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國革命的圣地。8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曾在這里創辦了一所人類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學校——日本工農學校。上千名深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日軍戰俘，于此接受教育、改過自新，有人再次返回前線時，已由戰爭分子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

　　“1979年夏天，我們6人再次訪問了延安，那是時隔34年的故地重游。對我來說，與其說是‘訪問’，不如說是‘回老家’。延安是我的第二故鄉，我青年時代在那里接觸到了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如果不介紹出處，人們難以想象，這段飽含深情的講述，出自一位昔日的侵華日軍士兵之口。抗戰期間，被八路軍俘獲的日本軍人香川孝志，在延安接受教育改造，度過了令他終生難忘的時光。

　　寶塔山每天迎接著南來北往的游客。半山腰背后，游人罕至處有幾排窯洞。窯洞中，深藏著一段歷史。

　　日本工農學校舊址。新華社記者 張博文 攝

　　8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曾在這里創辦了一所人類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學校——日本工農學校。上千名深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日軍戰俘，于此接受教育、改過自新，有人再次返回前線時，已由戰爭分子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

　　“在這個學校里，真理戰勝了邪惡，進步戰勝了落后，文明戰勝了野蠻，一切蒙蔽、欺騙被戳穿、被拋棄，和平、友好的理論在現實中生根、發芽……”擔任過日本工農學校副校長的外交家趙安博，曾撰文這樣回憶。

　　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在進行學習討論。（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我們對于日本無產階級的士兵并無沖突”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挺進前線開展對日作戰。隨著戰事推進，我軍俘獲的日本戰俘越來越多。如何對待戰俘并對其開展有效的教育感化，是我們黨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

　　“1940年百團大戰后，八路軍俘獲的日本軍人陡然增多。除了部分釋放或移交給國民黨外，戰俘大多分散在八路軍各部。他們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較深，反動頑固，需要有一個安定的改造環境，部分日俘也希望得到重新學習的機會。”延安革命紀念館原副館長霍靜廉說。

　　事實上，寬待俘虜、將普通日本士兵同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思路。

　　早在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對于日本無產階級的士兵并無沖突，我們要用一切方法使他們站起來，反對他們本國的法西斯壓迫者。”

　　1937年10月，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毛澤東再次明確，“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條基本原則之一。他說：“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干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日本工農學校應運而生。

　　1940年春，駐共產國際的日本共產黨人岡野進抵達延安。經他提議，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政治部決定創辦一所專門改造日軍戰俘的學校。

　　當時，關于學校的選址，曾經歷了一場激烈的討論。

　　日本工農學校外景。（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學校選址在寶塔山半山腰上的原‘東北地區干部學校’舊址內，有人提出反對，認為寶塔山是延安的標志，不宜為戰俘居住。”寶塔山景區講解員謝羽說，八路軍總政治部斟酌再三，認為這里安靜且空間較大，可以為學員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考慮到戰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毛澤東親自將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

　　然而，對這些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思想毒害的軍人進行改造，又談何容易！在押送戰俘趕赴延安的路上，一場場考驗就已經開始。

　　“絕食、謾罵、抵抗，甚至想殺害八路軍戰士，這些日本兵非常頑固。但在我們的真誠感化下，有些人的思想開始轉變。在路上，八路軍戰士甚至會背著受傷的日本兵，這讓他們很受感動。”霍靜廉說。

　　在一部名為《幸運的人》的回憶著作中，曾任日軍軍醫的佐藤猛夫談及了他的逃跑計劃——

　　被八路軍俘獲后，他經常在早晚散步時觀察地形、伺機逃跑。直至有一次他突發高燒，失去知覺三天三夜，八路軍醫護人員給予他無微不至的照料，還給他帶來稀有的醬菜。自此，他徹底被感動了，打消了逃跑的念頭，又重新穿上白大褂，開始為傷病員治病。

　　1940年10月，晉西北等地首批日軍戰俘抵達延安，學校隨即開始教學。中共中央從延安各界選派了一批精通日語的人員和較早轉變思想的日本戰俘擔任教員。當時，學校的設施為一間約200平方米的教室，能容納100多人就餐的食堂和6孔學員窯洞宿舍。岡野進曾回憶，“窯洞墻上涂著白粉，因此顯得很明亮。”

　　日本工農學校舊址。新華社記者 張博文 攝

　　頑固的日本戰俘被感化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農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岡野進此時已化名為林哲，擔任學校校長，八路軍一二0師三五九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趙安博擔任副校長，學校校訓為“和平、正義、友愛、勤勞、實踐”。

　　次日的《解放日報》詳細記錄了這場典禮的盛況：15日下午6時，在八路軍大禮堂，朱總司令、各界代表及學校全體學員參加了開學典禮。主席臺上懸掛著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盟旗、日本工農學校校旗，以及毛主席為大會的題詞“中國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

　　朱德總司令在講話中說，希望不久的將來，日本工農學校學生能回國組織日本的“八路軍”，來與中國的八路軍攜手，共同為爭取中日人民解放事業而奮斗。隨后，學校全體學員登臺宣誓。典禮上還表演了文藝節目，演出了日本歌曲、舞蹈和日語話劇《前哨》。“至夜十二時，大會在歡洽的空氣中宣布結束”。

　　長期研究日本工農學校辦學史的延安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常改香說，這場開學典禮，體現了中國人民和八路軍對日本士兵的真誠關懷，熱烈溫馨的場面打動人心。學員小林清在第二天召開的座談會上說：“一年多來支配我的全部思想的俘虜觀念，直到昨天的大會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

　　然而在此時，多數日本戰俘還遠沒有這樣的思想覺悟。

　　1942年6月12日的《解放日報》曾這樣記載：“做了中國軍隊的俘虜，他們起初認為是莫大的恥辱。即令在學校多方面體貼、安慰下，他們仍是坐立不安，自暴自棄，十個中有九個企圖逃跑或者跳崖自殺。在生活上早晨不起床，不洗臉，隨地大小便等，來表示消極的抵抗。”趙安博也曾寫道，學校宣告成立時，學員極為懷疑，以為八路軍要“赤化”他們，利用他們反對日本。

　　對于這些思想極其頑固的日軍戰俘，學校制定了詳細的教學計劃，開設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還根據學員們的文化程度分為不同的學習小組。

　　開學第一年，課程主要有時事與日本問題、自然科學、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到了1942年，隨著學員思想覺悟、理論水平提高，教學內容也由淺入深，增加了聯共（布）黨史、政治常識等課程。

　　“在政治理論教學中，學校特別注重學員對理論系統、深入的掌握。為此，1942年的‘時事與日本問題’課程安排了如共產黨宣言、農業生產衰落及農村危機、資產階級的壯大、工人為什么組織工會、日本法西斯的弱點之類的內容。”常改香說。

　　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讓許多學員的世界觀開始改變。

　　1942年下半年，一些學員開始學習陳云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著作。學員前田光繁后來回憶道：世界觀和人生觀是很深刻的學問，之前我從未接觸過。過去我認為日本有萬世一系的天皇，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對于社會結構我根本不懂，對那些封建迷信的東西無從懷疑……經過反復學習，我覺得書中講得有道理，開始積極參加有政工干部參加的討論會。

