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離我很遠的地方坐著。

　　1959年以來，6年不向我匯報工作。”

　　話說1966年10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紅旗》雜志1966年第13期社論。社論中寫道：

　　“兩條路線的斗爭并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斗爭還是很尖銳，很復雜的。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采取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如果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重復壓制群眾的錯誤，繼續挑動學生斗爭學生，不解放過去受打擊的革命群眾，等等，那就是對抗和破壞《十六條》。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正確地進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斗批改的關鍵。在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義。”

　　這篇社論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在他的《反思錄》中關于社論中第一次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概念的背景和過程，是這樣說的：

　　“（那時）主席天天看紅衛兵小報，江青又不斷送材料給他，他就形成了一種認識：在相當長的時間內（1966年8月到9月），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嚴肅性、堅定性和徹底性。主席的這個認識要在國慶節的林彪講話和《紅旗》社論中表達出來。林彪講話主要起草人是陳伯達和張春橋，他們使用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主席原來已同意定稿，后來陶鑄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門也講了。當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車看焰火時，張春橋向主席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從語法上講不通’，建議還是改回來。主席說：‘不要改回來了，以后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紅旗》社論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語錄’把‘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為毛主席這一天發表的指示，是有根據的。毛主席在定這個口徑時，總理不在他身邊，不知道。”

　　關于《人民日報》報道10月1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所發的照片，世人一直流傳的“換頭術”確有其事。據《戚本禹回憶錄》說：“陶鑄對鄧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國慶節，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接見革命群眾和紅衛兵的時候，身邊并沒有鄧小平。可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新聞照片上，陶鑄卻把在主席身邊的陳毅的頭去掉，換上鄧小平的腦袋，造成鄧小平出現在毛主席身邊的假象，被人稱為‘換頭術’。這件事被新華社揭發出來了，拿到了中央的會議上。在懷仁堂開會的時候，我看到陳毅大發脾氣，罵道，他媽的，龜兒子，日你祖宗，把我的腦袋都給割了！這時，陳伯達也不出來勸，在那里吃吃地笑。總理說，這事就不要再鬧了，糾正過來就是了。可照片已經印在報上了，怎么糾正？”

　　10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于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個指示根據林彪的意見，規定“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

　　中央在轉發的批語中寫道：“這個文件很重要，對于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工原原本本地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10月6日上午，全軍軍事院校師生10萬人在工人體育場舉行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陳毅、葉劍英和3總部及諸軍兵種領導人到會，他們繞場一周，與師生們見面。

　　陳毅、葉劍英先后在動員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葉劍英在講話中說：

　　“中央最近決定，讓林彪同志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還應該指出的是，毛主席從1928年起經過38年的觀察（林彪同志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上井岡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邊），他在向毛主席學習軍事、指揮、理論等各方面是最好的。在黨的領導中，特別是在軍隊領導干部中，是全面掌握毛澤東思想，而且年歲最輕，身體也最健康。今年才59歲，是領導中最年輕的。而且身體經多年檢查，從頭腦到內臟沒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經受傷，不會影響思考和健康。目前，他是最優秀、最年輕、最有能力領導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且要向全國、全世界宣傳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這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

　　接著，葉劍英宣讀了中共中央轉發的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于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10月7日，毛澤東的二姑家表侄賀鳳生第2次來到北京，要見毛澤東。賀鳳生一見到毛澤東就氣鼓鼓地說：

　　“主席，聽說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您親自點燃的？”

　　“怎么啦？”

　　毛澤東驚奇地問道。賀鳳生說：

　　“下面又在罵娘呢。如今硬是亂套了。”

　　他端起茶杯一仰脖子喝了個精光。毛澤東見他這個樣子，笑了，說：

　　“你賀鳳生還是那樣敢講真話，還是那樣可愛。慢慢說。”

