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社論引了我說掃盲‘用急躁冒進的辦法是不對的’這些話，用來作為

　　反對急躁冒進的根據。社論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沒有重點，實際

　　上重點落在‘反冒進’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話來反對我。”

　　話說1958年1月5日傍晚，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杭州，飛向長沙。

　　毛澤東一下飛機，就向迎接他的省委書記們介紹了雙輪雙鏵犁，并建議湖南大量生產雙輪雙鏵犁，推廣雙輪雙鏵犁。

　　毛澤東把在杭州起草的17個問題向湖南省委書記作了介紹。他還提出：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包括工業、手工業、農業、農村副業、林業、漁業、畜牧業、交通運輸業、商業、財政金融、勞動工資和人口、科學、文教、衛生14項。其中工業又可細分15項：產量指標、產品質量、新產品試制、新技術、先進定額、節約原材料和尋找代用品、勞動組織、勞動保護和工資福利、成本、生產準備和流動資金、企業的分工和協作、供產銷平衡、地質勘探、資源綜合利用、設計和施工。

　　在農業方面，毛澤東從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里抽出14個要點，要求各省地縣委抓住不放。

　　在工作方法上，毛澤東提出要掌握時機；計劃要有兩本賬，要推廣試驗田，抓兩頭帶中間，相互參觀學習，開展評比活動，加強檢查督促，加強調查研究；領導干部一年要有4個月在下面調查研究，接觸工人農民，增加感性知識。領導原則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負責。”

　　毛澤東特別強調不斷革命。他說：

　　“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從1949年全國范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農業合作化、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又是政治戰線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今年7月可以基本告一段落，但還沒有完結。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15年內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要求各級干部努力學習科學技術，做到紅與專、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技術、政治與業務的統一。要求重視知識分子，各部、省、地、縣都要培養專家‘秀才’，沒有知識分子不行，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

　　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看法是非常樂觀的，認為是發動“大躍進”的好時機。他說：

　　“我們現在看見了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人民群眾在生產戰線上這樣高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全國人民為在1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在鋼鐵及其他主要工業產品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個口號所鼓舞。一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

　　毛澤東寄希望于湖南省委做促進委員會，不要做促退委員會，要多快好省，不要少慢差費。

　　湖南省委詳細匯報了干部蹲點辦試驗田及湘江機械廠（株洲331廠），采取“自建公助”解決職工“房荒”等問題，毛澤東很感興趣，認為可以推廣。

　　5日晚上，毛澤東在長沙觀看了木偶戲《追魚記》和花鼓戲。

　　1月6日上午10時，毛澤東接見省委、省軍區主要負責干部，爾后由省委書記周小舟和省長兼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程潛陪同，在省委辦公樓前同軍隊和地方科、處級以上干部500多人合影留念。合影已畢，程潛對毛澤東說：

　　“北京與湘相距甚遠，不便兼顧，我想辭去省長一職，讓年輕一些的同志擔任。”

　　毛澤東微笑著說：

　　“頌公怎么要提出辭職？是不是以為用了右派而引咎辭職呀？這不要緊嘛，我不是也用了右派嗎？以后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夏初秋末在北京住，春冬兩季在長沙住。”

　　他吸了一口煙，又嚴肅地說：

　　“現在大局安定，領導班子不能隨意調換。頌公是中央的人，我們沒有把你當巡撫看待，您德高望重，還是您擔任省長為宜。”

　　程潛聽毛澤東如此說，便連連點頭，說道：

　　“我聽主席的安排，盡力而為，盡力而為。”

　　1月6日這一天，毛澤東又從長沙飛到了廣西南寧，下榻于明園，起草了一個關于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

　　1月6日下午，鄧小平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里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主要內容是傳達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瓏的宮殿，坐落在中海和南海的交界處，在豐澤園的北面。相傳清末慈禧太后經常在此接見外國使節。中共中央書記處就在這里辦公。

　　吳冷西列席了這次會議，彭真遞給他一個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吳冷西接過一看，乃是毛澤東親筆所寫的通知，不禁大吃一驚，只見上面寫的是：

　　“吳冷西、總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黃敬、王鶴壽、李先念、陳云、鄧小平、彭真、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歐陽欽、劉仁、張德生、李井泉、潘復生、王任重、楊尚奎、陶鑄、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劉建勛、韋國清、毛澤東，共27人，于11日、12日兩天到齊，在南寧開10天會，20號完畢（中間休息2天到3天，實際開會7到8天）。譚震林管中央，總司令掛帥，陳毅管國務院。”

　　吳冷西怎么也想不到，毛澤東會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他心想：我是《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這次會議可能同報紙和通訊社有關：《人民日報》幾天前發表的元旦社論《乘風破浪》，只是經過劉少奇和周恩來審閱定稿，因為毛澤東那時在杭州，所以就沒有送他審閱，是不是社論內容有什么重大問題？可是，聽鄧小平傳達的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所談的17個問題，都沒有涉及到報紙和通訊社呀！想到此，他就問胡喬木和楊尚昆：

　　“南寧會議通知名單，主席為什么會這樣排列？”

　　胡喬木和楊尚昆說：

　　“不了解開會通知的名單排列有什么特殊意義。”