　　日本工農學校還開設各種座談會、討論會，以啟發式、互動式的教學改造戰俘思想。當時，在學校最著名的“日軍暴行座談會”上，學員們揭露了日軍輪奸婦女、活埋平民、用活人練刺刀、用瓦斯毒殺百姓的慘無人道的暴行。他們越講越氣憤，開始反思受到的毒害教育，逐漸認識到侵略者的邪惡本質。

　　與此同時，學校教員們樸實無華的生活作風、熱忱細致的工作態度展示著馬克思主義者的魅力，也在無聲中感化著日本戰俘。

　　香川孝志在他后來所著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一書中回憶，中國教師王學文總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把深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解釋清楚，重要的地方反復講。他經常腳穿草鞋、頭戴草帽來給我們上課。有一天下大雨，我們認為“王先生大概不會來了吧”。但他卻卷著褲腿，渡過正在漲水的延河按時來講課。“他的工作熱情和嚴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使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日本工農學校部分學員在延安寶塔山的留影。前排左起：山田一郎、梅田照文（香川孝志）、和田真一（山室繁）；后排：森健（吉積清）、吉田研二、野村（日系二世）、杉本一夫（前田光繁）、堺清。（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

　　對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侵華日軍戰俘，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打壓報復，反而對之平等相待，為他們創造了良好的學習條件，生活待遇甚至遠超八路軍戰士。即便是在陜甘寧邊區遭遇國民黨反動派封鎖、陷入極大困難之時，邊區政府仍把日本工農學校作為第一類供給單位，盡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

　　在日本工農學校舊址，一張菜譜記錄了1943年學校的伙食狀況：從周一到周六，每日餐食均有羊肉、豬肉或牛肉，主糧不是小米而是白面。牙刷、手巾、鞋子、肥皂等用品都供給充足。

　　當時，日本工農學校學員每人每月領取3元津貼，而八路軍排級干部僅有2元。由于保障水平較高，有的學員在星期天還到街上去買兩盅高粱酒喝。

　　寶塔山下、延河之濱，日軍戰俘得到了中國人民兄弟般的友愛。寶塔山景區講解員秦瑩說，日本工農學校沒有高墻，沒有荷槍的士兵看守，課后學員可以自由活動，同其他學校沒有兩樣。

　　小林清曾在回憶文章中如此吐露心聲：“學校和中國的同志們都十分尊重我們的人格和自尊心。在這一環境里學習、生活，使我們漸漸地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日本士兵……無論在物質生活方面，還是精神生活方面，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沒有什么受束縛的感覺。”

　　除了提供優厚的生活待遇外，日本工農學校還創辦了圖書館、俱樂部，經常舉辦舞會、演出等文藝活動，學員們跳櫻花舞、編演反戰話劇、高唱革命歌曲，課余生活十分豐富。有學員回憶道：“我們平時的文體生活有打麻將、撲克和下圍棋、軍棋，有時也打棒球。”

　　1941年5月8日的《新中華報》曾報道，“當時寶塔山下的延河河灘較寬，是一個很好的棒球場地。”有時，中央首長散步，偶爾趕上學員們打棒球，也饒有興趣地觀看。

　　延安現存的大量資料圖片定格了日軍戰俘當年的生活場景。學校舊址內一張照片中，森健、秋山良照等8名教員和學員身著八路軍軍裝，站在寶塔山下，他們個個面帶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中寫滿了重獲新生的快樂。

　　正義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讓這些受到軍國主義蒙蔽的日本戰俘的思想發生巨大轉變。

　　學員大古正曾在1942年7月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一篇名為《我的轉變》的文章，他說：“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半年以后，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那就是因為我們學習了共產主義及其他無產階級解放的知識……我將和中國八路軍一起，獻身于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為求得中日兩民族的解放而奮斗。”

　　中國共產黨優待感化戰俘的舉措，甚至連進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也大為震驚。

　　1944年10月，美軍觀察組約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農學校考察后，認為中共對日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其撰寫的報告中這樣描述：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進入學校以后會感受到一種舒適友好的氛圍，他們身邊全都是日本人……

　　民主人士黃炎培在他的《延安歸來》一書中也曾寫道：“我感覺這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生氣蓬勃得很。”

　　1945年9月，日本工農學校部分師生合影。（資料照片）

　　化敵為友的學校創造了奇跡

　　隨著時光的推移，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俘身上，發生了許多不可思議的變化。

　　常改香說，大生產運動開展后，按照政策，日本學員并無生產任務，但他們受到邊區軍民生產熱潮的感染，主動要求參加勞動。他們成立了紡織組、農業組、木工組等，開荒種菜、自蓋房屋、幫百姓鋤草。1943年秋天，學員們收獲了1萬斤土豆，9石大豆，到1944年底，木工組已做出紡車103輛。

　　許多人或許難以相信，中國共產黨寬大的戰俘政策，甚至給予他們平等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

　　1941年10月，陜甘寧邊區根據“三三制”原則舉行第二屆參議會選舉，日本工農學校的森健當選為參議員。

　　在競選中，他慷慨激昂地說：“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夠參加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選舉，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我們的一個學習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好機會，這將為我們打倒反動封建的日本軍閥政治、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積累寶貴的革命經驗。”演講獲得現場熱烈的掌聲。

　　隨著改造的推進，一些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積極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及日本在華反戰組織，信仰戰勝了血統，從戰俘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毛澤東所預言的“國際縱隊”成為現實。

　　謝羽說，學員們在前線發放傳單、書寫反戰標語、制作慰問袋，到火線喊話，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戰俘政策。他們同中國人民并肩作戰，有的還獻出了生命。

　　“晴朗的天空，陰暗的心，把無意義的戰爭停止。弟兄們，歸國去吧！”學員們還創作出大量反戰歌曲，到前線向日軍傳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禮堂，八路軍為即將回國的日本工農學校學員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大會。9月18日，學員們離開延安。

　　至此，日本工農學校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它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在世界范圍內絕無僅有的學校。從1940年籌辦到1941年5月正式開學，再到1945年停辦，加上山東分校、晉西北分校、華中分校等在內，先后有上千名戰俘在日本工農學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說，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和光輝實踐，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盡管學校就此停辦，但它所教育培養出的日本學員中，有的回國后撰寫回憶錄揭露日軍侵華罪行，有的繼續從事反戰宣傳，終身為推動中日友好而奮斗。

　　其中，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合著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描述了他們從“皇軍”成為反戰斗士的經歷，介紹了八路軍英勇抗戰的事跡，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佐藤猛夫寫成《幸運的人》一書，為防止軍國主義復活、主張中日友好奔走呼號。改革開放后，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等多次重訪延安，為增進中日友好做出了貢獻。

　　在這些學員中，小林清是唯一沒有回國者。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工作，曾任天津市政協委員，晚年還加入了中國國籍，親眼見證了新中國的建設成就。1985年，他完成了回憶錄《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個“日本八路”的自述》，留下寶貴的一手材料。1994年，小林清在天津與世長辭，他的骨灰一半被帶回日本、一半埋在天津。

　　2015年8月15日，小林清之子、日本八路軍新四軍戰友會事務局局長小林陽吉在《人民日報》撰文，深情回憶了父親與中國人民并肩作戰的日子。

　　文章中寫道：“父親曾說，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里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

