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誰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革命繼

　　續下去，向著共產主義發展。另一種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壞

　　事，同帝國主義講和，讓蔣介石集團的殘余分子回到大陸，站到國

　　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一邊去。”

　　話說1964年12月15日下午，毛澤東根據11月25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利用各地主要負責人來京參加人大會議的機會，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

　　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劉少奇就各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反映的一些問題，提請會議討論，他說：

　　“陶鑄同志有一封信給我，提出了一個農村新興的富裕階層、特貧階層的問題。還有些地方提新資產階級分子。農村里面用不用新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名字？還是就叫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

　　毛澤東說：

　　“恐怕農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資產階級。你講投機倒把，講貪污盜竊，他懂得。”

　　劉少奇說：

　　“看來，工作隊的骨干力量不夠分配，領導不很強。是不是戰線過長了？是不是需要縮短一些戰線？如何縮短？”

　　毛澤東淡淡地說：

　　“縮短容易嘛，你一縮就行了。”

　　劉少奇說：

　　“有些地方提出，機關家屬里面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毛澤東說：

　　“也沒有那么多。全國人口幾億，那些人總不會是什么幾百萬、千把萬吧？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劉少奇提出對“四清”中農民自己報出來的隱瞞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購的問題。毛澤東說：

　　“不能征購。要到5年之后，在增產的條件下，酌量增加一點。”

　　周恩來插話說：

　　“整個社教時期都不要征。”

　　毛澤東說：

　　“糧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劉少奇又提出了其它一些問題，爾后說：

　　“就是這些問題，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們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點。”

　　毛澤東說：

　　“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討論。有話就在這里講嘛。就在這里沖口而出，暢所欲言。”

　　從16日到19日，中央工作會議都是每天上午討論，下午召開全體會議。

　　12月20日中午12時，毛澤東來到人民大會堂河北廳，準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繼續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他同朱德、周恩來等已經到場的一些人談笑風生。在談到孫中山時，他說：

　　“特別要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骨頭很少，水分很多。孫中山晚年沒有知識了。他是個講演家，煽動家，講得慷慨激昂，博得給他鼓掌。我聽過他的講演，也跟他談過話。他是不準人駁的，提不得意見的。實際上他的話水很多，油很少。”“他一進場，全場都要站起來的，叫孫先生。沒有民主，亦無知識，他的無知識達到此種程度：他給右派解釋共產主義時，畫了一個太極圖，里面畫了一個小圈，寫上共產主義，外面又畫了個圈，寫上社會主義，最后外面又畫了個大圈，寫上民生主義。他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包括在我們的三民主義里頭。總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湖南有個緬云山，你認得嗎？他開始說，孫文沒有學問，叫孫大炮，不如黃克強有學問，黃先生好，因為黃是秀才，能寫一手蘇東坡的字。后來他一到廣東，見了孫中山，回來后一下大變了，說，‘可了不起，孫先生！’”

　　毛澤東又談到了余秋里，他說：

　　“余秋里做計委副主任不行嗎？他只是一個猛將、闖將嗎？石油部也有計劃工作嘛！是要他帶個新作風去。”

　　周恩來插話說：

　　“去沖破一潭死水。”

　　提到《人民日報》，毛澤東說：

　　“現在《人民日報》有看頭了，編者按也寫得好。大白菜也上了頭條，很好。”

　　他說的“大白菜也上了頭條”，是指《人民日報》12月5日在頭版用大半個版的篇幅報道的北京市干部參加運銷大白菜的消息，這個消息還配發了短評，刊登了社員的來信，很有些聲勢，是副總編輯安崗與北京市記者站的記者共同組織的。毛澤東又說：

　　“要繼續努力。《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有些短的、生動活潑的、思想性強的內容，要學習。”

　　他正在高談闊論，劉少奇進來了。他要劉少奇主持會議，劉少奇執意不肯。毛澤東說：

　　“你開講，你掛帥。你不講，我們散會。”

　　劉少奇不再推辭，于是重提12月15日下午他已經說過而還沒有經過會議討論的老問題，他說：

　　“農村方面有一個問題，是陶鑄同志提出的，說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跟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幾個同志也這樣講，說農村里面已經形成富裕階層了，已經形成特權階層了。是這樣提呢？還是原來提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干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說：

　　“地富反壞是后臺老板，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命。”“地主富農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于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的。”

　　劉少奇說：

　　“對當權派，這是頭一仗。但他們后頭有地富反壞。”

　　毛澤東說：

　　“漏劃地富變成中農，變成貧農，有的當了共產黨，因為他漏劃了。那也是一種當權派。”

