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和諧社會 得民心者得天下

人民網評論部策劃  編輯：黃維

　　5月17日，作家韓毓海做客人民網文化論壇，以“用‘天下觀’解‘民心’”為題，縱論天下，以歷史、地理、政治、哲學的眼界談天下興亡的契機。我有話說韓毓海：得民心者得“天下”  


【主持人】新書為什么取名叫做《天下》？能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本書嗎？

【韓毓?！俊疤煜隆贝篌w上有這么幾個層次的意思：一個方面：“天下”是指天底下所有的土地，是一個地理的意思，也可以說很大氣，也會有人提出來說這個不夠專業化，可以說它是歷史地理著作，現在很多人把它劃為歷史地理著作，但也有人說它到底屬于哪個專業，我覺得在我們研究歷史，包括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時候，有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最大的特點就是要研究當前的問題，研究應該以當前的問題為基礎。所以，在這方面最典型的研究榜樣就是馬克思，他寫過經濟學的著作、社會學的著作、哲學方面的著作，是以一個批判的角度出現的，但是這些都是為了回應19世紀中后期世界最突出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天下》首先是一部歷史著作，但是他是一部問題史的著作，是以現實的問題為基礎的著作，采用分析史的辦法，不是編年史的辦法。

　　第二方面，我覺得“天下”是指天和地之間，天和地之間就是人。特別是中國講“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既代表著絕大多數人的呼聲，也是絕大多數人利益的一種表達。

　　第三方面，“天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概念，同時又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的一個支持。一個王朝到底是有沒有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取決于它武力的強大與否，而是取決于它是否體現了文化上的普遍意義，是否獲得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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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天下》既是一本非常清新剛健的散文著作，更是一本融合了文學、歷史、地理、哲學的學術著作，您是如何達到這兩者的兼顧？

【韓毓?！恐x謝你的表揚。這只能說是我努力的方向。我覺得學術研究應該以現實的問題為基礎，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90年代以來，我們的學術研究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過于專業化，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評職稱。還有一個就是比較脫離基層、脫離現實。這樣的話，既使學術研究喪失了活力和動力以及對讀者的吸引力，就是當前，中國最主要的思想理論學術成果，比如說“三農”問題、環境問題、就業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且包括歷史觀的問題，這些問題最有建設性的成果，主要不是由知識界提出來的，而由一大批在第一線從事實踐工作的人提出來的。我覺得這個是80年代很不同的一個現象。

　　80年代的時候，我們起碼還可以知道那些重要的問題，是由知識界哪些人提出來的，今天呢？就不是這樣了。所以，由于長期的脫離中國的現實和基層的基本問題，我覺得我們的學者寫不出象樣的、無愧于我們巨大變革時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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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香巴拉的鷹】我想問一下韓老師近現代史觀的問題，近來國人關于這個討論有些爭論和分歧，您怎么看？

【韓毓海】近代史觀的問題是當前許多問題、許多論爭的背景。因為我們既有的解釋歷史的模式，現在看來遇到了一些挑戰，特別體現在近現代史中。我覺得主要有三個大的方面的分歧比較突出：

　　一個問題：近代中國是不是單一的、傳統的自然經濟。過去我們一般都認為沒有商品經濟、沒有市場化，這是中國近代國家經濟落后的一個主要原因，可是現在歷史學界很多的研究，說明在18世紀到19世紀中國的市場化的水平和商品化的水平都是相當高的。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18世紀的時候，中國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穿棉襖了，這說明什么呢？說明糧棉的交易已經完全市場化了，否則不可能棉布普及量那么大。所以說問題不在于近代中國沒有產生商品經濟，沒有進行市場化，而是說近代中國由于人口的壓力，由于國家能力的衰退，這兩個原因造成了勞動生產率不高，相對于市場化、商品化的時候，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一直是不高的。我在書當中舉了問題，就是在1830年（鴉片戰爭前十年），根據國際上都承認的世界經濟千年史的統計，大清的GDP的水平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國的人均GDP很低，勞動生產率不高，資源的付出非常大，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歷史的問題值得我們今天思考。到2020年，中國的GDP一般來說會達到世界的第二或者第三，但是，我們單位創造GDP的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會有很大的差距。單位創造GDP和每個人創造GDP的能力，這需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增加國家在技術方面的投入，甚至也包括環境方面的投入才能達到。所以清朝由盛而衰的轉化，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國家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沒有做好，而不是在市場化和商品化方面不夠。為什么沒有做好呢？就是清朝中期以后，政府缺錢了，財政有了問題，財政遇到問題的原因是清朝的社會制度原因。到了清朝太平天國以后，國家同時有兩支軍隊（一支滿軍，一支漢軍），貴族的數量越來越多，所以國家的財政緊張了，在那個時候，只能用提高市場化，提高商品化的方式來維持這樣一個高度的GDP。但是實際上，人均的生活水平沒有實質性的提高。