　　二、更進一步的詳實了解

　　八路軍中還有個“秋山良照部隊”，這是日軍的傳說，其實確有其事。

　　秋山良照是個機槍手，頑固的日本兵。1941年在戰場上負重傷后，被八路軍俘虜。但開始死不認罪，經“反戰同盟”現身說法，慢慢地覺醒了，后來也加入了“反戰同盟”。

　　抗日戰爭中，在延安、在太行山、在山東、在華中、在蘇北，有一支神奇的日軍“抗戰部隊”——日軍反戰同盟。

　　衫本義夫等3位日本青年創造了日本戰俘參加八路軍，組建日軍反戰同盟的奇跡。

　　圖一 衫本義夫（原名前田光繁）后排右二等日籍八路軍戰士在延安寶塔山下合影。

　　衫本義夫參加八路軍10個月后，他和日本青年又在中國創造了新的奇跡。在八路軍俘虜政策的感召下和衫本義夫等“日本八路”的配合下，日軍戰俘參加八路軍的人越來越多。衫本義夫想，對日軍的宣傳要以日本人的組織為主，那效果就會更大，對俘虜的教育也是同樣。于是，他和“日本八路”們商量建立一個由日本人組成的反戰同盟組織，他們的想法得到了八路軍敵工部的支持，他們決定給這個組織起名“覺醒聯盟”，并制訂了簡單的綱領和章程。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那天，他們在山西省遼縣（如今的左權縣）舉行了“覺醒聯盟”成立儀式，“日本八路”莊嚴宣告日本反戰組織誕生了。它是日本在中國的第一個反戰組織。“覺醒聯盟”成立后，朱德總司令專門到“覺醒聯盟”表示祝賀。

　　此后不久，在八路軍的大力支持下，“覺醒聯盟”很快發展壯大起來，到1942年已經擁有山東支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魯豫支部、太岳支部等5個支部。

　　圖二 圖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家冀支部成立大會，宮本哲治支部長領導全體盟員誦讀宣言。沙飛攝

　　日軍戰俘森健在戰后寫了《在延安組建反戰同盟》的回憶文章，描寫了建立“反戰同盟”的情景：

　　【“王震旅長指揮的八路軍攻擊了太原至同蒲線上的平社村車站，我當時被俘，成了八路軍的俘虜。1938年末我來到延安，那是我被俘后的第3個月。日本俘虜的住處離敵工科辦公室不遠，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沒有拉鐵絲網。也許還把我當作國際友人對待吧。剛一進屋，看到4個40歲左右的日本人，穿著八路軍的藍色軍服，盤著腿坐在炕上，正吸著自制的香煙。

　　“我和他們交談了解到,4個俘虜中，有3人是大阪的商人，他們是從大阪經過朝鮮被送到中國戰場上來的。在離開日本的第一周就讓八路軍給俘獲了。

　　“轉眼我到八路軍里已經兩年了，懂得了中國共產黨的俘虜政策，作為一個日本工人，也提高了自己的階級覺悟。同時進一步地理解了日本軍部稱之為‘圣戰’的本質。我認識到應該把以前對準中國人民的槍口，掉轉過來對準日本軍部和大資本家。1940年5月，在八路軍的援助下，我和春田組建了反戰同盟延安支部。”】

　　“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建立后，反戰同盟組織猶如雨后春筍，冀中支部、晉察冀支部、晉西北支部、膠東支部、濱海支部、渤海支部、魯南支部等在華北其它抗日根據地相繼建立。

　　在新四軍中也先后成立了“覺醒聯盟”和“反戰同盟”組織，在華中、蘇北、蘇中、淮南、淮北等地建立了支部。

　　圖四 日本共產黨創建者之一野坂參三(林哲)

　　1942年8月，在日本共產黨人野坂參三同志的指導下，在延安召開了“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和“全華北反戰大會”，將“覺醒同盟”和“反戰同盟”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衫本義夫為聯合會會長，森健、松井敏夫為副會長。從此，分散在華北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日本反戰團體有了統一的領導和明確的綱領，在華日本人的反戰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1944年4月統計，同盟成員已發展到253人，支部16個。此外，在八路軍、新四軍中還成立了朝鮮反戰組織。日本在20世紀初就吞并了朝鮮，并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他們把朝鮮作為兵員的補充地，強迫朝鮮人加入日軍。因此，侵華日軍中有大量的朝鮮人。

　　在華朝鮮人的第一個反戰組織是1938年10月10日在武漢成立的“朝鮮義勇隊”。

　　1941年1月10日，“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在太行抗日根據地成立，總會長是武亭，副會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作者、朝鮮人鄭律成。朝鮮義勇隊轉入華北抗戰后，隸屬于“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領導。1941年12月10日，“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在晉冀魯豫邊區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根據形勢的需要，一致通過決議將“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改稱為“華北朝鮮獨立同盟”，將“朝鮮義勇隊”改稱為“朝鮮義勇軍華北支隊”，選舉金白淵、武亭、崔昌益、樸孝三等為同盟執委，樸孝三兼任“朝鮮義勇軍華北支隊”支隊長，李益星任副隊長，金昌滿任政治委員。他們召開朝鮮士兵大會，通過了《在日本法西斯軍隊內朝鮮人士兵要求書》，號召朝鮮士兵“絕不為日本天皇而死，要為自己的民族而犧牲，打回祖國去！”

　　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在中國的日本和朝鮮戰俘為主體的反戰組織，在抗日戰爭中尤其在瓦解敵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發揮了特殊作用，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勛。

　　“反戰同盟”的主要任務有五個方面：

一、編寫日文宣傳品。

　　圖七 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編輯的日文《解放畫刊》

　　“反戰同盟”成立3年多時間里，就編寫宣傳品100多種、印刷80余萬份。“反戰同盟”山東支部先后編印出版了《士兵之友》、《陣地通信》、《曙》等宣傳刊物，特別是日文雜志《覺醒》、《士兵之友》，很適合日軍口味，非常受日軍士兵歡迎。

　　這些宣傳品對于日軍官兵了解戰爭性質、戰局真相和八路軍的寬俘政策、幫助日軍官兵從戰爭中覺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參與八路軍、新四軍組織發動的政治攻勢。

　　戰場喊話是我軍瓦解敵軍的重要手段，但八路軍官兵不懂日語，所學的日語喊話口號數量有限，效果不明顯。“反戰同盟”成員參加戰場喊話后，局面很快就打開了。他們熟悉日軍情況，精通日語、習俗相同、對八路軍的俘虜政策又有切身感受，對日軍的戰場喊話發揮出八路軍難以發揮的作用。

　　【“我們是延安日本反戰同盟派來的日本朋友，來慰問你們。過去我們也是日本軍隊的士兵，3年前當了八路軍的俘虜，送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現在我們明白了，咱們的敵人不是八路軍，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軍閥、財閥，我們為他們打仗賣命太沒意思了。日本在戰爭中是打不贏的，因為來中國殺人放火侵略人家，遭到全中國、全世界人民的反抗。太平洋戰爭注定要失敗。在中國也打不了幾天。戰爭中得利的是軍閥、財閥，受苦、受難的都是你們和日本的勞苦大眾，是我們的家人。希望你們和我們一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日本軍閥、財閥！日本軍隊徹底失敗之時，就是咱們返回日本和家人團聚之日……”】

