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過雪山》，套色木刻，1961年，宋廣訓

　　中國有句老話，叫“鹽打哪咸，醋打哪酸。”

　　這句話換種方式說，就是——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這話是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的。

　　現在所謂的紅色題材影視劇，很大一個問題，就是不敢觸碰，也懶得思考這個問題。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時與文藝工作者的合影

　　可是不搞清楚這個問題，參加革命好像除了“浪漫”就什么也不剩了，苦難根本看不到，仿佛唱著歌，吃著火鍋，革命就成了！至于為革命所做的犧牲和奉獻，更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甚至假了、可笑了，讓人懷疑出發點何在了？

　　所以，必須講清楚這個問題，如果不能說服自己，就不要動筆去寫。

　　12歲參加紅軍的少年黃晨湘，其實原本不可能參加紅軍。

　　雖然出身貧苦，但他的父親通過努力，在四川閬中回龍場趙家壩，租房子開了家茶館兼飯館的鋪面，一開始生意還可以，一家人的生活勉強維持。

　　民國成都的茶館

　　并不是只有赤貧者，才會跟著共產黨鬧革命，如果社會給黃晨湘們一條生路，他完全可以原有的生活軌道走下去，當年好歹他還算個小老板。當然這個含金量有限，但相比大多數的四川農民、中國農民，總是要好太多了的。

　　我們以四川為例，民國時期，四川省的佃農比重一直維持在50%上下。

　　當然這是平均值，有更高的，民國時代的學者呂平登，在1930年代上半葉的研究發現：

　　“成都平原，地主占百分之七至八的數量，而占田則在百分之七十八至八十，足見川西土地集中之烈；自耕農半自耕農合計有百分之二十二至三十三，占田則有百分之二十三至二十四，佃農則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占田由百分之六十至八十。”

　　民國四川的農村

　　總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財富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是窮人。

　　再看地主和佃農的分配比例，有的地區是九一分成，即地主占有最后收成的90%，也有七三分成的，但基本上是以八二分成最為普遍，即地主占80%，而佃農僅有20%。

　　即便如此，也不是誰想租到土地，就能租到土地的，還要看老爺的心情，更看你給老爺賣不賣力，上不上道？

　　于是就誕生一種叫做“送新”的規矩，即在“正常”谷租之外，還要給地主送禮，禮物包括二斗糯米、二斗大豆、兩只雞和兩只鴨等。

　　1930年代初中國某地的農村

　　相對新規矩，還有叫做“押租”的老規矩。佃農向地主佃田時，為了保證地主的固定收益，不管是錢是物，是多是少，一方面限制貧困佃農爭佃，并在有荒歉或拖欠租谷時，得以扣除壓租金，同時白賺了一筆周轉資金，可用來他用。

　　由此可見，土地集中產生了不合理的租佃制度，佃農生存環境日益惡劣。

　　交不上地主的租谷，或者遭遇欠年，不能預交押租怎么辦？

　　老爺心善，看不得窮人吃苦，還為后者量身打造了多款金融產品，這就是高利貸。土豪劣紳和團閥（民團頭目）、軍閥相勾結，有里有面更有槍，不怕你不還，所以利率之高，全無限制。

　　陳列于四川大邑劉文彩莊園的群雕《收租院》中的惡霸地主形象

　　尤其是黃晨湘所在的川北地區，呂平登發現：

　　“川北地方貧瘠，亦為四川特別高利貸區域。二十九軍（田頌堯部）捐稅奇重，鄉村現金缺乏，高利貸遂得以橫行，利率之高超過全川各地。除地方土劣外，軍政中人，凡參謀、副官、書記、連長、員司（文職辦事人員），均各個以數十元、百十元集合，或單獨開一高利貸營業機關。即此一項，每年軍政中之下級人員，無不飽載而歸。”

