資率都在40％以上，其中2003年甚至接近50％。請注意，中國現代史上最為荒唐的“大躍進”時期，中國的投資率是51％。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我們會遭遇“大躍進”一樣的災難性后果。但是，有一個后果則肯定是一樣的，那就是，這會導致對國民財富的驚人浪費，使中國本已經十分嚴重的生產過剩情況進一步加劇。那么，為什么在產能過剩情況然如此嚴重的情況下，還會有如此高漲的投資熱情呢？這可能是中國經濟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皇帝的新裝”式秘密。理由非常簡單，由于中國嚴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經趨于鎖定，要想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在中國一直是一個政治性任務，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失業率），就必須努力提高投資率（在中國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經濟資源的情況下，這是一個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低下的投資必然進一步減緩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收入增長的緩慢又反過來降低人們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資率。如此惡性循環，其結果必然是一場非常痛苦的經濟調整。然而，這種調整在政治上是很難被接受的。
如上所述，改革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一個強大發動機是中國的出口及外國直接投資。在內部消費能力遠遠跟不上快速膨脹的生產能力的情況下，中國只好將這種過剩產能向國際市場傾瀉。中國超級出口能力在近幾年來已經引起國際經濟體系的極大關注。“中國制造”在發達國家所引起的洪水猛獸般的恐懼，正是這種超級出口能力的一個明證。不過，創造中國出口奇跡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個非常原始的手段：廉價勞動力。按照經濟學家更喜歡的說法，這被叫做中國的比較優勢。那么，這個比較優勢“優”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訴我們：中國的勞動成本是日本和美國1／50，它甚至比泰國還低一半。對這種情況，有人夸張的評價說，中國的勞動力已經沒有任何稀缺性可言。無限量的廉價勞動力的潛在供給也是外資大量涌入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國的FDI（外國直接投資）已經527億美元，一躍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1990年代中期后，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這一點，對中國沿海地帶經濟情況有觀感的人們都會有非常直觀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斷，外部市場以及外部資本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支撐之一。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中國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中的巨大比較優勢，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經濟對外部經濟體系的巨大依賴性以及潛藏于其中的某種脆弱性。
畸形的經濟結構
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逐年攀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這個數字一直處于45％左右（是美國、日本的一倍以上），這意味著，中國GDP將近一半要靠與外部經濟體系的交換來取得。這對于一個本應具有強大內部市場的大國經濟體而言，相當異常。但在內部市場需求持續低迷的約束下，要想維持GDP的高速增長，恐怕只能進一步加大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但是，如果想繼續這一增長路徑，就必須竭盡全力將勞動力價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勞動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硬約束，而GDP卻是。所以對于各級政府官員來說，不惜血本吸引外資而不是想方設法提高收入、增加內部需求就成為了各級政府官員的“合理”選擇。在中國，各級政府吸引外資已經達到了非常瘋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變成了頻繁出席各種招商引資會議。但要成為中國龐大的招商引資競爭中的贏家，各級政府除了廉價奉送本地的資源（土地資源、稅收資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勞動力價格的上漲。這就是為什么中國許多地方領導人一聽到本地勞動力價格上漲就感到神經緊張的原因。在中國許多地方，外商投資企業（顯然不僅僅是外資企業）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血汗工廠的新范例。將大量有強烈消費意愿的人口限制在僅僅能夠維持簡單再生產低收入水平之上，在總體上恐怕只能進一步抑制中國的內部需求。滑稽的是，這種長期來看延緩經濟增長的辦法正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名義出籠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中的巨大悖論由此可見一斑。在增長速度依然是中國各級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政績考核角度看，極力營造出口和外資繁榮以掩蓋內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國各級政府最“理性”的選擇（這個“理性”選擇是由于中國目前官員的落伍的選拔標準以及政府對資源強大控制力量而成為可能的），我們很難在短期內看到中國經濟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這一增長模式。但最近一個時期發生的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模式正在走向盡頭。一年多來人民幣在匯率上尷尬突出的表現了這一點。
人民幣由于外匯儲備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臨的巨大升值壓力，并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證明了中國經濟已經有多么強大，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有多么優越，而是透露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煩。透過人民幣匯率這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幅極不協調的圖畫：宏觀的強大（表現為貿易順差和高額外匯貯備，使人民幣有強大升值要求）與微觀的羸弱（表現為嚴重的失業、企業盈利能力的低下，這使得中國很難承受人民幣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強大的宏觀形象是以政府對民間財富的抽取作為代價的。以宏觀數據計算，人民幣不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顯而易見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將對大量依靠國際市場生存的就業人口，以及中國的農民造成沉重打擊，而對這些弱勢階層的打擊勢必加大中國的階層鴻溝。這個原因，正是人民幣升降兩難的最尷尬處。不過，強政府在國內行得通，在國際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國、歐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越來越升級的“匯率操縱”指控表明，中國通過強政府推動出口和引進外資的戰略已經接近極限。想要繼續延續這一模式，我們恐怕只能將大量的剩余產能向非洲這樣的地方傾銷。不過，連中國自己廣大的低收入人口都無法消費的產能，貧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無論從什么角度看，改變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現狀，以增加中國內部需求，都是中國經濟賴以持續增長的正途。但很顯然，在中國經濟分配越來越兩極化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找到改變這種模式的具體辦法。
開始“新長征”
當今中國雖然在表面上呈現出了極其復雜的形態，具有難以概括的特點，但只要仔細追尋當代中國尤其是改革以來的歷史，我們就能夠很容易體認，無論是中國的分配模式還是與此高度相關的階層模式和經濟增長模式，其實都內生于中國具有強大鉗制力量的改革模式。這個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就是，政府權力本身的高度壟斷，以及政府權力對經濟、文化等社會總體性資源的無監督的強有力控制。這一點，歷經多年改革未曾稍變。
在中國經濟學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吳敬璉先生，在上個世紀將近結束的時候，用憂慮的口吻評論了中國改革。他說，“我常常覺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經經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強，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識分子的理念支撐，會是蒼白無力的”。所以他將繼續改革的動力寄托在中小企業家和民間力量的成長上，在他看來，如果這些力量不能成長起來，“就會越來越沒有人支持一個有利于大眾的改革”。吳先生一直以對中國現實的敏感著稱，這一次看來他又說對了。不過，他將中國改革的后續動力寄托在中小企業和其他民間力量上，則是誤判了中國的形勢。且不說中小企業有沒有力量（更沒有組織性的力量），即便他們有力量，他們也只會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們甚至只會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業如此，其他階層亦然。而那些知識分子（僅僅是很小一部分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對許多人來說更是一種完全不切實際的“臆想”。此階層眼中的改革，已經不是彼階層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們要反對的“改革”。中國社會正逐步喪失了對官僚體系濫權的抵抗力，中國文化也在喪失對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為問題。
當此之時，中共六中全會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升到新的歷史高度，實是力挽狂瀾之舉，但結局如何還須假以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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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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