　　這是“反戰同盟”盟員加藤對吳城日軍據點喊話的情景。據點的槍聲停止了，日軍士兵在靜靜地聽著，后來據點中有人向八路軍投誠。

　　【“我是反戰同盟盟員，不要驚怕，我們在八路軍內的生活很好。日本失敗已成定局，你們要活著回去，你們的親人最怕迎接你們的小白盒（骨灰盒）。你們不要給法西斯當炮灰了，你們戰死在異國他鄉，你們家中的妻子兒女多么傷心！你們家中困難，父母妻兒挨餓受凍，不少貧窮人家的妻女，為生活所迫淪為慰安婦，送到中國軍妓院，XX的妻子當妓女你們知道嗎？她已經自殺了！……”】

　　這是“反戰同盟”盟員小林、藤澤等在用電話向日軍做反戰工作。

　　【“日本同胞們，當你們的槍口對準中國人的胸膛，當你們大笑著用刺刀挑死一個個無辜的嬰兒，當你們手舉火把點燃一棟棟草房，當你們撲向可憐的少女時，你們可曾想到過，這是罪孽，是世界人民不可饒恕的滔天罪孽！當你們高喊著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熱血盡灑中國大地之時，你們可曾知道，這是為誰賣命？又是為誰效忠？圣戰的祭臺上的亡靈，是英雄，還是罪犯？同胞們，別錯灑了你們的熱血，你們的敵人不在隔海的這里。”】

　　一位女子站在麥克風前，用流暢的日語向日軍官兵進行反戰宣傳。她那動人心弦的話語，撞擊著日軍官兵的心靈，使許多日軍官兵覺醒、懺悔，有的跳海自殺，有的喊著妻子的名字剖腹自盡，有的拒絕參戰。

　　圖十 綠川英子

　　她叫綠川英子，是日本少女，雖然也是“反戰同盟”盟員，但卻不是日軍戰俘。綠川英子有著傳奇般的經歷。

　　綠川英子原名長谷川照子，1912年出生于日本，父親是日本有名望的工程師。17歲那年，英子跨入日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校門，開始接觸馬列主義。1930年，因抨擊社會的黑暗，被學校開除。但她義無返顧地投身于反戰民主運動，并從事和傳播世界語。

　　在反戰運動中，英子結識了同學世界語的中國留學生劉仁，倆人在共同的奮斗中產生了愛情，1936年結婚，1937年英子隨劉仁回到中國上海，共同從事中國的和平事業，用上海世界語編輯的身份，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她不僅翻譯了反戰文章，寄回日本發表，呼吁日本人民反戰，還利用廣播電臺進行反戰宣傳。

　　英子的反戰宣傳攪亂了日本的軍心，日本政府首腦惱羞成怒，經過特務調查得知流暢的日語廣播員就是綠川英子，便在日本報紙詆毀她為“嬌聲賣國賊”。英子我行我素，日本當局又對英子父母進行恐嚇，威逼他們引咎自殺以謝天皇，并要“千方百計殺了英子！”任憑日本當局用盡任何卑鄙手段，始終沒有動搖英子的反戰行動。

　　英子的反戰行動不僅受到日本當局憎恨，也受到假抗日真反共的國民黨當局的迫害，國民黨當局多次捏造罪名要驅逐英子夫婦出境。但她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保護，后來在郭沫若任廳長的武漢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3廳國際宣傳處從事對日廣播宣傳。1941年，在慶祝郭沫若回國4周年的紀念會上，周恩來同志拉著英子的手動情地說：

　　【“日本帝國主義把你稱為‘嬌聲賣國賊’，其實你是日本人民忠實的好女兒，真正的愛國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英子表示：

　　【“日本投降了，這只實現了我的一半愿望，我還要留在中國，繼續參加反蔣斗爭。”】

　　1946年冬，英子與劉仁到東北繼續從事我黨的宣傳工作。不幸的是1947年1月10日，英子做人流手術時引起感染，經多方搶救無效，病逝時，年僅35歲。同年，劉仁也不幸病逝。

　　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這位偉大的日本女性。1973年中日兩國復交后，中國應邀參加日本第60屆日本世界語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葉籟士在大會上曾這樣評價了英子：

　　【“為日本和中國真正的和平共存而做出貢獻的人，以歷史上曾有記載的為限，為數是不少的。但到近代，在不幸的日中關系中，獻身兩國親善事業的就少了。何況，反抗祖國日本，為日中人民真正友好而進行活動，甚至把自己的骨頭都埋在中國的日本女性，除了綠川英子外，再沒有別人了。對于這樣一位同中國人民并肩戰斗整整十年之久，為中國人民的解放，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獻出自己青春的人，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如今，英子和劉仁長眠在中國東北的四豐山，一座匯集著中日兩國民族風格的合冢墓屹立在青山綠柏之中，墓碑上鑲刻著原黑龍江省省長陳雷的手書：“國際主義戰士綠川英子暨劉仁同志合墓”。中國人民將永遠祭奠這位抗日戰爭中的“櫻花女杰”！

　　日本“反戰同盟”還采取給原所在日軍部隊寫信，在日軍據點投放慰問品等手段，開展宣傳工作，起到了瓦解日軍斗志的效果。特別是寫信，往往針對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一針見血：

　　【“某某：你的妹妹因生活所迫，被騙來中國當了軍妓，你甘心讓她任人凌辱嗎？”

　　“某某：你那年老的父母，已是風燭殘年，病魔纏身，他們盼望你回去呢？你怎能忍心離開他們死在異鄉呢？”

　　“某某：你那年輕的妻子和幼小的兒子，日日夜夜地想念你呢？盼望你早日回去和親人團聚。”

　　“某某：日軍的‘三光政策’使中國處處火光濃煙，斷壁殘墻，死尸遍地，婦女被強奸，兒童失父母，這樣的‘王道樂土’，‘東亞共榮圈’你忍心目睹嗎？”】

　　這樣有的放矢的信件，得到了非常理想的瓦解日軍效果。

三、協助八路軍、新四軍做好戰俘工作。

　　“反戰同盟”成立后，日軍新戰俘的教育爭取工作大都由“反戰同盟”負責。那些思想頑固、對八路軍、新四軍抵觸情緒大的日軍戰俘，經過“反戰同盟”盟員的艱苦工作，絕大多數得到了轉變。松山一郎是在戰場上走投無路準備舉槍自殺時，被八路軍俘虜的。被俘后他在地上耍賴，讓八路軍殺死他，當八路軍一名戰士背他時，他狠狠地咬了那個戰士一口，掙脫后又躺在地上嗷嗷叫，讓八路軍打死他。他被幾名八路軍抬回駐地后，“反戰同盟”的盟員田中、東忠多次教育開導他，當他了解到田中被俘前是日軍少尉軍官時，非常震驚。他看到八路軍沒有殺田中，而且田中還成了日本“八路”，開始相信八路軍的寬俘政策，最后終于覺醒，他悔恨自己當初不該傷害救護自己的那位八路軍戰士。并加入了“反戰同盟”，后來成長為一名反戰勇士。