　　劉少奇還是堅持把話題繞回到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他說：

　　“這個主要矛盾怎么講法？廣東是老早提出這個問題來了，我也看到了，我沒有轉發。這個問題恐怕要討論一下，看這個語言怎么講法？”

　　毛澤東沒有理會，繼續說道：

　　“他在那里記工分，搞會計，5大領袖嘛，5大領袖難道不是當權的？”

　　劉少奇也是只管說自己的問題，他說：

　　“陶鑄同志那個文件開始提出就有人不贊成，中央機關也有人不贊成，我聽到了這個反映。”

　　毛澤東說：

　　“不要管下層，只管‘5大領袖’，這是共產黨，是當權的人，不當權也是跟著跑的人。管你是掛名的共產黨也算，過去是國民黨的也算，過去是真共產黨變了的也算，總而言之你是掌大權。就是要發動群眾來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不要提階層，那個東西一提就嚇倒人了。只提黨、黨委。省委也是黨委，地委也是黨委，縣委也是黨委，區委也是黨委，公社黨委也是黨委，支部委員會也是個黨委。”

　　劉少奇見毛澤東如此明確地表了態，也只好表示贊成了，他說：

　　“不提階層，不提富裕農民階層，特權階層。就是有這么一些在農村里面掌權的人，反群眾，剝削群眾，壓迫群眾。”

　　接下來，大家開始分析這部分掌權人的情況及處理辦法。毛澤東說：

　　“搞的結果，戶數不超過百分之七八，人數不超過10%。我提出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20%，7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農民起來，紅了眼睛，影響到你們，你們走群眾路線嘛，就站到群眾那方面，結果樹敵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貪污幾十塊錢、100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們的群眾就多了。把貪污100塊錢到150塊錢的解放出來，就解放了80%。”

　　鄧小平插話說：

　　“這次運動的打擊面是百分之幾比較有利。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爭中分化他們，爭取他們，教育他們，改造他們，最后的打擊面是百分之幾。”

　　毛澤東把話題轉移到“四清”的概念上，他說：

　　“過去那個‘四清’，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清賬目，那只是經濟，變成‘一清’了。”“我贊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過去那個‘四清’的概念改變，現在就是包含一個思想，一個組織，一個政治，一個經濟。”

　　他還特意囑咐大家說：

　　“現在不要把這個氣候傳下去，現在還是反右。至少還要搞到明年什么時候，1月、2月、3月、4月、5月，再搞5個月。你們掌握氣候。一不可搞得打擊面太寬了；二不可潑冷水，撐那個四不清干部的腰。”

　　劉少奇見毛澤東說完了，就再次把話題拉到主要矛盾問題上，他說：

　　“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鑄當即表示贊成。毛澤東則冷冷地說：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彭真插話說：

　　“總的提法，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還是我們七屆二中全會提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間，是四不清、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主要整干部。整個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這個整個的提法和這次運動的提法要分一下。這也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的一種形式。”

　　毛澤東接過話題說：

　　“一個新生，一個漏劃，一個壞掉，這是對當權派的分析。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么4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4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貍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一個省委，一個地委，一個縣委，一個公社黨委，一個支部委員會，抓住這個東西就有辦法。”

　　劉少奇還是抓住“主要矛盾”問題不放，他堅持說：

　　“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它的。”

　　李葆華問道：

　　“矛盾的性質是什么？”

　　劉少奇說：

　　“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當即反問：

　　“什么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么性質？”

　　劉少奇也反唇相譏：

　　“總不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毫不讓步，他說：

　　“是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搞個資本主義就差不多了。我們搞了民主革命，就是為社會主義開辟了道路。”

　　劉少奇依然堅持他的觀點，說：

　　“政治、經濟、思想、組織四不清，有人民內部矛盾，有敵我矛盾，問題的復雜性就在這里。”

　　會議一直開到下午4時，毛澤東沒有再和劉少奇繼續爭論下去，但事情還遠遠沒有完。請諸君耐心往下看。

　　12月21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經毛澤東批改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報告》中說：

　　“這一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幾乎全部還清了。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14億零600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13億8900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1700萬新盧布，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報告》中還說：

　　“我國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巨大成就，自力更生地進行建設的力量的增強，充分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證明了我國各族人民奮發圖強的偉大力量，證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正確，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

　　周恩來為了進一步貫徹毛澤東“工業學大慶”的指示，在會議上再次總結了大慶油田的典型經驗，并號召全國向他們學習。

　　周恩來曾先后3次到大慶，肯定了大慶人靠“兩論”（毛澤的《矛盾論》、《實踐論》）起家的經驗，提出了“工農結合，城鄉結合，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建設大慶礦區的方針。毛澤東對此十分贊賞。