　　第二個問題：過去，歷史學界一般認為中國近代由盛而衰，還有一個原因是閉關自守，沒有擴大海外貿易。這些年的歷史研究已經證明，這個結論是不對的。我這個書中《白銀之死》主要分析了廣東行商在19世紀世界貿易體系中所具有的領導地位。根據美國《時代周刊》最近評19世紀的世界首富，是一個叫伍秉鑒的中國人，他是美國鐵路的最大投資者?，F在，國內對于晉商、江蘇鹽商都有很多的研究，但是中國商人的最高峰是廣東行商，研究非常少。所以在《白銀之死》中，我大致列了1830年以前中西貿易的情況。這說明中國不是簡單的閉關自守，問題在于隨著中國對外貿易依存程度的增加，國家對于貨幣，特別是進口白銀的依賴程度增加了。所以，鴉片戰爭所簽訂的《南京條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賠償商欠，而不單純是鴉片。

　　第三個問題是最近以來，近現代史的研究比較多的是關于公眾社會團體的擴張研究，比如會館，比如行會，比如書院。這個研究本身表明近代中國社會組織形式發生變化，用一個理論的術語來說，是出現了“公民社會”，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組織。但是，問題在于“公民社會”和“民主權利”不是一回事，我在關于上海的研究當中指出，上海近代以來是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組織，但是公民的民主權利卻沒有因為這些社會組織的出現而擴大。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是要重新回到馬克思和毛澤東關于中國近現代社會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理論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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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我說行就行】一般讀者對于遼代的歷史不是很熟悉，您書中談到的述律平的故事是真實的嗎？

【韓毓海】也不能說完全不熟悉。起碼通俗小說中關于蕭太后的故事，老百姓應該是熟悉的。不過，通俗文學主要是以漢族為中心的敘述，很多是不真實的。

　　遼代的契丹人其實只有耶律和蕭兩個姓氏，這很特殊，蕭是遼的母姓，其中又以述律氏影響遼最巨。而述律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然就是遼的開國皇后述律平。

　　述律氏不是純粹的契丹人，是契丹與回鶻——也就是西域的維吾爾族混血，所以中國歷史上不但有胡人漢化，也有回鶻人蒙古化，總之，北方民族的歷史是非常復雜的。在北方的舞臺上，也絕大多數時間不是漢族唱主角的，所以僅僅以漢族為中心敘述，不符合歷史事實。這是我在書中一直強調的。

　　述律平斷腕的故事當然是真實的，我特別重視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它牽扯到皇位的繼承形式這個大問題，中國皇位的繼承一般是長子、長孫的自然延續，這樣的好處是有利于權力的穩定交接，但是壞處是即使在最高權力內部也缺乏監控和競爭，導致的結果是即使長子長孫是癡呆，也必然是皇位的唯一合法繼承人，所以這樣的弊端又是很大的。

　　述律平的功績主要是在于她制訂的皇位承繼原則：在諸皇子中采用唯才是舉，而且在皇子與皇孫之間同樣采取這樣的原則，這樣就把一個競爭和監控的機制引進到皇位繼承制度中，最高統治權是由長子長孫自然獲得，還是在諸皇子之間采取唯才是舉的選拔？我覺得提出這樣的制度改革的就是述律平，這個問題不僅僅貫串于整個遼代，而且貫串于整個皇權時代。否則你不能解釋圍繞著皇位繼承有那么多的競爭，而且歷史證明，那些通過“競爭上崗”的皇子往往是很有能力和氣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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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在《自遠方》一文中說遼代是“一國兩制”的開創者，這一點為清朝所繼承，而且對今天仍有重要啟發意義，能進一步談談嗎？