　　1944年初，日軍飛行員山田敬馬從濟南基地起飛，因發動機故障，降落在濰縣北部海邊時，被民兵活捉，送到渤海軍區后，非常頑固，抵觸情緒很大，經“反戰同盟”做工作，過了一段時間，態度有所改變。這時，他的父親、關東軍的高級將領，托濟南敵酋向八路軍提出：愿以在押的八路軍兩名重要干部換回山田。當時，八路軍設想換回堅貞不屈的渤海區公安局長李振和臨淄縣縣長李鐵峰。但當把這一交換條件告訴山田時，他卻表示堅決不回去。交換出現了僵局，后來經“反戰同盟”勸說，山田才勉強同意。山田回去后，拒絕再與八路軍作戰，又被派往馬來西亞前線作戰，最后戰死在異國他鄉。

　　1944年，八路軍地方武裝在博興縣的一次伏擊戰中，俘虜了50多歲的日軍大尉官竹田，為了擴大八路軍的影響，決定釋放官竹田，但他顧慮很多，擔心回去被處決。后經“反戰同盟”做工作，官竹田苦思冥想了幾天，同意回去。臨行時，八路軍為他餞行，幾杯酒喝過，他老淚縱橫，一再表示感謝八路軍不殺之恩和寬待政策。

四、與八路軍、新四軍并肩作戰。

　　“反戰同盟”主要是承擔瓦解日軍工作，一般不讓他們承擔軍事戰斗任務。但一些特殊的軍事任務也曾讓他們給予協助。1944年10月，日軍對我冀東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時，配備了大量的軍犬，這些軍犬一嗅到我方人員的氣味就狂叫不止，給八路軍偵察員偵察日軍的掃蕩情況，帶來了極大困難。為了搞清日軍用什么辦法讓軍犬區別敵我的秘訣，“反戰同盟”盟員宮本主動請戰，冀東分區領導考慮到宮本曾在日本軍犬訓練隊當過馴犬員，便同意了他的請求。宮本潛入日軍軍營進行偵察，終于搞清了日軍的奧妙在于帶不帶白胡椒。從而，為八路軍反掃蕩創造了有利條件，宮本在完成偵察任務撤離時，光榮負傷。

　　八路軍中有個“秋山良照部隊”，這是日軍的傳說，其實確有其事。秋山良照是個機槍手，頑固的日本兵。1941年在戰場上負重傷后，被八路軍俘虜。但開始死不認罪，經“反戰同盟”現身說法，慢慢地覺醒了，后來也加入了“反戰同盟”。八路軍對日作戰，他經常請纓上戰場，在日寇“4.29”鐵壁合圍時，他端著機槍奮勇沖擊，從重圍中殺了出來，使日寇聞風喪膽。劉伯承師長在太行《新華日報》上寫文章贊揚秋山良照：

　　【“多次在槍林彈雨之中，親自拿機槍去協助我們作戰。”】

　　秋山良照后來把太行日本“反戰同盟”發展到十六七人，他任負責人，配合八路軍與日寇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使日寇膽顫心寒。抗戰勝利后，秋山良照和他的戰友回到了日本國。回國后，秋山良照加入了日本共產黨，撰寫了《八路軍中的日本反戰士兵》等書，記述了抗戰時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戰斗經歷。1981年他重返中國，受到了他當年在八路軍中的老領導宋任窮的親切接見和盛情寬待。

　　日本“反戰同盟”還教八路軍如何使用繳獲的日軍擲彈筒和歪把子機槍，使這些武器得以發揮作用。八路軍在戰場上拼刺刀多以人多取勝，一對一就不是日本鬼子的對手。“反戰同盟”的盟員就教八路軍戰士如何刺殺，把“氣、鍘、體”一致起來，也就是喊殺聲、刺殺方向、猛撲對手三者要一氣呵成。為了增加臂力，盟員讓八路軍戰士頭頂烈日，練習槍舉過頭，一舉就是上千次。

　　圖二十一 1940年元旦，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成員以日俘為主）晉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競賽。沙飛攝

　　盟員們還自制了棒球用具，開展棒球運動，在比賽時，被劉伯承師長看見了，他認為這項運動可增進部隊的體力和靈活性，命令在全軍開展這一運動，請日本“反戰同盟”盟員當教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敦促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日本“反戰同盟”兩次發出通電號召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朝鮮獨立同盟“也對日軍中的朝鮮籍官兵發出了向八路軍和新四軍投降的通電。

　　日本“反戰同盟”和“朝鮮獨立同盟”的盟員還隨同八路軍、新四軍進出敵戰區進行接受工作。日軍獨立混成第5師團被八路軍膠東部隊包圍后拒不投降，日本“反戰同盟”膠東支部副支部長小林清親自進入敵營做工作，促使該部日軍向八路軍繳械。

　　為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許多經過教育改造的日本戰俘和日軍中的朝鮮戰俘，英勇地獻出了生命：

　　今野博在同八路軍武工隊深入敵戰區日照縣付瞳一帶活動時被捕，后遭日軍殺害；

　　鈴木宏在博興縣開展瓦解敵軍工作時，與八路軍敵工干部林殿卿一起被捕，同時遇難；

　　黑田在日軍“九.二七”大掃蕩中，和八路軍并肩戰斗，英勇犧牲；

　　藤勇在“反戰同盟”淮北支部任支部長，1945年夏在配合新四軍的一次戰斗中，壯烈犧牲；

　　坂谷義次郎在1944年9月執行任務時，不幸被日本憲兵逮捕，他拒絕利誘，不怕刑訊，堅貞不屈，英勇就義；

　　松田在解放高郵戰斗中主動請求入城談判勸降，不幸被日軍殺害；

　　宮川在瓦解日軍的戰場宣傳中，光榮獻身；

　　坂本寅吉為新四軍送過大量的情報和急缺的藥品，他后來參加了新四軍。日本投降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華東野戰軍1縱3旅當炮兵教員，泰安戰斗中他帶領幾名炮手，用兩發炮彈打掉了敵碉堡。淮海戰役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和朝鮮“獨立同盟”共有52人，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其中日本“反戰同盟”34人，他們是：寺澤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淺野清、黑田嗣、鈴木宏、松野覺、森增太郎、大野靜夫、后藤勇、坂谷義次郎、松田、田鈿恙、吉田武、福岡留、宮川戶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戶田益、高木敏雄、原廣見、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實、砂原利男、佐野甚七、與津、富田、紺野、宮崎、田中實、吉圣次郎。

　　犧牲的朝鮮“獨立同盟”盟員18人，他們是：孫一峰、王賢淳、韓清道、樸吉東、石正、陳光華、胡維伯、金學武、金巴倫、文明哲、韓樂山、崔指南、李鏞寅、金永信、吳均、林平、韓震、金明華。

　　他們的英名永垂中華民族的抗戰史冊！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偉大功績！

　　【本部分作者：陳輝，新華社原北京軍區支社社長，高級記者，大校軍銜，獲新華社“十佳記者”榮譽。】

　　三、另一個秘聞

　　隱身在蘭州的日軍王牌飛行員山下七郎

　　2005年，在日本出現了一條令人驚訝的新聞。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日軍號稱“四大天王”的四名王牌飛行員之中，有一人活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

　　居然是“死”在了中國蘭州！

　　而且當他去世時，只是個普通的中學退休教師。這名日本王牌飛行員就是日本海軍航空兵大尉山下七郎。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空軍的四大天王，是高志航，劉粹剛，樂以琴和梁添成，日本海軍航空兵的四大天王，為南鄉茂章，加藤建夫，山下七郎和潮田良平。

