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蘿卜頭”宋振中烈士

　　早上送兒子上學，碰到樓上的小朋友森森，他跟奶奶一起出去買菜。

　　森森非常有禮貌，大院里的大人都和他熟悉，他逢人就打招呼，胖胖的小臉永遠綻放著笑容，他是我們大院里的天使。

　　但今天，11月27日，是個特殊的日子，見到森森，我想到了另外一個“森森”，共和國年齡最小的烈士，“小蘿卜頭”宋振中。

　　很多朋友未必知道，“小蘿卜頭”只是宋振中烈士的“外號”，并不是的小名，他的小名叫“森森”。

　　“小蘿卜頭”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們，那時他還沒出生

　　剛剛出生8個月，宋振中就隨父母，被國民黨抓進了監獄。

　　獄友韓子棟，也就是《紅巖》中“華子良”的原型，后來回憶說：

　　“父母給他起過一個奶名，叫森森，可是卻很少用過，經常呼喚他的，還是那親切的稱呼——‘小蘿卜頭’。最早是誰起的，人們記不起來了，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這么叫著。而他這形象化稱呼的來源，使人們不能不想到‘中美合作所’這個最慘無人道的人間魔窟。宋振中因受著殘酷的虐待和長期的折磨，因極端缺乏營養而發育不良，形成大大的腦袋，細長的脖子，配上副骨瘦如柴的小小身軀，活像一個蘿卜頭。正是這個特殊的外形，成了‘小蘿卜頭’這個綽號的起因。當年如果不是宋振中，換上另外一些幼小的孩子，他們也會變成‘小蘿卜頭’的！我們呼喚著‘小蘿卜頭’，它包含著多少我們對孩子的疼愛、同情和期望，包含著多少我們對敵人的憎恨和憤慨！”

　　孩子苦，孩子的媽媽更苦。

　　在獄中，徐林俠同志的待遇，比一般犯人更艱苦。每個犯人，只分給一尺寬的地盤，剛夠一個人躺下，身都不能翻，而小孩子是不給地方的，徐林俠只好叫兒子睡在自己身上。夜里，牢房一片漆黑，徐林俠只能摸索著給孩子換尿布，濕尿布不準曬，又沒有火烤，便塞到懷中，用身體的溫度來暖干。

　　雖然她們與宋綺云同在一個監獄里，近在咫尺，但夫妻、父子不能相見。

　　即便是這么艱苦，這么無望，這對母子，仍然關心、愛護，盡量幫助獄中的難友。

　　1947年10月，先后被捕的葛雅波、李碧濤母女倆，一進來就面臨困難，她們沒有行李，也沒帶衣裳。葛雅波望著爬滿蜘蛛的臭被子發愁，夜深人靜，趁敵人巡查的腳步遠了，徐林俠把自己洗干凈的一塊床單布，趕緊扔過來，小聲囑咐：“睡一會兒吧？！”

　　李碧濤是小蘿卜頭的好朋友，也是唯一叫他“森森”名字的獄友，森森也是她唯一的獄中小伙伴。多少年后，她還記得，入獄的第二天早上，一覺醒來：

　　“一個小男孩站在我的面前，他那小小的身材，蒼白的皮膚，沒有一絲笑意的臉，細得緊緊的，愈加襯托出他那大大的眼晴，他嚴肅地望著我這個新來的小姑娘，接著拉起我的手，問我的姓名，他就是宋振中——‘小蘿卜頭’。他媽媽叫他小名森森。我也叫他森森。那時森森才七歲，我十二歲，還有幾個是吃奶的娃娃。”

　　反動派的黑獄，就是宋振中烈士的幼兒園和小學，更是看不到盡頭的墳墓。

　　今天的我們很難想象——

　　“他短促的一生，沒有進過學校，更沒有見到街道，朝朝暮暮伴隨著他的，只是腳鐐敲地面的鏗錚聲，只是獄卒和特務的吆喝聲。他沒有見過大自然中的山林、村莊和田野，只見過鐵絲網、高墻下，包圍著那四方方的一小塊天和地！他不知道糖果點心是什么形狀、什么滋味。”

　　長這么大，小蘿卜頭唯一一次見識監獄外面的世界，還是靠媽媽生病爭取來的。一次，徐林俠同志生了重病，在獄友不斷斗爭以后，敵人被迫同意她乘轎子，到磁器口去看了一次病，當然必須鎖在轎子里。開始敵人只許徐林俠一個人去，不許帶“小蘿卜頭”，但是徐林俠堅持不離開孩子，又經過反復斗爭，敵人才允許母子倆，一起鎖在轎子里進趟城。