【韓毓?！砍藭姓劦?，我補充一點就是，金之所以在南下過程中多次出現反復，是與金的統治者強迫女真人采用他們不擅長的農耕生產、生活方式有關。女真人是漁獵民族，耕種不是他們所擅長的。金朝將大批原居東北的猛安謀克戶遷入中原，讓他們采用中原漢族的生產方式與漢族競爭，但是金片面推行單一化的“先進生產方式”，其結果卻使得不善農耕的女真人陷入貧困，又使得漢族人不滿，最終的結果就是完顏亮遷都的失敗。

　　清朝后來就是發揚了遼的傳統，而汲取了金的教訓，那就是提倡保留女真人的生活、生產和文化語言方式，在東北和中原分別實行游牧、漁獵和農耕不同的生產方式，而不是片面地與單一的先進生產力接軌，因地制宜，容納多元的生產方式，它建成一個大帝國，能保持多種生產方式互補，是它成功的主要原因。

　　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一下，我們剛剛制訂的“十一五規劃”最為了不起和制度創新之處在哪里？———就在按照不同的自然條件，不同的生產方式，把全國劃成幾個區域，規定了有些區域是要加強開發的，有些區域則是已經開發的，有些則是要保護的，不能亂開發的。這就擺脫了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按照GDP水平來衡量，一律與單一的所謂先進生產方式接軌的模式。讓陜甘寧、內蒙古與上海競爭GDP，那是不可能，也不現實的。讓內陸省分采用香港的自由貿易政策，那就是荒謬的，弄不好，就是經濟沒有上去，自然資源破壞殆盡。所以“十一五”的這個決策，是非常重大的，其核心就是多元的生產方式的互補，這就是區域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的要害，其蘊涵的智慧就是一個多制，多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互補。
所以，我們討論歷史問題，一定要以現實課題為基礎，為出發點。

韓毓海:和諧社會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口號

【網友強國仰泳】能否談一下中國和外國的對比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韓毓?！课矣X得外國的說法太普遍化了一點，要看與哪些國家比較。中國是地大物博，實際上我們國家的人均耕地和淡水的擁有量在世界上都是不高的。世界上人均耕地比較大的國家比如巴西、美國，他們的人均耕地擁有量差不多都是300--400公頃，我們中國呢？只有十位數以下。所以跟這些國家比較起來，特別是美國，我感覺美國是在森林里修路，我們確實是在沙漠上種樹。自然環境、自然資源差別很大。但與此同時，我們在發展過程當中，有一些好的經驗，比如相對于巴西，甚至相對于印度，起碼中國的農業是比較成功的。比較成功的原因我覺得是由于我們農村的基本組織條件比印度要好。但是，也有一些問題，就是我們對于資源的損耗很大。

　　我在日本工作的時間比較長，我自己一個比較突出的感覺，就是日本不承認它的侵略歷史，這是絕對不行的。但是，日本在戰后實行的經濟高度增長，但是這個增長沒有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大量的人口在冬季奧運會前后涌入東京，日本的主要人口在東京，在大量的人口進入東京的過程中，沒有造成非常嚴重的交通問題、城市化的問題，比如像印度、巴西都會存在的大規模的城市邊緣的平民區的問題。日本都沒有。

　　相對來說，日本戰后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不是建立在對于自然的破壞和整個社會關系的瓦解上，所以你會感到日本并不是一個完全利益化的市場社會。而且日本這個國家，對于農業和農民的補助是世界上可能是最高的，就是每個農民每年補貼8千多畝，為什么這樣補貼？我們都知道，糧食是益效比較低的一個產業，農業是絕不可以交給市場的，交給市場馬上就沒有人種糧食了，所以加強對于農村的補貼。我覺得這是一個差距。  