　　賀鳳生說：

　　“現在紅衛兵到處破四舊、立四新，破得真叫人心痛。老祖宗積攢下來的一些古董全當四舊破壞了，毀了好多值錢的東西。接新娘子的花轎砸碎了，凌波床也打爛了，龍鳳呈祥、百鳥朝鳳的圖案也打碎了，嶄新的雙鳳朝陽的絲綢被面付之一炬。一床被面擔把谷，種田人心痛啊。繡花鞋、裹腳布當四舊之物展覽，雪花膏當作資產階級生活用品扔了，太可惜了。不搞封建迷信是對的，問題是破四舊破過了頭，行政命令打爛了人家的祖宗牌子，打爛了天地君親師的神牌，換上毛主席像。下面開始把您老人家當活菩薩在敬，您曉得不。”

　　毛澤東笑著說：

　　“難怪我天天打噴嚏，原來是你們在罵我呀！”

　　賀鳳生接著說：

　　“從社教以后，好多人學會了整人。如今不當官的也跑不脫。隆慶大隊有個社員，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他買了一張毛主席像，想掛在堂屋里，不知怎么弄破了。有人一檢舉，就成了階級斗爭的新動向，紅衛兵給他戴了高帽子。”

　　“啊？竟有這樣的事？”

　　“這還不算。最有趣、最可怕的是背語錄。如今看病的背‘救死扶傷’，吃飯的背‘勤儉節約’。有的人甚至連吵架都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文質彬彬’。”

　　“對此你持什么態度呢？你賀鳳生背得出好多語錄呢？”

　　“我是程咬金明人不做暗事，不瞞您老人家說，我寧愿去耕幾畝地，也不愿去背語錄。好多字我不認識，我只喜歡‘為人民服務’這一條。”

　　毛澤東聞言笑了，他點燃了一支煙，嚴肅地解釋說：

　　“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會議通過的，原來只想沖一下少數干部的官氣，想不到影響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黨政，任何個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錯誤，中央也一樣，也可能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應該改正。你們那里動不動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這些情況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總理下去，不碰上你賀鳳生，怕沒有敢向我提供這么真實的情況。你賀鳳生比1961年那次來又進步多了。”

　　賀鳳生問：

　　“我回去以后該干什么呢？”

　　毛澤東說：

　　“你要多學習，要多讀書，多為黨的事業擔重擔。”

　　賀鳳生說：

　　“我一定要多學習，多讀毛主席的書。”

　　“你也學會了拍馬屁。不是多讀我的書，要多讀馬列的書。我最討厭人拍馬屁了。我看，你還要當幾年支部書記。”

　　賀鳳生現在擔任著生產大隊長，毛澤東因有是說。

　　后來在文化大革命即將結束前，賀鳳生成為湖南省革委會常委、岳陽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地委4人核心小組成員、華容縣革委會副主任。他曾經說過：“我這個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脾氣可不小。但憑良心說，我沒有做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情，我絲毫沒有因我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親戚而沾沾自喜，也不想打著他老人家的旗號去求得什么特殊照顧。我對黨和人民是忠誠老實的，我從沒有借用毛主席的牌子害過人，而總是想方設法為群眾做點事。”就這樣一位“想方設法為群眾做點事”的“忠誠老實”人，在毛澤東逝世后也被一擼到底，退居二線時掛銜一個錢糧湖農場副場長，所值得慶幸的只是他還沒有遭受過牢獄之災。

　　且說10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大區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和中央黨政軍各部委負責人。

　　10月13日，毛澤東對下一次如何接見外地來京串聯的革命師生問題，作了批示，他寫道：

　　“下次接見，采取閱兵式的辦法，不管多少人，解放軍要統統包下來。由軍隊負責將外地來京的師生，按解放軍的編制，編組成班、排、連、營、團、師，編好后進行訓練。學習政治，學習解放軍，學習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學習編隊隊形，學習隊列基本動作，學習步法，每個人都要學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師生有秩序地接受檢閱。經過訓練，把解放軍的光榮傳統，三八作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帶到全國去。”

　　10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指示，要求農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條》、《前十條》和《二十三條》進行。

　　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講話，題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主要內容如下：

　　一、形勢大好。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得到了很大勝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宣告失敗。大好的形勢是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8月18日毛主席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真正把群眾發動起來了。”