　　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還稱贊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生產的先進典型”。他把大寨的基本經驗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實現社會主義4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

　　12月24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接見了參加亞非文學座談會的許多國家作家代表團的代表。

　　12月26日，是毛澤東71周歲生日，他要在晚上請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全國勞動模范陳永貴、大慶“鐵人”王進喜、回鄉知識青年代表董加耕、邢燕子及錢學森等部分科學家、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少數中央部門部長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吃飯。為此，他親自擬定了名單，并安排錢學森和陳永貴、王進喜、邢燕子、董加耕，還有陶鑄和曾志夫婦、羅瑞卿、謝富治和汪東興，跟他坐在一桌，而江青和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胡耀邦及各大區書記等人，則分坐另外兩桌。

　　晚飯前，毛澤東一到場就說：

　　“今天不是請客，更不是祝壽，我拿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也算是實行‘四同’吧！不能光吃飯，還要講講話呀！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么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說我是教條主義，就算教條主義吧。教條主義什么時候變，一萬年也變不了。我們寫文章打仗，不會死人的。什么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他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了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整個席間鴉雀無聲。

　　毛澤東說完了，就來到自己的位置上，緊緊握住陳永貴的手說：

　　“永貴好啊！”

　　他又挨個和客人握手問好，并詢問了陳永貴、王進喜、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況，還說：

　　“像大學里那些書，越讀越蠢。《三俠五義》、《聊齋志異》等等，越讀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個已經下農村了。今天我沒有請他們吃飯，他們不夠資格。他們是吃蜜糖長大的。”

　　說罷，點上一支煙，望著陳永貴和錢學森，又說：

　　“搞建設，農業是個拳頭，國防是個拳頭。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車，這很好。”

　　席間，毛澤東見陳永貴很少動筷子，就熱情地說：

　　“永貴，吃菜，吃菜嘛！”

　　他隨手為陳永貴夾了一筷子，招呼道：

　　“這個菜好，吃這個。永貴同志別客氣！”

　　毛澤東知道陳永貴已50歲，便風趣地說：

　　“五十知天命嘍！搞出一個大寨很好。”

　　據參加宴會的曾志回憶說：“吃飯過程中，主席一邊喝酒，一邊談話，這晚話說得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時間久遠了，我已記不全主席談話的內容，但有句很厲害的話我卻至今記憶猶新，那就是‘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主席這是怎么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得怕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里嬉笑斥責，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鑄后來說：‘我們那時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

　　12月27日上午，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印發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十七條》：運動性質，統一提法，工作方法，抓全面，時間，宣布對隱瞞土地的政策，財貿部門的工作要同“四清”運動相結合，工作隊隊員，集團問題，給出路，“四清”要落在建設上，生產隊規模，基層干部任期，監督問題，四大民主，工作態度。最后一條是講以上各條原則適用于城市的“四清”運動。

　　文件第一條關于運動的性質，并列舉了幾種提法：一、“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文件認為，后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并且強調：“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召開全體會議。朱德發言后，陳伯達對《十七條》作了一些說明，他說：

　　“這個文件是常委會的討論意見，主要是記錄了主席的意見，吸收了大家的討論意見。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體的部署沒有寫上。主席根據大家的意見作了總結，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哪個時代沒有？黨內外矛盾交叉，黨內有黨，國民黨也有這個問題。說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要概括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

　　毛澤東插話說：

　　“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董必武在發言中說，文件規定縣以上干部定期調換好。毛澤東插話說：

　　“現在15年了，成了獨立王國，北京，我說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兩個獨立王國，你們去猜，我不講了。”

　　陸定一在發言中講了文化革命問題。毛澤東插話說：

　　“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聯合專政。”

　　他在批評文化部時還點出了文化部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在會議將要結束時，毛澤東再一次強調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他說：

　　“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見毛澤東一直批評他的工作，本來就接受不了，再一聽毛澤東說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就再也聽不進去了。他立即打斷毛澤東的話，反駁說：

　　“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復雜，還是有什么矛盾就解決什么矛盾為好。你說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還有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