　　日本有一個很強大的農民合作組織，就是“農協”?！稗r協”不但負責給農村提供信息，組織農產品的銷售，而且它承擔17%的銀行功能，它可以經營銀行，可以獲利，國家讓出一部分金融用于農村的培訓?！稗r協”的組織是日本和韓國經營非常有效的農村組織。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下一次WTO在香港談判，那么多韓國農民去，就是“農協”。從這一個側面可以看到，當然日本政府在歷史上是一個很壞的政府，從日本內部來說及把原子彈放在老百姓的頭上，它還不是壞的政府嗎？但是日本政府的合法性是很強的，日本的農民支持它，我覺得這是和它的措施有關系的。很多人出去以后，就是看高樓大廈，看美元、日元，實際上我們國家今年外匯儲備已經是世界第一了，如果不出很大的意外，我們2050年，GDP肯定是世界第一了。  

　　但是我們的差距，比如在農村、環境，在一個單位創造GDP的勞動生產率的能力。當然這和科技教育水平是有關系的。這是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是發展中國家中，我們是做得最好的，比起巴西、印度、阿根廷，他們條件都比我們好，但是他們沒有做過我們。

　　還有，我在日本的一個很鮮明的體會，就是日本只有東京、大阪、名古屋，這三個城市是在搞“經濟”，日本最著名的城市像京都、北海道、九州，京都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化旅游勝地。這些地方并沒有按照GDP來排隊，要是按照GDP來排，那京都就在日本排不上了。但是東京雖然是亞洲最大的城市，但是日本的招牌是京都。日本出任何宣傳材料，日本只要推出來的照片肯定是京都的。所以從日本來看，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比較多元。如果我們一切按照GDP一刀切，那京都就被破壞了。四中全會以后，中國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就是把我們這個國家劃成幾個區域，這個區域有點像《天下》里面劃的區域，東北、中原地區（進一步開發的區域）、西南、西北都是要保護起來，不要開發的區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這是真正的借鑒了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  

　　說到底我們現在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并不是在美元上，也不是在外貿上，因為現在外貿依存度在世界上，最高的國家就是中國了（60%），日本和美國都只有20%。主要在于城鄉差距，自然的資源，勞動力素質、科技水平，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和諧社會，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口號?，F在包括知識界完全沒有認識到，今天提出來關于和諧社會的想法，它的意義是絕對不會低于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第二次的思想解放、戰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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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怎么看待歷史上的農民失地問題？有人認為土地私有化和農業市場好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最佳策略，您怎么看？

【韓毓?！渴紫龋覉詻Q地、旗幟鮮明地、也是一如既往地反對例如張五常等人提出的土地私有化。土地不僅僅是農民的生產資料，也是他們最終的社會保障，正是由于有一塊土地，所以農民才有最后的退路和生活保障體系。才會有民工的冬去春來。而在當前的情況下，一旦放開土地私有化，那么就會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賣地，結果就是流民遍地，最終不可收拾。

　　農業不能完全市場化，相反應該加強補貼和投入，因為糧食生產比較效益最低，全面市場化，馬上就沒有人種糧食了。大力進行農業投入和補貼，是發達國家一致采取的政策，16屆4中全會以來，就主要是加強投入和補貼。

　　因為這是有數不清的歷史教訓的。最典型的例如魏晉時代天下大亂，原因就是一方面國家徭役過重，豪強又大肆圈地，造成大批農民脫離國家戶籍，轉而依附豪強地主，魏晉以降，天下大亂的一個基本教訓就是：除非國家采取更為寬松的政策，否則豪強崛起，戰亂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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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云淡水暖】在《盧舍那》這一篇中你非常強調佛教對于中古時代中國制度創新的影響，為什么？

【韓毓?！恳粋€是因為從中國角度進行研究的少，另外一個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例如，開始于魏的屯田制，就是從僧田制中獲得靈感的——屯戶從國家承包土地生產，借鑒的是僧祗戶從寺院承包土地的模式，交夠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如果說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早歷史源頭，就可以推到中古的僧官、僧戶承包制度。

