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

　　翻，拉著歷史向后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勝利以前的

　　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

　　話說1957年5月18日晚上，毛澤東在菊香書屋的臥室里，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陸定一、胡喬木、吳冷西開會。他右手拿著香煙，左手揚起一張報紙，沖著吳冷西問道：

　　“你看過5月13日的《新民晚報》沒有？報上有一篇文章，題目叫作《先鋒何在？》，署名林放，即趙超構，內容相當尖銳，但文筆比較客氣。”

　　吳冷西說：

　　“沒有看，這幾天又是布置機關內整風，又是報道全國大鳴大放。”

　　毛澤東說：

　　“搞新聞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瀏覽全國報紙。上海的《文匯報》、《新民報》，北京的《光明日報》，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細看，看他們有什么議論，有什么獨家新聞，編排怎樣，從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動向。你們新聞工作者協會正在開座談會，昨天《人民日報》報道了。現在新聞界有許多議論：

　　1、他們說，新聞要新。現在新聞太少，舊聞太多。

　　新聞要新，這應當不成問題，因為不是寫歷史。但是不能沒有‘舊聞’，也還要有‘無聞’。這個問題，我在3月份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談過，說要做具體分析。一般講新聞要新、要快是對的，但有的事情發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幾天時間就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宣布進入社會主義，在天安門開慶祝大會。這樣的新聞本來要慎重考慮，但當天就廣播了，以至全國各地一擁而上，照北京的辦，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聞太快了有時就出毛病，不如慢一點好。這個問題看來思想上未解決。

　　2、他們說，現在新聞自由太少，統制太多。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包辦一切。

　　我們的新聞統制，是否比國民黨更厲害？很難說。我們在全國解放后的頭幾年，新聞統制比較嚴，很有必要，因為政權剛拿過來，還不穩固，既搞土改、鎮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點好，就是一家獨鳴。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情況有了變化，應當研究一下，統制太多、太嚴，要有所改變。

　　3、他們說，記者應當是先鋒，‘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鳴而鳴’。過去出過許多名記者，現在沒有，個個都是廖化。

　　《先鋒何在》一文中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記者是先鋒，這在原則上不能說不對，問題是怎么樣的先鋒。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說現在沒有真正的先鋒，個個都是濫竽充數，這恐怕不好說。

　　4、他們說，現在報紙文風不好，教條主義，黨八股，引不起讀者興趣。

　　教條主義很討厭，我也不喜歡。我在延安整風開始時，就數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我在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跟新聞出版界人士座談時也說到，報紙要搞得生動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我也愛看。當時《新民報》趙超構提出，要‘軟些、軟些、再軟些’。我也反對太硬，太硬了讀者不愛看。但是，我也擔心太軟了不好，黃色的東西會出來，所以說兩個‘軟些’就行了。上個月去上海，看了幾天《新民晚報》，辦得還是比較嚴肅的。趙超構是有見解而又誠實的人，他1944年訪問延安，我同他談過話，他回去后寫了一篇《延安一月》，在國民黨統治區影響很大。”

　　毛澤東說著，從斜躺著的床上直起腰，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著左手的指頭說：

　　“看來現在新聞界有3條路線，一條是教條主義，一條是修正主義，一條是馬克思主義。現在教條主義吃不開，修正主義神氣起來，馬克思主義還沒有真正確立領導地位。許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立足點是新聞學有階級性、黨派性。資產階級新聞學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基礎。自由競爭，你死我活，無政府狀態，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特點，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對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有害的東西，他們都不發表。現在許多人都說解放前的報紙如何好。其實，《大公報》、《申報》從清朝、北洋軍閥到國民黨統治時期，都是適應當時政權的需要。當然，資產階級報紙有些東西還是要學習的，不能根本割斷傳統，像電影那樣，有些好東西還要繼承和發揚。共產黨是把人類有史以來的優秀文化遺產都繼承下來，加以發揚光大。但是，我們無產階級新聞學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為基礎的，這同資產階級新聞學根本不同。在學習資產階級報紙的好東西時，只講一致，不講區別，忘記了無產階級的新聞政策，那是不對的。無產階級的新聞政策，同資產階級的自由競爭、無政府狀態不同。在我們國家里，無論哪一種報紙，都納入國家計劃，都要服從無產階級利益，都要接受無產階級領導。這是憲法規定的，因為無產階級最能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