　　吳冷西從胡喬木的神態上，明顯地感覺到他似乎也在擔心，可能要發生什么事情。

　　1月7日下午2點多鐘，毛澤東要到邕江里去冬泳。

　　此時，運動員梁亞華和他的幾個青年伙伴，正在南寧市水上游泳池進行冬季訓練，只見教練員急匆匆走來，把梁亞華叫上岸，帶到一位負責人面前。那人告訴梁亞華說：

　　“有緊急任務，陪一位首長游泳，你馬上做好準備！”

　　梁亞華不敢怠慢，立即將“205號”小汽艇準備妥當，帶上伙伴，開往邕江岸邊。他們遠遠看見有幾個警衛員模樣的年輕人，正在緊張地測試江水的溫度。

　　20分鐘后，幾輛轎車來到了江邊。毛澤東在省委領導人的陪同下，先后下了車。衛士張木奇向毛澤東報告說：

　　“主席，水溫17度半，有點涼。”

　　毛澤東笑了笑，說：

　　“17度半還涼嗎？沒關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

　　他更衣后穿著睡衣登上“205號”汽艇，站立船頭，一是為瀏覽兩岸景色，二是要適應一下氣溫。汽艇迅速駛向江心，不一會兒，到了預定地點，早有梁亞華和幾個運動員劃著舢板來接。毛澤東和衛士們上了舢板，開始做下水的準備。衛士們穿著泳褲不停地搓著身子，盡管如此，渾身還是起滿了雞皮疙瘩。毛澤東則是先用毛巾沾著江水擦抹前胸和脊背，然后又把雙腳浸到水中。岸上的人問：

　　“主席，冷不冷？”

　　“下決心就不冷。”

　　毛澤東說罷，就扶著舢板的邊沿下了水。梁亞華幾個人也隨著躍入水中，護衛在毛澤東周圍。毛澤東朝衛士們招呼道：

　　“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來一游就沒事了。”

　　衛士們聽他如此說，只得下了水，立時凍得透不過氣來。盡管如此，他們個個還都咬著牙堅持著。果然，過了不大一會兒，還真的比較適應了。毛澤東擺動雙臂，做了幾個輕松自如的動作，朝衛士們看了一眼，臉上泛著孩童般的得意，說道：

　　“不過如此！”

　　他時而蛙泳，時而側泳，時而又踩水，游至酣暢處，還拿出了他的獨門絕技：面向藍天，手腳不動，仰臥在水面上長達幾分鐘。

　　半個多小時過去了，衛士們的臉色有些發青，有幾個實在耐不住了，縮著身子就往岸上跑，手忙腳亂地往身上套衣服。毛澤東的隨身醫生對著毛澤東喊道：

　　“主席，上來吧。”

　　“再游10分鐘。”

　　毛澤東堅持說。10分鐘過去了，他已經游了1000多米，到了沙石公社新碼頭附近，經大家再三勸說，這才上了船，披著衣服，神態自若地坐在船頭曬太陽。張木奇活動著身子問毛澤東：

　　“冷不冷？”

　　毛澤東看了他一眼，說：

　　“下決心就不冷，不下決心就是20度也冷。”

　　抽了一會兒煙，他轉臉問李銀橋：

　　“帶酒了沒有？”

　　李銀橋搖了搖頭，說沒帶。毛澤東平常不大喝酒，就是喝也只是來點葡萄酒。這次出來游泳，李銀橋自然想不到要準備點酒。他知道毛澤東也感到冷，于是就擰一條熱毛巾替他擦身子，張木奇也馬上擰了一條熱毛巾來給毛澤東擦身子。毛澤東朝他們笑了笑，沒有吭聲。

　　1月8日凌晨1時，空軍雷達部隊突然發現國民黨的一架飛機正由海上向南寧方向飛來，隨毛澤東一同到南寧的空軍副參謀長何廷一非常緊張。他首先想到的是，難道國民黨探知了毛澤東的行蹤？知道了南寧會議的安排？事態緊急，不敢怠慢，他立即要秘書用電話緊急聯系柳州軍用機場，命令那里的空軍殲擊機立即起飛，無論如何也要攔住敵機，把他干掉。他又要求南寧市全部斷電熄燈，全城立即進入空防狀態。

　　此時，毛澤東正在看書，李銀橋和其他衛士急匆匆地進了臥室，簡單說明情況，請他速進防空洞。毛澤東把手一揮，說：

　　“我不去，要去你們去。”

　　李銀橋說：

　　“我們要對主席的安全負責。”

　　毛澤東說：

　　“蔣介石請我去重慶，我去了，怎么樣呢？我又回來了，他能把我怎么樣？現在還不如那時安全嗎？你去把蠟燭給我點著。”

　　李銀橋堅持勸毛澤東去防空洞，他說：

　　“主席，還是防備萬一，去防空洞吧。”

　　毛澤東顯然有些不耐煩了，脫口說道：

　　“我不去！把蠟燭點著！國民黨把炸彈扔到我門口它就不敢響！我什么時候怕過他們？”

　　蠟燭點燃了，毛澤東繼續看書，他看的是《楚辭》，他是那樣聚精會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事都沒有發生似的。

　　1月9日，毛澤東帶著大口罩漫步在邕江北岸，和路旁一家糖果店主人聊天，詢問他的生意和生活情況。

　　爾后，毛澤東到了碼頭上，和準備渡江的群眾交談。他被群眾認出后，便摘下口罩，和圍過來的群眾握手。

　　事后，毛澤東對擔心他的安全問題的身邊身邊工作人員說：

　　“就是不應怕群眾，不要害怕群眾嘛！”