　　至于借錢，農民沒有現金，如遇需要現錢之時，只有寄希望于典當或借貸。賣兒賣女賣老婆，就成了家常便飯。

　　當鋪

　　請注意：陳平登在四川做農村經濟研究，“正值徐張進攻嘉陵，朱毛西入松茂”，也就是紅軍長征過四川，即無數個黃晨湘參加紅軍的時候。而且他對未來走向，有個極大的神預言：

　　“四川過去之混亂，雖川政府治理之或有不臧，而川民放棄監督權利任其宰割，使政府得寸進尺，毫無忌憚，吾人實亦當自尸其咎。迺者，國際風云日亟，不可避免之二次大戰轉瞬到來，四川為復興中國民族最后根據地之口號，已成時諺，但如何而后可以擔負此重大之責任乎？”

　　結果呢？

　　抗戰爆發，四川農民抗戰積極性增加，愛國熱情高漲，踴躍出糧出丁出工。結果卻是“前方吃緊，后方緊吃”，除了臭名昭著的“抓壯丁”，國民黨反動派更是對四川農民，打出了一套組合拳。首先是田賦“三征”之外另立苛捐雜稅，并允許地主不斷轉嫁負擔，無視農民特別是廣大佃農的承受能力。國民政府地方稅務人員腐敗貪污，保甲長濫用職權，壓榨農民生存空間，農業生產改善未能惠及農民，農民物質負擔因以上種種原因而急劇增加。

　　1941年，重慶街頭被抓壯丁的隊伍

　　戰后四川農業衰敗，農村經濟瀕臨崩潰，農業勞動力已經缺乏。

　　可是國民黨反動派還要打內戰，繼續擠壓四川農民本已不多的生存空間。

　　抓壯丁抓得四川農村的耕種都成了大問題，但蔣介石還要殘酷地征糧征稅。在四川，各種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據不完全統計有240余種。僅從棉花織成布，共需交納捐稅17次。國民政府說好的，抗戰四川人民付出太多，所以“蠲免田賦一年”，但在1946年，卻強迫四川人民交納田賦征借稻谷共1300萬市石。此后兩年，四川人民每年交納田賦2400多萬市石糧食，達到四川有史以來征糧的最高數額。

　　老百姓還怎么活？所以更多的黃晨湘，以各種方式參加解放軍，特別是以“解放戰士”的身份，調轉槍口打老蔣。

　　民初，打谷子的四川農民

　　扯遠了，我們再說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四川。

　　四川歷來以“天府之國”而著稱，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山川縱橫，氣候溫濕，在西南諸省中是首屈一指的寶地。但在軍閥們長期割地自雄、混戰不已和與地主豪紳的共同殘酷盤剝下，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卻暗無天日，苦不堪言。所謂“軍閥梳子梳，豪紳篦子篦，甲長牌頭刀子剃，收款委員來剝皮”，便是群眾飽受剝奪暴虐之苦的真實寫照。

　　川北是田頌堯的地盤，這里人民的苦難，更是四川軍閥治下人間地獄的代表。

　　各種苛捐雜稅不說，而且實行“預征”，就是提前收，僅田賦一項，此時是1930年代初，已經預征到了1980年代！所以農業凋敝，窮苦人遍地都是，不體恤民情不說，田頌堯還強制農民將大片良田改種罌粟，大搞毒品王國，獲利豐厚。結果造成“癮君子”遍及城鄉的男女老少，許多人因吸食鴉片而傾家蕩產，妻離子散。

　　四川軍閥田頌堯

　　在軍閥連年混戰下，奸淫燒殺，拉夫抓丁，司空見慣。大股小股土匪，嘯聚山林，打家劫舍，不斷禍害群眾。田頌堯統治下的整個川北，活像一座人間地獄。

　　個人努力離不開社會環境，不信看看今天不少國家，比如蠹品泛濫，同樣階級矛盾激烈的中南美洲，那簡直就是舊社會中國的翻版，所以黃晨湘家，那爿小小的黃家鋪子，怎么可能生意做好呢？

　　即便躲得了田頌堯，將來也躲不了蔣介石啊！

　　更別說后來蔣介石作為買辦資產階級，還引來了他的總后臺——美帝國主義。

　　三十年代上半葉的蔣介石

　　解放戰爭時期，美國利用種種特權，大量傾銷剩余商品，沖擊四川市場，從而使大量中國人開的工廠商鋪關門倒閉。別說黃晨湘家這樣的小茶鋪、小飯鋪，一般民族資產階級開的企業也在劫難逃。