　　劉少奇越說越生氣，他質問毛澤東：

　　“你說，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見劉少奇已經撕破了面皮，非常氣憤，便說：

　　“煤炭部長張霖之就是！”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張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參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以來，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長。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對煤礦的安全生產一直不夠重視，大、小煤礦經常發生礦難。一個礦難，就幾十、上百個地死人。”“從每天的群眾來信中也常有礦難家屬寫來的血淚控訴。我和同事們看了都心酸落淚。”“為了強調煤礦安全生產的重要性，中央還在中南海瀛臺舉辦了一個煤礦安全生產的展覽。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會上，他千叮萬囑一定要保證煤礦的安全生產。”“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認真解決安全生產問題。他還找來管經濟的領導同志一起談話，多次講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別要注意煤礦生產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寧可少生產點，也要保證安全。”“毛主席也多次找張霖之，要他解決這個安全生產的問題。說你們寧可把危險大的煤礦停產，也不能死人。還說，你們是為人民服務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為他服務？一個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可是張霖之回去后，礦難依然是接二連三發生，似乎什么問題都沒有解決。而在3年困難時期，反映煤炭部領導和煤礦領導特殊化、多吃多占國家對煤礦工人特別照顧的證物的信件也很多。這些信件反映的問題也大都報送給了毛主席。對煤炭部的這些種種問題，特別是安全問題，毛主席震怒了，說張霖之是不顧人民死活的‘死官僚’。為了礦難的事情，毛主席還批評過總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組會上提出批判張霖之的時候，總理也說，這個張霖之是怎么搞的？盡管國家的外匯那么緊張，但中央還是批了許多外匯給他，讓他去進口安全設備，可怎么還是出那么多事？”“盡管毛主席那時就已經點了張霖之的名，可他卻還是穩穩地坐在煤炭部長的位子上。文革開始以后，他又跟著劉少奇搞資反路線。各地煤礦、礦業學院的學生和煤炭部的群眾給他貼了大宇報，他就整學生，狠整給他提意見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給他貼大字報的，他就認為是右派，把人家給抓起來。劉少奇要‘抓游魚，反干擾’，他在礦業學院搞的也叫‘抓游魚、反干擾’，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黨分子、野心家’了，說這些人想利用群眾的不滿，利用群眾運動，篡奪黨的權力。文革運動中，我們還收到不少煤炭部群眾的來信，講張霖之怎么大吃大喝，從大躍進時候開始，就一直是這樣。而且喝酒很厲害，喝的都是最名貴的酒。更嚴重的是，一個煤炭部黨組的成員來信揭發，張霖之在酒后竟謾罵毛主席是秦始皇，專制獨裁。他罵主席，可能與毛、劉爭執時，主席點了他的名有關系。”

　　后來在1967年1月22日，張霖之在被群眾批斗后上吊自殺了。據《戚本禹回憶錄》說：“動員群眾斗爭張霖之的是總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決定的，也是他們指定我去講話的。”“當時法醫的驗尸報告都在，他的皮下傷并不致死，他確實是上吊自殺的。”

　　再說毛澤東在12月27日下午的會議結束后回到家中，心情依然不能平靜，一首古詩突然躍出腦海。他以沉重的聲調吟誦道：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這是他在幾十年前很喜歡的一首古詩，誦罷，卻怎么也想不起來是何時何人所作，于是便在次日凌晨提筆給田家英寫了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近讀《五代史·后唐莊宗傳》三垂岡戰役，記起了年輕時讀過的一首詠史詩，忘記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請你一查，告我為盼！

　　三垂岡一詩：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詩歌頌李克用父子。

　　毛澤東1964年12月28日凌晨，

　　寫罷，他吩咐值班衛士將信送與田家英；又拿過3張印有紅線豎格的宣紙，筆走龍蛇，一氣呵成，揮灑出了一幅令不少書法家拍案叫絕的毛體書法作品——《三垂岡》。

　　大凡有較高文化素養、有詩詞功底的人，在愉悅或激憤或悲痛的狀態下，每每有相應的警句、格言會不期而至地浮現在腦海，于是便低吟淺唱，或奮筆疾書。歷史上的一些書法杰作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便是最好的證明。毛澤東的《三垂岡》也屬于這一類書作。這類書品淳樸厚重，渾然天成，絕沒有那些風月派乃至當今學院派的矯揉造作且自以為高明的小家子氣。

　　毛澤東誦詩中“朱梁”的朱，是指在五代初期建立后梁的朱溫。此人乃唐末黃巢所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中的無恥叛徒。毛澤東在批《舊五代史·梁書·太祖本紀》時曾這樣寫道：“朱溫處四戰之地與曹操略同，而狡猾過之。”而他在批《通鑒紀事本末·后唐滅梁》時則寫道：“生子當如李亞子”。李亞子就是李克用的兒子李存勖的小名。