　　1月10日下午2點多鐘，毛澤東再次游邕江。他這次是從凌鐵渡口登上“噴水2號”小汽艇，由南寧航運分局船員周桂南駕著“205號”汽艇護衛。

　　毛澤東下水后，有10多名隨行人員陪游。他們游過了水深流急的母豬灣，到津頭渡口上了岸，一行人驅車來到廣西軍區303醫院。

　　在醫院后門西面的兩棵大樹下，毛澤東接見了一些醫護人員和傷病員們。他看到戰士們自覺地排起了整齊的長隊，非常高興地和他們一一握手問候。

　　毛澤東對他在邕江兩次冬泳頗為得意。后來，他在和老朋友周谷城談話時這樣說：

　　“我在南寧時，打算游水。南寧的同志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讓我游。其實，凡水皆可游，南寧的水是水，南寧的水也可游。這不是很合乎三段論法嗎？當然，在大前提下應該加上下面幾個條件：水只有一腳背深的游不得，近沸騰了的游不得，結成冰塊了的游不得。”

　　且說1月1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和部分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性質的“南寧會議”。

　　在他通知的27人中，陳云、鄧小平、潘復生3人因故沒有到會。周恩來則是在中途到會的。

　　毛澤東的住處，離廣西自治區政府交際處大樓不遠。這棟建筑是經常接待越南胡志明的別墅式的高大平房。南寧會議就是在這間大平房的客廳里舉行的。

　　南寧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問題，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出現高潮的形勢下，如何改進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的問題。會議印發了22個參考文件，其中有3件是作為多快好省的對立面——反冒進的材料供與會者批判的，它們是：周恩來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關于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報告的節錄，李先念在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關于1956年預算報告中的有關反冒進部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摘要。

　　毛澤東在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中的摘要材料上加了這樣的批語：

　　“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并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的。”

　　這3個文件一發，會議的氣氛就緊張起來了。

　　吳冷西見毛澤東如此批評《人民日報》社論，馬上找到胡喬木，問毛澤東批評的《人民日報》社論是怎么回事？胡喬木說他也不清楚。兩人商量后，當晚打電話回北京，要《人民日報》編輯部把1956年6月20日社論的全部過程稿，送到南寧，還要寫一個關于社論起草與修改、定稿過程的簡單說明。第二天，吳冷西收到《人民日報》編輯部送來的材料，他和胡喬木一起查看了社論的整個起草過程。原來，這篇社論最初是由《人民日報》編輯部起草的，中宣部在討論時，陸定一認為不能用。他請示了劉少奇，劉少奇要他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組織中宣部起草。后來，中宣部的初稿由王宗一起草，中宣部討論修改后，由陸定一送劉少奇和周恩來審閱。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作了一些修改，還提出了一些意見。陸定一又做了一些修改，再送劉少奇。劉少奇在個別地方修改后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后，未改一字，只在最后定稿的清樣上圈了他的名字，批上了3個字：“不看了。”

　　1月11日晚，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發表了講話，著重講反對分散主義和關于反冒進兩個問題。關于反對分散主義，毛澤東說：

　　“國務院向全國人大的報告，我有兩年沒看了。章伯鈞說國務院只給成品，不讓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過他是搞資產階級政治設計院，我們是無產階級政治設計院。只給成品，不給原料，不行。你們平時就不跟我們通氣，不拿一點半成品、原材料來，一定要等到你們把什么都搞好了，才拿給我們，這實際上對我們是一種封鎖。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沒有共同語言。農業綱要四十條，最初是8條，后來是17條，同地方的同志多次交談議論，最后才形成四十條。這回先到杭州，同華東同志談了十幾條；在這里又談了二十多條。”

　　他還說：

　　“中央只攬了一個革命，一個農業，其他實權在國務院。有人反對黨政不分，想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將一半大權攬過來，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為了反對分散主義，我編了一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

　　毛澤東批評分散主義是針對國務院的。參加會議的王任重在日記中寫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談了主席的講話，對于這樣尖銳地批評分散主義感到一些突然。”

　　接著，毛澤東又批評反冒進。他說：

　　“我們是搞‘虛業’的，你們是搞‘實業’的，‘實業’和‘虛業’應當結合起來。搞‘實業’的，要搞點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點‘實業’。”“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為早已紅了，鉆到里面出不來。1956年冒進，1957年反冒進，1958年又冒進。看是冒進好，還是反冒進好？”

　　他舉了治淮河的例子。說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12億人民幣，只搞了12億土方。安徽今年已經搞了八億土方，再搞八億土方，不過花幾千萬元。

　　毛澤東用帶有警告的口氣說：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10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3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于政治，不屬于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沒有搞清楚6億人口的問題，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破破爛爛的一個中國，蔣委員長20年只搞了4萬噸鋼，理應失敗。”

　　1月12日清晨，毛澤東在翻看新到的全國各地報紙后，挑了幾份送給廣西省黨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書記處書記韋國清，并給他們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劉建勛、韋國清二同志：