　　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3次接見群眾和國慶檢閱規模之盛，在國內外罕見。毛主席與群眾在一起，說明他總是信任群眾，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他為全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們身邊，是我們的幸福，我們要向他學習、再學習。兩個多月以來，自從《決定》發表以來，廣大的群眾得到了戰斗的思想武器。運動更深入、更發展。

　　文化大革命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推向更大的高潮，偉大的紅衛兵運動推動中外，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來得洶涌澎湃，是國際上更深入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它引起了帝、修的恐懼，庸人為之目瞪口呆。

　　二、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并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說：“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就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實行……”事實證明了毛主席的預見。

　　《十六條》糾正了前一階段的錯誤路線。但錯誤路線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現，斗爭很尖銳，很復雜。斗爭一直圍繞在群眾的問題上，有些人不執行黨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亦即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因為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是同部分未改造的同志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徹頭徹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是叫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錯誤路線的某些代表人物卻反對，他們搬來國民黨的“訓政”來對抗，把群眾當成阿斗，把自己比作諸葛亮，把運動引向相反的道路上，這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組只是一種組織形式，在某種運動中用得適當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領導人把工作組強加于群眾，不過是為了強行推行路線罷了。工作組撤了，但有些反毛澤東思想路線的人，仍用各種辦法推行他們的路線，如違反巴黎公社的選舉原則，推薦出一個他們理想的“籌委會”、“革委會”……，甚至當各地大量革命師生來京見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著來“串聯”，企圖打擊來京革命師生。9月25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來京師生，我曾有個建議：如高干子弟在各校、各單位文革中占有領導地位，最好讓給工農兵、普通干部子弟擔任。高干子弟把持領導地位是不利的，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事業和他們自己都無好處，但如高干子弟有的的確很好，群眾選他，我也不反對，但調查材料說，有人聽了我的話，很快就采取對付措施了。他們說：中央有指示，高干子女不做紅衛兵領導，于是辭去職務，指定了“立場最堅定”的人來擔任。花樣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對于這些花樣津津樂道。

　　毛主席8月7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說：中央及省市有些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把無產階級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壓制群眾，施行白色恐怖，還自以為得意。有人仍不聽毛主席的話，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這是資產階級本能地在他們頭腦、行動中起作用。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說：“……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為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歷史的階級斗爭的確如此，被敵人威脅利誘，潛移默化，站到敵人一邊，先進的變為落后，落后的變為先進，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現出來。我們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做官當老爺，把自己的革命歷史忘得一干二凈，毛主席批評的官、暮、嬌、驕四氣他們全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不能讓群眾觸動他們的缺德（不是缺點，是缺德），而是只想利用黨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動員一批群眾保他們自己。四川南充一個婦女的話應當讀一讀，我引她一句話。她對兩個街道干部說：“如果這兩個學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的教育的，出這么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問題了。”這位普通婦女的話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銳，何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說：“革命的地委還要我們去保？又不是國民黨的地委，又不是舊政府，為什么怕群眾？”這位普通工人把問題分析得多么明白，簡直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事實是擺著的，兩條路線還在斗爭，還在繼續，還會經過多次的反復，階級斗爭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8月8日通過了《決定》，不過12天，有個大學的文革委員會就跳出來，提出了對抗綱領（指譚立夫關于血統論的“講演”。譚立夫，本傳第五卷中提到的譚正文的兒子，北京工業大學學生——筆者注），而且印發得很廣。有人對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決定》不感興趣，對他的綱領卻為之印刷、廣播，不亦樂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稱贊說：“這適合我們的情況，對我們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許多好的，較好的，他們可能成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卻要走修正主義的路。不分析，不一分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專權，是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我們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去培養接班人。為什么高干子弟要專權？因為他們血統高貴嗎？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給我寫信，尖銳地提出問題：《十六條》之前，是否全國凡派工作組的地方都犯了路線錯誤？十一中全會后，各地對待大串聯，多數、少數關系上，犯過這樣或那樣錯誤，是否要承認都是反動路線？這實質是一個認識、估價問題。我的看法：