　　經田家英找專家查閱，《三垂岡》一詩是出自清朝詩人嚴遂成的《海珊詩鈔》。毛澤東所書有兩字與《海珊詩鈔》不同，即第4句中的“猶”字在《詩鈔》中為“且”，第7句中的“下”字在《詩鈔》中為“畔”。但是，清人袁枚的《隨園詩話》中所引的《三垂岡》一詩，卻與毛澤東記憶中的完全一樣。毛澤東驚人的記憶力，深深地為后來的專家所折服。

　　再說12月28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繼續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他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發言之后，就《十七條》中的第1條和第16條內容，批評了劉少奇的兩個提法，他說：

　　“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稱就叫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作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不是什么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

　　毛澤東進一步批評說：

　　“這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沒有說明是什么社會里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沒有說明是什么黨的內外矛盾的交叉，也沒有說明是什么歷史時期、什么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和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可能有。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可能有。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什么歷史時期也可能有。這些都沒有說明當前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只有這個提法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個提法是符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于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走到邪路上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重要的矛盾，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接著，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對《十七條》提了一些修改意見。毛澤東見大家沒有什么意見了，就說：

　　“我是沒有話了。如果還要講幾句，就是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3章也看一下，那是講自由民主的。這里有兩個人——”

　　他指著劉少奇、鄧小平說：

　　“現在，你們一個不讓我來參加會議，一個不讓我講話。”

　　會場里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毛澤東所說的“一個不讓我參加會議”，是指鄧小平曾經以毛澤東身體不好為由，說沒有什么重要事，勸他不要參加會議。他所說的“一個不讓我講話”，是指劉少奇在12月27日下午會議上打斷了他的話。

　　“這里有兩本書——”毛澤東說著，拿出了兩本書，搖動著手中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說：“作為黨員我有開會權。”

　　他又搖動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

　　“作為公民我有發言權。《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100頁到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章第1條，這個條文叫第85條，中間講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87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的自由。’比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果算的話，那么有沒有言論自由？誰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有沒有出版自由？現在文化部它就只許那些人有出版自由。這個出版機關，我看得整頓一下，許多抓在壞人手里。集會自由，譬如我們現在這個河北廳不是在這里集會嗎？這叫集會吧？不算呀？”

　　周恩來插話說，算集會。毛澤東接著說：

　　“還有結社。現在我們要結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嚴重的人弄出去，要結一個共產黨。要把支部整頓好，把基層黨委整頓好，把各級黨委也整頓好。這叫結社。游行、示威，早幾天我們不是在天安門搞過游行示威嗎？那是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剛果。我是歷來贊成對于我們官僚主義者舉行游行示威的。”

　　毛澤東最后問大家：

　　“同志們有話沒有？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要耽誤你們的時間，我又變成個官僚主義。”

　　會議結束后，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大小禮堂觀看《紅燈記》。開演前，他們在休息室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

　　“你們的會開完了嗎？”

　　按照原定計劃，中央工作會議在12月28日下午印發《十七條》后，就準備結束。而這個發放《十七條》的結束會議，劉少奇等人竟沒有通知毛澤東參加。毛澤東聽陶鑄說會議已經結束了，臉色頓時沉了下來，生氣地說：

　　“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么！”

　　他又問陶鑄：

　　“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

　　陶鑄回答說：

　　“有的已經走了。”

　　毛澤東的火氣更大了，轉身對汪東興說：

　　“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

　　12月3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對全國各地發出緊急通知，說《十七條》“中央正在修改，停止下發，并由各級領導自行將文件銷毀”；中央工作會議在1965年元旦后繼續召開。

　　12月31日這一天，毛澤東在“對陳伯達同余秋里談話記錄稿的批語”中寫道：

　　印發給中央政治局、國務院副總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學在我們黨內盛行，辯證法拋到九霄云外，連一些大老爺也在所不免。現在應該是想一想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毛澤東1964年12月31日

　　1965年1月2日，毛澤東為修改1941年撰寫的批判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九篇文章”，將舊書稿印發給謝富治等人征求意見，批語全文如下：

　　此件送謝富治、李井泉、陶鑄3同志一閱，請提意見，以便修改。其中關于臨時中央不合法的問題，已在1945年“七大”前的中央會議通過的“關于歷史問題”上不提了，即承認其是合法的了，這樣做于全黨有利。其中又提了總理（即周恩來——筆者注）的名字，也應該刪掉，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我自己在1941年（可能是這一年的春季，因為文內沒有提到歐洲戰爭）寫好，只給弼時、少奇兩人看過，自己也忘了。1964年，忽然有人把原稿的照片（在革命歷史博物館找到的）送給我看，我才記起確曾寫過此文。

　　毛澤東 1965年1月2日

　　1月3日，第三屆全國人大1次會議選舉國家領導人，劉少奇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人大這邊的會議一結束，劉少奇立馬趕去參加毛澤東晚上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1月3日晚，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

