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主席給彭德懷同志寫了一封信。主席全面、系統、深刻的批評了彭德懷同志的認識問題。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大將軍和主席之間的認識差距，不是一點半點，而是太大了！彭德懷同志在我黨已經是非常杰出、功績非常卓著的元勛了，他尚且和主席相比認識深度差距如此之大。其他大多數同志，和主席相比，認識深度究竟差了多少？可想而知了。這就是主席感慨“我們黨內真正懂馬克思主義的并不多”“很多老干部思想上還停留在民主主義階段”以及葉劍英感慨“導師創業垂千古，儕輩追隨愧望塵。”的原因。

　　主席給彭德懷的信，全文如下：“你在兩月前發表的關于民主教育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斗爭的政治需要出發。又如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為著反封建。又如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為著增進人類互助團結與有利于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其實現在各根據地的民主、自由對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無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與過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發布關于寬大政策的解釋，強調鎮壓反動分子之必要，你在談話中沒有采取此種方針。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上提倡實行復決權，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階級消滅后，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目前國內各階級間有一種為著打倒共同敵人的互助，但是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廢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沒有廢止壓迫(例如反共等)。我們應該提出限制剝削與限制壓迫的要求，并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號。又如說西歐民主運動是從工人減少工作時間開始，亦不合事實等。你前說的《黨內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見再告你。”（《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給彭德懷的信》）

　　可見，主席耐心向彭德懷講述的內容，實際上核心思想就一個：是堅持無產階級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的階級斗爭觀，還是堅持資產階級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脫離實際的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

　　第一，主席指出——沒有脫離現實政治需要的民主。所以主席強調：不能抽象的講所謂的民主，要聯系抗日戰爭的政治實際情況，“從當前抗日斗爭的政治需要出發”談民主——“民主是為著抗日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斗爭實質就是階級斗爭。抗日政治斗爭，實質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的階級斗爭。所以，必須從抗日政治斗爭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的圍繞著抗日階級斗爭實際情況講有利于抗日政治目標、服務于抗日政治目標的民主，而不是抽象的談“反封建”的民主。可見，主席在耐心勸導彭德懷像他一樣實事求是的、老老實實的研究中國政治實際、研究當時抗日的階級斗爭。

　　第二，主席指出——在階級社會，沒有脫離現實階級斗爭的自由，只有服務于階級斗爭實際需要的相對的自由。主席強調：“言論、出版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集會、結社自由是為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政治經濟權利”。可見，所有和自由有關的政策，都是為了服務于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實際階級斗爭、爭取抗日人民的政治和經濟權利，都是為了實現抗日的人民在階級斗爭中政治地位和經濟條件的改善，而不是為了抽象的、不劃分階級的“思想自由的原則”和“增進人類互助團結與有利于文化、科學發展”。抗日戰爭時期，有日寇和漢奸的自由、團結、發展，就不會有抗日人民的自由、團結、發展。這是一個階級斗爭的問題。

　　第三，主席指出——在階級社會，沒有無差別的、超越階級的自由，必須剝奪階級敵人的自由，對敵人積極開展階級斗爭。所以主席指出——必須正確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對“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主席還嚴厲批評了當地對階級敵人鎮壓不力的問題。主席指出：“其實現在各根據地的民主、自由對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無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與過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發布關于寬大政策的解釋，強調鎮壓反動分子之必要，你在談話中沒有采取此種方針。”可見，主席嚴格區分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

　　第四，主席指出——在階級社會，沒有無差別的平等，不能不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不能脫離階級分析法來認識和改造世界。所以，主席堅決反對談不劃分階級的抽象的“平等”。主席精準指出，“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亦未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是不對的，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號也是錯誤的。主席指出，“目前國內各階級間有一種為著打倒共同敵人的互助”。正如主席所說，當時中國內部存在剝削階級、存在不平等，但是各階級為了打擊日本帝國主義這一最危險的階級敵人，為了暫時共同的階級利益，才聯合了起來。這時還不能消滅剝削，還存在“己所不欲，必施于人”。所以，主席教導彭德懷認清這時“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廢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沒有廢止壓迫”的實際狀況。正是因為如此，這時談抽象的“平等”是根本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可見，主席在教導彭德懷用階級斗爭觀看問題、用階級分析法分析問題，不能抽象的談脫離實際的“平等”。

　　第五，主席教育彭德懷——必須從階級社會實際情況出發，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主席還指出：個人和社會的矛盾根源于商品經濟的存在。主席深刻指出：“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階級消滅后，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這是完全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席深刻指出——存在戰爭，存在和階級敵人的對抗性矛盾，己所不欲，就要施于敵人；保存自己，就要消滅敵人。主席還指出——存在商品經濟，也就是存在價值規律、商品交換，存在資產階級法權，就存在“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因為存在這些，就存在個人需求和社會之間的矛盾。這就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產生的土壤。只有隨著社會的解放和生產力的發展，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后，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見，主席這時不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和掌握已經爐火純青，而且對以歷史唯物主義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理解和掌握的爐火純青。

　　第六，主席總結——總之，我們的一切行動為的是抗日政治目標，為的是在一定階段內服務于我們的階級利益，必須在抗日的階級斗爭之中弄清楚自己的階級立場。主席精準指出：“我們應該提出限制剝削與限制壓迫的要求，并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號”——這就清晰的規定了我們的階級斗爭政策：第一，根據實際情況，盡可能改善工農群眾的地位和生活；第二，根據斗爭形勢，把握抗日這一主要矛盾；第三，嚴格劃分階級界限，不要幻想超越階級的“平等”。可見，主席從當時中國內外實際情況出發、科學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利害關系，從而精準制定的階級斗爭戰略。

　　綜上所述，主席純熟的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根本上批評了彭德懷同志存在嚴重歷史唯心主義的抽象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的談話，并耐心的給彭德懷講解了實事求是的基本政治路線、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斗爭觀和階級分析法、階級斗爭存在的社會基礎，要求彭德懷從抗日戰爭的實際政治斗爭出發分析和解決問題。主席寫的這封信，展現了他作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理——歷史唯物主義深邃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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