　　四大天王  折戟蘇州太倉

　　山下七郎，1907年出生在日本九州福岡，畢業于日本海軍學校第57期，曾因技術優秀擔任試飛員，中日戰爭爆發后擔任日本海軍第13航空隊大尉分隊長，駕駛126號九六式艦載戰斗機。

　　1937年9月26日，山下七郎在蘇州附近空戰中被中國空軍飛行員羅英德擊傷，最后迫降于太倉雙鳳的一片墳地里，被當地民眾生擒。

　　山下七郎駕駛的“九六式”126號飛機也被收繳。

　　審訊時山下七郎供認，他是日本九州福岡縣久留米市梅滿町人，1937年9月9日，從日本大村機場起飛，經韓國濟州島著陸加油，當天飛抵上海公大機場，隨后在上海附近地區支援地面部隊作戰，9月19日起，擔任掩護轟炸南京的任務，沒想到9月26日就成了中國軍隊的俘虜。

　　隨著戰局的變化，山下七郎與其他日軍戰俘，從南京再到武漢，幾經轉移，最后被押解到四川成都戰俘營關押。

　　根據日方記載，山下七郎在1937年9月26日，于掩護轟炸機隊攻擊南京途中失蹤。

　　1937年9月以后已經不再出現在戰斗序列之中，卻直到1944年才被從飛行員名單中除去，計入陣亡人員。

　　而且，這位大尉并沒有如一般日軍軍官，在戰死后得到特進一級的待遇。

　　一首贈詩 引出生死懸案

　　鴻飛偶遇戰句容，嘉定城邊恨未東;

　　紫金山畔承君讓，也曾金鎖釋飛熊。

　　軍部狂言原幻影，田中奏折盡成空;

　　八年苦難應強記，南海鄉間葬巨龍。

　　——《送山下君之蘭州》

　　這首詩，是抗戰勝利后，一名叫羅英德的中國飛行員贈給一名日本飛行員的。

　　這名日本飛行員，就是日本海軍航空兵里號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

　　山下七郎在1937年9月26日被中國空軍飛行員羅英德擊落之后，并沒有當場陣亡，而是被中國方面俘虜，并自此一去不歸。

　　一份回憶錄揭開了山下七郎魂歸蘭州的真相，這份回憶錄的作者是擊落山下七郎的抗日空軍名將羅英德。

　　羅英德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詳述了他從擊落山下七郎到與其成為莫逆之交的經過。

　　1937年9月，擊落山下七郎的第二天，羅英德懷著好奇的心情去拘押地看望他，并且從人道的立場和同行的角度拿出自己的津貼讓軍醫為山下七郎療傷。

　　1938年初，羅英德在武漢參加后撤行動的時候，在后撤的人群中發現了山下七郎。羅英德很高興地幫山下七郎和其他日俘解決了住所問題，并為他們提供了一批飛行皮衣，還曾經邀請山下七郎一起去洗澡、吃飯。

　　羅英德注意到此時山下七郎已經有意為中國方面工作。羅英德將山下七郎介紹給了空軍通信科科長夏傖一，并促成他和另一名日本飛行員進入中國空軍監察大隊，為中國空軍服務：主要的任務，是協助破譯日軍密碼。此后，山下很認真地投入了工作，而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秋，羅英德與山下七郎在四川成都再次相見。山下七郎見到羅英德時非常高興，向他介紹自己在中國已經重新成婚，有了一個漂亮的妻子，一個孩子，另一個也要在明年出生。

　　以后，兩人又有多次相見。

　　羅英德回憶到：山下七郎無論國語還是四川話，都比自己講得好。

　　兩人最后一次相見，是在1948年， 這時羅英德正在西安，奉命調去駐英國大使館任武官。山下七郎找來后，羅英德問他，為什么不回日本去？

　　他說他絕對不能回去，因為他不回去，家人還可以領撫恤金過活，他如果回去，家人就沒有飯吃了。而且在這里，他又有太太和三個孩子，他沒有其他選擇，只有留下來。

　　羅英德問山下七郎生活如何？他表示，戰爭結束后，他開始失業了，因為他的工作對象已經消失，雖然航空委員會依然發月薪，但是他個人總自感慚愧。

　　所以，他決定去太太的老家蘭州一所鄉村中學教書，教的是數學、理化和英文，孩子們也可以免費上學。這次到西安是要轉道去蘭州的，特別停下來看看羅英德。

　　隱身蘭州 巨龍見首不見尾

　　2003年，一名日本記者,爆出了讓人難以相信的消息-在戰爭結束之時，被中日官方公布已經“死亡”了兩次的山下七郎還活著，他并沒有死在戰爭之中，而是此后又生存了五十年之久。

　　日本記者在抗日戰爭結束五十年后，1999在中國西部遙遠的蘭州找到了山下七郎。這名昔日的日本王牌飛行員，此時的身份是一名退休中學教師。

　　除了昔日的回憶，從他身上幾乎找不到一點當年“四大天王”的影子。

　　在得知山下七郎的生死之謎后，薩蘇2005年曾與日本著名作家、《陸軍下士官兵物語》的作者齋藤邦雄在日本相約到蘭州對這位隱身蘭州的昔日王牌飛行員進行一次訪問。

　　可惜的是，準備在櫻花盛開的季節出發前往蘭州之際，齋藤先生了解到，山下七郎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在蘭州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并埋葬在他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中國大地上。

　　本部分作者作為蘭州本土歷史文化工作者，一直關注并查找山下七郎在蘭州的蛛絲馬跡。2000年前后，不斷有外地學者到蘭州，通過作者了解蘭州解放前后女子中學或者女子師范學校的教師情況，目的就是尋找作為教師的山下七郎的蹤跡。

　　作者曾前往蘭州市檔案館、甘肅省檔案館，查閱相關檔案資料，收效甚微。

　　之后，又通過熟悉蘭州時代變遷的相關知情人，尋找蘭州中等學校教師中有日本背景的或者有空軍飛行員經歷的人和事，仍舊一無所獲。

　　也許，山下七郎和他的妻兒只想在蘭州有一個安定的生活，不愿意再被塵世所打擾。

　　續：飛虎研究學會文章

　　山下七郎是抗戰時期日本海軍航空隊四大天王飛行員之一，于1937年9月21日掩護轟炸南京行動時，遭中國王牌飛行員羅英德擊落于太倉獲救，幸免一死后，經羅策反，偽裝遭擊斃，實則投入我破譯日軍密碼行列，貢獻良多，個中傳聞甚多。

　　一旦被冠上「天王」的稱號，人們對于這些飛行員的精神崇拜和重視就又高了一個層級。近日一”

　　朱力揚所著《中國空軍抗戰記憶》一書中收錄〈羅英德將軍回憶錄〉，講述羅將軍與日本戰俘山下七郎之間的往來因緣。

　　王牌飛行員殺敵忙1934年至1937年，可說是中國空軍孕育的黃金時期。

　　空軍積極建軍備戰，在各地整建140余處飛行場，絕大多數相當簡陋；也盡一切可能向歐美購買飛機，然而多是較落后的機型。

　　航校的教官、畢業生，也成隊地赴歐美學習；同時更派遣了80余名機械人員到意大利、美國學習航空機械。

　　在這備戰時期，空軍作戰能力幾乎從無到有，雖然達到的規模，也只能有限度地和日軍抗衡，但開戰后，卻也成功地嚇阻了日軍一段時間。

　　開戰前，中國面臨「有錢買不到」好武器的窘境，同時要建立一個能打仗的空軍，除了要有充實的財力、完整的國防體系，實在還有太多太多設備與物資需要建構與添置。

　　其中飛行人員訓練、修護后勤系統的建立，更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中國空軍就是在這種匆匆建軍、準備不足情況下，和有備而來的日本全面開戰了。