　　“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死開會。有的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么打？集中15000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我不贊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可以去學嘛。”

　　毛澤東講的這“一個小縣”，指的是河北省新城縣。他接著說：

　　“我跟前一個警衛員寫信來說，學了40天文件，根本沒有學懂。下去兩個禮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問題。聽說還有好多怕，怕扎錯根子，怕住錯人家，怕干部搗鬼。怕這個，怕那個，那怎么行？

　　你一個新縣城，28萬人口，下去15000人，還說人少了。哪里來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比如28個人有一兩個是壞的，還有二十六七個是好的嘛。為什么不依靠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幾個人就行了。可能十幾個人不行，但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聯，為什么扎根串聯！冷冷清清。扎根串聯，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種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現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我看方法要改。要那么多工作隊干什么？”

　　他扭過臉問劉少奇：

　　“你在安源不就是一個人去的嗎？反人家右傾，結果自己右傾。應該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干部隊伍，不是整社員。對干部也要宣布來意。生產隊、大隊、公社干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污幾十、百把塊、兩百塊的，你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其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么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干部。”

　　與會者聽毛澤東如此一說，紛紛議論起來。毛澤東待大家平靜下來以后，接著說：

　　“真正的領導人要在斗爭中才能看得出來。你在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我不相信。要開大會搞斗爭。地縣社3級開大會搞斗爭，而不是讀文件。總之，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斗爭，在斗爭中群眾會造出他們的領袖來。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樣扎根串聯。一去就開會，有事就開，無事就散。開會不要太長，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要讓群眾去搞。不相信群眾，只相信工作隊，不好。四清，要給群眾講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壞最厲害的。”

　　與會者都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也說：

　　“方法問題很重要，我贊成主席的意見。”

　　1月5日下午，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

　　“我聽說有6怕，一怕扎錯根，二怕沾干部，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傾來的。怕右傾成為一種框框。還是江蘇那句話，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的人數很多，按兵不動，人海戰術。”

　　“現在，有些人好像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貪污幾十元、百把元、幾百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污上千元的只有4個人，沒有第5個人嘛。”

　　有人提出文件中關于運動的時間是不是要縮短一些。毛澤東說：

　　“時間問題，全國1967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這句話寫上去是為了防止急躁。事實上，一個單位只有幾個月就行了。你還是教育嘛。搞運動首先是依靠群眾，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數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隊。工作隊也要依靠前兩者。一個縣28萬人，總要依靠二十幾萬人才能搞起來。”

　　宋任窮說，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毛澤東說：

　　“在人代會上講得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得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

　　陶鑄談到了當前形勢的新特點。毛澤東說：

　　“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2次會議也是這樣說的。杭州會議制定10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么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黨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天下午，毛澤東還將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找去談話。他說，人代會上講得一片光明，黨內開會一片黑暗。過去看不到螞蟻（指階級斗爭），現在又說滿地是螞蟻。他還談到了打殲滅戰的問題，認為一個地方集中的工作隊員太多了，并強調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數，要允許人家革命，在這個地方不行，可以到別的地方去革命。

　　關于“四清”運動，《戚本禹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正是針對當時已在上層領導及一些干部中出現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針對一些上層領導與干部從人民的公仆變成人民的主人，腐化變質，演變成特權官僚階級的傾向，毛主席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毛主席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點就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劉少奇在具體指導這場運動的時候，又把它改變成了整肅下面廣大基層干部和普通群眾，所謂解決‘四清與四不清’矛盾的運動了。由此，劉少奇與毛主席在政治上產生了重大的分歧。”

　　1月6日，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們陸續來到北京，會議繼續進行。毛澤東在1月3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兩次講話在各小組進行傳達。爾后，各小組討論《十七條》，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修改。

　　1月9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會見了斯諾。

　　斯諾是在1964年10月8日來到中國的，他首先和周恩來談了話，然后就到中國各地參觀訪問。斯諾在參觀中看到中國在3年自然災害后經濟好轉得這樣快，感到很驚奇。見到毛澤東后，斯諾首先請求毛澤東準許他把這次采訪的全過程拍成電視記錄片。他由衷地對毛澤東說：

　　“好多年前，我請你把你的生平告訴我。開始你反對，我爭論說，讓中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知道你是怎樣的人，是什么力量推動你工作，這是有用處的。如今又有謠言說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這些謠言是極大的夸張，那不是很好嗎？”

　　毛澤東帶著苦笑回答說：

　　“關于這個，可能是有些懷疑吧。我不久就要去見上帝了。”