　　無產階級的新聞政策和資產階級的新聞政策，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新聞有階級性、黨派性。資產階級報紙只登對他們有利的東西，不登對他們不利的東西。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報紙也不登對我們有害的東西。這都是階級利害關系，是普遍規律。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資產階級報紙大登特登，我們報紙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訊社有些消息，我們就不采用。它們也不采用我們的東西。倒是我們辦了一個《參考消息》，登了許多西方官方和報刊罵我們的東西，可以說天天替帝國主義做義務宣傳，目的是使我們的干部接觸細菌，增強免疫力。中央決定《參考消息》擴大發行40萬份，過一段時間，總結一下經驗，加以改進，進一步擴大發行。這是‘有聞’、‘無聞’的問題，涉及階級利益的問題。”

　　毛澤東說罷，與會者都很關心《參考消息》擴大發行的情況，議論紛紛。吳冷西作了簡要匯報，他還介紹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類似《參考消息》的內部刊物，不過發行量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學生看不到。毛澤東接著說：

　　“有些消息，是我們自己做的事情，不登報、不廣播。如禁止鴉片煙，又如轟轟烈烈的新區土地改革，我們就沒有發消息，這也是一種‘無聞’。我的一些講話，當時并沒有公開發表。1955年關于農業合作化的講話，過了3個月才發表；今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已經過了3個月，還在修改，也許下個月才能發表。這不是‘舊聞’嗎？還有去年4月講的‘十大關系’，已經1年多了，也還不準備發表，將來發表也是‘舊聞’。我這個人就是不想冒險，先講一講，看一看反應，再做修改，然后發表。有時修改多次還不滿意，只好不發表。

　　只是因為新聞觀點不同，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新聞觀點和新聞政策。有‘新聞’，有‘舊聞’，有‘無聞’。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無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無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只有相對的新聞自由，不自由的情況依據不同的階級利害關系而不同。因為有自由，先鋒總是要出的，不會只是出廖化。有新聞，就可以出先鋒，舊聞也不是不可以出先鋒。發表《先鋒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鋒作用。根本問題是新聞本來就是有階級性的。新聞的形式并沒有階級性，正同話劇的形式也并沒有階級性一樣，漢奸也可以演話劇。白話題材國民黨用，我們也用。我有時也寫些舊體詩。但是，問題在于內容，表現什么思想、什么主題、什么傾向，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這就有階級性了。報紙同政治關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編排，就表現記者、編輯的傾向，就有階級性、黨派性了。

　　現在新聞界議論很多，把教條主義攻一下有好處，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鋒。我們要接受正確的批評，認真改進新聞工作。”

　　5月1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李富春、薄一波《關于解決目前經濟建設和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的意見》寫了一個批語，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國家機關各黨組，軍事各部門：

　　現將李富春、薄一波同志《關于解決目前經濟建設和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的意見》的報告，發給你們，請你們認真地加以研究。中央認為這些意見很重要。我們要在今年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并且為第二個五年計劃作好準備。過去4年中，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筑方面，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暴露的嚴重問題也很多。報告中所揭發的各種不合理現象，在全國帶有普遍性，如建設用地過大，建設標準過高，各搞一套，等等。這些巨大浪費的現象，必須堅決加以糾正。請你們在目前展開的整風運動中，發動各地方、各企業、事業基層單位的職工群眾和黨內外的技術人員，徹底揭發各種不合理的和嚴重浪費的現象；同時，還應組織力量，抓住重點，進行系統的檢查，改變當前大多數單位遲疑不決、不敢動手的狀態。報告中所提出的各項建議，都可參考。有些意見應立即實行，如退還多余建設用地，降低建筑標準，停止擴大中等技術學校等。有些意見，需要慎重研究以后，才能定出辦法，如訓練工人辦法，工人休假制度，加強基層領導力量等問題。請你們將檢查的結果，作出總結，報告我們。

　　中央 1957年5月19日

　　5月20日，毛澤東給德·達姆巴（今譯達希·丹巴）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親愛的德·達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1957年4月26日給我的來信。在我國內蒙古自治區成立10周年的時候，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派來政府代表團參加慶祝盛典，我們感到非常高興，謹致謝意。