　　1、路線問題要分開看。一種是提出的，一種是執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們要負主要責任。

　　2、黨內路線的斗爭是社會階級斗爭的反映，錯誤路線有其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相當一批世界觀未改造好的糊涂人。

　　3、派大量工作組鎮壓群眾是路線錯誤，沒有派工作組，但也鎮壓革命學生，同樣也是路線錯誤。當然，有自覺執行的（少數）和不自覺執行的（大量）之分，有輕重之分，有及時改正錯誤和仍然堅持錯誤之分。

　　4、區別改正和堅持錯誤的標志是對群眾的態度，是否公開承認了執行的是一條反動的錯誤路線，認真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并支持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

　　5、不肯徹底批判錯誤路線，就不可能認真執行中央正確路線，即毛澤東思想路線。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會后，還用各種形式在各種問題上繼續犯路線錯誤。如對待大串聯，少數多數問題，仍挑動工農群眾、機關干部同學生沖突等等，歸根結底，都是挑動群眾斗群眾，挑動學生斗學生。

　　7、壓制群眾的錯誤路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不是說凡是執行反動路線的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錯誤，回到正確路線上來，那就不僅可能是二、三類干部，還可能是一類。以前定為一類，犯了這個錯誤，也必須承認犯了路線錯誤。

　　8、對一般同志來說，他們錯誤的性質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無論何人，無論過去有多大功績，他們只要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會滑到同黨對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對每個人的嚴峻考驗，現在仍在考驗著每個人。

　　三、去掉幾怕，放手發動群眾。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共產黨人應當無所畏懼。《十六條》也說要“敢”字當頭……有些同志直到現在仍是怕字當頭，有人甚至怕得很厲害，很古怪，而且越發花樣多。怕字派說：“群眾亂起來了不講道理，不守規矩，鬧得很糟，把習慣秩序打亂，使事情不好辦。”又說：“文化大革命妨礙生產，一鬧，生產就不好進行，計劃無法保證。”又說：“文化大革命會給反革命鉆空子，右派鬧翻天，鬧得厲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蠻人’等等。他們給革命師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頭銜。于是怕群眾、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眾中制造分裂，挑動群眾斗群眾……。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眾、怕革命。從好的方面說，有的想做維持現狀派，但有一種人越走越遠，就只能為自己垮臺創造條件。歷史上從怕群眾到反對群眾，從怕革命到反對革命者不少。希望他們不要再蹈覆轍。

　　有些人口頭上講并不怕群眾，不怕發動群眾，但是葉公好龍，見了真龍，六神無主。毛主席這故事已講了40年，難道還不引以為戒嗎？德國進步詩人海涅，自稱是共產主義者，但是怕共產主義革命。他說：“未來是無產階級的，我是以憂慮的心情說這些話的。”從海涅看來，一旦共產主義革命勝利到來，無產階級掌權，他喜歡的藝術品會毀壞，他的詩也會毀滅。列寧說：“海涅是個無知者，他認識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破壞舊世界的同時，還將保留人類文化的精華，并創造出資產階級望塵莫及的極其輝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說：有些同志擔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丟烏紗帽，怕失尊嚴等，于是就同群眾，同無產階級大革命抵觸起來了。他們挑動工農、干部斗學生，標榜自己是受到多數擁護，他們主持的機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把別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們組織圍攻，卻說：“這不過是辯論會。”圍攻，辯論其界限是什么？其實只要我們屁股坐到群眾一邊，站到群眾中去，這個問題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樣對待群眾上打主意，誰也不能代替回答這個問題。對待革命串聯也是對待群眾，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讓全國學生大串聯，是學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他們在串聯的革命熔爐中受鍛煉，辯明是非，熟悉群眾和斗爭，革命的意義深遠。把全國文化大革命連成一片，并可識別誰是真革命，誰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串聯是最大最好的學校。可以提倡步行，讓他們演習長征。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大串聯走來的同學可能成為有用的人，如果從家門到學校門到機關門的人，難道會成為可靠的接班人嗎？