　　在四川的240家煤礦，倒閉了180家。重慶的機器業有90%歇業，制酸工廠僅存1家。由于美制卷煙的大量輸入，致使大批煙廠破產。抗戰時期成都有卷煙廠327家，到1946年4月，倒閉的煙廠達230家，至9月竟全部停工。1946年8月，重慶卷煙廠有80%倒閉。在紡織業方面，由于美國布匹的傾銷，全川兩萬家以上紡織廠，有五分之四停機，僅重慶一地改業者即占三分之一。成都的紡織廠剩下10%，毛織業78家工廠只剩下六、七家能勉強維持。此外，重慶市僅有的5家機制面粉廠全部停工，自流井的鹽廠大半停工，內江的糖業也減產一大半。商業蕭條，大批商店倒閉。1946年下半年，重慶大小商店倒閉七千余家。

　　電影《林家鋪子》里典型的“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所以，黃晨湘家這樣的小老百姓，在反動派各路牛鬼蛇神面前，毫無抵抗力。真的是人家動一根小小的手指頭，就能讓你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搞不好還要殺人誅心，說什么“窮生奸計，富長良心”……

　　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勞苦大眾掙扎在死亡線上，飯館茶館生意便少得可憐了。一般老百姓想來吃喝，也消費不起，沒有休閑時光，更別提歲月靜好了。

　　當時，川陜根據地建立后，蔣介石、劉湘調集各路軍閥圍攻紅軍，田頌堯為了保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跟紅軍死磕，他的軍隊所到之處，給當地群眾造成了極大損害。

　　黃晨湘還記得，田軍在路過回龍場時，一路抓民船抓民夫，當然這都是無償的，造成損害和死傷，他們也是不管的，所以群眾視他們如強盜，也就很正常了，一時間東河回龍場渡口兩岸人心惶惶。

　　民初，四川的一處渡口

　　茶館一開門，就被田軍搶占為某營本部，當兵的根本不跟群眾廢什么話，門口插上小旗，寫著部隊番號，就說明人家站住了，扭頭就走，你敢拿掉嗎？拿掉就軍法從事，砍你腦殼！

　　緊接著便來了十來位“老總”，一邊喝茶休息，一邊指揮部隊行動，直到他們的伙夫煮好飯，吃過午飯才走。

　　營部剛走，又來人換上了另一支小旗，成了某某本部。之后很快又來了十來個大軍官，其中有一個人，人們叫他“旅長”，這一下人來人往，川流不息。大多是來摻水喝茶、向旅長匯報的軍官。

　　有人問了，他們喝水喝茶，可曾給錢？

　　川軍舊照

　　別說茶水錢了，連柴火錢都不給，你還不敢要，跟當兵的要錢，這不是嫌自己命長嗎？

　　反動軍隊不是人民軍隊，后來把所謂“抗日國軍”，塑造成“人民子弟兵”的，你說他們壞，不如說他們蠢。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人民軍隊尚且要不斷跟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做積極斗爭，才能有著高度的政治性、紀律性、人民性，這是人民軍隊不同于國民黨軍隊的一個根本點，也是人民軍隊最終戰勝國民黨軍隊，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這一更高政治任務的一個關鍵點。國民黨軍隊怎么可能做到，做好，成為人民軍隊，成了人民軍隊，他們還咋壓迫人民，發財賣國呢？

　　所以，黃家不但不敢要錢，還要小心伺候，生怕惹惱軍爺，砸店都是輕的，搞不好家破人亡。

　　整整白忙了一天，好不容易把兩撥軍爺，都給伺候走完了，黃晨湘的父親，正要收拾鋪子，關門休息，又來了第三撥軍爺，禍事也來了！

　　民初，四川挑夫

　　一隊田軍，押著一隊抓來的民夫，肩挑背扛地過來了，這是田軍的“運輸隊”，主要是運送糧食。路過黃家鋪面的時候，上來倆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黃晨湘的父親抓走了，盡管看起來他病殃殃的，不斷解釋說自己有肺癆病，不能干重體力活，會累死人的。