　　路上，“小蘿卜頭”從那小小的出氣孔里，好奇而又興奮地，第一次看到了商店和街道，看到了路邊的土地廟和里邊的泥菩薩，還看到了油漆描金的棺材……

　　“這是啥？那是干什么的？”

　　“小蘿卜頭”感到莫名其妙，一個勁地問媽媽。他那兩只大眼睛東張西望，好奇得應接不暇。

　　這一切都是極平常的，當他后來講個小伙伴李碧濤的時候，一開始李碧濤覺得這有什么，不都是司空見慣的嗎？可是后來她懂了，她的小伙伴森森，之所以感到生疏而又新奇，是因為他在襁褓里，就進了反動派的黑獄，成了蔣介石的私人囚徒，終身都要被囚禁于此，直到死……

　　后來還有一次，“小蘿卜頭”和李碧濤，趁著女監的傭工倒馬桶，特務沒看家，他們藏在傭工后面，在白公館獄門外，稍稍站了會兒。歌樂山上青翠的樹林，黃昏歸林的烏鴉，一群群從頭上飛過，都是極普通的景色，但是“小蘿卜頭”卻貪婪地看啊看不夠，仿佛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到似的，他自言自語，說了一句：

　　“我們能像鳥兒那樣飛出去多好啊！”

　　問題來了：反動派如此虐待這對徐林俠、宋振中母子，他們有啥“大罪過”嗎？

　　重慶解放后，政府組織人民群眾包扎在白公館監獄附近被屠殺的烈士遺體。

　　換言之，宋綺云招誰惹誰了呢？

　　如果說有罪，那就是愛國罪；如果說招惹誰，那就是招惹了蔣介石。蔣介石曾批示：“宋綺云與楊虎城是同案，和楊虎城等一并處理。”

　　1949年9月6日中午12時，蔣介石匆忙從成都飛往重慶，臨走前還不忘給“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親自作了殺人的指示，要求“不留痕跡地秘密處決楊虎城及其隨從與宋綺云一家。”

　　當晚22點左右，第一輛車來了，楊虎城父子，在特務的押解下，來到戴（笠）公祠會客室。這是一處孤立的平房，隱沒在松林坡半山腰的松林深處。

　　楊虎城將軍的遺體是1949年12月11日在“戴公祠”花園里挖出來的，旁邊是楊夫人謝葆貞女士的骨灰盒

　　屠殺隨即開始，第一個遇害的是楊虎城將軍的幼子楊拯中（未滿20歲），接著是楊虎城。他們死后，特務們為了掩尸滅跡，馬上把楊虎城父子埋入屋側花臺下，蓋上泥土，并種上花草。

　　9月7日凌晨1時，第二輛也來了。車上的宋綺云、徐林俠夫婦，帶著宋振中和楊虎城將軍的幼女楊拯貴，被押到警衛室。

　　根據屠殺的總負責人，時任“國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在解放后的供述：

　　“兇手以同樣的方法先殺了宋夫婦，兩小孩見狀大駭，驚極狂呼，旋亦同遭慘殺。”

　　1949年12月13日在“戴公祠”警衛室里，工人們挖出了宋綺云夫婦和宋振中的遺體。他們的尸體已經腐爛，慘不忍睹。

　　葛雅波、李碧濤母子，因為黨組織營救，再加上她們家有親戚，徐遠舉要買賬，所以大屠殺前夕，就被釋放了。等到重慶解放，李碧濤趕緊去打聽森森和宋媽媽的消息，可聽到的卻是——

　　“在大屠殺前，森森和他爸爸、媽媽，就提前在‘戴公祠’的休息室，被劊子手楊進興用尖刀剌死的。宋媽媽要求留下孩子，而敵人先給她一刀，讓她躺在血泊中，親眼看著自己好容易在苦難中撫養大的兒子被刺死后，才補上致命的一刀，結束她光輝一生的。”

　　幾十年后，當李碧濤也當媽媽了，她的孩子也有森森那么大的時候，她仍然記得，“聽到森森和他媽媽被屠殺的真實消息時，我渾身都戰栗起來，心都疼得麻木了。”