　　我們研究了你在來信中提到的由中國供給蒙古人民共和國勞動力的問題。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應該做的。但是，如你們所設想的，大量遷移我國內蒙古自治區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國定居，是有困難的。因為我國內蒙古自治區的居民有870萬人，其中700多萬人是漢族，而蒙族同胞僅有100多萬人。其次，我們考慮，如果從中國動員勞動力去蒙古人民共和國從事生產建設，我們也只能夠動員從事工業和農業的勞動力前往，而動員從事牧畜業的勞動力是有困難的。所以，我們設想，只能動員漢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國參加工、農業方面需要勞動力的部門的工作。即便如此，我們每年能夠派去的人數也不能很多。因為人數過多，在語言方面，在生活習慣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會有困難的。我們設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國參加工業建設的勞動力中，主要應該是些技術工人，以便幫助蒙古居民學會某些生產操作的技能。我們意見，當這些從事工、農業生產的中國技術工人，在雙方規定的期限之內教會蒙古居民生產操作的技能以后，他們就可以回國了。根據我們的計算，在最近幾年內，每年供給數千人是可能的。為了使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國工作的漢族人便于工作，便于同蒙古人民團結合作，我們準備每年在派去的勞動力中調配幾十名懂蒙、漢兩種語言的蒙族人，以便同蒙古人民共和國有關管理機構聯系，從而減少管理工作中的困難。我們建議關于供給勞動力問題，可以由我們兩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辦理。如果你們認為漢族人不熟悉蒙古語言和生活習慣因而有困難的話，我們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總之，一切都應該根據你們的需要，并且對于你們方便，作出決定。

　　目前，我們已經派有8000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從事各方面的勞動。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情況，他們之中有不少人違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我們對于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有關機關的協助之下，已經作了一些處理，其中有些人已經調回中國，另一些人，則根據他們違犯法律的情節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法律處理了。我們設想，今后這類事情還是會發生的。我們今后也將本著這個原則，凡是違犯蒙古人民共和國法律的中國員工都應該按照蒙古的法律法辦。如果你們認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員，可以通知我們，我們準備隨時調動他們回來，以免增加你們管理中的困難。

　　謹致兄弟的敬禮!

　　毛澤東 1957年5月20日

　　5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書案邊學習了一會兒英語，休息時和他的英語老師林克談起了《沁園春·雪》的主題，和關于這首詞注家解釋錯誤的問題。毛澤東問：

　　“你喜歡我的哪一首詩詞？”

　　林克想了一想，說：

　　“我最愛讀的要數《沁園春·雪》。”

　　毛澤東說：

　　“《沁園春·雪》這首詞是反封建的，批判2000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文采、風騷、大雕，是從一個側面來批判封建主義制度的，只能這樣寫，須知這是寫詩啊！否則就不是寫詞，而是寫歷史了。難道可以謾罵這些人們嗎？別的解釋是錯的。末兩句，是指無產階級。”

　　毛澤東說罷，立刻揮毫書寫了《沁園春·雪》全文，送給林克作紀念。

　　林克得到毛澤東的書作，自然是如獲至寶，喜不自勝。可是后來這幅字被田家英看見了，田家英自稱是“愛書愛字不愛名”的人，他說他非常喜歡這幅字，一再向林克索要，林克無奈，只好送給他了。

　　5月22日，北京大學校園里的大字報由幾十張激增到幾百張。

　　北京大學學生在大飯廳里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是在5月19日，此后，大字報便越來越多。這些大字報的內容很多是要求取消黨委負責制，要求言論集會結社絕對自由，徹底開放一切禁書，反對必修政治課等等。學生們的這些舉動，被一些人稱為“五一九運動”。《光明日報》和上海的《文匯報》在他們的報道中，稱其為“北京大學‘民主墻’”。

　　毛澤東在一連幾天的時間里，幾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看大字報。他問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你看共產黨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穩？”

　　5月22日下午，中央統戰部召開第9次座談會，羅隆基在發言中提出建國初的“三反、五反”鎮反運動搞過頭了，在黨的領導以外設立一個負責平反的領導機構。他說：

　　“有人提出要黨提出保證，在他們對黨進行批評以后，不致在將來受到打擊報復。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

　　羅隆基提出由人大和政協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鎮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么委屈都來申訴。

　　章伯鈞提出要搞“政治設計院”，這個政治設計院還要有權，像美國的參議院一樣，要像美國那樣搞多黨派的“輪流坐莊”。這實際就是要求共產黨下臺。

　　5月23日，“人大”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講，歌頌和散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她說：