　　當兵的可不管這些，長官更不在意。死了咋樣，兵荒馬亂，死人不是常事，何況死了一個，繼續抓，補一個就好了，中國啥也不多，就是人多！

　　眼見無可挽回，黃晨湘的伯父，也就是這家店的合伙人，趕緊把館子里所剩無幾的周轉資金，偷偷全塞進弟弟的口袋里。還不敢讓當兵的看見，使個眼色，意思是路上，想法跑了。

　　黃晨湘的父親被強迫背上幾十斤糧食上路了，本來身體就不好，又是上山下山，走著走著，身體就撐不住了。這么下去，非累死不可。幸好走到下一站，稍事休息的時候，他拉住身邊一個軍官，把全部的錢，都塞給人家，又說了好多好聽話，這人也算不錯，仍有憐憫之心，就把父親給偷偷放走了。

　　川陜蘇區勞動法令：“工人只做八小時！青工六小時！重（童）工四小時！”

　　好不容易回來，父親一病不起，等治好病，家也敗光了，鋪子自然弄不下去了！

　　紅軍來了，攆走了田頌堯，打土豪分田地，黃家也分到了土地，黃晨湘的父親找鄉蘇維埃申請，又把鋪子開起來了，還請來哥哥請來共同經營。紅軍公買公賣，群眾生活也好起來，也稍有點余錢吃喝，所以黃家的日子又好起來了。

　　正因為如此，黃晨湘的父親才送兒子參加紅軍，他說：

　　“孩子，你去參加紅軍吧，爸爸活了好幾十歲，從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軍隊。你參加紅軍去打土豪、反動派，把他們打跑了，分給我們的房子和土地就永遠是我們的了。”

　　紅軍石刻標語：“共產黨是替窮人找飯吃的政黨！”

　　后來，紅四方面軍放棄川陜蘇區，開始長征，走了之后，川軍和地主老財的還鄉團回來，到處捕殺紅軍家屬。黃晨湘的父親，也被抓了，捆綁吊打之后，推到萬人坑前。所謂“萬人坑”，即他們屠殺的蘇區干部、工作人員、共產黨員、紅軍家屬和積極分子、革命群眾的地方。

　　劊子手砍完人，把陪綁的黃晨湘父親推過來，用刀背猛擊父親背部，一個踉蹌，父親也跌入“萬人坑”中。

　　眼看要死，反動民團分子卻說：

　　“你快去找兒子，如不盡快把你那‘紅崽子’找回來，葬身萬人坑就是你的下場。”

　　父親當晚逃回老家，一病不起，沒好久就死了。

　　紅軍石刻標語：“蘇維埃是工農兵士窮人的政權！蘇維埃分田地給農民！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救窮人！蘇維埃實行八小時工作增加工資！蘇維埃反對拉夫抽丁！”

　　黃晨湘的父親跟萬人坑里的那些犧牲者相比，無疑算是幸運者。大批的紅軍掉隊人員、蘇維埃干部，參加過蘇維埃工作的革命群眾，紅軍家屬、干部家屬和廣大人民群眾，都遭到了反動勢力的殘酷迫害。

　　1951年8、9月間，中央南方老革命根據地訪問團川陜邊分團，來到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和平昌四個縣，進行慰問和調查工作。

　　除慰問了大量的紅軍老戰士、革命群眾和死難烈士家屬，即掃烈士墓外，還認真調查，并掌握了紅軍撤離蘇區后，國民黨反動派迫害革命人民的滔天罪行。

　　四川通江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里的一座座無名烈士墓

　　據不完全統計，僅僅是通江縣，被國民黨反革命分子殺害的紅干640人，紅屬71人，革命人民233人，合計944人；被抄家的紅干家107戶，，紅屬255戶，共362戶，被吊打的紅干96，紅屬160戶，革命人民1171戶，共計1427戶；被霸占財產的紅干66戶，紅屬210戶，革命人民250戶，共計526戶；被霸占女人的紅屬22人，革命人民33人，共計55人；被燒掉房子的紅干164間，紅屬220間，共計384間。