　　蔣介石、毛人鳳一伙，就是趕盡殺絕，楊虎城將軍的兩位副官，閻繼明、張醒民，隨宋綺云、徐林俠、宋振中、楊拯貴那輛車，來到戴公祠殺人場，僥幸躲過這次屠殺，又被特務們押回渣滓洞，繼續囚禁。11月24日，被秘密殺害于梅園下面的公路旁。

　　解放后，重慶學校師生在渣滓洞院內，悼念屠殺遇害者。

　　1949年9月至11月，國民黨反動派在潰逃前夕，對關押在軍統在重慶的數個集中營，如白公館、渣滓洞、松林坡等處的革命志士實施了系列大屠殺。

　　解放后，挖出的死難者遺骸，就有331人。

　　這其中，既有我黨同志，也有民主人士，既有楊虎城、黃顯聲、羅世文、車耀先、江竹筠、許建業、陳然等等著名烈士，也有不少是普普通通的革命者和革命的同路人，他們是教師、學生、記者、工人、農民和游擊隊員。

　　除了大人，還有7名無辜兒童，除了前面提到的宋振中、楊拯貴外，還有至少5名無辜兒童，在此殉難，被喪盡天良的國民黨特務殘忍殺害。

　　被殺害兒童留下的童鞋

　　以年齡大小為序，他們是：

　　13歲的蒲小路，男；

　　8歲的宋振中（男）和楊拯貴（女）；

　　3歲的王小華，男；

　　1歲零3個月的卓婭（小說《紅巖》中的“監獄之花”），女；

　　1歲的王幼華，男；

　　9個月大的蘇菲婭，女。

　　1950年1月15日，重慶市舉行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大會。

　　我稱他們為“孩子烈士”。

　　他們中，除了蒲小路，所有人，一出生，便生活在黑暗的牢室里，從沒見到過高墻外的世界，直到被黑手扼殺在高墻之內。

　　蒲小路的童年，可謂凄苦。6歲就死了親媽，續弦的后媽經常毒打他，親爹也不要他，把他賣給地主家當放牛娃，最后成了重慶街頭的小乞丐，又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給官長當勤務兵。不小心摔碎個水罐子，官太太沒頭沒臉照著死里打，小家伙頂撞兩句，就被扣上紅帽子，說是“小共產黨”，送到了渣澤洞。

　　在這里，這個沒人要的野孩子，成了“黨的孩子”。大家都同情他、關心他、愛護他，像對待自己的弟妹、子女一樣。還找來鉛筆，用草紙釘成練習簿，教他學習文化，識字和算術。

　　重慶解放后，194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重慶市和解放軍領導同志到被國民黨屠殺焚燒后的渣滓洞監獄察看。

　　敵人用機槍掃射時，他僥幸活下來，卻被特務發現，用沖鋒槍殺害。1950年，蒲小路被評定為革命烈士。

　　卓雅的父親是川東臨委書記王璞烈士，母親左紹英，由于劉國定和冉益智這兩個狗叛徒的出賣，懷著七個月大的卓雅，鋃鐺入獄。

　　孩子早產在監獄里，國民黨反動當局毫無絲毫憐憫，一切全靠難友們周濟。

　　有從同志們身上剛脫下來帶有體溫的絨衣，有從被窩里抽出來熱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墊的舊襯衫，有嶄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頭，也有用了多半還剩下小半桶的奶粉，還有草紙，一小瓶白糖，兩角錢的獄中“代用券”，小紙包的魚肝油……

　　卓雅的爸爸王璞烈士、媽媽左紹英烈士

　　1949年11月27日晚，卓雅母女，同時遇害。

　　母親和孩子同時遇害的，還有蘇菲婭母女，面對9個月大的女嬰，國民黨特務也沒有任何心慈手軟。

　　蘇菲婭的母親彭燦碧烈士，臨死前，緊緊地把孩子摟在懷里，試圖用后背抵擋特務的子彈，誓死保護孩子。母親犧牲，孩子僥幸逃過一劫。可當特務進入牢房補槍時，發現小蘇菲婭還在動，于是拔槍就要扣動扳機。