　　“串聯妨礙生產？”今年農業形勢大好，工業以高速度上升，糧棉大增產，棉花可達500萬擔，糧食21400萬噸，工業產值較去年同期增長26%。中央提議在自愿和可能的條件下不乘火車、汽車，一定會有很多學生這樣做。毛主席最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毛主席支持大串聯，并且大推廣。紅衛兵剛露苗，而且還在受摧殘，誰支持了呢？是我們偉大的統帥，7月31日他就寫信給清華紅衛兵說：“我表示熱烈支持。”星火燎原，幾個月，毛主席高瞻遠矚，一小批紅衛兵發展成為廣大隊伍，牛鬼蛇神為之喪膽，一些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心想，最好取締，至少也納入我們的軌道。紅衛兵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不少的倡議，大家都要研究，能做到的一定實行，戰果必須開展覽會，用事實教育群眾：“造反有理”。

　　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通訊社在看了紅衛兵后斷論，兩個多月的歷史，已成為七億五千萬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組織，大概會影響中國人的政治和生活。還說：“如果西方世界和蘇修集團，認為這種狂熱只是流氓行為或短暫熱情，那不僅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險的。”敵人的觀察比我們的一些同志還深刻得多，值得我們好好想想。本是我們祖國的事，為什么會使敵人感到危險呢？現在已經不是閉關鎖國的時代，文化大革命正在影響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進國內的革命化。什么地方、什么單位、認真而不馬虎地抓革命促生產，就可以大大促進生產積極性和工農業生產、科學技術新飛躍，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此段中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一些文字，是在毛澤東10月24日晚批示后，由陳伯達加寫的。毛澤東的批示見后——筆者注）。

　　四、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在各個革命時期，革命的力量和對象是有變化的，但毛主席的階級路線永遠適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堅持階級路線，善于發現不帶括號的左派隊伍，爭取許多搖擺不定的，可東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團結大多數，徹底孤立資產階級右派，揭露玩弄權術的兩面派。有人企圖用宗派主義代替黨的階級路線，把革命原則拋到九霄云外，不理會各種派別帶有政治性、階級性，用血統論代替階級性，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

　　各地流行一種“自來紅”的謬論，宣傳謬論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學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迷惑一些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反動的血統論。什么“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地主階級哲學，是徹頭徹尾的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唯心的，與馬列主義階級分析相對立的。毛主席和黨是重視階級成份出身的，同時反對唯成份論，人們都需要在斗爭中長期考驗自己，證實自己的世界觀屬于哪一個階級。思想意識不是天生來的，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是階級斗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這一個階級，或者反映那一個階級。馬列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按照自己的社會地位來說是容易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但是科學社會主義不是工人階級自發產生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按其社會地位曾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列寧、斯大林以至于毛主席也是一樣。但他們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總結了國際工人運動各個時期的全部經驗，創立和發展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引導工人階級前進。有一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如英國工黨領導人成了反對工人階級的工具，在蘇聯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現在學生接受“自來紅”、“自來黑”，劃分“紅五類”、“黑五類”的觀點，制造和散布這一觀點的人，是要制造混亂，毒害青年，否認在革命前進中要不斷改造，否認別人能夠改造，自己不愿革命，也不準別人革命。不重視階級出身是錯誤的，唯成份論，不重視政治表現也是錯誤的。這些觀點必須批判，離開階級分析去看多數和少數也是錯誤的。

　　毛主席在黨內，曾長期處于少數地位，卻恰恰代表廣大人民、馬列主義，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為正確的人都失敗了，被群眾拋棄了。不作階級分析，處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數，也不支持少數，這是不行的，是虛偽的，不偏不倚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無產階級在歷史上代表最廣大的人民，最偉大的階級。毛主席7月31日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指出：我們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按毛主席指出的，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類，否則自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防止宗派主義，即關門主義。他把關門主義策略叫作孤家寡人主義，單兵獨馬的策略。無產階級相反，是要招收廣大人馬，好把敵人包圍消滅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孤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取得一個個勝利。