　　在南江縣，被殺害的紅干376人，紅屬79人，合計455人，被抄家的453戶。

　　在巴中，僅漁溪一個區，被殘殺和迫害，全家絕口的就達211戶。

　　平昌七、八兩個區，被殺的紅干紅屬，即為121人，被抄家的還有211戶。

　　川陜紅軍烈士陵園里的紀念碑

　　這些血粼粼的數字背后是什么，我想大家非常清楚，所以即便告別革命，真回來當順民了，就能踏踏實實當順民嗎？反動派答應嗎？反動派說話算數過嗎？反動派可曾拿人民群眾不當牛馬當人看過嗎？

　　換了你，看到這些，你會不會跟反動派死磕到底，會不會為了革命高擎紅旗？

　　當時鬧革命有句話說得好，叫“餓死苦死，不如斗死”。無數革命者，走了很遠的曲折道路，受了許多磨難之后，終于親身體驗出一條真理：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國家民族如此，個人的前途命運都維系于此。

　　油畫《過雪山》，1952年，吳作人

　　但是革命成功了，如何保衛革命果實，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還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又說：

　　“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所以，如今怎么詮釋革命，怎么在文藝作品、在電視手機和舞臺上解構革命，就成了大問題。

　　這個問題真是細思極恐，因為我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說當年，黃晨湘們活不下去，那么什么人才能發財致富了呢？

　　蔣介石和宋美齡

　　顯然是靠著抓壯丁大發國難財的余營成們。他們拼命維護“國民政府”，哪怕反動派倒臺了，蔣介石都跑到臺灣了，仍然要搞“救國軍”，妄圖依靠國民黨，跟美國人里應外合，恢復他們的所謂神圣秩序。即便被人民政府真壓了，余營成的子孫，仍會在合適的時候跳出了，給其父洗地，更要殺人誅心。

　　即便這套玩不下去了，年輕人不再吃這套，人家還有新花樣，會把超市開在長征路上的黨嶺山。

　　那里正好是黃晨湘走過的地方，那一年他14歲，是一名共青團員。黨嶺山上有他倒下的戰友，有他的饑渴疲勞，甚至有他對死亡的恐懼，還有山下的“蔓根蘿卜”，唯獨沒有超市，沒有戲謔，沒有調侃，沒有荒誕……

　　油畫《紅軍過雪山》，1957年，艾中信

　　當14歲的黃晨湘追趕部隊，拔腿往前快走如飛，頓時饑餓疲勞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的時候，19歲的秦忠——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第九十三師通訊隊隊長，下了一個命令：

　　“不許任何人脫下他的那件棕櫚皮做的坎肩，要讓這位犧牲的戰友在冰天雪地里能暖和些。”

　　“他”是二班一位戰士，就在剛才，二班長張益洲說他們班有位戰士倒走不動了。秦忠趕緊回走過去，看見那位同志奄奄一息地躺在雪地上。

　　秦忠著急地拽著他說：“快起來，不能在這里躺下，要不就沒命了。”

　　素描稿《紅軍過雪山》，1957年，胡一川

　　可那戰士已經爬不起來了，他半瞇縫著眼睛無力地對秦忠說：“隊長，我不行了，你穿上我的這件衣服，你們能爬過雪山，我……我……”

　　話沒說完他就咽氣了。

　　強忍著悲痛，秦忠下了這道命令。可是一位路過的首長，看到后卻走過來，給秦忠下了一道命令：

　　“脫下他的坎肩，讓活著的人穿上，不能讓更多的人死在山上。”

　　服從命令聽指揮，秦忠只得俯下身，脫下烈士的坎肩，讓通訊隊里一位衣衫單薄瑟瑟發抖的小戰士穿上。

　　多少年后，秦忠回憶黨嶺山，說了這么一段話：

　　“在這大雪山上，那些體弱的傷病員經不住惡劣的自然環境的摧殘，他們被風雪吞噬了生命。我不記得這位戰士的名字，也挪不動他的軀體，我們不得不含淚將他留在了大雪山上，讓他與大雪山永存！”

　　《長征畫集》之《下雪山的喜悅》，黃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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