　　送上幾份報紙，各有特點，是比較編得好的，較為引人看，內容也不錯，供你們參考。

　　省報問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研究，同《廣西日報》的編輯們一道，包括版面、新聞、社論、理論、文藝等項，鉆進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報紙比較又比較，幾個月時間就可以找出一條道路來的。精心寫作社論是一項極重要任務，你們自己、宣傳部長、秘書長、報社總編輯，要共同研究。第一書記掛帥，動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論，是必要的。一張省報，對于全省工作，全體人民，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請你們想一想這個問題，以為如何？

　　毛澤東1958年1月12日上午7時

　　1月12日上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發表第2次講話，他一開頭就說：

　　“8年來我們為這樣一個工作方法而奮斗。”

　　他所說的工作方法是指多快好省。接著，他繼續批評反冒進，說道：

　　“在杭州會議上，我當著恩來發了一通牢騷。1955年12月，我寫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個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國各地的報紙、大小刊物都登了，發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后來又心血來潮，找了34個部長談話，談了十大關系，就頭腦發脹了，‘冒進’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長了。”“財經工作有很大成績，10個指頭只有1個不好，講過一萬次不靈。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這一次，千里迢迢請同志們來一趟，是總理建議的。本來我不想多談，有點灰心喪志。”

　　毛澤東接著說：

　　“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錯誤，是政治問題。6億人民一泄了氣不得了，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面反‘冒進’。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慌起來了。什么‘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

　　談到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毛澤東說：

　　“這里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序言’提出批評。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講的一段話。我的文章重點不在此，而在反右傾保守，要引就應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開，又要利用我。廖魯言向我反映，40條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對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嘆一口氣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3個東西。反‘冒進’的人為黨為國，憂慮無窮，脫離了大多數部長和省委書記，脫離了6億人民。”

　　毛澤東講了宋玉寫《登徒子好色賦》的故事，又說：

　　“他們用的都是一個方法，叫作‘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我們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須發動群眾。土改也是要發動群眾，歷來反對恩賜觀點。社會主義發動群眾應當更充分些。大鳴大放，發動群眾。為搞水利，不發動群眾不行。冒進是全國人民熱潮沖起來的，是好事。搞工業，搞農業，難道比打仗還厲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經濟就那么復雜，那么多學問？”“一個時期搞得快一點，多一點，調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進’的口號。‘反冒進’挫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是錯誤的方針，是反對多快好省的方針的。”“最怕的是6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

　　毛澤東再次批評了分散主義，他說：

　　“我對付分散主義的辦法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當著眾人批評。事先要通一點情報，總是說沒有搞好，實際上是封鎖。開會前10分鐘把文件拿出來，要人家通過，不考慮別人的心理狀態。”“我不是攻擊所有的人，是攻擊部長以上的干部，攻擊下傾盆大雨的人。”

　　這時候，周恩來因為工作關系，留在北京，沒有參加會議，沒有直接聽到毛澤東上面的那些講話。

　　1月12日晚，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寫道：

　　“我今晚我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

　　1月13日，周恩來乘飛機來到南寧。

　　是日晚，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談話，直到深夜。

　　1月14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第3次講話，主要內容是工作方法問題，共有24條，比杭州會議的17條更為系統化。毛澤東批評反冒進和國務院的工作仍然很尖銳。這次，他用平衡與不平衡的哲學觀點來批評反冒進，他說：

　　“我們的工作計劃，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凈講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進就是講平衡，卻不知道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興修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要注意9個指頭與1個指頭的區別，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錯了就不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這種做法，歷史上吃過大虧。教條主義這樣搞過，因小失大。”

　　從1月15日開始，各省市黨委第一書記和國務院分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在會上作1958年工作安排的匯報，毛澤東每天都出席會議，并不斷插話，有時還講得很長。

　　1月15日這一天，毛澤東在聽取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匯報時插話說：

　　“真理在湖北，為什么不在別處？他們10年計劃能6年完成，農業如此，工業為何做不到？問題是過去沒有抓。”

　　他還表揚了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黨代表會上的報告，他說：

　　“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羅列事實。”

　　毛澤東說：

　　“大家都要學習柯老。”

　　他說：

　　“上海對內部矛盾問題的講法有所發展，他們搞了兩個月。浙江對此也有創造。各省理論怎樣？沒有理論，領導困難。”

　　毛澤東在談到“什么時候都要鼓干勁、力爭上游”時，提到了《人民日報》。他說：

　　“《人民日報》今年的元旦社論寫得好，因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勁，力爭上游，乘風破浪，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問題。”

　　這天晚上，毛澤東找胡喬木和吳冷西到他的住處談話。他一開始就問：

　　“今年的元旦社論是誰寫的？”

　　胡喬木說：

　　“是《人民日報》的同志寫的。”

　　吳冷西說：

　　“這篇社論經喬木同志作了較多的修改，并經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定稿。”

　　胡喬木說：

　　“當時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說定稿時已打電話報告了主席。”

　　毛澤東說：

　　“社論寫得好，題目用《乘風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愨就說過‘愿乘長風破萬里浪’。我們現在是要乘東風壓倒西風，15年趕上英國。你們辦報的不但要會寫文章，而且要選好題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聞也得有醒目的標題。”

　　毛澤東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報》不宣傳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精神。他說：

　　“《人民日報》能結合形勢寫出這樣好的元旦社論，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辦報？”