　　“我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我管這個社會叫作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奮斗”，“讓每一個人過真正的人一樣的生活”，“不要以為共產黨用整風的方法，采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向人民讓步就夠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取到的一點點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后來在“反右派運動開始后，林希翎的演講內容通過黨內渠道反映到劉少奇那里，劉少奇就批示：‘請公安部門注意。’后來是羅瑞卿親自抓的她。按照當時的標準，林希翎打成右派，沒有什么冤屈（但是，實事求是講，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走的正是林希翎要的‘特色社會主義’，卻不給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確是冤屈了她。林希翎后來也得不到平反這個事實，正好也能說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個人的意思，不給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確不是來自毛主席。）我從秦城出來后，讀到有文章說，1973年毛主席問吳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聽說是被公安局關起來了，就馬上要求‘立即釋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貫主張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錯誤，都要給予出路的。我想，這個事該是真的。這就說明，即使在對待按照當時的標準確定的毫無疑問的大右派林希翎的問題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領袖人開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識分子，去‘引蛇出洞’，還去搞反右派擴大化呢？”

　　且說5月23日下午，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鄧小平關于最近整風鳴放情況和工作部署。鄧小平在匯報中說：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運動可不可怕？現在我們確實有些擔心，比如我們黨校有相當多的高級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們在那里很擔心。這個擔心是有理由的。你說共產黨看到那個罵娘的事情心里不著急，我看也難設想，我就有點著急。開始幾天，人心里面有點急。后來看到那個反動的東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擔心是不是會出亂子。總的估計是出不了亂子。”

　　鄧小平接著談到了工作部署。此后，周恩來、朱德、陳云、康生也通報了一些情況。劉少奇最后作了總結，他說：

　　“小平同志的報告很好，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確定的，要根據這樣的方針、步驟來領導當前的運動。”

　　5月23日晚，人民大學的一名學生來到北京大學，公開發表煽動性的演說，他稱現在的社會是“封建的社會主義”。

　　5月24日，毛澤東改出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征求意見“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圍內征求意見，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還有田家英、胡繩、鄧力群。他在批示中寫道：

　　“各同志：此件請即看，在你們認為應當修改的地方動筆加以修改，于5月26日退回中央辦公廳楊尚昆同志，為盼。”

　　5月25日，毛澤東改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征求意見“第三稿”，他要求立即印發給在京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還有田家英、胡繩、鄧力群及當天到京參加會議的各省市區負責人。他在批語中寫道：

　　各位同志：

　　這是第三稿，還要修改。請你們在收到后，在你們認為應當修改的地方即動筆加以修改，于6月5日以前將原件退還楊尚昆同志為盼。

　　毛澤東 5月25日

　　又，我在百花齊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5月25日下午，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員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3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他在簡短的講話中說：

　　“你們的會議開得很好。希望你們團結起來，作為全國青年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

　　你們這個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對全中國青年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對你們表示祝賀。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斗。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5月26日，《人民日報》和其它各大報刊都刊登了毛澤東的這一段重要講話。

　　5月27日，毛澤東改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征求意見“第四稿”。他在通知中寫道：

　　“這是第四稿。請看‘百花齊放’那一節，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5月28日，毛澤東改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征求意見稿“第五稿”。他要求在3個小時內，印發給各省市區黨委書記，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另發田家英、鄧力群、胡繩。

　　是日下午，毛澤東邀約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談《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修改問題。

　　1957年6月1日，毛澤東改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征求意見“第六稿”。

　　6月1日下午，中央統戰部召開第12次座談會。各民主黨派機關報《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他說：

　　“這幾年來黨群關系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依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系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于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系？”

　　6月2日，上海《文匯報》在頭版全文刊登了儲安平的發言。

　　6月3日，李維漢在中央統戰部舉行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結束后，準備在下一次會議上講話。他來請示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問要不要反擊？周恩來說：

　　“柯慶施在上海已經有所表示，你可以講。”

　　毛澤東一邊審閱著李維漢的發言稿，一邊說：

　　“座談會上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相當一部分是錯誤的。”

　　6月初，毛澤東在書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給他和楊開慧當過保姆的孫嫂陳玉英。毛澤東握著陳玉英的手，微笑著說：

　　“隔了30年了，你還是這個樣子，你還好健康啊！”