　　10月18日，毛澤東第5次接見150萬紅衛兵。

　　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這一次的安排與往常不同：毛澤東不上天安門城樓，而是乘坐敞篷車從天安門廣場開始，向東沿著東長安街等大街，從八王墳到公主墳，沿北城行車10公里，再到天安門廣場，行程25公里，一路上與排成長龍似的隊形的紅衛兵們直接見面。

　　早在17日夜里12點開始，人們就紛紛涌上街頭，涌向天安門廣場，準備迎接幸福時刻的到來。

　　4點多鐘的和平里，人群已經匯集成海洋。被接見者的隊伍，按計劃走進各自地段坐下，在解放軍戰士的帶領下，學習《毛主席語錄》，高唱革命歌曲。

　　中午12時45分，由宣傳車開道，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出發，開始廣播接見《通知》。12時50分，《東方紅》樂曲響徹廣場上空，接見開始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各乘1輛敞篷吉普車，中央其他領導人分乘6輛敞篷吉普車，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出發，在12輛敞篷警衛車的引導護衛下，首先接見廣場上的紅衛兵，爾后沿著東長安街、建國門內外大街、東三環路、北三環路緩緩駛進。

　　下午1點，廣播里報告說：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已經到了大北窯，已經到了東直門……”

　　“毛主席來了！”“是毛主席來了！”

　　人群中不斷地發出歡呼聲。

　　1點20分，毛澤東乘著敞篷車來到了人們眼前。只見他紅光滿面，神采奕奕，站立在敞篷車上，頻頻向群眾招手致意。道路兩旁的群眾，手揮《毛主席語錄》，呼聲震天。人們的秩序好極了。紅衛兵和很多群眾都熱淚盈眶。毛澤東的車子已經過去了，人們還是不愿意離去。

　　紅衛兵都按廣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有準備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檢閱、接見。直到晚上，那些被毛澤東接見過的人們在返回途中，還都相互招手致意，他們紛紛高呼：“戰友們再見！”

　　夜幕降臨了，一些外地的紅衛兵還匯集在天安門前，對著毛澤東的巨幅畫像凝望。有的人臨走時還幸福地喊著：“毛主席再見！”

　　10月22日，毛澤東在鄧小平呈送的檢討稿上批示道：

　　小平同志：

　　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9頁第1行‘補過自新’之后，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干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澤東

　　10月23日，劉少奇、鄧小平先后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檢討。

　　劉少奇在檢討中說：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志的責任，例如在京的其他領導同志，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志，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志，某些地方的領導同志等等，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里，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議上做出了一些錯誤的決定，批準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在北京許多學校進行所謂‘排除干擾’的斗爭。由此，就在許多學校工作組的領導下發生了學生斗學生的現象，發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做法，圍攻了革命派，壓制了不同意見，甚至將一些學生定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這樣，就在不少學校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這種恐怖氣氛是反動的、白色的恐怖氣氛。我過問過的、王光美同志參加過的清華大學前一段文化革命運動中所犯的錯誤，是這一錯誤路線的典型例子。我曾聯系過的師大一附中，也進行過‘排除干擾’的斗爭。”