　　對于佛教的研究非常重要，50年代毛主席專門就這個問題接見過任繼愈先生，還專門就這個問題給總理批示，知識研究世界三大宗教，毛主席說，要把宗教研究與我國的外交工作國家戰略結合起來。毛主席還專門談到伊斯蘭教。中國當前最優秀的伊斯蘭文明研究者之一是張承志，他的新書《文明的入門》非常值得讀。我認為他是當代中國最有創造力、最有將來性的作家，恰恰因為他不僅僅是作家，而且是非常深入的歷史學者、語言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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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很多讀者反映《大雨落幽燕》這一章很感人，其中有些觀點也非常尖銳，我特別注到您在這一章中批評了黃仁宇先生對明代的研究，您對黃的批評有什么依據？

【韓毓?！奎S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無疑在大陸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但因此也流布了一些在我看來很成問題的觀點。比如，他把明朝衰亡的原因歸結為吏治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缺乏規范化、合理化、數目字化，這個觀點實際上是簡單照搬了馬克斯 韋伯對歐洲資本主義文明的假定，而用于觀察和診斷明代的情況恰恰是完全本末倒置的。

　　簡單說，明朝衰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因為管理吏治和人事制度方面的高度規范化、合理化、程式化，從而完全違背了以人才為本，唯才是舉的原則。人才的選拔完全依賴正軌教育考試途徑，結果由于教育普及造成的人才過剩和吏治的暮氣沉沉形成對照，所謂“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這好比沒有博士學位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一樣。

　　中國古代的人事管理的程式化、規范化，就是到明代達到了高峰，比如，明代有資、級、年、次十分復雜的官員選拔機制，所謂資是指出身學歷，級是說官有九品，正負18級，年是指工齡，次是指一個位置下面候補委員的次序。再比如，明代舉人多如牛毛，正如今天所謂博士如狗滿街走，舉人升到進士的機會渺茫，就是進士，還要按照資、級、年、次再次排隊，所以造成許許多多有才能的高級知識分子因為對這套體制不滿，你知道牛金星是舉人，李巖也是舉人，而李自成一個重要的舉措是高度重視舉人，所以他才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的支持。可以說，明代很大程度上是被舉人給推翻的。

　　真正看到這種高度程式化、合理化管理弊端的，恰恰是黃仁宇所菲薄的海瑞，他說：“今吏部只是一個資格，這資格格了許多賢士，使之不得出頭，這資格格了許多不賢者，使之不得淘汰?！边@是非常正確的。

　　而且，明代衰亡的原因也不是因為經濟沒搞好，稅收不夠數目字化，明代的經濟搞得很好，也非常開放，稅收更是高度數目字化，但是政府在治理自然災害，修理河道水利和賑濟災民方面，則完全失效——這就是《甲申三百年祭》中所揭示的明亡的根本原因。

　　我認為，與《甲申三百年祭》比，《萬歷十五年》對于明代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的診斷，當然是錯誤的，那樣的結論對于執政的誤導也是明顯的，有黃仁宇這樣的謀士，國民黨要想不打敗仗，不丟江山那也很難，至于“國民黨建成了中國的上層結構，共產黨建成了下層結構”，那更是不知從何說起。共產黨是講平等、講民主，是講90％的人的利益的，要造成的是平等的世界，而國民黨總迷信個金字塔結構，這完全是兩種邏輯。對明代的研究很重要，毛主席也一直很重視。毛澤東對明史很熟悉，也有很多精辟論述。其中重要的包括批評明在用人方面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包括只講資格、講級別、講出身，而不講能力和貢獻的詮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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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墨白】毛澤東是歷史學家嗎？有人認為毛澤東讀歷史加強了他的帝王思想。我喜歡你的文章的見解，但對你如此推崇毛澤東，很不解，這恐怕也會影響你的書的銷路吧？

【韓毓海】毛澤東不僅僅是歷史學家。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1500年以降，亞洲就從來沒有打敗過西方，或者說，500年的歷史就是西方征服史。1840年以降，列強打敗中國，簡直就是一條歷史規律。500年來，唯一的打敗過西方列強的，就是毛澤東，這個就是歷史事實，誰也否認不了。哪個帝王作到了？一個也沒有。說毛澤東學歷史上的帝王，這種認識不如吳祖光的父親吳贏那句話：秦皇漢武皆舊事，領意表新毛澤東！