　　他幫助陳玉英入座，情不自禁地說：

　　“你和開慧在反動派的監獄中很堅強，沒有被敵人的嚴刑拷打所屈服，你們受了很多苦啊！你苦了一輩子，該好好休息一下。你同楊開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見你就像看見了楊開慧一樣。你以后可以每年到北京來一次，來看看這里的發展變化也好嘛。你女兒要來，讓她來一次，你們就是我家里的人一樣。”

　　毛澤東問起楊開慧在獄中的情況。他聽著聽著就流下了眼淚，他說：

　　“開慧是個好人哩，你也是個好人哩，岸英是個好伢子哩。革命勝利來之不易，我家就犧牲了6個，有的全家都犧牲了。”

　　毛澤東留陳玉英吃了午飯。飯后，陳玉英要走了，毛澤東扶著她起身，扶著她下臺階，還溫和地囑咐她說：

　　“小心點。”

　　陳玉英視這種特殊禮遇為理所當然，還像過去一樣，把毛澤東看作是一家人。她對扶著她的毛澤東說：

　　“放松點，我老了，走不穩了，你曉得的。”

　　時隔4天，毛澤東第2次接見了陳玉英，說以后要給陳玉英寄一些錢去，好讓她生活過得好一些。

　　毛澤東將自己的兩張照片送給陳玉英和她的女兒孫燕，并提筆在照片上簽了字，又在陳玉英的筆記本上寫下了“毛澤東”3個字。

　　陳玉英這次在北京住了20多天才回去。此后，毛澤東多次寄錢補助陳玉英的生活，還供養她的女兒孫燕上大學。

　　后來到了1958年春節前夕，毛澤東又把她的女兒孫燕接到北京住了半個月，并給孫燕買了一套衣服。1958年6月，毛澤東第2次接陳玉英到北京住了20多天，先后兩次接見她。這是后事。

　　再說6月5日晚，毛澤東約請陳叔通、黃炎培在頤年堂談鳴放情況。

　　此前，陳叔通和黃炎培分別參加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

　　6月6日，毛澤東看了陸定一6月5日送來的6月4日《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

　　簡報中說：北京大學有一學生寫了一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吁》的文章，在校內外散發，造謠說黨中央已開始分裂，毛主席的“鳴”、“放”方針遭到了黨內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對和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臺。

　　毛澤東在《簡報》上批示道：

　　尚昆印發在京各中委一閱。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

　　毛澤東  6月6日

　　6月6日這一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并批示：

　　“即送劉、周、陳、朱閱，尚昆用電報于今日發出。另印如前示。”“不發新疆、西藏。發后留交小平閱。”

　　毛澤東在《關于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中寫道：

　　“根據北京的經驗，在機關及高等學校內部出大字報，一可以揭露官僚主義等錯誤缺點，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動思想和錯誤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鍛煉黨團員及中間派群眾（他們應當在大字報上批評錯誤思想和反動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將來中等學校及工廠整風時是否允許出大字報，那時再考慮。至于各民主黨派及社會人士大放大鳴，使建設性的批評與牛鬼蛇神（即破壞性批評）都放出來，以便分別處理，大有好處。”

　　“必須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一成熟，即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我們必須打勝仗，也完全有條件打勝仗。黨內團內一部分右傾分子叛變出去，是極好的事，切記不要可惜。對于工廠和中等學校，目前不要整風，但要主動下樓，改善作風，廣交朋友，深入群眾。不可亂許愿，亂答應，又要避免出亂子，以便上層中層整好，騰出手來，再整好下層。北京的情況證明，各民主黨派、高等學校和許多機關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動思想和錯誤思想，反動分子乘機活躍，但是他們只占各單位人數的百分之幾，最反動的分子不過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幾是中間派和左派。”

　　“請你們注意將你們的單位人數，在運動中，按左中右標準，排一下隊，使自己心中有數。暑假將屆，京滬及各地大學生將回家，其中有些人將到處活動，你們應爭取主動，并準備適當應付。最后請你們注意一點，在各高等學校和各機關，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現在能解決的，應當盡快解決一批，以利爭取中間派，孤立右派。”

　　6月6日下午，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召集黨外人士舉行了一個座談會。民革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當眾宣讀了一封他收到的匿名信。