　　見此情景，腿部受了傷的獄友羅娟華，硬挺著坐起來，以帶血的身軀為孩子擋槍，想用最后的掙扎，保住這個9個月的孩子。

　　可國民黨的這幫惡犬，在殺害羅娟華烈士后，拖開她的遺體，對著蘇菲婭，連開數槍！

　　偉大的母親羅娟華烈士

　　蘇菲婭是渣澤洞大屠殺中，最小的罹難者。

　　此外，還有王小華和王幼華，當著他們父母的面，特務用刀戳死了王小華，又掐死了王幼華，然后開槍打死了孩子的父母，王振華烈士和黎潔霜烈士，一家四口全部罹難。

　　為什么這么干呢？

　　就是要讓你作為父母，心疼到死，死不瞑目！

　　國民黨特務在殺害宋振中、楊拯貴的時候，也是這么干的。

　　黃顯聲烈士送給宋振中烈士的鉛筆

　　新中國成立后，宋振中烈士的忠骸，被從地下挖出時，大家發現他的兩只小手，在胸前死死地握著，當把他那已經開始腐爛的小手，輕輕打開的時候，發現里面攥著的是一枝短得不能再短的紅藍鉛筆頭兒。

　　根據解放后，特務們提供的材料，我們可以初步復原犯罪現場：

　　宋綺云、徐林俠和兩個孩子下車之后，就被特務們帶往警衛室。這個警衛室一式三間，宋綺云先進到中間的室內，他剛往左邊屋里看時，等候在那里的劊子手便舉起匕首，直刺過來，他立刻倒下了。

　　徐林俠一看不好，趕快進右邊的屋里，右邊屋里同樣藏伏著特務，不等她看清，她已倒在血泊中。她沒有馬上死去，倒在地上艱難地喘著，大概是特務們有意讓她看到凄慘心寒的下一幕。

　　1937年，楊虎城和妻子謝葆真、次子楊拯中，前往歐洲出國考察。

　　特務們又逼向中間屋內的兩個孩子，兩個孩子被這突如其來的場面嚇得大哭起來，害怕得直往墻角退。劊子手安文芳一步上前，兇狠地用兩只手卡住楊拯貴的喉嚨，八歲的拯貴就這樣被特務活活掐死。宋振中看到自己的伙伴被特務殺害，他想上去抱拯貴，卻被特務楊欽典雙手卡住脖子，他在掙扎著，呻吟著，劊子手楊進興見此情景，立即上前補了一刀，鮮血染紅了地面。

　　一瞬間，警衛室的三間屋里鮮血淋漓。

　　與此同時，警衛室旁邊的一間小房內，已經挖好了坑。殺人之后，特務們先把楊拯貴的遺體投送坑內，然后又將宋綺云的遺體投送坑內，徐林俠、宋振中的遺體也先后被特務們投入坑里。接著，他們打著手電，用鋤頭掩埋。

　　2006年，楊虎城之孫楊瀚與楊欽典見面

　　關于“小蘿卜頭”之死，根據1977年3月27日下午，楊欽典的一份審訊報告，供稱：

　　“我們在外面那間屋子藏著，等宋綺云和他兒子小蘿卜頭走進里面的那間屋子，我一下子沖進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蘿卜頭的脖子，按在地上時他還沒有咽氣，一直在呻吟。楊進興殺死宋綺云以后，走過來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處刺去，小蘿卜頭才死了。”

　　當“小蘿卜頭”犧牲三十年后，他的獄中小伙伴李碧濤，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如今，我的兩個孩子都已經長大，小兒子已經長到當年小蘿卜頭那么高了。他們每天高高興興地去上學，想吃啥就有啥，不知道什么叫苦，更不知道什么叫壓迫。我常常把我的小伙伴‘小蘿卜頭’苦難的意年，講給他們聽，要他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要求他們不要忘記過去，不要忘記烈士艱苦創業的事跡。今后長大了，要向革命先烈學習，要用革命先烈英勇頑強的革命斗爭精神，來對待黨和人民交給的任務，刻苦學習，發奮工作，把先烈開創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小蘿卜頭”的畫畫本

　　五年前，我寫這篇文章初稿的時候，樓上的小森森，走路還是跌跌撞撞的樣子，如今他已經是一名小學生了，背著書包，戴著小黃帽，蹦蹦跳跳去上學，偶爾我還能在他父母的朋友圈，看到他上畫畫輔導班的照片，那大膽的用色，還有數不清的彩色鉛筆，總會讓我一次次想起另一個“森森”——宋振中烈士。

　　我也為人父，也有自己的家庭，也從研究宋史，到研究中國革命史，史料看得太多了，早已是鋼鐵心腸。但每當想起烈士們，特別是這些孩子烈士，我都會控制不住我的眼淚……

　　追悼大會后，解放軍某部高舉“化悲憤為力量”的旗幟，打著“復仇”腰鼓送楊虎城將軍棺木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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