　　1937年8月14日，青澀的中國空軍與日本空戰隊正面交鋒，打了一場激烈的「空中肉搏戰」──軍備不足、訓練不久的中國飛行員，不但沒有被猖狂的日本空軍嚇跑，反而同仇敵愾、以不要命的精神打近戰、拚刺刀，甚至是連人帶機沖撞上去，創造了兩天擊落日機33架，自己則不傷一兵一卒的勝績，譜寫了中國空戰史上勝利的首頁。

　　8月15日、16日兩日，又連勝日軍；3天內，共擊落日本空軍41架各式飛機，而空戰中中國空軍遭擊落的數目僅為1架，這巨大的對比使中國空軍及全國軍民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前線捷報不斷傳來，地面情報軍官及報社記者也忙著到處驗證成果。

　　若是將1937年8月中下旬的中國報紙一字排開，幾乎全幅都是有關空軍的消息，報社記者像吃了興奮劑，只想著如何以最快速度編輯空軍新聞，付梓印刷，讓全國軍民共同慶祝這勝利的果實。

　　輝煌、或者說是被刻意放大的戰果如同慶典，延續了整個8月。

　　實際上，隨著華北與東北淪陷、上海淪為戰區，國民黨政府的重心更應該要縱觀全局，盡快制定好戰略計劃，而不是沉浸在空軍戰果的喜悅中。

　　此時此刻，中國太需要振奮人心的消息，只要從氣勢上壓制日軍，都會被放大檢視，慶祝一番，作為精神安慰。因而在陸軍失利情況下，更希望從空軍上扳回一城。

　　英雄的誕生是時勢所趨。

　　當時，幾乎全國軍民都在關注這些英雄飛行員的一舉一動，關注他們的戰果，著名的中國四大天王高志航、劉粹剛、李丹桂、樂以琴等，便是因為他們的戰績彪炳，且飛行技術高超，又剛好同為第四大隊飛行員──在當時，「第四大隊」就像是個必勝符號，信仰之則安之。

　　其實，不僅限于中國，日本也有所謂的「王牌飛行員」。他們分別是三輪寬少佐、山下七郎大尉、潮田良平大尉和南鄉茂章大尉，是日軍通過多次評比選出的4名最優秀的飛行員，號稱「四大天王」。

　　一旦被冠上「天王」的稱號，人們對于這些飛行員的精神崇拜和重視就又高了一個層級。

　　在他們心中，天王飛行員必定能化險為夷，以寡擊眾，扭轉局勢，這也大大激勵了飛行員們。以寡擊眾振奮人心正是因為飛行員人數較陸軍或海軍少了許多，又乘著戰斗機在空中盤旋如鷹，單人單機的飛行員很容易就受到了全國關注。

　　只因空中之戰是陸海空三軍當中戰力差異最小，最能夠扳回一城的。

　　在領空戰場，飛機數量有限，飛行員人數有限，比拚的不再是武器或軍火的數量，而是飛行員的飛行技巧與攻擊判斷，這樣的感覺如同一對一單挑，或是小團隊作戰，當然也令軍民感覺是較為公平的了。

　　報刊對于空軍輝煌戰果一定以最好的篇幅搶先報導，只因在抗戰艱惡時期，在空戰上的勝利就像定心丸，大大的鼓舞了全中國軍民同胞，甚至是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

　　尤其是在抗戰初期，歐美列強尚未理解到中國戰場的重要性與必然性，他們更關心的是歐亞大陸上法西斯勢力的危害，因而忽略了中國作為亞洲戰場對于歐美國家的求援訊息。

　　幸而，以寡擊眾的空戰首捷，讓駐上海的外電記者們立刻可將報導拍至歐美，大大的震撼了世界一把。

　　當中國國軍被迫放棄上海，他們的首重任務，就是要保衛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

　　此時，空軍的狀況不太好。英雄符號、金字招牌「第四大隊」相繼換了3任隊長，到最后嚴重短缺飛行員，已經沒有大隊長的人選了！

　　因此空軍編制開始改組，羅英德此時奉命調到第五大隊第24中隊接任副隊長，原先的第三大隊第7中隊因人數過少干脆散編，羅將余下兩人帶到24中隊，至于第三大隊地勤與機械人員，則被收編在羅之下。

　　此時，僅剩的飛行員正在執行防衛首都南京任務。隨著日軍在上海趕建臨時飛機場，以及新式96戰斗機加入戰斗，中國空軍作戰越發吃力，時常被數架日機圍剿，飛機數量與飛行員數量不斷減少。

　　至此，中國飛機完全無法補充，廢一架少一架，已經無能力再大舉空襲任務，只能夠靠著夜間單機或雙機輪流執行作戰任務。

　　為了躲避日機轟炸，他們住在南京中山陵圖書館中，每天早晨由大卡車運到10公里外的大校場。因為飛行員犧牲數量多又缺乏替補，余下的飛行員需要日夜輪流值勤。

　　據羅英德回憶：他們當時日夜輪勤，最高紀錄曾一天起降13次，回到宿舍后沾枕就睡，已經沒有多余力氣思考，明天是否還活在世上。

　　9月21日這一天，晨起，用過早餐，全隊于6點30分在操場集合，羅英德安排警戒人力。這一日天氣報告云上碧空、云下亂云甚多，屬于不太好飛的天氣。

　　9時40分，監視哨報告附近有可疑敵機，于是羅便帶著徐葆昀、鄒賡續兩個小組出發探查。當日氣候不佳，羅英德決定將方向兵分三路，羅自己則往句容方向飛。

　　到了10時左右，因為日曬關系，開始有陽光照下來，羅英德緊緊盯著紫金山，突然，一道亮光閃入眼前。

　　他瞬間判斷這可能是飛機的反光板或是玻璃，果不其然，一架日本96式戰斗機正在飛行。羅立刻追擊上去，朝著飛機機尾發射一串子彈，這輛96式飛機立刻逃開，最終被打中油箱，不得已在嘉定一處農田迫降了！

　　此處有陳誠下轄的部隊，很快就來支持，俘虜這個神秘飛行員。

　　后來，羅英德回到南京后，他們已經打了長途電話來，說這個日俘活下來了，剛剛醒了一下，只不過處于昏迷狀態。

　　因為前線這里沒有人可以說日語，所以要請空軍派人來運走。羅英德同意了，并上報此事，將擊落飛機的戰功也上報，這件事就暫告一段落了。

　　如果看1937年9月27日的上海《中央日報》，還可以見到「太倉墜落敵機，金衢亦被轟炸」的新聞。

　　1938年1月，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通信科長夏滄一，和羅英德的老師張超西到訪，張超西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空氣動力學和航空發動機學，學養深厚，后來轉來研究密碼。他們希望找到人，從打下的日軍偵察機和轟炸機中，破譯日軍密碼，因此，羅英德便帶著他們去了日俘收容所。