　　經毛澤東同意后，進來了一位攝影記者，開始拍攝斯諾采訪毛澤東的全過程。這次會見和往常一樣，毛澤東一邊抽著煙，一邊回答斯諾提出的各種問題，兩個人無拘無束，海闊天空，氣氛相當輕松活躍。斯諾首先談到了中國革命對他的影響，他說：

　　“我22歲到中國，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國得到的。”

　　毛澤東問：

　　“那是什么時候？”

　　斯諾回答說：

　　“1936年。最集中的是和主席一起的5個月。那時在保安的時間太短，不過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面改變了我的生活。那幾個月比我在俄國當戰地記者的兩年半學到的還要多。”

　　毛澤東點了點頭說：

　　“可能這是真的，你在中國比較自由些。”

　　斯諾說：

　　“我認為我能認識你，是極大的榮幸，也為我個人帶來許多好處，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轉告別人。我真心覺得你的成就是偉大的，當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總之做了許多偉大的事情。你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環境。很多人發生疑問，在比較安逸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將做出些什么來。你對這個問題是怎么想的？”

　　毛澤東答道：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誰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革命繼續下去，向著共產主義發展。另一種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壞事，同帝國主義講和，讓蔣介石集團的殘余分子回到大陸，站到國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一邊去，這就叫反革命。你問我的意見，我當然不希望出現反革命。將來的事情要由將來的后代去決定。今天的青年和未來的青年，將按照他們自己的價值標準來評價革命工作。從長遠來看，將來的人要比我們聰明，如同資本主義時代的人比封建時代的人要聰明、要好一些。”

　　斯諾說：

　　“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給許多教授提供了職業，現在可能很多人成為‘毛學’專家。”

　　毛澤東說：

　　“中國戰國時期有一個人寫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來注解《老子》的在100家以上。現在我的這些東西，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東西，在1000年以后大概會顯得可笑吧。”

　　斯諾說：

　　“1000年是很長的時間。”

　　毛澤東說：

　　“今后的1000年比過去的1000年可能變化大。”

　　斯諾說：

　　“深入的技術革命，征服宇宙空間。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響將遠遠超出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

　　毛澤東說：

　　“你可能講得過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斯諾說：

　　“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經歷過這么多的變革，從開始作為一個學生，到參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為歷史學家、哲學家。”

　　毛澤東說：

　　“我不能駁你，也不可能贊成。這要看后人、看幾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來，我是壞人是定了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不贊成我，包括蔣介石不贊成我。他不贊成我，我也不贊成他。這就要發生爭論，有時要寫文章，有時要動武。”

　　斯諾問：

　　“主席還是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嗎？”

　　毛澤東說：

　　“我不過講講而已，真打起來會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滅的，那時就變成紙老虎了，它沒有了嘛！”

　　斯諾說：

　　“現在一分為二，二分為四，每個國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彈。”

　　毛澤東說：

　　“就是不許可中國有原子彈。中國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彈，既然未必有哪一個國家敢于使用原子彈，它們實在是毫無用處的。為了進行科學實驗，有幾顆也就夠用了。中國手里連一顆原子彈都不想要。事實證明，到處興風作浪的不是‘竹幕’后面的中國人嘛！正是那些反對中國的帝國主義自己。說中國掌握了原子彈就是給世界帶來災難是不公平的。你也看到了，中國可沒有拿著那個東西到處嚇唬人，倒是那些對我不放心的人，在到處搞核威懾。什么‘大規模報復戰略’呀，‘靈活反應戰略’呀，都是用原子彈、氫彈威脅世界和平。美國人就沒有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承諾了，從原子彈爆炸成功的第一天就承諾了。中國的這個政策，是不會變的。”

　　斯諾談到了赫魯曉夫，毛澤東說：

　　“我們這里赫魯曉夫的照片沒有多少，書店里照樣有赫魯曉夫的書。世界沒有赫魯曉夫還行！赫魯曉夫陰魂不散，他這種人總是有的。”

　　斯諾問：

　　“現在的蘇共新領導能不能說是三七開，七分是對的？”

　　毛澤東說：

　　“蘇共現在的領導？這很難說，我不講這個話。外面講他們要搞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

　　斯諾又問：

　　“赫魯曉夫下臺后，中蘇關系有什么改進？”

　　毛澤東說：

　　“可能有點，但是不多，使我們喪失了一個寫文章批評的對象。”

　　斯諾說：

　　“在蘇聯有人說中國有個人迷信。”

　　毛澤東說：

　　“恐怕有一點。據說斯大林是有的，赫魯曉夫一點也沒有，中國人是有的。這也有點道理。赫魯曉夫倒臺了，大概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迷信。”