　　鄧小平在檢討中說：

　　我完全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贊成陳伯達同志10月16日的講話。這次會議深入地檢查全黨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于進一步肅清以劉少奇同志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制訂和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徹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斗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的錯誤路線的斗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錯誤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范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兩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兩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兩人不但對十一中全會以前一段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后各地各部門由于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在50多天錯誤中，由于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制左派、打擊左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斗學生，群眾斗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導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后，還難于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之后，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范圍內繼續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后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么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起來之后，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領導人壓制革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作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的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代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用農村或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過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制群眾運動，把群眾當做阿斗，把工作組當做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斗學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棄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特別嚴重的是，6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了出來，理應及時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志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復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干革命的主張，可是我們頑固地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的大方向的正確的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延續了50多天，結果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由于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志來負擔。不少工作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別是由于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門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兩個多月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之后，不久就出了壓制打擊左派，群眾斗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面提到，6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陳伯達同志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面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志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是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于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于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致這個錯誤延續了50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于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向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只會犯嚴重錯誤而不能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是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一種表現方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信任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斗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方針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學校實現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務，他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于“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批判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限信任群眾，充分發動群眾，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群眾、革命干部來自己動手的進行這場革命，讓群眾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破四舊、立四新的偉大任務，只有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慧才能實現，因為只有他們熟悉情況，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既不了解情況，也沒有這種本領的。本來，北京大中學校運動起來之后，形勢極好，群眾普遍運動起來，沖擊著一切牛鬼蛇神，沖擊著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聶元梓等7同志的一張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的號召作用。當時看起來有些“亂”，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亂”，是好得很的“亂”。而我們呢，把這種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謂“亂”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于讓工作組去控制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起了扼殺運動的破壞作用，其結果是把轟轟烈烈的運動變得冷冷清清，群眾斗群眾，打擊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興。毛主席說這是實行白色恐怖，是長資產階級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是一點也不冤枉的。現在看得很清楚，我們所犯的錯誤，一經主席和中央糾正，就出現了非常廣泛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現了紅衛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斗組織，革命師生員工氣勢磅礴，由學校發展到社會，由本地發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四舊，立四新，沖擊一切牛鬼蛇神，戰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業，無疑這對教育和鍛煉年輕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我國不變顏色，不但對中國，而且對全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工作的高位，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學好，沒有領會，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不信任群眾，反而壓制了革命群眾，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這不但是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紅旗，而且直接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我這次犯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理說，我的工作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經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誨和指示，但我卻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差，宣傳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靈魂，掌握毛澤東思想多少，是鑒別我們究竟有多少馬列主義、多少無產階級思想的標準。不進則退，既然學得很差，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就會多起來，就必然在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上，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一直發展到這次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這是必然的。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學習不力，沒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錯誤。我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書記處直接管轄的中央各部門，問題也最多。在對待階級斗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斗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所說的1962年的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于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面的。至于1962年以前，還有不少錯誤，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嚴肅地加以檢討和清理。沒有跟好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差，是與我的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作風，密切相連。長期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下去的少，同群眾接觸少，同干部接觸少，同負責同志之間接觸也少，對待工作不夠勤謹，沒有認真地向群眾做過調查研究，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又很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了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嚴重的錯誤，常常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然要發展到同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長期不自覺，產生并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夠認真，向同志、向群眾請教很少，特別是向主席的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紀律上也是不容許的。1964年底，毛主席曾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這個嚴肅的批評，對我有所震動，但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自己，并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錯誤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次犯路線錯誤當然是不可避免的，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總之，我的思想和作風，同毛澤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這就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地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不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完全不適合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證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現在初步用鏡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現在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水平，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對黨對人民的事業是不利的，我自己應該深刻反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錯誤，保持晚節力求做一點有利于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補過于萬一。我有這樣的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在一個相當時間內，錯誤是會得到改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應該自己努力站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作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選拔了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對我國對世界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范，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主席請示報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也最了解群眾和下面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對于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地向林彪同志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徑。

　　我的上述檢討，當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再說毛澤東在10月2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了一線、二線的問題。他說：

　　“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現在看起來，不那么好。”“我也有責任。為什么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里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于信任別人。”

　　毛澤東點名批評了鄧小平。他說：

　　“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離我很遠的地方坐著。1959年以來，6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是說他很有能力嗎？李富春休息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是對書記處講的，書記處沒有向我講，鄧小平對我是敬而遠之。”

　　欲知毛澤東此后還有什么重要論述，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1966年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的講話，和鄧小平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的檢討，都是研究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要史料。前者是代表黨中央、代表毛澤東的，后者是鄧小平為了自保、從而達到他和劉少奇所說的“大不了混戰一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還不知道鹿死誰手”的目的（見第5章中），而說出的一些言不由衷的話。因此，筆者不吝筆墨，立此存照，以供后人鑒賞。

　　電子版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