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人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和工農相結合道路是剝奪了青年受教育的權利”。
這種說法是片面地認為只有課堂的書本教育才是“受教育”，接受實踐的教育不是“受教育”。
明顯的事實是，人的知識是由書本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兩部分組成的。單純的課堂書本教育，不能代替必要的實踐。書本知識本身也是他人實踐經驗的總結，只是把一般的普遍的規律進行了歸納，反映的是“共性”。而實踐中我們遇到的事物都是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個性”，這也就是為什么列寧說：“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1]因為只有通過對事物“個性”的解讀，才能深刻認識事物的“共性”本質，這只有靠自己的實踐才能獲得，別人是無法替代的。
歷史事實證明，人類是通過實踐才獲得的對自然界和社會的認識的。并且是通過反復實踐，反復總結，不斷提高的。知青們在農村和農民一起參加物質生產實踐，在實踐中獲得提高。不僅利于他們認識具體的客觀世界，也利于他們培養工農感情，理解書本中的一般規律。正如德國偉大的詩人歌德說的：“相信生活，它給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書籍都好。”
當年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再教育”，就是針對知識青年只接受了書本教育，脫離工農，脫離生產實踐而提出的。是為了使年輕人具備完整的知識，今后能夠擔當起建設社會主義的重任。
這種觀點，也明顯與知識的形成過程是相違背的，把“知識”和“實踐”對立起來了，沒有看到二者是“對立統一”的——“理論源于實踐”，也不利于青年人成長為知識全面的人。至于把到農村去看成是“降低人格”，是“屈辱”，更是封建主義思想“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殘余，蔑視從事農業體力勞動的農民，直接否定了處于農業生產第一線的農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習近平同志在《路就在腳下》一文中作了很好的回答：“一個人能否成才，關鍵不在于是否上大學，而在于他的實際本領。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大學校，留心處處皆學問。只要你肯學習、能吃苦，沒有讀過大學，照樣能成才。”
即便按照這種觀點，真的是上山下鄉使得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嗎？我們看看沒有上山下鄉后的教育狀況，就明白了。
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批準的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提出：“到1985年，爭取全國絕大部分縣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學教育；其他地區也要積極創造條件，使更多的適齡兒童入學”。[2]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明確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同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教委、國家計委、財政部、勞動人事部《關于實施義務教育法的若干問題的意見》提出，“全國大體可分為三類地區：第一類地區，……要求在1990年左右基本實現九年制義務教育。第二類地區……要求在1990年左右普及初等義務教育，……1995年左右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第三類地區……爭取在本世紀末大體普及初等義務教育。”[3]此處的初等義務教育是指小學，九年制義務教育包括初中。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國力比以前增強多了，20世紀末尚且不能在全國范圍內普及初中教育，現在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然不能普及高中、大學。所以，能否使青年受高一級的教育，不在于有沒有上山下鄉，起決定因素的是國家的經濟發展、財政狀況。
二、有人說：“我初中都沒有畢業，怎么就成了‘知識青年’”？
這是在掌握書本知識程度的衡量體系中，知青和農民所處的位置以及參照物不同造成的誤解。衡量知識的多少并沒有一個固定的目標值，是相對而言的。小學生以中學生為參照物，可以說自己比中學生沒有知識；中學生以大學生為參照物，可以說比大學生沒有知識；大學生以教授為參照物，可以說比教授沒有知識。即便是教授，他也只能說，在自己研究領域有知識，跳出了自己研究的領域也沒有知識。對于農民中大量文盲來說，在他們眼里，不要說大學生了，就是小學、初中生也是有知識的青年。“文革”前我國根據當時的財政情況，只要求普及小學教育，1982年教育部又發布了普及小學教育的文件，要求到1985年“爭取全國絕大部分縣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學教育”。而且因為財政困難我國直到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起，才在全國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所以在上世紀6、70年代將初中生稱為“知識青年”并不奇怪。
如果換一個掌握實踐知識程度的衡量體系，那就倒過來了。我們都知道，凡是到工廠去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不論是小學、初中，還是高中畢業生，一律被稱之為“學徒”，由工人師傅教你實踐知識。讓你接受實踐知識的“再教育”。知青到農村去也是一樣，是“學徒”，由農民教你實踐知識，讓你接受實踐知識的“再教育”。
三、有人說：“農民沒文化，怎么對我們進行‘再教育’”？
這種說法，是簡單地把識不識字，作為有沒有文化的標準了。把老師注入式的講，學生被動的聽，作為教育的唯一方式了。
考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我們就會發現，各民族的文化無不是勞動人民在生活和生產實踐中創造的。文字只是表述文化內涵的工具，把相關的文字組合稱之為“知識”，掌握了“知識”只是了解了文化，而文化的內涵是要用行動來表現的。我們說，中華民族勤勞勇敢，是我們這個民族通過行動表現出來的。即便評價一個人的品質，也不是根據他的學歷，而是根據他的行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集中表現的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而這些優秀品質是在幾千年的農耕社會中形成的，農民是這些優秀品質的載體。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過程中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朝夕相處。農民用自己的行動把這些優秀品質傳遞給了我們，影響了我們，教育了我們。“身教勝于言教”是公認的最好的教育方式。知青也是在這個過程中領悟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這是一種主動的學習方式，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注釋：
[1] 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頁
[2] 劉英杰《中國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25頁
[3]劉英杰《中國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27-3285頁
（作者葛元仁，山西插隊北京知青，首師大附中66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到山西夏縣禹王公社插隊；本文來源于2018-10-30《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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