　　原來，盧郁文在5月25日的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發了言，他說一些人提的意見有擺脫共產黨領導的意思。他還說，黨和非黨之間的墻應由雙方共同來拆。他又批評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的主張。不久，盧郁文就收到了這封匿名信，信中說他是“為虎作倀”，辱罵他是“無恥之尤”，恫嚇他如不“及早回頭”，就“不會饒恕你的”。匿名信中還說：“共產黨如果只認你這班人的話”，“總有一天會走向滅亡”。

　　盧郁文讀罷這封恫嚇信，說道：

　　“我不理解有人為什么只許說反面話不許說正面話，對講了正面話的人就這樣仇視。”“我們應當深思，我們對共產黨的批評究竟是從什么地方出發？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還說，他不怕辱罵，不怕威脅，他還要講話。

　　接著，國務院參事李仲公在發言中說，他因為批評了對中國共產黨提意見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對他進行威脅的匿名信。

　　6月7日上午，胡喬木通知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說，毛澤東要和他們二人談話。胡喬木叫吳冷西下午先到他的住處去，然后二人一起去見毛澤東。

　　在這個初夏的下午，中南海顯得特別幽靜。胡喬木和吳冷西沿著小路走過居仁堂，來到勤政殿后面的一個小門旁，走進菊香書屋，到了毛澤東的臥室里。毛澤東似乎是剛睡醒不久，他斜躺在用兩張單人木床合并而成的大床上，正翻看著這一天的《文匯報》，那些已經看過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放在左手一邊的木板床上，那里還堆滿了近期看過和將要看的書，有古籍，也有新書。右邊的床頭桌上還放著好些其它報紙。

　　毛澤東見二人進了屋，就放下手中的報紙，招呼他們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問道：

　　“你們看過今天的報紙沒有？現在報紙很吸引人，許多人高談闊論，說要幫助共產黨整風。”

　　胡喬木、吳冷西剛坐下，毛澤東不等他們回答，便又興高采烈地說：

　　“今天報上登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他說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對他進行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這封恫嚇信好就好在他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就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很不正常。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什么時候抓住什么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斗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么？》，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來思考。雖然社論把我們的觀點擺明了，但還是要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余地。魯迅寫文章常常就是這樣，總是給讀者留有余地。寫文章尤其是社論，一定要從政治上總攬全局，緊密結合政治形勢。這叫政治家辦報。”

　　毛澤東將話題一轉，對吳冷西說：

　　“今天找你來，主要不是談這些，而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調你去《人民日報》主持編輯工作，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去。”

　　此時的《人民日報》社社長和總編輯是鄧拓。吳冷西一聽說是要自己去代替鄧拓，就說：

　　“我毫無思想準備。”

　　毛澤東看看吳冷西，又看看胡喬木，說：

　　“兩個月前，我批評《人民日報》沒有宣傳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精神，批評《人民日報》對最高國務會議無動于衷，只發了兩行字的新聞，沒有發社論，以后又不宣傳。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甚至連新聞也沒有發。結果《文匯報》、《新民晚報》和《光明日報》把旗幟抓了過去，大鳴大放，真是百家爭鳴，唯獨馬家不鳴。我在上海發現這個情況，就回北京來查此事。先找喬木談，第二天又找《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和副總編輯談。我當時說得嚴厲了一些，說他們不僅不是政治家辦報，甚至也不是書生辦報，而是死人辦報。這樣猛擊一掌，為的使他們警醒過來。我當時列舉幾個例子證明我的看法：《人民日報》當天的社論和幾天前的社論，都沒有提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好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這回事。”

　　毛澤東對著胡喬木嚴厲地說：

　　“中央黨報辦成這個樣子怎么行？寫社論不聯系當前政治，這哪里像政治家辦報？”

　　胡喬木解釋說：

　　“這件事情我也有責任。《人民日報》在最高國務會議后訂了宣傳計劃，也起草了幾篇社論，但我感到寫得不好，修改了幾次，仍然沒有把握，所以就耽誤下來了。”

　　毛澤東對吳冷西說：

　　“《人民日報》任務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領導力量，經過再三研究才考慮讓你去。”

　　吳冷西說：

　　“我雖然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和研究了2年，又在抗大和陜北公學講過馬列主義課，但十多年來一直搞新聞工作，沒有搞過理論，學術問題、文藝問題懂得更少，不適合到《人民日報》去。”

　　毛澤東說：

　　“我們黨內許多負責黨員怕教授，這很不妥當。中央想調你到《人民日報》，可以同時兼著新華社社長，你再考慮考慮，給你10天時間，最多不能超過半個月，時間很緊，工作很需要。10天以后再談。”