　　斯諾將話題一轉，談到了中美關系，他說：

　　“在過去的15年中，由于歷史的原因，中美兩國、兩國人民被分開了，對此我個人自然感到遺憾。今天，懸隔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但是，我自己并不認為這將演變成戰爭和歷史上的大悲劇。”

　　毛澤東說：

　　“這也可能你是對的。中國這個地方，美國軍隊來可以，不來也可以。來了沒有什么很大搞頭，我們不會讓美國軍隊得到好處。因為這點，也許他們就不來了。我們不會打到美國去，這我已經說了，你們可以放心。”

　　斯諾問：

　　“在現在的情況下，你認為中美關系有改善的希望嗎？”

　　毛澤東說：

　　“是的，我看有希望。但這需要時間。要等候，總會有這么一天，歷史的力量一定會再次把兩國人民聯結起來。也許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快見上帝了，也許你們有希望。按照辯證法，生命總是有限的。”

　　斯諾說：

　　“我看主席的身體很健康。”

　　毛澤東說：

　　“我準備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辦法！好多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說的戰爭中的危險，把我身邊的衛士炸死，血濺到我身上，可是炸彈就是沒有打到我。”

　　斯諾說：

　　“希望在我走之前，請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

　　毛澤東說：

　　“祝他們進步。如果我說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

　　斯諾說：

　　“主席的話非常好，特別是同前面的話聯系起來，就是中國不會打出去，中國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這一點。”

　　毛澤東強調說：

　　“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交談已經進行了4個小時，毛澤東說著說著半閉上眼睛，聲音慢慢低了下來。斯諾見他有點累了，就說：

　　“我從來沒有會見過約翰遜總統。但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讓我去見他一次。如果你有任何特別信息給他，我也許能夠轉交給他。你有愿意對他說的話嗎？”

　　毛澤東說：

　　“沒有。美國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們早已提過要他們收回去一點，他們照例不聽。”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和斯諾一起共進了晚餐。斯諾起身告辭時，毛澤東一直把他送出人民大會堂門口。在大門附近，沒有衛士。毛澤東在零度下的夜晚沒有穿大衣，不顧斯諾的反對，又要送斯諾去乘汽車。到了汽車跟前，毛澤東跟斯諾握手，要斯諾多保重，他說：

　　“天有不測風云。”

　　眼看著斯諾上了車，毛澤東還獨自在那里站了片刻，以傳統方式向斯諾揮手告別。直到斯諾乘坐的汽車開動后，他才轉身回去。

　　1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會見斯諾的大幅照片。毛澤東在1960年會見斯諾后，中國的新聞機構沒有進行任何報道，這一次斯諾被《人民日報》的新聞介紹為《西行漫記》的作者。

　　斯諾于1月19日離開中國后，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東京的《朝日新聞》上刊登了他同毛澤東的談話。英、德、意等國的報刊相繼轉載，唯獨美國各大報未予登載。回到美國后，斯諾把這次在中國整個采訪過程中拍攝的電影記錄片命名為：《人類的四分之一》，充分地介紹了新中國在各方面的偉大成就，在美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他又經過多方努力，始得和約翰遜見面，但這位美國總統傲慢地應付了幾句，便讓送客。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估計是十分準確的。

　　欲知中美關系后來如何發展，請慢慢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65年1月9日接見斯諾時候的心態，完全是一種大決戰前夕的狀態。斯諾沒有也不可能猜想到。在1960年和這一次談話中，毛澤東都做出了準備與美國政府接觸的暗示。很遺憾，美國政要人員沒有也不可能理解他這種特有的處事方式。

　　另：關于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歷來評論者眾說紛紜。讀者不妨看一看斯諾是怎樣評價這個問題的。斯諾曾在他的文章中這樣寫道：“現在，人們說，劉和毛從一開始就代表著‘兩條路線’。毫無疑問，‘兩條路線’是存在的。據毛說，在黨由兩個人領導的四、五十年里，也存在這樣的情況，‘非對抗性矛盾（逐步）變成了對抗性矛盾’（不可調和的矛盾）。是個人爭權的斗爭嗎？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觀政治現實分開的。但是，毫無疑問，毛和劉之間的沖突首先是由于，兩個人對于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方法和目標的考慮，在實質上是不相同的。”斯諾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歷來是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一邊，始終能夠客觀地觀察和報道中國革命的進程和發展。而他對于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的判斷，即“兩個人對于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方法和目標”，也就是對于革命的路線和道路“的考慮，在實質上是不相同的”這一評論，不是比一些中國人更客觀一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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