　　他對著胡喬木說：

　　“我當時很生你的氣。我先一天批評你，第二天批評總編輯鄧拓和副總編輯。當時在氣頭上，說話有些過重，很不溫文爾雅。因為不這樣就不能使你們大吃一驚，3天睡不著覺。去年4、5、6月，實際上是我當《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你也上夜班，看大樣，累得不行。后來我想，這也不是辦法，才找個人給你做助手。找不到別人，就派吳冷西去。”

　　毛澤東又轉對吳冷西說：

　　“當時我對你說過，如果在《人民日報》呆不下去，就回到我這里當秘書。看來派你到《人民日報》去沒有錯。現在大家對《人民日報》反映比較好，認為有進步。評論、新聞都比較活潑。但是還要努力，不要翹尾巴，還是要夾著尾巴做人。”

　　吳冷西說：

　　“現在《人民日報》采取各編輯部包干寫評論的辦法。”

　　毛澤東說：

　　“《人民日報》的評論要大家來寫，各編輯部在他們分工的范圍內包干的辦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個統帥，你這個總編輯就是統帥。你的任務是組織大家寫，自己也寫。有一些重要的評論你要親自主持寫，像我們前年起草《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編輯部文章那樣，是我親自主持寫的。”

　　說到這里，毛澤東提起他在12日寫給劉建勛、韋國清的那一封談要辦好省報問題的信。他說：

　　“我之所以寫這封信，是鑒于《人民日報》的經驗教訓，不僅中央報紙，而且省級報紙，也要認真辦好，關鍵是黨委要抓緊。

　　你們采取包干的辦法寫社論，可以避免一個人獨攬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獨攬，這也是一種生產關系，一種工作方法。總編輯同各編輯部主任的關系應該這樣，有統有分。各編輯部和各版可以展開競賽，半年或一年評比一次，看誰搞得好。

　　寫評論要結合形勢，結合當時的政治氣候。要看得準，抓得快，抓得緊，轉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論這樣，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樣，對我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毫無反應，聞風不動。評論要寫得中國化，有中國氣派，不要歐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動活潑。形式要多樣化，有編者按語，有短評、時評，有專論、社論，有評論員文章，有觀察家文章，編輯部文章，等等。評論是說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澤東說罷，問吳冷西：

　　“最近有沒有到地方上走走？”

　　吳冷西說：

　　“我到《人民日報》后一直忙于內部工作，還沒有到地方上調查研究。”

　　毛澤東嚴肅地說：

　　“《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頭頭，一定要經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鮮空氣，了解下面的實際情況，搞好同省委的關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兩廣和福建跑一跑，既當記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氣重，只能做加工廠，沒有原料，原料來自下面。你的位置應該活動一下，經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一個月或兩個月都可以，八大二次會議時再回來。《人民日報》是中央一個部門，有任務經常聯系地方，還有任務經常轉載地方報紙上的好東西。這對地方報紙是鼓勵，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報》不可，而且還可以把一個地方上的好東西向全國推薦。你們前些日子介紹上海梅林食品廠和浙江桐廬縣的經驗就很好。上海、廣東和浙江省委的3個報告，要《人民日報》考慮轉載。這3個報告也不是都寫得很好，報紙可以摘要發表。”

　　吳冷西報告說：

　　“《人民日報》準備有計劃地在第5版發表一些思想評論。”

　　毛澤東說：

　　“《人民日報》是中央機關報，不能簡單地報道各項具體工作、具體業務，它的主要任務是從思想上、政治上影響全國。我贊成你們寫思想評論，而且要當作一項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來做，認真做好。比方說，紅與專的關系是一個重大問題，你們可以就這個問題展開議論，要號召全國各地、中央各部門、黨政軍民學都來注意紅與專的問題。”

　　他又詢問了《人民日報》的內部情況，吳冷西匯報了報社內干部的基本狀況。毛澤東說：

　　“要學會用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長處和短處。要善于用他的長處，幫助他克服短處。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讓不同的意見能充分發表。古人就提倡‘兼聽’，共產黨人應該更能‘兼聽’。‘兼聽則明’，聽到各方面的反映，就能夠從中吸取各方面的營養，減少工作中的失誤。”

　　胡喬木插話說：

　　“我在去年初沒有抓緊宣傳主席講話，主席批評我淺、軟、少，是對的。”

　　他趁機匯報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那篇社論起草的整個過程，并說他那時正在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無暇顧及此事。毛澤東說：

　　“這不關你的事。那篇社論寫好后曾經送給我看。我在清樣上寫了‘不看了’幾個字。罵我的東西我為什么要看。”

　　這次談話已經進行了近2個小時，毛澤東毫無倦意，他說他還要準備明天的講話，胡喬木和吳冷西就起身告辭了。

　　1月16日上午，南寧會議聽取柯慶施的匯報。毛澤東在插話中先從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屆二次黨代會上的報告講起。他說：

　　“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

　　本傳前面已經說過，柯慶施的報告題目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此文后來曾經毛澤東親筆修改過，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毛澤東接著說：

　　“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五分之一，有100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資產階級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斗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這樣的文章，北京不是沒有也，是不多也。”

　　他轉向周恩來問道：

　　“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說：

　　“我寫不出來。”