　　毛澤東又在他起草的《這是為什么？》社論稿上改了幾個字，交給吳冷西和胡喬木，要新華社當晚向全國廣播，要胡喬木在6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

　　6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么？》，全文如下：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些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就有人寫了匿名來信恐嚇他。這封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我們反對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你現在已經爬到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的寶座了。你在過去，在制造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墻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還敢為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頭吧！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

　　在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這究竟是為什么？

　　盧郁文在5月25日的發言中講了些什么呢？歸納起來，一是告訴人們不要混淆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二是說國務院開會時應該有事先準備好的文件，以便討論，免得像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一樣每天爭吵，議而不決，不能說就是形式主義，就是不讓大家討論；三是說他自己同共產黨員相處得很融洽，中間沒有墻和溝；如果有些人和黨員中間有了墻和溝，應該“從兩面拆、填”，雙方都要主動，四是說共產黨人對某些批評可以辯駁，這種辯駁不能認為是報復打擊；五是對黨外人士如何實現有職有權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具體意見。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不能不問：發表這樣實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見，為什么就是“為虎作倀”，“無恥之尤”？為什么要“及早回頭”，否則就“不會饒恕你”？

　　把盧郁文的發言說成“為虎作倀”，共產黨當然就是寫信者們心目中的“老虎”了。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死敵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作戰的時候，的確和老虎一樣勇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懼，屈服。但對中國人民來說，共產黨卻是最好的朋友：它幫助人民推翻了壓著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勢力，幫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廠等生產資料，使人民擺脫了剝削階級的殘酷壓榨，把自己的歷史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現在正朝著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邁進。最廣大的人民從來沒有像在共產黨領導的時代這樣充滿光明的希望和生的樂趣。共產黨也犯過錯誤，也有缺點，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正是要整掉這些錯誤和缺點。一切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抱有善意的人們，都在積極地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以便加強社會主義事業，鞏固黨對于人民群眾的領導。在這樣的時候，卻有人把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維護共產黨的領導權的言論稱為“無恥之尤”，“為虎作倀”，把共產黨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這種人的政治面目，難道還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么？這些人警告盧郁文“及早回頭”，請想想他們所說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頭”？當然，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頭上也會說他們怎樣才是真正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云云。但是，難道還能相信對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如此仇視的人們，是在那里幫助共產黨整風，是在那里擁護社會主義事業么？

　　我們所以認為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這封信的確是對于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斗爭的信號。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斗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輩何香凝先生說得好：“今天是新時代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走上社會主義。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她指出，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里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臺”。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后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勝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可是他們忘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在全國一切進行整風運動的地方，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風運動使共產黨孤立，想使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孤立，結果真正孤立的卻是他們自己。在各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中，有少數右派分子像盧郁文所說，還想利用辱罵，威脅，“裝出‘公正’的態度來鉗制”人們的言論，甚至采取寫恐嚇信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這一切豈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嗎？物極必反，他們難道不懂得這個真理嗎？

　　非常明顯，盡管有人叫共產黨“下臺”，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些決不會使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發生任何動搖。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而人民群眾也仍然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那些威脅和辱罵，只是提醒我們，在我們的國家里，階級斗爭還在進行著，我們還必須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并且得出正確的結論。

　　除《光明日報》和上海《文匯報》以外，各主要報紙都轉載了這篇社論。

　　欲知毛澤東下一步如何組織反擊右派進攻的斗爭，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撰寫的《這是為什么？》一文短小精悍，以理服人，不失為一篇政論文的范文。他在文章中寫道：“共產黨也犯過錯誤，也有缺點，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正是要整掉這些錯誤和缺點。一切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抱有善意的人們，都在積極地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以便加強社會主義事業，鞏固黨對于人民群眾的領導。在這樣的時候，卻有人把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維護共產黨的領導權的言論稱為‘無恥之尤’，‘為虎作倀’，把共產黨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這種人的政治面目，難道還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么？”“難道還能相信對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如此仇視的人們，是在那里幫助共產黨整風，是在那里擁護社會主義事業么？”在這里，毛澤東把整風運動與反右斗爭的因果關系說得明明白白的了，可是后來有人卻故意顛倒這一因果關系，說什么“雙百方針”和讓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是“引蛇出洞”。此論豈不謬哉！

　　電子版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