　　或許，山下七郎此前已經考慮過，會被征召協助中國的可能性了，而羅英德對他釋出的善意，和他內心對日軍的矛盾之情，使他考慮接受這個恩人的要求。

　　只是，他有3點條件：第一，絕對不能將他被俘的事情紀錄下來，要求假裝他已經被擊斃死亡了。第二，讓他擁有絕對的自由。第三，在他死亡以前，不要公開這件事。這幾個條件并不嚴苛，剛好羅英德就是當事者，他可以改寫自己的飛行日記，讓山下七郎遁死以獲得自由。

　　這也就是為什么許多早期的歷史研究，在提到山下七郎這位四大天王之一時，說他最后因為逃跑而被擊斃的原因，其實是偽裝的，他活了下來，并且為中國的密碼破譯事業貢獻許多。

　　隱姓埋名破譯密碼山下七郎和難民里的女子結了婚，在張超西手下，做密碼破譯工作，生了一個兒子，第二個就要出生，在成都探望羅英德時，他們像是親密朋友談著天，若非知道詳情，誰會猜出這兩人原先屬于敵對陣營，且都是空軍的王牌呢？

　　后來，因為戰事，羅英德沒有機會與山下聯絡，只從旁人口中得到他一點消息，據夏滄一說，那兩個日本人發揮了很大作用！

　　1941年12月3日，監察大隊發現日本海軍艦隊與統帥部之間的聯系狀況有異，因此通報了美國情報單位，就在幾天后，珍珠港事變爆發了。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山下七郎他們破譯的，現在仍撲朔迷離。

　　對這件事稍有研究的，都將功勞歸在一個叫池步州的密碼破譯人員上。

　　實際上，有一些文章已經反駁了池步州的謠傳，因為之前許多信息已經破譯出來！

　　所以，山下在此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這份珍貴史料，是少見完整的審問紀錄，因為戰爭大部分檔案都毀損佚失，以史料為歷史證言，就更加難得。

　　抗戰勝利后，1948年山下七郎與羅英德見了最后一次面，山下最后沒有回到日本，因為他已經算是死亡人口了，在日本的家人領著撫恤金過日子，所以他不能回去。

　　山下說，在戰爭結束之后，他基本上算是失業了，所以打算去蘭州找一個中學教師的工作，而且夏滄一在蘭州開辦了一間密碼研究所，也希望他去工作。

　　這是他們最后一次碰面了，在那之后，兩岸分隔，通訊不易，曾有一次請托友人查詢山下七郎下落，電報里說他已經病死獄中。

　　羅英德知道，山下很謹慎，很多消息似真似假，倒不如相忘于江湖。

　　羅英德在文章當中，講到審問山下七郎的過程，不過并不是寫得很清楚。

　　灣灣國史館有一份〈擇要報告〉，竟是審問山下七郎的紀錄。這份報告是手寫稿，應該是在審問之后作的筆記。

　　不過，這份史料中所提的地點顯示為昆山，日期是在1937年9月30日，審問者是張孤山。

　　這位審問口供的張孤山，是第三戰區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部的額外編制人員，職稱為秘書，階級同上校。張孤山曾赴日求學，翻譯過《日本陸海空軍之國防觀》、《日本的假想敵勞動赤軍》等書、以及日本討論中國的報刊文章，提供給陳誠。

　　以他優異的日語能力與對日本軍情的了解，由他審問山下七郎再適合不過。

　　山下七郎的口供透露出許多信息，包括對于日本海軍航空隊的戰力和機型分析、艦隊所在之位置、目前的組織架構、日軍制造飛機的能力等，若是有不可信之處，審問者還會特別注明「此言多不可信」，不過僅在文中3、4處寫著。

　　另外，審問者也詢問了山下的信息。

　　臺北國史館中收錄有《陳誠先生淞滬抗戰電文檔案》，在數字檔案數據庫可調閱全文。

　　山下七郎為福岡縣人，在佐佐山尋常小學、明善中學畢業后，進霞浦海軍兵學校，卒業后，編入霞浦航空部隊，練習11個月的飛行法（時26歲，升至中尉），嗣編入館山海軍航空部隊，在該處服務1年半，調至鳳翔航空母艦服務2年，升上大尉，旋調至大村航空部隊，到現在還不到9個月，飛行生活已有4年半多，現年30歲。

　　此外，關于山下的個人信念，他說「贊成5．15文件；反對2．26文件。」（系指1932、1936年日本兩起失敗的軍事政變），同時「認近衛是理想的總理大臣」，認為「謂日本海陸兩軍之間有隔膜（隔閡）」、「中國人對他很客氣」、「與在日本時想象之中國人不同」等，同時，他也表示，希望早日回家，以后不當兵，說妻子必以為山下七郎已經死了，如此一來，妻子亦必自殺。

　　當審問者問及「日本海軍之假想敵是誰？」山下據答「美國吧！」而問及「中日戰爭結局誰勝？」答「不知」。

　　這份珍貴史料，是少見完整的審問紀錄，因為戰爭大部分檔案都毀損佚失，以史料為歷史證言，就更加難得。

　　這份審問山下七郎口供，據說曾在上海寶山區淞滬抗戰紀念館展出。

　　事實上，有記者一度試圖尋找山下七郎墜機的地點。

　　記錄在一篇〈日寇天王飛行員覆滅記〉文章。他們根據《申報》記錄，一路追逐線索，認為墜機地點是在太倉，不過《太倉縣志》編寫者沒聽說過這件事。

　　記者又找到88歲的季位東，當時他非常年幼，印象中確有飛機墜落在太倉毛家市，只是沒有親見。

　　記者就透過采訪太倉的老人，尋找線索。最后，他們找到了一位編寫過《新毛鎮志》的老人王祖森，曾在當天聽到外面一聲巨響，聽說有架日本飛機墜落在此處。

　　于是他們又到了墜機現場網船墳一探究竟，網船墳是河邊一塊墳地，屬于雙鳳區項脊鄉。一行人到的時候，正好有位老先生錢友洲在旁邊勞作，他一聽來意，激動地表示他親眼見到飛機墜落。

　　歷史不停只會遺忘書至此，不免神游其中。歷史并不是死物，只要生命有傳承，時間會流逝，歷史就不會停止他的腳步，但是，歷史不停，卻會被遺忘。

　　這段歷史，隨著時間流逝和刻意地隱藏，已經模糊不清了。若沒有羅英德將軍的文章，恐怕也只剩下廣而謠傳的山下七郎因作間諜工作，而被槍斃的一段吧？

　　這正是我們應當關注抗戰史的原因。歷史，或者說記憶，并不是永遠存在腦海中，供人憑吊的，當一段記憶不再被提及，當一段歷史沉潛于江湖，后人會漸漸遺忘，先祖前輩們為了國家之存亡，如何拋頭顱、灑熱血，貢獻生命，他們并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家國，只是，這一段歷史，隨著時間過去，隨著眾人陌生，漸漸被遺忘，似沉入海底，乏人津問。

　　有朝一日，也許可以再見到羅英德的后人、山下七郎大尉在蘭州的后人，以及審問者張孤山的后人共聚一堂，那么，這分情誼、這段動人的歷史繼續延續下去，讓羅英德、山下七郎等人在浩瀚的歷史中，不僅僅是一個灰暗而模糊的影子，而是活生生，曾經風云，曾經的真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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