　　19世紀以來，不但世界是被西方列強主宰的，歷史敘述也是被他們主宰的，中國人沒有自己的歷史。在西方統治世界之后，他們立即為這種統治尋找知識和歷史的合法性，從而產生了一種普遍化的歷史觀，以及與此搭配的門類齊全的社會科學專業化知識，其核心就是英美道路是一種普遍道路模式，這不外兩個要點，一，英美享受的好處是他們自己掙來的，二，其他人要享受這些必須仿效英美。——我們今天的主流知識、主流歷史觀不就是這樣嗎？

　　現代歷史上，毛澤東是唯一的一個提出了中國的歷史觀和中國的世界觀的偉人，在他看來英美霸權不過是利用了世界局勢變化，因此，要改變中國積弱的局面，必須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歷史不是一條普遍道路，而是時勢之變——我認為能不能認識到這一點，是區分歷史學家偉大與否的關鍵。毛澤東代表的是嶄新的歷史——人民革命的歷史。而且，與您說的正相反，《天下》一書之所以有廣大的讀者，特別是基層老百姓的讀者，就是因為老百姓心里有自己的歷史，就是基層的普通老百姓想念“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我再不客氣地說，對待毛澤東的態度，是劃分當今少數精英勢力與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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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這本書中，您將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您是如何詮釋天下觀中的“民生”和“民心”的觀念？如此看重百姓的力量，試圖傳達一個什么樣的理念？

【韓毓?！渴紫?，“民心”是處理社會危機的重要資源，所以荀子說“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我記得鄧小平先生在談到香港問題時說過一句話就是：13億人的意志是不可戰勝的。他說的其實就是人心的力量。

　　民心的問題為什么總是與民生的問題聯系在一起呢？因為民生問題的核心其實就是社會保護，或者說是對弱勢的保護。為什么我在書中說，對今天的中國來說，資源的限制和國際環境的條件之外，最值得重視的就是東西之間、城鄉之間、社會各階層之間差距的擴大呢？因為它潛在地瓦解著世道人心，瓦解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

　　我非常欽佩的美國學者彭幕蘭（《大分流》和《腹地的構建》的作者）有一個觀察中國在迅速現代化過程中，區域差距拉大的觀點，他說：“問題不是一些地區現代化了，而其他地區則沒有，而是一個地區的飛速發展可能造成其他區域的停滯和惡化，當現代國家為了富國強兵把主要精力用于沿海地區的時候，它對于西部和中部內地這些環境極其脆弱的地區的忽視乃至歧視，實際上就在所難免。”

　　其實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談論的也是同樣的問題。明代在稅收和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其“亡天下”的原因，恰恰是由于其在中西部地區的防災、賑災、保護環境（特別是水利建設）方面的失效。今天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郭沫若的著作，為的乃是加深對于區域協調發展、對于政府職能轉化的認識。

　　今天我們觀察政府是不是成功、乃至是不是民主，既不是單純地看GDP，也不是看是不是實行了一人一票。而是說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是否把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生存放在首位——而這才是公意和民主的實質，這當然不等于簡單地把制度的合法性交給一次性投票選舉，中國制度合法性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不在那個形式，而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從事社會保護、特別是保護弱勢群體和弱勢的區域。與之相對，西方的民主，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的利益，同時又把其他民族和市民社會之外的無產階級當作肥料開除出去，進一步說，卡爾 施密特——也許是現代最重要的法學家這樣指出：西方的民主本質就是“對內（市民社會）民主，對外霸權”。用剛剛去世的羅爾斯的話說：民主的原則不能擴展到西方文明之外的國家，對那些國家不能采用民主而應該采用武力。

　　而所謂中國的“天下觀”乃是“無外”的，所謂“無外”，也就是把所有的人——特別是廣大的農民，農民工，也作為有欲望、要生存的人，而不是外部、肥料考慮在內的一種政治倫理。這就是所謂“天下無外”的最主要含義。

來源：人民網文化頻道 （責任編輯：黃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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