　　毛澤東說：

　　“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他又轉向大家說：

　　“周恩來的報告（指周恩來1957年6月26日在一屆全國人大4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筆者注），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問題是如何說成績與缺點。省委書記要研究理論，培養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據、詞章，一人每年搞個把篇文章，事情就好辦了。蘇聯文件不重視理論，沒有理論興趣，不講哲學，文法也不對，光說些事務上的事情。領導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詞、連接詞；因為，所以，雖然，但是等，都是連接詞。研究詞章之學，這是文法。不講這些東西，于革命事業不利。要學理論，讀點書，還要學習一點外文。沒有理論，憑什么做領導工作？領導干部要自己動手，集體創作，開動腦筋，不搞出點理論不行。”

　　“任何一個部門，任何一個省委，任何一個軍委，特別是報紙，一定要學理論，做理論工作。各個部門、黨委和報紙的主要負責人，要經常擠出時間來學習理論，學習各方面的知識。

　　這次我特意指定吳冷西來參加會議，因為他是黨中央機關報的總編輯，他應該了解全面的情況。報紙是新聞紙，對許多事情的反應要快，但勉強求快就會出錯。現在《人民日報》反應中央的意見比較快，比較好，但還要進步。有些重大問題自己沒有把握，就應多加斟酌，不可草率從事。不僅報紙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門、各地方黨委給中央的文件，應該像中央前年寫《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文章那樣認真討論，認真修改。如果不這樣認真，那么你這個部長，你這個省委書記，早晚有一天要垮臺。

　　現在大家都說很忙，為黨為國，夜以繼日。但是，只搞些數字，不搞理論，不搞辭章學，不搞考據學，不搞邏輯學，寫出來的東西就是一大堆數字、材料，沒有把心思放在理論方面，這種情況很不好。《人民日報》總編輯更要重視理論，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聞報道淹沒了。”

　　“要破暮氣，講朝氣。暮氣，就是官氣，我們都相當地有一些。世界大發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識分子，都是青年。王弼22歲死，顏回活了32歲，‘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幾歲、李世民十幾歲當‘總司令’。現在我們這一班人，容易壓制新生力量。要講革命朝氣，保持旺盛的斗志。”

　　毛澤東在1月16日的講話提綱中說，學《楚辭》，要先學《離騷》。后來，他批示將《離騷》印發給與會者們。

　　正是：一生惟恐知音少，高山流水誰與聞？耳提面命人不倦，和者蓋寡是陽春。

　　1月17日將近午時，毛澤東的情緒仍然處于亢奮之中。兩年前橫渡長江后，他在《水調歌頭》中描繪的那個宏偉藍圖，也就是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的設想，還能夠實現嗎？

　　此前，薄一波曾反映說，關于此項水利工程，還有一些人表示反對；而且在水電、水利兩個部門之間，也有許多矛盾難以協調。看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是把爭論的雙方即長江水利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水利專家林一山和主管水電建設的李銳找來，讓他們當面鼓對面鑼，各抒己見，說個清楚。于是，毛澤東決定，派飛機去北京、武漢接李銳、林一山來南寧，開一個專題會議。

　　1月17日下午，南寧會議聽取李先念匯報。毛澤東插話又一次批評反冒進。他拿著《人民日報》那篇反冒進的社論，念一段，批駁一段。他說：

　　“《人民日報》的社論是6月20日發表的，距離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會議上的報告只有5天。那個報告是反冒進的，社論發揮了‘反冒進’的思想。”

　　他接著念了社論中的一段話：

　　“急躁情緒成為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間，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統的領導干部中間，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綱要40條一出來，各系統都不愿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后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績。中央幾十個部，每個部一條，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采取一系列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

　　他念完了這段話，說道：

　　“這是說，中央已經下決心反冒進了。”

　　說罷，他繼續念社論中的另一段話：

　　“現在，中央已經采取措施糾正這種情況了，各部門、各地方工作中的冒進傾向，有些已經糾正了，有些還沒有糾正，或者糾正的不徹底，但作為一種思想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徹底克服的，需要我們今后經常注意。”

　　他讀完了這一段，又邊評邊讀邊議論：

　　“這些話的意思是說，還要繼續‘反冒進’。急躁冒進究竟從何而來？《人民日報》的社論說：‘在反對保守主義之后，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后，在許多同志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面性（急躁冒進）。’這一段話是尖銳地針對我的。

　　這篇社論說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說它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好像有一點。社論說：‘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思想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今后我們當然還要繼續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傾保守思想的各種表現，以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受阻礙地向前發展。’你說這些話不對？這是對的啊！但是，這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你看，這篇社論下面接著就說：‘但是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松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只有既反對了右傾保守思想，又反對了急躁冒進思想，我們才能正確地前進。’這篇社論的落腳點是落在反對急躁冒進，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論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了‘但是’后面。

　　社論引用了我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中的一些話。看來作者的用意一來不要冒犯我，二來是借刀殺人。但引用時又砍頭去尾，只要中間一段，不引用全文，因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觀點了。我寫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鋒芒是對著右傾保守的。社論引了我說掃盲‘用急躁冒進的辦法是不對的’這些話，用來作為反對急躁冒進的根據。社論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沒有重點，實際上重點落在‘反冒進’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話來反對我。”

　　“我并不反對對某些搞過了頭的東西加以糾正，但反對把1個指頭的東西當作10個指頭的東西來反。對過急過多的東西加以調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國范圍內把急躁冒進當作主要傾向來反對就錯了，這實際上是反對多快好省的方針。《人民日報》的社論反冒進，使用的是戰國時代楚國一位文學家宋玉攻擊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

　　這個故事的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說：宋玉此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讓宋玉出入后宮。有一天楚襄王對宋玉說：登徒子大夫說你怎么樣怎么樣。宋玉回答說：‘體貌閑麗，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詞，所學于師也。至于好色，臣無有也。’楚襄王問：‘你說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說：‘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至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束如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宋玉說這樣一個絕代佳麗勾引他3年，他都沒有上當，可見他并非好色之徒。接著，宋玉攻擊登徒子說：‘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yan）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意思是說登徒子的老婆頭發蓬蓬松松，額頭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張嘴就牙齒外漏，走路不成樣子而且駝背，身上長疥瘡還有痔瘡。宋玉問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無以復加，登徒子卻那么喜歡她，同她生了5個孩子。請大王仔細想想，究竟是誰好色呢？宋玉終于打贏了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點，盡量擴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個故事見宋玉寫的《登徒子好色賦》。昭明太子把這篇東西收入《文選》，從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詞，至今不得翻身。”

　　散會后，毛澤東指示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印發（18日）給與會者。

　　據薄一波回憶說：“當時，大家心里在納悶，這到底是批評誰？少奇同志說，主席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約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談話，明確講到批評主要是對陳云同志的。”

　　1月18日中午，林一山和李銳被專機接到南寧。

　　這天晚飯后，毛澤東在離明園不遠的一間會議室里，主持召開專門研究三峽問題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還有各大區和中南各省的負責人及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

　　林一山、李銳像應試的考生一樣，都坐在毛澤東面前長條桌的對面。毛澤東要林一山、李銳二人先發表意見，他問林一山：

　　“你要講多長時間？”

　　林一山說：

　　“要2個小時。”

　　他又問李銳：

　　“你要講多少時間？”

　　李銳說要半個小時。之后，林一山、李銳兩人之間免不了要推讓一番，于是，林一山就先發言了。

　　搞三峽工程是林一山朝思暮想的宏大志愿，他在來南寧之前，就在文件箱里滿滿地裝上了有關三峽的勘察資料。林一山又是一個博學的人，他侃侃而談，先從漢朝的賈讓治水說起，歷數長江的洪水災害，又講到長江流域也有旱災；講到水力發電是工業的主要資源，以及為了15年趕上英國，鋼鐵工業的發展要求與電力增長要求之間的比例；講到國內航運事業的落后以及以三峽樞紐為主體的長江流域規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他又講了三峽工程投資的可行性及三峽工程在技術上的可能性，講的時間超過了兩小時。

　　李銳在發言中則是首先對黃河與長江兩者不同的洪水、泥沙最大與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較，說明長江自古以來就是一條好河。他說三峽工程只能控制長江流域50%的面積，而對湖南4水及贛江、漢江則無能為力，對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區的澇災，更是望洋興嘆。他又說，堤防是中國自古以來也是世界各國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既不可貶低它的作用，也不可放松它的作用。防洪標準只能隨著國力的增長逐漸提高，長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于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一個三峽工程一下子解決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現實的。他還說，修建三峽工程需要移民100多萬人，是個極其嚴重極為困難的問題。國家應利用水力資源極其優越的條件，盡力開發水力，電力工業長遠方針應該是“水主火輔”的道路。

　　李銳把隨身帶來的全國水電開發示意圖，攤在桌子上讓大家看。他說，國家財力的許可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左右三峽工程修建時間的重要因素。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電力而不是防洪，像三峽這樣大的工程，要在幾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還有地質情況及工程技術等很復雜的問題，不容有任何忽視。三峽工程同國防與世界形勢，也有不容忽視的關系。

　　爭論雙方的理由陳述完了，該毛澤東表態了。因為李銳的最后一句話，深深地觸動了他，于是，他就點點頭說：

　　“三峽這樣的工程當然會吸引敵人的注意，絕不能遭到破壞。那可是下游幾千萬人民生命安全問題。今天講了還不算數，你們兩人各寫一篇文章，不怕長，3天交卷。第3天晚上，我們再來開三峽的會。”

　　1月19日，毛澤東在一份關于王實味、丁玲寫的《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的報告材料上寫了一個按語，他寫道：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

　　原來，丁玲在1955年被作家協會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在1957年又被定為“丁玲、馮雪峰反黨集團”，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送往北大荒農場勞動。后來，丁玲在毛澤東逝世后曾經回憶起這些往事，她非常冷靜地寫道：

　　“我的案子，當然是文藝界的一些人捏造出來的，匯報上去的。但是，不經上邊，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筆’，他們打不倒我。”“毛澤東統帥革命大軍，創業維艱，需要知識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這群人的弱點、缺點，從個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歡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識分子，需要有才華的人。他從革命的需要出發，和這些人交朋友，幫助這些人靠近無產階級，把原有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立場，自覺地轉變過來。”

　　再說1月19日晚，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了一次話。爾后召開全體會議，周恩來和劉少奇都在會上發言，對反冒進承擔了責任。周恩來說：

　　“主席是從戰略上看問題的，而我往往從戰術上看問題。”

　　劉少奇說：

　　“《人民日報》反冒進的社論，基本方針上是錯誤的，經過我發表的，我負主要責任。對于當時社會主義建設方針有所動搖，沒有感到是方針問題。有這個錯誤感到沉重，對主席的意圖體會不深，感到很難過。沉重又高興，看到群眾高潮高興了。解放以來，我們黨領導革命領導建設，右傾是我們的主要危險。”

　　這次會議開到次日凌晨1時結束。

　　1月20日，南寧會議聽取分管計劃、財政和經濟的3位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的工作匯報。毛澤東在插話中繼續提出一些嚴厲批評，他還說：

　　“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見相結合的開會方法。北京是一種空氣，地方又是一種空氣，要使這兩種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

　　1月21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作總結講話。事前他寫好了提綱，主要談工作方法，杭州會議的17條在這里已成了42條，這就是工作方法六十條的前身。

　　毛澤東在講話中借用了《離騷》的詞句，說明文件寫作中的“概念”和“判斷”的問題。這一部分可以說是一篇很好的哲學短文。

　　他在會上提出辭去共和國主席的問題，要求在今年9月以前，用征求各級干部意見的方式討論，然后在工廠、合作社、學校、機關，凡是有群眾的地方，討論，求得多數人同意。

　　1月21日晚上，毛澤東主持的關于三峽工程的會議繼續進行，會議室里坐滿了人。

　　此時，林一山、李銳的文章，早已印發給各位與會者。林一山的文章洋洋灑灑2萬多字，題目是：《關于長江流域規劃的初步意見》。內容是：1、長江概況。2、綜合開發長江水利資源的迫切性和對我國經濟建設的重大作用。3、以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為主體的流域規劃。4、有關興建三峽樞紐若干重要問題的研究。而李銳的文章則只有3000字，題目為《大力發展水電以保證電力工業十五年趕上英國和修建三峽水電站的問題》。他在文章中除了論述電力工業趕上英國的4個問題外，著重對三峽工程提出了6點看法：1、控制三峽工程修建時間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資問題。3、105萬人的搬遷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4、三峽與國防的關系。5、三峽的技術問題。6、關于“圍堰發電”問題。

　　這次會議的結果，正像李銳在1992年發表的《關于三峽問題的“御前”爭論——憶毛澤東親自主持的1958年南寧會議》一文中洋洋得意地描寫的那樣：“大概有點像圍棋什么名人戰、天元戰的結局一樣，勝負已分，只待主持者宣布結果，會議不到半個小時就散了。”

　　毛澤東最后做了總結，他說：

　　“中央并沒有要修建的決定。對三峽我還是有興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夠建成，那是趕上美國的問題。還有原子彈問題，太集中了也不好，還得有別的電站。水力用之不竭，應當多搞水電，加快發展水電。‘水主火輔’嘛，沒有水力的地方，當然要搞火電。”

　　李富春、薄一波插話都贊成只要有條件，應當盡量多發展水電，現在趕不上，第3個五年計劃總可以做到水主火輔。毛澤東指著李銳說：

　　“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養秀才。”

　　他又轉向李銳說：

　　“你當我的秘書，我需要你這樣的秀才。”

　　李銳忙說：

　　“我當不了，水電業務忙得很。”

　　毛澤東說：

　　“你是兼職嘛。”

　　散會后，周小舟對李銳說：

　　“你中了狀元了！”

　　1月22日，是南寧會議的最后一天。

　　這天下午，毛澤東要去南寧人民公園接見4萬名各族群眾。說來也是天不湊巧，接見活動安排在下午4點開始，可是還不到2點鐘，天上就下起雨來。南方雨水勤雨量多，一下起來就淅淅瀝瀝沒完沒了。毛澤東望望屋外，讓衛士把劉建勛、韋國清叫來，對他們說：

　　“這雨老是不停，別讓群眾淋壞了，我們還是早點去吧。”

　　安排4萬多人的聚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園里早就披上了盛裝，接受檢閱的4萬名群眾，也早已按照指定位置排好了隊伍，此時盡管風吹雨淋，他們依然是翹首以待，期盼著毛澤東的出現。

　　下午2點多，毛澤東冒雨提前來到公園，4萬名群眾頓時沸騰了，他們歡呼著，跳躍著，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穿著風衣，臉上滴著水珠，接過青年們敬獻的鮮花，迎著人群走去，不住地向群眾揮手致意。

　　接見很快就結束了，毛澤東對劉建勛、韋國清說：

　　“天還在下雨，別讓群眾淋著了，快叫他們先回去吧！”

　　欲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后有何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敘述。

　　東方翁曰：關于毛澤東在南寧會議期間就三峽工程所做的結論，李銳后來曾經評價說：“由此可見，在當時那樣緊張地批判‘反冒進’的形勢下，三峽這樣具體問題爭論的結局，同這種形勢完全不協調，可見只要言之成理，毛澤東那時還是很聽得進反面意見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見。”應該說，李銳并不了解毛澤東的全部歷史，他也不可能知道毛澤東一貫是喜歡兼聽的。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從進入湖南一師的時候開始，后來一直到暮年，到逝世前，都喜歡同別人討論問題，甚至是爭論問題，誰說得對就照誰的辦。李銳可能還不清楚，在三峽工程這個問題上，他之所以能夠“取勝”，并不是他的理由有多么充分，而僅僅是在于他那個“國防問題”的一點提示，使毛澤東開始顧慮導彈和原子彈的破壞問題了。毛澤東在第一次論證會上就說了：“那可是下游幾千萬人民生命安全問題。”那時的中國尚不具備對付導彈、原子彈的防御能力。否則的話，論證會的結果就不會如李銳所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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